共和國六十年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劉仲侯訪談錄）

訪談整理：老田

時間地點：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昌經緯賓館

【老田按】在共和國60年即將到來之際，可以預料，承接去年的改革三十年的新一輪宣傳運動會啟動。在去年的宣傳運動中間，相信許多網友會感到不滿意，不管怎么說，報章和媒體的宣傳主題及其提供的理解歷史線索，跟普通人的親歷親聞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大學生，甚至是別的什么人，已經很難把自己的感受跟媒體宣傳文章的基調進行對照了。

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似乎存在著相互分割并且彼此對立的兩種歷史，一種是主流學界和官方媒體提供的書面歷史，另外一種是民眾的親歷親聞的歷史，從1980年代以來，這兩種歷史相互脫節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相互之間無法對照。普通人親歷的文革，與官方決議和學者寫的文革史，截然相反；官方說的大躍進，與基層干部和農民的記憶也迥然不同；這樣的狀況竟然持續了幾十年，很可能有些人已經感到不滿意了。

有鑒于此，筆者痛感到理解新中國歷史需要新的材料、新的角度。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都還在世，所以，理解新中國歷史，存在一個以口述史補充“正史”的可能。本篇訪談錄就是老田訪問一位老共產黨員而記錄下來的。

劉仲侯老同志親歷過建國后很多重大事件，并且對一些關鍵決策持有可貴的獨立思考，不是那種永遠都能夠“趕上時髦”的聰明人。他在縣委書記任上親歷了農業大躍進，在地委副書記任上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副部長任上親歷了教育界的“撥亂反正”，在省委副書記任上親歷了解散農業集體經濟，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政策調整過程中間，劉老都有自己的看法。雖然劉老的看法不同于官方決議，也不同于主流學界所推崇的普世價值，故此顯得“很不權威”，但貴在獨立思考，這種獨立思考提供了“歷史書寫一邊倒”之外的寶貴材料。

從劉老的親歷親聞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關鍵性的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運作過程，可以加深我們對鄧小平理論的理解。作為共產黨內部政見分歧的一個主要方面，教育革命問題是鄧小平非常注重的，針對毛澤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鄧小平后來針鋒相對地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這個話題涉及到如何理解公有制社會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問題，隱含了一個公有制社會的領導層（在其他情況下是統治階級）的再生產機制，所以成為鄧小平反駁毛澤東和馬克思的焦點題目。當然，鄧小平這樣一種反駁方式只有不同意見不發言的時候，才會才能夠起作用。為了提高說服力，學界的一些積極分子例如于光遠、胡繩、蘇紹智等人迅速跟進，于光遠說公有制條件下不可能產生階級因為這與馬克思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劃分依據不相符，胡繩說毛澤東是民粹主義思想過分地推崇社會下層缺乏依據，蘇紹智則較為委婉地從毛澤東的“大過渡”看法出發說社會主義有初級階段，所有的“理論工作”目的只有一個，完成鄧小平未能很好完成的理論使命——否認公有制社會的階層分化與矛盾存在。

實際上從1974年醫療組發現毛澤東罹患運動精神元病之后，鄧小平就開始布局，先是啟用胡耀邦、周榮鑫、萬里、張愛萍等“四大金剛”，開始發布不同政見——也就是所謂的“右傾翻案風”；1974年年底，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談話中間全面涉及到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制度和對資產階級專政問題，要張春橋和姚文元寫文章來闡釋這些思想，內容涉及到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特別是公有制社會的官民關系問題，鄧小平感到這個關鍵問題上也不能沉默，于1975年初成立國務院政研室，任用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熊復、胡繩、于光遠、李鑫等七人，根據鄧力群的回憶，這一動作是預備奪取原本由張春橋、姚文元分管的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發布鄧小平方面不同政見。在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間，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間的教育革命理論和實踐問題，教育界的領導權問題，“四大金剛”中間的胡耀邦和周榮鑫為此發表了很多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這在后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間有披露和反駁。

