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是先進知識青年自覺、自愿、自主的行動

知青系列談之四

郭春孚

1974年，刑燕子在試驗田里

歷史是最生動的哲人，是最真實的故事片，也是最豐富的教課書。從歷史中走過，我們常常步履蹣跚，甚至還會摔跟頭，因為我們雖然身在其中，卻有時會辨不清方向、分不清對錯。在歷史剛剛結束時，如果我們急于作出結論，由于受認識水平的局限、錯誤理論的干擾和時代因素的制約，特別是擺不脫個人好惡的影響，往往會有失偏頗。但是，當我們距離這段歷史較遠，平靜地回望過去，認真地審視過去的一切，我們就會變得清醒起來、明智起來、客觀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的變遷，我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越來越深刻，得出的結論也更加貼近歷史，更加貼近事實，更加貼近真理。

一、上山下鄉是那個時代的先進知識青年的自覺、自愿、自主的行動，并不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也不是黨中央的強迫命令。
當時，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的知識青年有邢燕子、侯雋、董加耕、金訓華、柴春澤等。
1958年10月，18歲的中學生邢燕子回到原籍寶坻縣大中莊人民公社司家莊生產大隊安家落戶，走上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數年如一日地忘我勞動，為建設新農村奉獻青春。邢燕子的事跡受到黨中央所充分肯定。1960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邢燕子發奮圖強建設農村》的長篇報道。同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邢燕子熱愛勞動立志改變家鄉面貌》的通訊，引起了全國青年學生的強烈反響，從此成為影響了一代人的知青標兵。1964年，她被評為河北省勞動模范代表，出席河北省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同年，她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共進晚餐。她榮幸出席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列為大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她先后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上連續四屆均被選為中央委員。
邢燕子剛下鄉那會兒，一沒有力氣，二不會干農活，也鬧出了不少笑話。有一天，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她被留下來看粥鍋?；鹪綗酵序v的粥開始不斷外溢。從沒熬過大鍋粥的邢燕子頓時慌了神，只能喊人：“不好了！不好了！粥跑出去了！”可喊也不頂用，不知所措的她只好跪在地上對著鍋灶磕起頭來，弄得聞訊趕來的鄉親們哭笑不得。因此，盡管邢燕子后來成了全國著名的干活能手，可這樁笑話也成了大伙打趣她的“武器”。
“邢燕子，好榜樣/學習王國藩，學習鐵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鄉/園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魚魚滿網/天荒地凍，搶種墾荒/要使石頭長出糧/吃苦在前，享樂在后/一切工作服從黨。北大洼變成金銀窩/燕子結成隊，奮飛過黃河！”
這是1960年9月12日發表于《人民日報》的一首詩《邢燕子歌》，作者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郭沫若，而詩歌所歌頌的正是全國的知青楷模邢燕子。
邢燕子，1964年任中共天津地委委員，1973年任中共寶坻縣委委員，1974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73年以中國婦女代表的身份訪問日本，1975年以同樣身份訪問羅馬尼亞，1981年攜家遷居天津市北郊區永新知青綜合農場，1986年始任北郊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從邢燕子的成長史可以看出，她回鄉務農早在1958年，而且是自覺、自愿、自主的行動；1960年《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對她的事跡作了報道，從此出了名；1964年，她的事跡才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
侯雋說，除了燕子大姐、董加耕，我是下鄉比較早的一個。1962年高中畢業，我從北京下到天津寶坻縣竇家村，一呆就是18年。那時沒有上山下鄉的提法，我是響應黨中央“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爭著到農村去的。在農村什么活都干過了，心里想的同社員一道苦干，多打糧食，后來黃宗英三下鄉時把我寫成鐵姑娘，被周總理知道了，總理給了我許多關懷和幫助，先后接見了我幾次，使我當上了全國知青先進標兵，受到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朱老總的多次接見。1963年、1964年間，全國各大報刊都報道了有關我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成了名人，遠比今天任何明星要響亮得多。
由此可見，侯雋與邢燕子一樣是自己主動要求下鄉務農的，毛主席沒有要她去，中央也沒有強迫命令她去。這是事實，不容否認。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雖然領袖的號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決不是個人主觀愿望的產物，而是時代的產物。毛澤東、周恩來等偉大領袖只不過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新事物給予了高度重視、充分肯定和積極支持，并適時向全國提出了號召。
1968年，周秉和與妹妹周秉建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分別到陜西和內蒙古插隊?！安推邒尫浅８吲d，囑咐我們到了農村要認真向農民群眾學習?！敝鼙驼f，當時周恩來是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總負責人。面對這項涉及全國幾乎每個城市家庭的工作，他感到壓力很大。“他自己沒有孩子，侄子侄女里只有我和妹妹還沒工作，他感到只有讓我們下鄉，才能去鼓勵別人送孩子下鄉。”
1970年，周秉和、周秉建因為在農村表現良好，在當年的征兵中，被推薦參軍?！爱敃r心里那個激動啊，無法用語言表達。”周秉和對那時的情景記憶猶新，讓周秉和萬萬想不到的是，在新疆喀什的部隊駐地呆了1個月之后，部隊領導找到他，讓他做好回陜西農村的準備。不久，陜西延安地區武裝部干部來到喀什，把周秉和接回延安繼續插隊。
后來，周秉和才了解了真情。周恩來得知周秉和、周秉建兄妹參軍的消息后，認為這是地方領導對他們的照顧，屬于干部子女特殊化，堅決要求部隊把他們退回去。于是，兄妹倆繼續在陜西、內蒙古插隊。
到了1972年，大學開始恢復招收工農兵學員?！鞍凑债敃r的政策，我屬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資格成為招生對象，于是就壯著膽子報了名。”周秉和說，經過推薦和考試，他被清華大學電子系錄取，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周秉和的妹妹周秉建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她害怕重蹈上次參軍被退回的覆轍，遲遲沒敢參加“工農兵大學生”招生報名，一直在內蒙古草原放羊?！爸钡?975年，她才懇求伯伯和七媽，能不能出來學習，伯伯這才答應讓她上大學，”周秉和說，“她讀了內蒙古大學蒙文系，大學畢業后長期在內蒙古工作。”
