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農民知音們——兼談毛時代各種先進典型的制度內涵
作者：老田
從毛澤東時代所樹立的典型看，工業戰線的典型，多數是以個人的努力和成就為基礎的典型，例如郝建秀、王崇倫等等，這些人的典型意義接近于泰勒制意義上的“頭等工人”。建國初期在紡織行業中間，政府系統地推廣了“郝建秀”細紗工作法、織布工作法、保全工作法，都是一種泰勒制模式，目標也是造就好工人和更為合理的協作制度，這在當時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因為中國的第一代工人多數都是從農村出來的，不善于工廠條件下的協作，技術能力方面的欠缺是一個首要的缺陷。1960年代，新一代先進典型如王進喜等人，也依然是在個人努力、不講條件的主人翁精神方面。此外，就是不計生命危險搶救國家財產，例如向秀麗、文革前夕的32111鉆井隊的滅火英雄等。
在工業戰線上，超越個人努力的典型，多數都是管理層提出來的，最重要的當然是鞍鋼憲法和學大慶，前者是鞍鋼的廠長馬賓總結出來的，大慶的“兩論起家”與“創造條件上”與石油部部長余秋里有關。軍隊樹立的雷鋒典型，除了克己為人的大公精神之外，有明顯的“馴服工具論”色彩，為什么雷鋒要想辦法去幫助別的單位完成任務也格外值得稱贊呢？對于一個連續生產的工廠或者生產隊而言，按照指定期限完成上級規定的目標任務，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僅僅有一個絕對尊重管理權威的價值，雷鋒的先進事跡中間，有不少是這一類的。文革期間的造反派，狠批了整理雷鋒事跡的錢抵千等人，說他與劉少奇是一路貨色。
但是，農村不一樣，從延安時代開始，農民中間的典型，只有最開始階段是個人的努力——勞動英雄，很快，這些個人式的模范人物很快就退出了舞臺。到了抗戰期間，農業生產戰線上的英雄，主要是以合作生產的帶頭人為主了，山西的李順達、河北的耿長鎖等人都是如此。之所以會這樣，一個關鍵的區別在于：農業和農村中間的困難往往不是一家一戶所能夠解決的，在克服自然災害和參軍支前這些需要時，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建國后一些最著名的勞模，也都是在互助合作運動中間產生的，最著名的例如窮棒子社的王國藩，后來的陳永貴等人。這些農業戰線的模范人物，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創造性地處理好合作社內部的管理問題，安排好土地和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實現本單位內部更高的績效。
在工業中間的現代技術面前，個人需要更多地服從分工需要，在人與機器的生產率的對比中間，人不能不處在一個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上，所以，工人勞模中間，例如郝建秀這種通過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術和熟練程度，來降低消耗或者增加單班產出的質量數量，這樣的勞模是絕大多數。而且，在工業生產中間，分工協作這個環節，往往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受一個獨立于生產過程的專職管理層操控，體現生產關系核心內容的部分，往往處在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視野之外。或者說，在城市和工業中間，普通工人受到的統治更為系統和全面，在創造新的制度和生產關系中間，工人往往處于被動和消極的地位上。在城市里頭，工人的生產條件與生產關系和制度結構的關系更為疏遠。
農村是不一樣的，在農村，每個農民對于生產和生活的知識，是相對全面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成為“總經理”的潛在條件。如果外界的環境條件合適的話，他們將有能力創造新的制度和生產關系，特別是在一些自然條件相對惡劣，人地關系格外緊張，個人努力成就有限的小環境里頭，合作的需要就格外殷切并很容易成為小社區成員的共識，在這樣的條件下，合作生產和共同救荒的效益也格外明顯，由此會產生一個良性循環：農民有恰當的全面知識、小社區里頭較容易形成合作精神、環境壓力大的情況下個人努力的成就有限而且合作的效益特別明顯，這些幾乎是農村勞模的典型環境。
有一位山西大學的教授，他雖然與毛澤東持不同政見，但是他也看到“山西出勞模”的現象，與山西農業條件特別惡劣有關系，是農民自己在環境和生存壓力下更加積極地尋求合作努力的結果。有一個山西的民謠是這樣說的：“湊湊合合太行山，歡歡笑笑汾河灣；哭哭啼啼呂梁山，打死不出雁門關。”就是指代山西幾種不同的農業地理條件，太行山迎風坡雨水較多，農民勉強可以過活，背風坡就很糟糕了，兩個全國著名勞模陳永貴（昔陽縣大寨）和李順達（平順縣西溝），都出在太行山背風坡。
其實，毛澤東思想的典型環境，也是對應著人地關系緊張的農村，特別是那些處于底層的貧下中農。在馬克思看來，是工人階級最后受不了資本家的壓榨，起來革命推翻資本的統治，并創建新制度和新生產關系。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工人階級是歷史使命的承擔者，他們將埋葬舊世界創建新世界。
借用物理學中間的“勢能”概念，落差越大，勢能積累就越多，在舊中國，由于人地關系緊張，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對于多數人的生存境況損害特別大，因此積累的勢能就格外高，這是革命發生和必然勝利的客觀依據。在這種情況下，明智的統治階級要能夠設法解決多數人的不滿，否則，革命隨時可能發生。在馬克思看來，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要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成熟、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過程，聯系在一起看待，但是，在中國的現實中間，由于人地關系緊張，多數人的生存條件受破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革命的勢能在農業時代就已經積累起來并提前成熟了。多數農業人口——貧下中農——無論他們多么努力都沒有未來，為了改變現實，他們有著很強的斗爭精神，愿意為新制度誕生而付出革命代價。在政治反抗的勢能很高的情況下，留給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就是如何實現管理學上的創新——有效地按照農村和農民的條件創造性地提出適當的管理學規則，把反抗勢能有序地組織并釋放出來去埋葬舊世界，這就成為革命力量順利集結的關鍵，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針對這個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和任務的。毛澤東思想的發生和成熟，有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湖南的農民運動和江西農村的根據地建設，但是，這一思想絕不僅僅局限于那個特殊環境。