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后，鄧小平在1978年對于同一話題有兩次重大的發言，一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二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在后一次講話中間，鄧小平把1971年全教會的《紀要》概括為兩個估計“《紀要》里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前一次講話中間，鄧小平反駁了這兩個估計。學習一下鄧小平的反駁邏輯，這很有意思，他說腦力勞動也是勞動，所以進行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就是勞動者，不存在社會分層的依據，這樣，就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和反馬克思的西方主流社會學關于分層的研究和結論，統統推翻了；另外，他說世界觀問題要看為誰服務，他斷言知識分子也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所以就不存在一個世界觀改造問題，他就這樣簡單地推翻了他自己概括出來的“兩個估計”。在這個爭論中間，先是鄧小平方面發布不同政見——“右傾翻案風”，接著毛澤東方面發布看法——反擊右傾翻案風，然后又是鄧小平方面發布政見——撥亂反正，可惜的是沒有反駁的聲音。

大體而言，鄧小平對于教育和科學的認識在其思想方法中間是有代表性的，鄧小平理論的功能性地位，是否定一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析價值，迄今為止，黨史國史研究中間對于新中國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分析，基本上是拒絕應用前人積累的一切理論成果。在這個撥亂反正政策的背后，相關的爭論和不同看法都被遮蔽掉了，這也是一種黨史國史研究的發言方式——論述和做結論時從來不提供第一手材料和特定歷史背景中間的不同看法。目前高校和科研機構中間，堅持鄧小平開創的研究路徑“吃學術飯”的人，數量最為龐大，可能有數十萬人之多，這些人研究黨史國史時，基本上很好地堅持了既不應用理論又不提供完整的經驗材料的方法。這個“鄧小平研究道路”，每一個網友都很熟悉，主要是服務于論證什么政策什么人“好或者不好”，這種所謂的研究文章，結論是先定的，證據是后找的，往往以誰誰誰說了什么開始，然后在官場或者民間有一個好的或者壞的例子就算是完成了論證過程，最后得出的結論往往與某個決議或者某個高官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位大學政治課教師，對這一現象表示高度不滿，他曾經對我說過：做一個政治課教師很可悲，沒有自己的人格獨立，上面風向變了之后，就得換一種說法去教學生。但是這種現象還在繼續，并且與普通人的感受差距越來越遠，我不知道，把鄧小平理論發展成為學界這樣一種“寫文章教書混飯吃”的方式——脫離一切理論并反對一切全面的材料——還有人多數人感到非常滿意并打算繼續堅持下去。但愿這一篇口述史，對于那些不滿意片面材料的研究者會有所幫助。

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1949年大軍南下，我到了無錫區黨委工作。開始在政策研究室，后來組織農村工作團，我當工作隊長，帶領五六十號知識青年去農村，當時是要穩定農村，建立政權，我搞了一年之后就調回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當秘書。江蘇省委1952年底由蘇南區委、蘇北區委和南京市委合并成立，我1954年調到省委組織部，搞審干工作，主要是審查高級干部的歷史。

一、         在縣委書記任上親歷大躍進

建國初期，農村增產很快，啟東縣的棉花也不錯，1955年風調雨順，達到70來斤皮棉，那是很了不起的，解放前不過畝產30斤左右，老百姓都很高興。1956年高級社轉社之后，皮棉單產后退到三四十斤，農村有些情緒被動，有些人就說合作社不好。當時的農業生產，一個是生產關系變動，一個是靠天收，氣候影響很大。為了穩定農村，省委開始下派干部去當縣委書記，我是第一個下去啟東的。

從土改之后，我已經好幾年不接觸農村了，情況不了解。那時就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辦事，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做調查研究。很多縣委書記是1958年才派下去的，不了解實際情況，這個方面吃了很大的虧，我因為先一年派下去縣里面工作，了解一些情況，就不一樣一些。1958年瞎指揮、浮夸風起來之后，很容易犯錯誤、跟著走，就是吃了不了解情況的虧。我先下去一年，做了些調查研究，對于那些高指標和瞎指揮的東西，雖然做不到完全識別，但還是有所保留，有所抵制，心里就想：怎么可以這樣子辦事呢？因此，啟東縣的“五風”就比人家要輕一些。當時上面有些人搞瞎指揮、高指標，農民不接受，干部很為難，要么是向下搞強迫命令，要么是根本推不開。