周總理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肯定和支持。有的人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的人丑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的人還聲淚俱下地控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難道周總理都不如這些人英明？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不僅經受住了艱苦環境的考驗，也經受住了政治變化的考驗，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知青的歲月是激情燃燒的歲月，不僅面臨著艱苦環境的考驗，也面臨著政治變化的考驗，但他們經受住了種種考驗，并對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薛喜梅，女，漢族，1951年10月出生，河南滑縣人，中共黨員，現任河南省農科院農業經濟信息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1968年8月至1980年1月在河南省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公社務農（下鄉知青），曾任全國四屆人大常委、省團委副書記、公社黨委副書記兼大李莊大隊黨支部書記。1980年2月到河南農學院農學系學習，1982年2月到河南省農科院從事農業科技工作至今。曾長期從事小麥育種和品種利用研究工作，1995年調入農科院信息所主持業務工作后，又繼續從事農業科技信息研究工作。先后擔任過小麥研究所副所長、信息所副所長、所長等職。曾承擔國家小麥育種攻關項目的區域試驗，主持國家大區（黃淮南片）和河南省兩級小麥良種區試（第二主持人）。在研究中注重從生產發展的需要選課題，對品種鑒定方法和利用技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和創新，成效顯著。在省級以上刊物上發表論文30余篇，作為主要完成者共獲得省級以上科研成果9項，其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各一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7項。1989年當選為省種子協會副理事長，1995年當選為省農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98年當選為中國農學會情報分會理事。1999年被評為首屆河南省百名巾幗科技帶頭人，同時被授予河南省三八紅旗手稱號。2000年當選為省情報學會副理事長。2002年當選為河南省信息協會農業分會副理事長（常務）。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20世紀70年代末結束了。在返鄉大潮之后，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控訴一浪高過一浪，有些人甚至說上了毛主席的當，成了政治犧牲品。在知識青年中“悔與無悔”的爭議持續不斷。
1962年，黨中央提出“大辦農業”的號召，侯雋放棄了自己的種種理想，拋開繁華舒適的城市，意氣風發地奔向竇家橋務農，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直到現在。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她的事跡被作家黃宗英發現，一篇報告文學《特別姑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使她聞名全國。從此，侯雋成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十分關心、知青一代非常崇敬的楷模。
談起自己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侯雋的語調始終是平穩的。因為她的坦蕩和豁達，時光刻在她臉上的風霜已經成為一種讓人尊敬的東西。侯雋說，當初毅然從城市到農村的選擇，至今想起來仍不后悔。由于是“典型”，共和國歷次“運動”都會把她拿出來“顛簸”；由于是“典型”，當年受過江青的接見，接受過江青所贈的草帽，她被審查了8個月……她所受的委屈多了。為了自己單純的一個愿望，為了自己對農民、農村那份真摯的情感，她這一生付出了太多，可是，她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建設新農村、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夢想。
對于現代新青年的價值觀，侯雋非常能理解，她說：“與我們年輕的時候比，現如今的青年們知識很豐富，思想也活躍得多了！回想一下，我們當時很傻，不過，我覺得知青最可貴的一點是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很強，而現在的青年缺乏這一點。”
侯雋說，自己年輕時沒有拿過什么錢，毫無保留地奉獻，當時，收獲的幸福和友好純真的人際關系讓她感覺到精神上的富足?，F在，她每個月的工資不到3000元，但已經覺得十分滿足。
2001年12月7日，“中國第一個老三屆知青文化周”在廈門舉行。8日，廈門《海峽導報》作了整兩版的報道。編者按用粗黑體字非常明顯地推出：今天，來自全國各地的老三屆知青代表相聚廈門，參加了中國第一個知青文化周。由閩西廈門知青聯誼會、廈門老三屆知青人生紀實編委會主辦的知青文化周，將舉行首次“老三屆知青文化論壇”、“影集《命定》首發式”、“知青贈書儀式”、“廈門老三屆知青老照片展”、“《震撼與反響》發行儀式”、“廈門與外地老三屆知青座談會”和“老三屆知青文藝大聯歡”等活動。此次應邀參加知青文化周的有當年被全國人民譽為知青楷模的董加耕、候雋；《中國知青史》作者定宜莊、劉小萌；1968年促成知青上山下鄉形成史無前例規模運動的曲折； 1979年勝利大返城改寫知青命運的進京請愿團團長丁惠民；第一個系列注冊知青商標創立知青品牌豐富知青文化的官國柱；制造“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上山下鄉紀念章”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的李建中……廈門政界、教育界、文藝界、企業界的知青代表以及至今留守閩西的廈門知青將共聚盛會。
會上，圍繞“悔與無悔”的話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一派以陳仲義（福建知名作家，著名詩人舒婷的愛人）為代表認為應該懺悔；一派以朱水涌（福建知名作家）認為不應該懺悔。大家爭先恐后，會場沸騰起來。最后候雋應邀走上講臺，她穩健地說：“對于大家的爭論，我沒有什么意見，百家爭鳴嘛！我能當上全國勞動模范、全國知青先進標兵，是黨培養和毛主席、周總理、朱德教誨的結果，決不是因為我個人如何。我個人同大家一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現在許多人刨根究底問我，我有時只好開玩笑，我這個先進人物是當時政治的需要，用現在的行話講，是包裝上市，隆重推出。我不是作秀，我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方向是正確的，起碼我們這代人了解了農村，了解了農民，了解了農業。我國是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重大，我當副縣長抓農業時體會就更深了。后來知青運動被扭曲了，是錯綜復雜的原因造成的。我在農村呆了18年，坦率地告訴大家，沒有半點后悔。我現在同我村上的農民關系都不錯，他們還給我準備了幾百畝山地，讓我去搞開發。我認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我們雖不年輕，但是我們也不蒼老，我們應該有股子干實事的精神，廣闊天地依舊是我們的課堂?！?BR>候雋大姐十分懇切地說：“我不懺悔上山下鄉，沒有必要去懺悔，懺悔是不能把被磋砣的歲月找回來的。現在我們這代人境況是有些不好，下崗、失業的也較多，但不是主流，現在給我們提供的創業機會多了，關鍵在于自己怎樣去闖去干，路是人走出來的，上山下鄉都過來了，現在還有什么困難？人，應該有一種精神，應該有一種追求，還應該有一種境界！懺悔，不應是知青一代人的終結！”
在談到知青上山下鄉時，還有一個名字不能忘記，這個人就是柴春澤。