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就是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化社會，而在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城鄉工農關系特別具有爆炸性，先發國家主要是英國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大量農民被圈地運動驅趕出來，國內矛盾對立也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美洲澳洲可供移民以紓解國內階級對立的話，肯定會發生一場農民革命迫使工業革命中斷。這說明，以市場價格機制支持的資本家的積累過程，驅動工業化進程的現代化道路，有一個基本的條件是——必須能夠向往轉嫁內部矛盾，或者，反過來說，工業化通過市場價格機制進行，要求無條件地提高合格消費者數量，擴大有購買力的人群的數量，這在農業時代必須以擴大人均生產性資源來保障，沒有圈地運動就沒有合格的消費者群體，就沒有市場化條件下的工業革命。所有的后發國家，都不存在外部轉嫁矛盾的空間，要想順利實現工業革命，就需要面對緩和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問題通常不可能在市場領域解決，而只能是在行政管制條件下實現，行政管制在農業時代的普遍化，唯有扁平化管理才能勉強應付，任何科層化管理嫁接在農業社區基礎上，都是失敗的，1928-1942年國民黨在華北建政的失敗，以及改革后“十幾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的沉重農民負擔問題，都是科層化這樣一種高成本管理模式沉重地壓在剩余很少的小農頭上的結果。
1942年華北大旱，1943年日寇大規模掃蕩解放區，基層農民為了度荒和支持前線，不得不聯合起來。根據西溝村志記載，“秋后糧食減半，軍需民食發生嚴重困難。”“西溝的年輕人為了支援抗日大反攻，打擊國民黨反對派，一批又一批赴前線參軍，留在村子里的民兵一批又一批上前線送槍彈、抬傷員，生產上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發展生產和支援前線“兩不誤”，1943年正月初二，李順達組織了由五戶農民組成的互助組，一個多月之后就發展到了16戶，第二年，全村20戶中間就有19戶人家參加了這個互助組。西溝民兵在抗戰期間曾經19次出動配合部隊打湯陰、伏牛山，解放戰爭期間打長治、太原和潞城時，村里青壯年勞動力抽調一空，由于互助合作有著強有力的領導，把婦女和兒童動員起來生產，沒有造成生產的損失，1943年全村糧食產量220擔，44年350石，45年400石，46年557石。中共太行區委曾經竭力贊揚農民的創造，1948年曾經在西溝村召開慶功大會，并贈送了“平順農民的方向”“組織起來頂機器”等錦旗。（張松斌 周建紅主編《西溝村志》中華書局2002年，第41-43頁）
建國后，正是同一批干部，在1951年劉少奇批評合作社是“危險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時，轉過來竭力反對農民的互助合作事業。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抗戰期間就在北岳區工作），曾經根據上級的意圖，兩次派出強有力的工作組，去饒陽縣五公村，想盡一切辦法要解散耿長鎖的合作社。（參閱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公大隊村史編寫組：《五公人民的戰斗歷程》中華書局1978年）
沒有文化，出生貧苦農民家庭的基層合作社干部，從自身條件和歷史記憶出發，對于扁平化管理沒有太多反感，有了扁平化管理就有了農業合作的制度化依托。反過來，建國后中央高層領導人，多數來自抗戰期間太行山周邊的根據地，他們在戰爭期間是與農民緊密地站在一起的，支持農民的互助合作的，但是，建國后這批人往往受到上級意圖的左右累次派出“砍社工作組”，1951年合作社爭論中間，高層反對派領導人薄一波、劉瀾濤、林鐵等人（參閱陶魯笳：《毛澤東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都是來自建國前的太行根據地，他們在合作社問題上的動搖，恰恰與農民的“堅定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比了馬克思的工人階級創造新世界展望，以及共產黨高級干部中間的“動搖性”之后，才能夠理解毛澤東思想中間的農民特色，以及這一特色與后發國家的現代性問題的高度重合。
毛澤東時代的先進農村典型的帶頭人，多數都具有這樣幾個共同點：一是解放前出身窮苦，有非常悲慘的記憶，不僅僅經濟上毫無出路，而且還有著很強烈的尊嚴受到踐踏的深刻記憶，從這樣的歷史記憶出發，往往有著樸素的合作愿望，有著反對市場化和不確定性起作用的保險意識；二是能夠克己奉公，深入群眾和帶領群眾，不脫離勞動過程，營造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在這種意識作用下，內部管理和利益計算可以高度簡化；三是對于最大化收入的市場行為有著樸素的抵制，例如耿長鎖不漲價，陳永貴不高價賣余糧草料等等，能夠不利用他人的弱勢談判地位牟利，今天的農村富裕村莊領導人仍然有這個特點。歸納起來就是對于市場化的制度路徑有著樸素的反感和自覺的抵制，對于合作的效益特別是保險效益有著明確的歷史記憶和現實成就的成就支持。
本次選擇了幾篇毛時代的農民帶頭人的自述性文字，并加上了按語，幫助網友從一個側面去理解和評價那個時代和那樣一份思想資源。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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