地委一位副書記下去啟東，要貫徹那些意圖，說我們沒有把農民發動起來，當時我們縣三級干部會議已經開過了，他要求重新召開一次，由他來幫助我們發動群眾。我們縣委有個副書記跟我看法一致，說農村眼前正是農忙時期，干部要跟社員一起勞動，不能再開干部會議，這個時候把干部和群眾分開來很不好，我也同意這個看法，就對地委領導同志一再解釋，但是他仍然堅持己見，最后我就頂了他，說：如果一個縣的工作落后，地委幫助開一次會就解決了，那地委工作也很容易做嘛，一個地區幾個縣開幾次會就解決好了。這樣，地委就對我有看法。當時提出畝產100斤皮棉，這個目標我認為還是有可能實現的，就率先起來響應，同全省各地區各縣競賽。后來有的縣說要達到200斤，地委就說人家地委提出畝產200斤，就要求我們也跟進這個高指標，我就說人家搞他的，我們搞不起來，就沒有響應。這樣就批評我，說我右傾，正因為這樣，啟東的破壞反而小一些。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批判彭德懷，江蘇省的情況還比較好，清醒一點，沒有到處捉小彭德懷，主要是教育，沒有一個縣委書記被打成反黨分子處理。

1960-61年發現問題多了，就清醒起來，開始認真糾正五風，啟東縣恢復就比較快，1962年夏糧就增產一個億，平均每畝增產100斤以上，老百姓就很高興，說肚皮吃得飽了，盒子炮也打不穿。62年解決了口糧問題，1963年棉花單產超過80斤，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放了個真的衛星。啟東120萬畝地，一半種棉花，差不多就有50萬石棉產量。我在縣委書記任上的一個感受是，只要是把集體組織好了，生產恢復起來，速度很快，壓都壓不住的，集體經濟不是沒有優越性的，恰恰相反，它有極大的生命力。全國62-63年也開始從困難中間慢慢恢復起來。

1963年末，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給地委打招呼，建議啟東在1964實現皮棉100斤，糧食800斤，提前“過綱要”，對外不作宣傳。蘇北選定啟東，蘇南選定常熟。那個時候，開始提倡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農村學大寨也開始提了，對干部和群眾的教育和鼓舞很大。我們縣常委會議決定：竭盡全力，腳踏實地，動員和依靠全縣人民，奪取糧棉雙超綱要。結果真的實現皮棉畝產131斤，糧食達到832斤，我們自己都大吃一驚，對全國都有震動。省農業科學院華院長來看，他說明年做不到，計算投了多少化肥，推測快速增產是挖了地力。結果他也沒有說準，因為他不了解啟東的耕作制度，農民是一邊種地一邊養地，種植一些豆科作物有根瘤菌固氮，而且啟東的棉花品種是矮桿棉花，農民把那些高桿棉花稱為“大雄棉花”，因為桿子長得壯，桃子較少；把啟東的棉花成為“小雌棉花”，桿子矮但是桃子多。

科學種田需要有集體經濟配合，要不然很難取得成績，一個合理密植問題，就需要大量的試驗數據。匯龍區試驗了四種種植密度結果得到四種產量，證明畝產3500株產量最高，3000株次之，4000株最低。棉花播種時間，根據多年的試驗田經驗大約是在4月20日至5月5日之間較好，早了容易發生凍害，遲了伏桃少影響產量質量。當時很講究種試驗田，把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結合在一起，現在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必然是相互脫節的。縣里面還專門派人去浙江慈溪常駐那里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