1973年8月，昭烏達盟（現為赤峰市）團委召開全盟有線廣播大會，號召全盟知青扎根農村。在會上，柴春澤第一個表了決心，提出“扎根農村奮斗60年”。
但此時父親寫信告訴他：“春澤，盟里有招工的機會，我已經和盟煤炭局、勞動局都說好了，這次你必須聽我的意見。”
自己已經對全盟領導表了扎根農村的決心，怎么能走？1973年9月2日晚他給父親寫了回信：“向前看，共產主義金光閃；途無限，扎根農村，爭取奮斗60年?！毙胖谐司芙^回城之外，還批評了父親利用職權走后門的做法，表示自己愿意扎根農村。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問團成員紛紛要求印發他和父親的通信。
1974年1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敢于同舊傳統觀念決裂的好青年》為題，對柴春澤給父親的復信做了全面報道。緊接著，中央和地方電臺、電視臺都來采訪，很快柴春澤成為全國知青典范。
1975年3月，鄧小平指示，由中聯部負責組織中國訪日青年代表團。柴春澤作為知青代表對日本進行了20天訪問，先后去了東京等地。
1973年6月24日，柴春澤入黨，隨后擔任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隊支部書記。正在大膽勾劃玉田皋藍圖的他，卻意外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這場政治旋渦中。
1976年12月4日，根據遼寧省委指示，盟委、旗委決定，要他離開玉田皋，到翁牛特旗林場參加學習班，禁止與外界來往。１９７７年3月，對他進行隔離審查。
1978年4月的一天，他的房間擠滿了陌生人。專案組一個人說：“柴春澤站好，聽候對你的處理。”隨即有兩個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了他的左右，正面一個公安便衣拿出一張紙念道：“逮捕證……”接著，一副手銬銬住了他。
冰冷的手銬戴上，讓他感覺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場夢。他反省，但找不到任何自己有“罪”的證據，最讓他無法接受的是還被開除了黨籍。
1979年12月13日，柴春澤被無罪釋放。那一刻，他的心中有種難以言喻的滋味。
柴春澤坦言，剛放回來的日子，他的精神出現了問題，經常想哭，但總哭不出來，這段日子，是女友劉立新給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鼓勵。
劉立新是和柴春澤在同一個知青點上的知青，下鄉期間，他倆從相識到相戀，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結婚后的幸福生活才剛剛開始，柴春澤向妻子提出一個特殊要求，他要再次回到曾經下鄉的玉田皋，到一個磚窯場上班。
柴春澤第二次下鄉的舉動引起了當地的高度重視。更讓他高興的是他一直牽掛著的恢復黨籍一事在8個月后如愿以償。恢復黨籍那天，柴春澤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盈眶。
柴春澤一直希望自己能夠踏入大學門檻，在妻子的鼓勵下，1982年春天，他以高出錄取分數線15分的成績考上了內蒙古廣播電視大學。3年后，他從內蒙古廣播電視大學畢業并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20多年過去了，人們還沒有忘記那個曾經風靡全國的知青模范。而他也一直沒有讓人失望，愛好文學的他不僅堅持寫日記，還緊跟時代步伐，開了“博客”，建了多家以個人名字命名的網站。
柴春澤說，過去那段日子是人生的寶貴財富。現在，他依然不后悔下鄉的經歷，他無法忘記那段難忘的青春歲月?！?BR>有人問邢燕子：“你后悔自己去農村做知青的選擇嗎？”
“從不后悔?！毙涎嘧踊卮?，這也是薛喜梅同時給出的答案。
“一個村莊一群村民，皆有與時俱進的思考和實踐，我們這代知青還有什么悔與無悔呢？”侯雋感言。

三、知青精神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涌現出來的、經過千錘百煉形成的不朽精神，是點亮有志青年心靈的永恒的明燈。
伴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涌現出了許多先進典型，凝結成了博宏的知青精神。它感召了那一代人，激發了那一代人，塑造了那一代人，也為后來的知識份子樹立了一座豐碑。
董加耕是江蘇省鹽城縣葛武公社董伙大隊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畢業，面臨著升學還是回鄉的兩種選擇。作為鹽城縣龍岡中學的預備黨員、團支部書記，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學習成績各門課程超過96分，老師們都希望他上大學，但他卻在升學志愿書上填上“回鄉務農，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鄉務農，使老師和同學們難以理解，他們覺得將這么一塊好材料送到農村去種莊稼實在可惜，他回答說：“正是因為黨的教育培養，才使我懂得一個年輕人應當根據革命的需要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縣委的批準，用一根扁擔挑著書籍和行李回到家鄉葛武公社董伙大隊第四生產隊。董加耕回家種田的事，在鄉親們中間引起不少議論，有位老伯用旱煙袋敲敲他的后腦殼說：“加耕，人家讀書越讀越遠，你呢，從城里讀到鄉下，我看你是讀書讀呆了?。　倍痈卮鹫f：“大伯，古話說讀書越多越明理，我讀了書懂得了要用知識建設新農村的道理，才回家勞動的?！?
當時正值中國農村面臨連續自然災害，處于經濟最困難時期，他回鄉時，公共食堂還未解散，浮腫病到處皆是，董加耕沒有動搖信念，吃腌蒿子、豆餅，照樣樂觀地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鄉親們一起拉犁、割稻、揚場……
董加耕回鄉后，已經當了小學教師的女友與他分了手。公社黨委決定調他到郵電所工作，他卻發誓“決不從第一線撤退”，連母親的眼淚也動搖不了他的決心。他在日記中寫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腳踩污泥，心懷天下?！边@幾句話后來成為傳遍全國的名言。
　　鄉親們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強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變家鄉幾千年來的傳統農業，他利用自己所學的農業技術，在家鄉進行了“農業內部的第一次產業改革”，提出“漚田改旱田，稻、麥、棉、綠肥輪作，改良土壤，解放勞力”的措施，結果糧食獲得大豐收，水鄉第一次長出了棉花，從此稻、麥、棉、綠肥輪作制在全大隊、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區推廣成功。
　　像董加耕這樣的貧農后代、學生黨員屬于政治條件最好的一類，他放棄上大學的機會，自愿回鄉務農，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鄉插隊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鄉開始之日起，便成為當地領導與新聞媒介所矚目的先進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走革命的道路，當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標題是《評知識青年董加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和行動》，緊接著《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相繼宣傳報道董加耕回鄉務農的事跡，強調“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所應該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有最廣闊前途的革命行動?！倍痈某砷L事跡，對1964年達到高潮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推動作用，當年南京市就有72名應屆畢業生在他的感召下，自愿放棄高考，到蘇北農村插隊務農，而被稱為“72賢人”。