從64-69年，年年都是糧棉上綱要，1969年國慶二十周年，棉花單產達到一百六十斤，又放了新的衛星。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搞集體經濟要靠群眾的積極性、革命性，當時提出一個口號“為革命種田”。工業學大慶時期，農民提出來說，大慶那邊冰天雪地，我們這里的泥土像切豆腐，做事情容易得多，種田確實需要一種精神境界。之外，還總結了不少先進經驗，那時大力提倡“科學種田”；在政策執行方面，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農業六十條”，解決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在窮隊和富隊之間也不搞平調，對社員實現按勞分配，我們就堅決貫徹執行這個，確實就像毛主席所說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沒有這個是什么都辦不成的。

在領導上當時特別講究走群眾路線，普遍開展生產問題的討論，實現生產民主，集中群眾的智慧傾聽群眾的不同意見，做到上情與下情結合，啟發群眾的覺悟，讓群眾懂政策，懂科學；搞技術革新，一切經過試驗，實現領導、群眾、技術員三結合。畢竟群眾跟干部一樣，都是希望高產的，只要是把道理講清楚，特別是經過試驗讓群眾親自參與和了解，各種豐產措施群眾都是會積極接受的，經過幾年的豐收，群眾越來越相信科學技術。我當時有一個講話，除了講群眾路線之外，還講到不能濫用科學的權威，強調領導工作要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反對形式主義，反對干部安于現狀，不去調查和實踐，對新鮮事物不去支持和推廣，而是自己當“蓋子”。這個講話后來在65年8月2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人民日報配發了很長的編者按，其中說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黨的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同一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農業部調查組的報告《啟東縣是怎樣領導農業生產群眾運動的》。

1964年啟東縣實現了棉花畝產131斤，有了實際的例子，地委就好講話了，要求南通地區6個縣到1965年都實現超100斤，結果也都實現了。到底農業能不能實現大躍進，從我親身經歷來說是可以的，南通一個地區不是小地方的人造典型，不是一個大隊一個公社，而是一大塊地區，整個地區六個縣200多萬畝棉花都超了《綱要》，這是我自己干九年縣委書記的一個實際體會。后來搞包產到戶，啟東堅決不同意，我也是想不通，從1979年開始我一直是抵制單干風的，不過中央一道道命令下來頂不住。

二、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不理解

1965年省委調我去鹽城地區任職副書記，當時42歲，算是很年青的，當時提出培養年青的接班人。四清運動我是理解的；文革開始時期受沖擊特別厲害，所以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最初是文化界先搞起來的，批判海瑞罷官，說文化界的一些人利用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思想領域開展階級斗爭。

1966年底，北京學生到各地串聯，機關和工廠里頭的工人都動起來了，主要就是反映一些單位的干部脫離群眾、自私自利、貪污腐化，一批批群眾涌到地委來要求罷某某人的官。地委很被動，一個人不能決定罷官，就開會研究，當時也是沒有辦法。開會討論的時候，我不贊成，怎么群眾起來一施加壓力就罷官，我表態不同意，群眾就認為你很頑固。1967年3月興起“揪叛徒”風潮，鹽城地委書記曾經自首過，就說他是叛徒，自首就是向國民黨保證不再干共產黨，沒有出賣同志破壞黨的事業，按過去審干政策算是犯嚴重政治錯誤，不算叛徒的，算是喪失共產黨員氣節；現在說自首就是叛變，那就屬于敵我矛盾了。因為我以前搞過審干，了解相關政策，就表示不同意，說按照原來政策只算犯錯誤，現在中央什么政策我不知道，這樣就說我是“鐵桿老保”。

北京一些學生組織到下邊來串聯，一個個來對付我們，提一些問題要你回答，不同意就打你，要你吃點苦頭，我們也不好跟他們怎么樣，但是不理解。地委里面的同事們，私下里都說，現在是“鄉下人挑大糞——兩頭都是屎（死）”，一頭是組織路線，一頭是政治路線，顧了政治路線在組織路線上就要犯錯誤，顧了組織路線在政治路線上就要犯錯誤，搞不清怎么回事。

那時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工廠里頭的工人，有的很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例如工資問題、臨時工轉正問題等等，都在文革的大形勢下，也組織起來到地委要求解決問題。勞動局頂住了，沒有答應，我們地委也是一起頂，隨便開口子也沒有用，不能算數的。把我們拉到省里面去，也還是解決不了，又拉回來。

文革初期，一個是罷官風，一個是經濟主義風，還有就是聽說北京文教界斗老師，還死了不少人，我們都感到很不理解。人民日報一批批社論發表，運動開展起來了，地委常委開會的時候，我說想不通，想要給陳伯達寫封信，說說我們的想法：首先說了擁護中央的決策，擁護文化大革命，也認為要保持黨的青春活力，要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也贊成依靠群眾運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還要不要各級黨委？不要黨的領導光搞群眾運動，能夠把握住正確的方向嗎？當時我確實想要寫這封信，也寫了，想了想還是沒有發出去，而是交給地委檔案室保存起來，算是留一個資料吧。后來地區有個副專員也起來支持群眾造反，他說有這么一封信，群眾到檔案室要求交出來，寫成大字報貼出去，說是一株大毒草，進行批判。我辯解說：我是有一些想法，也寫了這封信，但是還沒有最后想好，所以信沒有發出去，寫信時沒有看清楚，現在懂得多一點，慢慢理解文化大革命。這樣就批判我，說我是走資派培養的修正主義黑苗子，三結合的時候沒有進去，靠邊站了五年。

在我靠邊站期間，我認真讀了七八本馬列主義的書，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等，比較理解巴黎公社的原則，對于兩條路線的斗爭就看得比較清楚一些。因為自己有當九年縣委書記的經歷，對毛主席大字報說62年的右傾和64年的形左實右，也能夠理解。

文革確實給了我很大的沖擊，下來之后才感覺到：文革前黨的各級干部確實養尊處優，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知道民間疾苦，老百姓很多委屈，完全不了解。很多人在各次運動中間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都是與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聽一些右派講他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過程，感覺到跟我們遭受的委屈是一回事，自己從高高在上被打到社會底層之后，就能夠認真聽取右派的遭遇，并產生很深的同感，認為確實不應該把人家打成右派，群眾的疾苦與干部的高高在上這樣一種心態分不開，也認識到干部掌握權力之后很容易犯官僚主義錯誤。由此想到要保持黨的青春活力、黨組織的純潔性，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國家作為勞動人民的政權要江山永固，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必要的。

我1971年解放之后，先是結合在生產指揮部里頭當副主任，后來擔任革委會副主任，之后又擔任地區黨委常委、副書記，1975年擔任地委書記。那個時候，有人開玩笑說我四年內連升六級，那個時候下去也快，上來也快。鹽城的造反派組織，主要是機關干部與工人結合在一起，我無論是在靠邊站還是在任職期間，始終沒有倒向哪一派，毛主席說要支持革命群眾、搞大聯合，我們就按照這個要求辦，兩派都支持。那兩派都拉我，也都反對我，他們相互搞得很緊張，勢不兩立。由于我們沒有傾向于哪一派，認真支持三結合，局面就比較穩定。還有些同志很擔心我，有造反派還曾經打過我一拳，意思就是教訓教訓你，我也不記仇。

最開始的時候，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很不理解，我怎么就成了走資派呢？那時經常傳達毛主席指示，有一次他說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的，也不都是壞人，還是可以改的。我看了之后，也很同意，雖然不是自己蓄意要搞資本主義，但是在錯誤路線之下跟著走，實際上也是幫助資本主義力量的。后來，鄧小平把所有干部都解放出來，把所有人的問題都平反，好像一個走資派也沒有了。丟掉毛澤東思想和革命路線之后，經過最近30年的改革，這改那改，現在改得到處都是走資派了。這樣，我就從實踐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幫之后，好多人歡天喜地，我沒有歡呼，也沒有反對，對于報章上所說的萬惡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缺乏具體了解，只是簡單地認為中央這么辦肯定是有道理的。后來下發了批判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知道他們幾個大概是有這些問題。