很快，董加耕被選為生產隊長，當選為共青團“九大”代表，以后又擔任共青團鹽城地委書記，出席了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也為《董加耕日記》一書題詞，1964年8月在共青團“九大”上，鄧小平、彭真、薄一波、陸定一都在報告中號召全國青年向“新式農民董加耕學習”。
1964年12月26日是董加耕難忘的日子。在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的他被邀請參加毛主席的71歲生日家宴。“我坐在毛主席的左手邊，同桌的還有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邢燕子等?！倍痈萑肓松钌畹幕貞?，毛澤東不讓自己的女兒出席，說“她不下鄉，不配”。毛主席將自己的一碗飯撥給我和邢燕子，并給我們倆添餃子和燒餅，說“你們從農村來，又是年輕人，要多吃啊，要吃飽！”毛主席還說，“在農村有這么多文化人可以辦點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發，董加耕立即成為“紅色風暴”的沖擊對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資派”的罪名，曾先后5次受到審查。北京有人組織了“五湖四海”調查團，鹽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戰斗隊和“董加耕問題聯絡站”，把斗爭矛頭指向他，說他是受劉少奇“吃小虧，占大便宜”的影響，將下鄉作為進身之階。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名義關到一個誰也不知其所在的農場里，那些人一度曾想將他淹死在長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為“5.16骨干分子”，遭受嚴重迫害，有13人輪流看管，被押達3年之久。
1974年，周恩來在召開知青工作座談會聽邢燕子回憶毛主席請她與董加耕做客的情況，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隨即要求為他平反，并提議增補他為全國四屆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鹽城地委報到，下了小火輪又上了吉普車，從南京乘火車赴京，住進中組部招待所。在四屆人大上他被選為人大常委，接著經毛主席批準擔任共青團“十大”籌備組副組長，兼任鹽城地委副書記，1976年又擔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從此，一度從政治舞臺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時來運轉，他深感如履薄冰，卻還是那樣積極地工作。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董加耕又被審查了14個月，直到1977年底當時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批準他回到故鄉，仍舊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隊參加生產勞動，又回到他生活的起點，他這才有了一種像一粒隨風飄蕩的種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實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擔任鹽城市郊區郭猛鄉主管鄉鎮工業的副鄉長，1987年提任郊區鄉鎮企業局副局長，一年四季，他多數時間跑基層，騎自行車，擠公共汽車，風雨無阻。1994年該區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100個億，被列為全國百強鄉鎮企業縣（區）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幾位同事去貴陽參加全國鄉鎮企業產品展銷會，正在一棵樹下交談，忽然注意到有幾個人徑直向他走來，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來對他說“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認出來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20世紀70年代他們曾在北京多次開過會，喬石親切地與他合影交談。1996年國慶，一批共和國老勞模應邀赴京參加國慶觀禮活動，董加耕又見到了邢燕子和候雋，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們熱淚盈眶，深深感覺到人民群眾沒有忘記他們。2000年董加耕在鹽都市政協主席位置上退休。有人調侃董加耕說“官越做越小”，他說：“何為大何為小？為國家和人民奉獻最偉大，計較個人得失最渺小。”
董加耕用16個字總結自己走過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貴有志，志貴不移，觀念更新，不改初衷?！?BR>知青精神具有豐富的內容，其中包含著獨立自主、艱苦奮斗、頑強拼搏、不甘落后、不屈不撓的精神，包含著大公無私、樂于奉獻、互幫互相、勇于參加社會實踐、緊跟時代步伐、敢想敢干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包含著熱愛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集體、熱愛勞動和勞動人民的精神。
知青精神是永恒的，必將點燃更多有志青年心中的熱情、希望和創造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中華民族的崛起，為實現人生的價值，不懈奮斗。

四、知青是與時俱進的一代，改革開放是他們的又一個新起點，也為知青精神重放光芒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知青曾經是時代潮頭的弄潮兒，那份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瀟灑為后人所仰慕；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也是與時俱進的一代的一代，面對改革開放的新起點，他們再次積極地投入到實際工作中，用實際行動證明著自己，使知青精神重放光芒。
2002年6月，侯雋受邀來到河南郟縣——這是毛澤東在一份建議將高小初中生充實農村合作社財會隊伍的報告批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起始地，為此，郟縣建了一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邀請全國各地有代表性的知青出席開館儀式。對建館的方案、規劃、投資、規模、藏品、管理等，侯雋都看得十分認真，問得非常仔細，并展開了一些探討。無獨有隅，近鄰臨穎縣聞名全國的“紅色南街村”，悉知侯雋一行人來到郟縣后，特來專請他們。在南街村這個紅色經典經濟強村里，侯雋一行人了解到許多實情。南街村人變壓力為動力，調整結構，整合資源，適應市場，尋求多變，以“外圓內方”的經驗構架了農科工貿一條龍的產業規模，形成了特色農業特色工業特色產品特色旅游，僅2001年全村銷售業績達到26個億。尤其是南街村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基礎上實施的一系列舉措，令人深受啟發，茅塞頓開。
此后，開始了怎祥創建代表知青與時俱進的“中國知青村”的討論，并于2003年2月在天津市寶坻區召開了“中國知青村項目研討會”。
“中國知青村”選址在天津市寶坻區史各莊鄉竇家橋村，就是侯雋插隊的地方，地處京、津、唐中心，也是國家規劃的三大經濟發展區之一—環渤海經濟區（其它是長江三角區、珠江三角區）的中心，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經濟發展勢頭強勁。
侯雋現任天津市寶坻區政協主席。從1980年開始，她當了10年寶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又當了10年副縣長，1998年，她開始主抓農業，這一下，她的夢被喚醒了。
2001年，她引導竇家橋村植樹造林幾百畝，幾年后，銀杏樹郁郁蔥蔥，放眼已是一片綠色的海洋。2002年，她想把這片林做成“知青林”。侯雋說：“銀杏是長壽的樹種，可以作為知青精神的代表。”侯雋的老伴司福玉（原為縣委副書記，現已退休）也積極投入了進來，天天同村民們辛勤“伺候”著林子。隨后，侯雋不顧自己年近六旬，牽頭開始籌建“中國知青村”。
“生態園由350畝核心服務區和周邊千畝以上花卉生產示范區組成，計劃從農業切入，進而開發教育培訓、民俗旅游和安老康樂等文化產業，目標是打造綜合功能的生態經濟園區和新型社區服務中心。”侯雋說，她申請的“知青”圖形商標已注冊。
2003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知青會議上，侯雋在發言中首次公布了籌建“中國知青村”的消息，她重點講道，我們正在籌建的中國知青村，以此紀錄一代人的情結、凝聚一代人的精神、展示一代人的風采、鼓舞一代人繼續創業，真正體現新老知青心系三農和與時俱進的時代風范。她說，我深深感到，一代人的事業僅靠幾個人是難以完成的，要實現大家的愿望，得靠群體的力量。我自告奮勇牽頭籌建中國知青村，理由就兩條，一來我覺得自己作為知青典型，并當過幾天國務院知青領導組副組長，有責任為大家做點事；二來我現在到了政協，有著位置超脫、聯系廣泛、包容性強的優勢，可以通過“內引外聯、牽線搭橋”，為知青們整合資源、共謀發展創造一些條件。我想，只要我們凝聚力量，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謀發展之路，今日的廣闊天地一定會更加大有作為！我深信，只要我們團結一致，齊心協力，這項于國于民都有利的事業必將會取得成功！
2004年4月26日，舉行了“中國知青村奠基暨不染亭開工儀式”，沒有聲勢浩大的場面，京津唐的一些知青參加了奠基儀式，當年的知青標兵、現上?！靶旅駡髽I集團”紀委書記張韌也聞訊特意趕來參加。這個簡單的儀式，透露出侯雋、邢燕子、張韌等知青楷模們那種質樸實干的精神。
得知要在“中國知青村”中建一個“不染亭”，在場的知青問為何要在園區內建這樣一個亭子，侯雋說:“中南海里周總理辦公的西花廳旁就有個不染亭，源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我們在建設中國知青村中，也要保持這種精神！”
侯雋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正是中國知青這代人與時俱進的精神寫照，將以“中國知青村”的壯麗圖畫譜寫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田野上。
“很多知青都在寫書，而我，想在大地上寫書。”中國知青村，源于侯雋對“知青”這段歷史的深刻認識，她希望能在這片土地上客觀地展現曾存在過的事——她想建立知青博物館，不管褒貶如何，讓最完整的知青歷史能在這里集中、留存，因為這是中國曾經客觀存在的一段珍貴的歷史，不可復制。
侯雋說，特別是周總理的關懷，令我終身難忘。周總理聽到有人說，清華大學要調我去脫產學習，有些生氣地說:“這可怪了，樹立一個旗幟總是不肯幫助到底。”1971年5月6日，我生病住院，周總理從《北京日報》上得知我在北京住院的消息，就叫秘書找我。因記者疏忽沒寫是哪個醫院，周總理得知后，讓秘書一家一家醫院地找，夜里11時找到我，帶我到總理辦公室，總理親切詢問了病情后，勉勵我好好休息，要繼續扎根農村干革命……我建設“中國知青村”就是要“留下一片綠陰，傳承一種精神”。

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不僅不怕吃苦，與農民同甘共苦，而且不懼危險，在救災搶險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這種不怕犧牲的精神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且永不放棄初衷、心甘情愿地為此守望幾十年的精神更加寶貴、更加值得我們學習。
一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人認為不值得，究竟值不值呢？回答是“值”。有一個名字深深地刻進我的心里，他就是金訓華。
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他參加上海市革委會上山下鄉辦公室組織的知識青年學習訪問隊赴黑龍江，返回上海后發起成立了“知識青年赴黑龍江插隊落戶聯絡站”，通過報告會、批判會、座談會、家庭訪問，廣泛進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員。同年5月25日，金訓華和一大批上海知識青年前往黑龍江省農村插隊落戶，被分配到遜克縣遜河公社雙河大隊。8月15日下午，爆發特大山洪，金訓華為搶救國家物資（兩根電線桿）犧牲于激流中，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金訓華的死，給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注入了悲壯的色彩。在他死后的3個月后，69屆畢業生下鄉了，他們紛紛要求去遜克縣插隊。
金士英，是知青英雄金訊華的妹妹。金訊華犧牲后，她接過了哥哥用過的槍，接過了她哥哥使用過的小煤油燈。1970年她擔任大隊負責人，1973年5月，擔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
金訓華為保護國家財產不幸英勇犧牲的事跡，曾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歲月如夢，烈士早已長眠于黑土地，可有一個人30年如一日，無怨無悔地守望著金訓華的墓地。這個人名叫陳健。他為何要如此執拗地守望著這里？他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個上海知青呢?
提起金訓華，現在的年輕人一定會感到陌生。然而，40歲左右的人，特別是對于1700萬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來說，金訓華的名字記憶猶新。我國發行的唯一一張知識青年形象的紀念郵票，畫面就是金訓華在洪水中搏擊的場面。據說，這張郵票目前已價值不菲。
金訓華的墓地很好找，就在城南不遠處的烈士陵園里。陵園很大很深，足有10個籃球場這樣大，園里青松蒼翠，一片寂靜。在正午的陽光下，唯有一個身穿森警制服的中年人彎著腰，正在靜靜的陵園里為金訓華的墓地清掃著歲月和風雨堆積的塵埃。不用介紹，他肯定就是金訓華的守墓人——陳健。與陵園內其他墓地相比，金訓華的墓顯得特別新，特別干凈，墓前不僅有敬獻的花圈，還有不少饅頭和鮮果以及一瓶原封未動的北大荒白酒。
陳健說，面前的金訓華墓地是1995年8月15日縣里出資8000元，從雙河遷來部分金訓華的遺骨新建的。歷史似乎已把昨天的一切遺忘，可當年的知青卻沒有忘卻，這幾年不知何故，結伴而來祭掃金訓華的老知青每年不下近百人，因為金訓華的舊墓地在雙河離縣城約有200多里的山路，人們去雙河祭掃交通多有不便，縣里和金訓華的父母商量決定，才將部分遺骨遷入縣烈士陵園。
陳健不善言語，但守墓認真。快30年了，他無論刮風下雪，年復一年，他每年都要去金訓華墓地祭掃至少4次。他工作在小興安嶺深處，離當年的雙河大隊少說也有100多公里，可是每逢過年過節，在雙河的金訓華墓前，總能看到他守望的身影。有一年除夕夜，小興安嶺下起了齊膝深的大雪，公路的交通也中斷了，可他拿了幾個饅頭和一瓶白酒，在山里走了整整一天，直到暮色降臨他才趕到墓地，在金訓華的墓前他幾乎成了一個雪人，除夕的鞭炮聲在村里響起，他已累得抬不起雙腳，他跪在地上為金訓華敬灑白酒。墓色中，當年的生產隊長姜延濱聞訊趕到墓地，他激動地扶起了陳健，風雨之中，這位東北漢子也被這種真情打動折服。除夕夜，陳健病倒了，病倒在姜隊長的炕頭上。
有這樣一位重情重義的戰友，金訓華會感到孤獨嗎?!近30年了，每年的清明前夕，陳健總不會忘記掏錢買來涂料把整個墓碑和墓基去刷新一遍。難怪，走進烈士陵園，金訓華的墓地要比其它墓地明亮和干凈的多，幾乎無法找到風雨侵襲的痕跡。
陳健是上海圖門中學69屆初中畢業生。1969年5月25日他中學還未畢業，提前一年就離開上海與金訓華、金訓華的妹妹金士英等38人一起到黑龍江遜克縣雙河大隊插隊落戶。他與金訓華住同一宿舍，睡同一張炕，那時的金訓華性格較內向，不過挺愿幫人做事干活。剛下鄉時，陳健被安排在知青食堂做飯，食堂挑水這活最累人。金訓華無論從大田回來，還是從縣里開會回來，顧不上休息就直奔食堂幫陳健挑水直至缸滿，因此，陳健從下鄉的這天起就非常感激金訓華。
“你因此原因就一直堅守在這里?”有人問他：“難道，你真的不想回上海嗎?”