三、         教育界關于推翻“兩個估計”的爭論

文革期間提倡教育革命，批判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廢除考試制度，主張開門辦學，學生亦工亦農，選拔大學生要經過群眾推薦這一關，學員實現社來社去，這確實都是事關黨和人民的命運的大事情。

1977年5月，我調到教育部當副部長，分管運動，主持批判四人幫在教育界的篡黨奪權，對這個沒有懷疑。后來，推翻“兩個估計”，我自己是有所保留的。鄧小平親自抓教育界的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否定兩個估計；我沒有堅決反對，也沒有積極擁護他們，我在教育部是被他們批判的。當時要召開全國的教育會議，不推翻兩個估計，這個會沒有辦法開，此前的預備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全國教育廳局長會議上爭論不休，有的要全部推翻，有的不同意那樣簡單否定。鄧小平到會講話，要否定兩個估計，這個人真是立場鮮明，敢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實在的，這樣的講話也確實沒有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也沒有針對教育部門的嚴重問題。

當時教育部長劉西堯，從前是周總理所依靠的教育戰線的第一助手，他作為部長也講話，但是有點軟，教育部里頭有些干部是鄧的擁護者，主要是攻擊劉西堯，有人也是想要取而代之，自己當部長。在1978年的7月的黨組會議上，有人提出在“兩個估計”出臺過程中“西堯同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什么鬼？為什么一直保住兩個估計不放？’”那些人說周總理是“違心”地說了兩個估計那些話，照說這個問題上劉西堯是最有發言權的，他最了解情況，后來受到批判，他做檢討時卻順著說：“前一段為了維護《紀要》，錯誤地拿總理的話壓大家。”我當時就認為，這是屈服于壓力喪失原則，脫離事實，明確講：“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輕率地提，不要在檢討中繼續犯錯誤。”（教育部黨組《學習三中全會精神簡報》，第三十四期）我說：周總理是黨性很強的，這樣忠心耿耿的老同志，你們沒有任何證據，就斷言周總理是違心地在重大問題上表態，我不同意。他們批評我不了解情況，說我對文革期間教育戰線所受到的嚴重摧殘不了解。

文革期間教育革命的前因我是知道，四清期間毛主席講教育要改革，說學生的負擔太重，把身體搞垮了，考試把學生當作敵人對待，搞突然襲擊，教育內容脫離實際、脫離政治，集中起來的關鍵問題就是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要提出與資產階級不同的教育方針，我也認為這確實反映了實際情況，也確實需要改革。我當時的想法，既不是要積極地推翻兩個估計，也不是要全盤恢復以分數為標準來錄取大學生、不要群眾推薦、不講政治，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的思想烙印在頭腦里還是很深的，不能就這么簡單地回到過去，對完全肯定十七年還是有所保留的。一個副司長向我開炮，問我是不是不同意鄧副主席的意見。

1978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后，中央就決定我離開教育部到江西省工作，任省委副書記，走之前，機關有些人貼出大字報說：劉副部長你且慢走，有些問題還要說清楚。我到江西工作之后，還按照教育部黨組的要求，79年2月回去參加黨組會議，聽取他們的批評，他們主要是批評我左傾、思想僵化，我也在會議上講了我的想法，說自己有好多問題沒有想清楚，他們也不能回答我的問題。那些會議有一套簡報，我至今還保留著。當時有人批判我說：“仲侯同志認為別人對十七年否定不夠，對十一年肯定不夠，……仲侯同志對鄧副主席指示有不同看法，有保留。這是大的路線是非，希望搞清楚。”（教育部黨組《學習三中全會精神簡報》，第三十二期）另一個黨組成員則說：“仲侯同志的言論、思想與華主席、黨中央的重大決策不協調，說的嚴重些，是格格不入。特別是前年鄧副主席八八講話之后，表現比較明顯。一個是對十七年的看法，一個是對十一年的看法，還有對鄧副主席講話后重大決策的態度。”（同上）而另外一個黨組成員、副部長則大段地講了黨員保留意見的問題：“你在思想路線上保留意見，與中央在重大問題上思想不一致，作為一個負責干部，這是個大問題。現在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確定的教育戰線的路線是正確的，再保留個人意見是不允許的。去年幾次討論十一年、十七年問題，你總是講保留意見。去年五月討論全教會文件，你最后站起來又講了一通保留意見。……你的一切發言都是這樣，認為十七年有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十一年基本上是對的。”最后，這個副部長把問題上升到人身攻擊層次，說“我看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對教育不了解；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中你領導了一段工作，總覺得十一年還不錯。”（同上）