“不，我不是不想回上海，我也不是沒有返城的機會，我留下來，實在是因為內心永遠愧疚于另一條生命——金訓華?！辈簧蒲哉Z的陳健在我的追問下，終于吐露出積壓在他心底近30年的那件當代青年不知道的往事——
1969年8月15日，恰好是從上海到黑龍江的77天。這天山洪直瀉，江河橫溢。下午4時，金訓華和戰友們已連續修壩3天，金訓華那幾天正感冒腹瀉。生產隊長姜延濱忽然跑來對民兵連長老賈說：“堆在河沿上的150根電柱被水泡上了，有被洪水沖走的危險?！薄叭蝿战唤o我們吧!”金訓華二話未說帶上我和另一位知青立即趕到河邊。此時電柱已被沖進河里，他一邊脫衣服一邊喊：“陳健，快跟我下去撈!”陳健隨著他也跳入洪水中，剎那間，我們都被洪水卷入漩渦。小船來營救我們了，就在小船靠近我們時，又一個大浪撲來，我只覺得背后金訓華猛推了我一把，我終于得救了，可金訓華卻被卷入漩渦沒影了。18天后，放牛娃才在百公里外發現他的遺體。
憶起往事，陳健聲音哽咽。陳健說：“當時要是救了金訓華，我就死了，而金訓華推了我一把，我活了，他卻犧牲了，這種生命之感沒有親身經歷是無法體會的，我活了下來，可我內心的確一直愧疚于另一條生命，我無法用生命去報答他，因此發誓要永遠留在這里陪伴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昨天沒后悔，今天也不后悔，即使明天也不會后悔。我不管別人怎樣評論我，我只覺得一個人應該重情重義。歷史也不該把金訓華遺忘?！睋惤』貞?，金訓華的事跡在全國傳播開后，立刻把上山下鄉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在1970年至1975年間，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的知青紛紛要求到英雄戰斗過的地方插隊落戶，當時遜克縣僅上海知青就達5400多人。
知青陸續返城后，1985年他回了一趟上海，年邁的父親為他留了房間，希望他把戶口遷回上海，當時他已離婚，可以按政策返城，可他斷然又放棄了。臨別時，他父親望著陳健直搖頭：“你一直守著金訓華值不值?”陳健回道：“我覺得值?！闭f完轉身返回了遜克縣，義無返顧。
1995年8月15日，這是金訓華烈士犧牲26周年紀念日，縣委、縣政府舉行金訓華烈士遷墓儀式。金訓華的父母和妹妹金士英以及當年與金訓華共同生活過的20多名上海知青代表專程從上海趕來參加。陳健早早趕去雙河，他與金士英一起親手為烈士揀遺骨。墓穴很小，容不下兩個人，陳健便獨自雙腿跪在棺材里，把金訓華的遺骨一根一根揀出來，當他用手揀起第一根遺骨時，不知不覺已淚流滿面……
這天的遷墓儀式莊嚴而隆重，不少當年的經歷者都流下了熱淚，為金訓華，也為陳健這種如癡的真情。
遷墓完畢，重逢的知青們又要握手別離，陳健沒有去車站送行，因為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知道，他畢竟也是上海知青呀!說到這，百感交集的陳健終于控制不住自己愴然淚下……他說：“金訓華在這里有我陪著，請大家盡管放心。”
陳健的家安在縣城，屋子不大，里外兩間，收拾得非常干凈，擺飾中能看出上海人的味道。1985年陳健又結婚了，這天他愛人小晁也正好在家。陳健說，妻子已下崗了，家里主要靠我了。前些年他在縣林業單位當職工，效益也不好。于是他找到縣長縣委書記，要求找一個可退休有勞保的單位，打算在此過一輩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金訓華的守墓人?？h領導被他的這種真情所感動，1997年9月把他調到遠離縣城的小興安嶺木材檢查站，當上了一名森警，路遠離家遠，一星期甚至半月回家一次，但他很滿足。他從1970年12月抽調進城工作，雖已換過幾個單位，唯有這一次安排才使他真正感到滿足，更加堅定了他為金訓華守墓一輩子的決心。
“一直有人問：金訓華為撈大木頭犧牲值不值?我認為，英雄就是英雄，任何時代都需要這種忘我犧牲的奉獻精神，這種精神永遠不該遺忘。”陳健滿眼深情地凝視著金訓華的遺像，再一次沉重起來。
歷史不會遺忘金訓華，一個知青成為無語的守墓人近30年，我們也應該永遠記住他。
陳健，你守著歷史，歷史也在雕刻著你。
金訓華搶救國家兩根電桿犧牲了年輕的生命，陳健為了最初的選擇和報答金訓華的恩情在北國扎根，這種犧牲精神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祖國記著你們，有良知的人不會忘記你們。向金訓華學習，向知青學習，是新時代的要求。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于北京明春苑
電話：０１０—８３７０１５７３
手機短信：１３５２２３８２０７２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助農民開始了新實踐
知青系列談之三

郭春孚

歷史有時驚人地相似。從大局上來說，我國現在面臨的局面正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過的局面。歷史經過一次螺旋式發展，又回到了它的起點。這種無情的現實已經擺在面前，究其原因，既有人為的因素，又有客觀必然性。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都必須接受。
我國農村經過幾十年的分田單干后，重新認識到了組織起來和科學技術對農村發展的重要性。組織起來是工業化的前提，科學技術是現代化的保證。如果農民不能組織起來就無法實現致富，更不能實現工業化，于是各種專業性合作組織自發地涌現出來；如果農業沒有科學技術就很難走出徘徊局面，更難以實現高速發展、跨越發展、持續發展，因而對人才的呼喚愈來愈強烈；如果農村長期處于落后狀態，農民就會想方設法離開農村，脫離農業，使農村和農業更加落后，所以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始終是我們的重點、難點和焦點。
我國城市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重新認識到了農村發展和農業文明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農村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前提，農業文明是工業文明的基礎。如果不能實行城鄉一體化布局，農村發展長期滯后，就會對城市發展產生掣肘，所以城市回饋農村是理所應當；如果沒有農業文明的跟進，工業文明就會失去依托，經濟高速增長就會空成愿景，所以工業反補農業是勢在必行；如果錯失了加快農村發展、提升農業文明的良機，就會使我國早已顯現出來的城市畸型發展、工業獨腿跳舞的弊端得到進一步強化，給后人改變這一局面累加難度，所以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是大勢所趨。
時至今日，走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道路，徹底改變傳統的粗放式農業發展方式，建立現代的集約化農業發展模式，已漸成人們的共識。實行城鄉統籌兼顧，一體化設計和安排，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呼聲越來越高。
這就是我國的宏觀現狀。當然，這一次的重復比前一次更高級、更廣泛、更深切。
伴隨著中國初級工業化的艱辛道路，作為社會群體中敢想、敢做、敢說的知識青年，時刻關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需要、人民的心聲，一些先進份子自覺、自愿、自主地選擇了上山下鄉，融入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實踐中，于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后，既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又幫助和引導農民開始了偉大的新實踐。

一、新觀念推動新實踐，新實踐發展新觀念。
新中國成立后的時代，是新觀念層出不窮的時代，人們蘊藏在心底的偉大精神力量被充分調動起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身就是一個新事物，是創新精神的有力體現。知識青年最不缺少的就是創新精神。他們將那個時代的新觀念帶到了農村，傳播給了農民。
農村發展需要城市帶動，城市發展需要農村支撐；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工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升級換代。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形成良性互動，才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那時，雖然新中國成立只有10余年，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全面完成，城市經濟初步實現工業化，但城市呈現出蒸蒸日上的繁榮局面，市民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然而，農業的發展速度緩慢，農村的落后面貌并沒有多少改觀，農民的貧困現實令人觸目驚心。一些與農村聯系比較緊密的、思想覺悟比較高的、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知識青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就放棄了繼續上大學深造或參加工作的機會，自愿下鄉或回鄉勞動，投入了改天換地、建設新農村的行列。其中最早的、最有影響的知識青年要數邢燕子了。