在每一個歷史變革關頭，每個人都會選擇一個態度，去表現自己，每個人也會重新做“明智”選擇，在教育部工作這一段看得非常清楚。我估計劉西堯也是思想不通的，他要保自己，也只有選擇跟著走了；在鄧的堅持下，要么是決裂，這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出來，要么是委曲求全乃至溫和出局，這是多數，他后來也被派去四川當省委書記。我后來跟他有過通訊，他回信對我表示感謝，說我和老李、老高當時支持了他，讓他終身難忘。我其實也不是支持他個人，我回信告訴他：現在知道那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斗爭。他很謹慎，回信把政治問題都回避了，只說我們幾個比較公道，支持了他。

四、         黨內關于“分田到戶”的激烈爭論

到江西工作之后，就遇上單干問題，這個問題在黨內爭論是激烈的，從1979年就開始了。1980年中央召開各省第一書記會議，各省派兩個人參加，江西是江渭清和白棟材兩個人去的。那時華國鋒還沒有下臺，但是已經不掌實權了，華國鋒到會做了開題講話。因為江渭清 是文革前的老省委書記，有點威信也敢講話，大家就推他第一個講，他講話中間明確不同意包產到戶，支持一種分工分業，主張按多種經營方向，分小組承包搞養殖業、種植業、林業、工業等等，支持承包到組，反對到戶。吉林的王恩茂的講話也是很鮮明的，反對包產到戶。

我把他們帶回來的會議發言記錄，一篇篇地看了，印象很深刻，只有內蒙的周惠、遼寧的任仲夷、貴州池必卿三個人堅決支持，反對的是大多數。這個材料可能還沒有進檔案館，應該還在各省辦公廳手里，有熟人的話應該可以借出來看看。但是，非常奇怪，這么重大的政策問題，中央一直不做正式的明確決議，而是暗地里一直慢慢地往下推，同時還在全國報章、電視、廣播上越來越露骨地宣傳大包干就是包產到戶，為什么老是在這個問題糾纏不清呢？省里面是白棟材一直主張包產到戶。我在一次省委常委會議發言中間說：中央肯定是有人支持搞分田，我說應該就這個問題向中央提出意見。毛主席曾經說過：“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記得在江蘇工作的時候，劉順元還曾經傳達過毛主席的一句話：管他馬恩列斯毛，在實際中間行不通的，都不是真理。但是，等到他們那些人掌權的時候，真正的共產黨人往往連真話都沒有辦法講了，就算是講了也不起作用。

省委常委會議后，江渭清下來對我說：老劉，你以后不要再這樣講話，傳到中央去了有人會整你的。杜潤生曾經到過江西，與白棟材來往密切。我是管農業的，陪他去看了幾個地方，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說不完的，光是水利建設成就，就不得了，分田之后搞得千瘡百孔，要不是當時的成就，現在哪有飯吃。很多基層干部都明確表示了反對單干意見，提出單干很難解決的許多大問題，水利問題、機械化問題等等。我也不屑于隱瞞自己的意見，跟杜交換過看法，講了自己的觀點和道理，杜潤生也不反駁你，而是講了一個故事：說十月革命時期，俄國工農群眾有些堅決要求火燒冬宮，列寧說盡量勸阻做說服工作，要是實在說服不了，就燒罷，之后可以再起。我不知道列寧是不是有這么個說法，也沒有辦法考證是不是有那么回事，他的意思是先這么著算了，以后再說，這推銷的是一種與毛澤東主張截然相反的處事方式。