邢燕子，1940年出生于天津市寶坻縣，父親是天津市一家工廠的副廠長，從小跟爺爺在農村老家長大。1958年，她高小畢業后沒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區，而是滿懷改變家鄉落后面貌的豪情壯志，毅然回到家鄉寶坻縣大中莊公社司家莊大隊安家落戶，走上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在那里，她經受住了艱苦生活的考驗，組織了一個“邢燕子突擊隊”，數年如一日地忘我勞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奉獻青春，成績十分突出。1960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邢燕子發憤圖強建設農村》，介紹了邢燕子的先進事跡。此后，她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典型，被稱為毛澤東時代的好姑娘。
邢燕子的行為既是她的優秀品格、先進世界觀和價值觀使然，又是時代、民族、國家意志的反映。個人與時代要求、個人與民族利益、個人與國家發展，在歷史的積極演進中達到了契合。
對邢燕子們的行為，有人不理解，有人冷嘲熱諷，有人無情指責，但是他們并沒有太多地在意別人的評頭品足，而是頂著“出風頭”、“傻瓜”、“瘋子”等大大小小的帽子，高高興興地來到農村，與農民打成一片，煉成一塊，為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出力流汗。
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先進觀念的體現，因為在此之前的封建社會都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現在卻將這種腐朽觀念打了個粉碎，第一次使“勞心者”與“勞力者”處于平等的地位。
新觀念與新實踐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產生出巨大的物質力量。知識青年的新觀念產生于建設新中國的新實踐，而這種新實踐又催生了新觀念，二者水乳交融，使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憲法精神”得到了充分體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傳統思維習慣和農村的落后狀態。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多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且先后走上了領導崗位，主抓農業生產，與中國農民共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時代樂章。
那個時代，人們的心態是積極向上的，人們的思想是單純健康的，人們的行為是熱情主動的……真是人心向上，是非分明，比學趕幫，蔚然成風。可以說，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知識青年是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先進份子，是時代的楷模。他們在人生的砥礪中，大多數都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共產黨的新鮮力量、中堅力量、骨干力量。

二、新實踐帶來新變化，新變化引領新實踐。
知識青年與中國農民一道開展的修田造地、改天換地的新實踐，在幾年后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灌溉渠系、鄉村公路修起來了，糧食、蔬菜產量提高了，農民學知識、用科技的熱情更高了，農村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了……這一系列新變化，對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說服作用、教育作用、推動作用。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大慶模式、大寨模式外，還先后涌現出了多種模式，主要有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中關村模式和三城（海城、興城、諸城）模式等，其中 蘇南模式、珠江模式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早在1958年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就在集體副業的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后來農村工業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蘇南的社隊工業就發展了起來，對此我頗覺意外，后來聽了一些社隊工廠的開辦發展史，才明白了真相。原來，下放插隊的干部、知青和回鄉的老工人，成了農村小型工業興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們為社隊工業帶來了必需的技術和市場信息，這一事實正為研究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史的中外學者所公認。它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狀況，也不像“瀕臨崩潰邊緣”所描繪的那樣簡單。
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企業也是誕生于公社化時期，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1978年后得到蓬勃發展。
這樣的新實踐又產生了新觀念。比如，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盡管一些人整天只抓革命，不抓生產；只要糧食生產，不要副業，甚至最后發展到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但是廣大的基層干部、知識青年和農民群眾更了解實際情況，不僅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還積極創辦社隊企業、發展副業。所以，一些地方的社隊企業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了長足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新實踐為蘇南、珠江等地區帶來了新變化，新變化又反過來引領農民開展新實踐。如何才能正確處理企業效率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始終是困擾人們的一大難題。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同時集體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走的是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探索始于20世紀50年代，其中也包含著廣大知識青年的智慧、力量和汗水。

三、新農民創建新農村，新農村塑造新農民。
創業實踐，必須有創業精神。知識青年作為用時代精神武裝起來的先進知識份子，與農民攜手創建新農村，發揮了不可否認、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這一偉大的集體行為對塑造新型農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應。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廣大農民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知識青年的好習慣。知識青年從廣大農民身上學到了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廣大農民則從知識青年身上學到了服從組織、虛心學習的精神。二者的影響是相互的。
一些農村青年認識到，城市青年遠離父母，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來到農村吃苦鍛煉，為建設新農村出力流汗，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奮斗？知識青年與農村青年既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又互相學習、互相促進。他們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學趕幫，共同進步。