后來搞市場經濟，好多人還是迷惑不解的，分田到戶這個問題，黨內的爭論是很多的，當時搞單干是有很多人明確反對的，越是到后來，政治壓力越大，人民日報說中央積極、群眾積極，中間有個頂門杠，要拆掉這個頂門杠。胡耀邦跑到湖南去蹲了幾個月，要湖南把田分下去，湖南是頂得最久的，到1984年才分田。他們那伙人為了推行錯誤路線，執行起組織路線來是毫不手軟的，把反對他們少數派意見的干部全部撤掉；如果不是毫無原則地施加這樣的政治壓力，讓那些縣鄉大隊干部能夠按照實際辦事，全國農村的集體經濟至少要保存三分之一以上。有什么樣的政治路線，就有什么樣的組織路線相配合，因為我跟他們有不同意見，就把我從班子里趕出來，而我當年58歲，是省委班子里最年青的。出來之后就開始籌備顧問委員會，擔任籌備小組副組長，1985年正式成立之后是副主任，可以參加常委會議，該發言的我還是發言。1992年顧問委員會撤銷，我就正式離休了。

五、         對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認識

文革初起的時候，說我反對文革也不準確，就是不理解。在我靠邊站之后，接觸群眾就比較多了，讀書也多些。那時經常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成立革委會之后，每個省都打倒走資派，奪權，后來主席曾經講過，搞這樣一種革命，人的政治面貌不容易分清，先打倒一下然后再慢慢鑒別，我一想，啊，這也有些道理。還說，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也不都是壞人，干部也要接受再教育，我心里也很同意。經過十年之后，我對文化大革命越來越不反感了，深切體會到當一個真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黨不這樣做的話，變修變色是隨時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十分必要的。一些人當官之后，就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必然是要垮臺的。

粉碎四人幫之后，我77年到教育部工作，那時對文革的認識，輪廓性的東西有，但不是很確切，也不太明白當初怎么發展到打倒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心里想：那樣鬧革命鬧得成嗎？不會失控嗎？這么大的國家，由中央徹底指揮群眾，不通過各級黨委，行嗎？后來有武斗，發展到不可收拾，這樣一種開展文革的具體方式，有必要很好反思。從總的來講，為了反修防修，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是必要的，蘇聯變修之后，主席認為中國也有這個問題，革命犧牲了那么多的人，建立起來的人民政權還有可能丟掉，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政治路線、方法，是很了不起的，各地情況不同，要具體怎樣進行群眾運動才能夠取得勝利呢？這個方面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要搞，真正要搞成功，在方法不足之外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有個網友寫文章說：社會主義革命早搞，也是有道理的，這不是超越歷史階段，但是不容易一次搞成功，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社會矛盾就比較尖銳，要是生產力發達些，搞斗私批修就容易些，人的覺悟也可能高些，在物質不夠豐富的條件下，靠人們的一顆紅心去解決靈魂深處鬧革命的問題，就難點，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的配合不夠。過早達到這個目的難些。黨組織處在這個社會中間，也應該要求高些，應該不停地進行整風，不停地斗私批修，不停地吐故納新，要不然，早熟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容易維持。

分田到戶之后，就一步步地改到城市里頭來，他們在口頭上還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很多人肯定都想不到說的和做的差那么遠。到95-96年進行私有化，這個沒有公開宣傳是偷偷地搞的，我就看得比較清楚起來，每年都給中央寫信反對私有化。再后來，江澤民提出“全民黨”綱領，要讓資本家入黨，那之后那就看得更清楚了。通過閱讀《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自己的認識就更加清晰了，立場和態度也日益堅定起來。

附：劉仲侯同志的回信

老田同志：

發來的采訪稿已閱改，你整理得很好，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更改。最后請你閱改定稿。

即致

敬禮

劉仲侯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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