世界上還沒有一個鄉村可以同中國的華西村相比：這里有1600戶農民成為百萬富翁，這里的農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和社會保障。這里的農民不僅自己辦旅游節，而且還將在田野里建起一座328米高的摩天大樓，全村一年創造540億元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吸引了萬人的打工隊伍在這里就業……這就是中國的華西村，這是一個中國“泥腿子”農民吳仁寶所創造的奇跡。
華西村的黨委副書記孫海燕說，我們村的每戶農民，最少存款也有百萬元，當然存款千萬元的也為數不少。家有別墅、汽車已是幾年前的事了。我們村的農民在10多年前就實現了“八有八不”。“八有”是：小有教，老有靠，房有包，病有報，物有商，玩有場，餐有供，行有車?！鞍瞬弧笔牵撼约Z不用挑，吃水不用吊，煮飯不用草，洗澡不用燒，通訊不用跑，冷熱不用愁，雨天不用淋……據他說，他的年收入有150萬元，其中80％能進入村工業集團的股份，還可獲得可觀的錢生錢分紅。他是1600戶華西村的村民之一，也是1600戶百萬富翁之一。
華西村是中國農村的老典型，早已是遠近聞名的先進村，1980年全村的經濟總量就達到了“千萬元”。在全國性的分田到戶以后，吳仁寶別具一格，相繼做了6件很經典的事：
第一件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搞分田單干，帶著華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遠千里，到山西大寨大隊參觀。
20世紀70年代末，分田到戶的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各地推開。面對全國性的農村改革形勢，以集體經濟壯大起來的華西村的路怎么走，吳仁寶必須回答。
“當然分有分的好處，可分與不分僅僅是個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圖很清楚，分田到戶為主要改革內容的承包責任制，其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富裕起來。這說明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條，就是看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們能不能過上富裕日子。我們華西村的集體經濟已經發展得相當好了，農民們都開始過好日子了，為什么一定要分呢？華西村現在的頭等任務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產力，讓大伙兒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這也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吳仁寶的回答擲地有聲。他帶著華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遠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隊。他們向陳永貴墓莊嚴地鞠了3個躬，同時向郭鳳蓮送去了幾個合作支援項目。吳仁寶曾多次對人說，在當代中國農民中，我最佩服陳永貴。陳永貴有思想、有觀點、有本事，是硬干出來的。
第二件是堅定建設有華西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親自為華西村編了一首“村歌”。
歌詞這樣寫：“華西的天是共產黨的天，華西的地是社會主義的地。華西人民艱苦奮斗，團結奮進，錦繡三化三園社會主義的新華西……”當這首村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后，令無數新老共產黨員激動得流淚。
那時，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換幟易旗。還有一個特殊背景：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市場經濟的風起云涌，曾經締造了新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神話的蘇南鄉鎮企業在此時又面臨徹底解體的末途，似乎誰言“集體經濟”誰就是“改革倒退派”。吳仁寶才不管這一套，他對建設有華西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堅貞不渝。
第三件是確定3年實現“億元村”的目標，決心讓農民生活在幸福樂園。
1985年8月19日，58歲的吳仁寶帶著100多位村民在南京雨花臺前宣誓：3年實現“三化三園”的“億元村”，即綠化、美化、凈化和遠看華西像林園、近看華西像公園、細看華西農民生活在幸福樂園——這是吳仁寶當時給華西村描繪的藍圖。
在20世紀80年代時，“億元村”的目標，對一個僅有千把人的村莊而言，近似一座高不可攀的泰山。
雨花臺宣誓回村后，吳仁寶第一個在干部責任保證書上重重寫下自己的名字。責任保證書上寫得清清楚楚，如果“億元村”的奮斗目標沒有實現，他們的家產將全部歸公。
吳仁寶說：“從那年起，每年我們華西村黨員干部都得在村民面前簽字畫押一次。正是這種豁出去的拼命精神，使黨員干部的責任心、事業心獲得了極大發揮與激勵，華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線上進的局面。”說這話時，他一腔慷慨和激情。
華西村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便在這般悲壯的號角中吹響了戰斗的進軍曲。從田園到工廠，中國農民夢求了5000余年的路程，現在吳仁寶欲一步跨越。“攀遠親”、“搞聯營”、“借他力”、“尋遠航”……跳出“村門”進“城門”，闖出“國門”富“村門”，借腦袋生財，租梯子上樓，傍大船遠航……這一招一術，無不顯示著吳仁寶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的膽識與氣度。這期間，由華西村創出的諸如“星期天工程師”、“教授下鄉走親戚”等媒體新名詞也不斷在人們的耳邊響起。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吳仁寶這位農民改革家一手譜寫的“造廠”樂章中閃耀著光芒的精彩音符……
在短短的3年間，吳仁寶像變戲法似的讓華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綠化又環保的大型工廠，并且成為氣勢雄偉的蘇南農村土地上的第一個工業園區。時至1988年，華西村的經濟呈現出以第二產業為主體，一、三產業為兩翼的多元化格局，年產值超過預期，達1.0106億元。“億元村”的目標實現，華西再度成為全國農業戰線最光彩奪目的旗幟。
這年吳仁寶60歲?？伤鈿怙L發的精神面貌，誰也無法將“老人”的標簽貼在他身上。吳仁寶笑言：“因為我的黨齡才34歲。34歲的人干什么活？當然是干翻天覆地、驚天動地的事嘛！”
第四件是抓住機遇，創占市場。
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后，他以敏銳的政治嗅覺、超群的商業眼光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迅速做出了一個后來使華西村突飛猛進、走在中國農村乃至其它各行各業前頭的決策——集中和動員華西村所有的資金，以雷鳴電閃之勢，奮力搶占市場。當別人還在細學慢嚼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的時候，吳仁寶和華西村早已揚鞭策馬、甩開四蹄奔跑在經濟大發展的快速道上。
第五件是在“造田”、“造廠”同時，為農民“造城”、“造?！保瑒撛臁疤煜碌谝淮濉薄?BR>“不土不洋，亦城亦鄉，把華西建成富足的社會主義農民樂園?！边@是吳仁寶在完成對華西村“造田”、“造廠”之后，在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的基礎上，開始引領農民們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水平”邁進的又一次歷史性登高。
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華西在取得農村工業化巨大物質積累后，開始了驚世駭俗的“造城”——即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吳仁寶指著那些讓歐美人都羨慕的、造價在幾百萬元的農民別墅說，過去農民日子一好過，就是翻蓋房屋，再多的財富積累也因一次次的建房而所剩無幾?，F在我們改變了思路，在再規劃和蓋房時，盡可能地超前，這樣做從長遠看，既達到了100年“不土”的目的，又因優美的硬件建設，為吸引投資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華西村你無時不在這種傳統與現代、歷史和現實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中感受著、陶醉著、回味著……所有這些，都滲透了吳仁寶這位農民思想家的精心創意和獨特理念。讀懂它，既要穿透辯證法的哲學境界，又要領悟實事求是的現實根基。
黨的十五大后，華西村在村企業集團范圍內開展了一次以調整產業結構、狠抓企業效益為目標的“抓大扶小”工作，很快使得全村工業效益呈現“大向強走、小向優走”的全面健康發展態勢。至2000年，華西人在吳仁寶的領導下，在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積上，創造了50億元的工業銷售額和5億元的利稅效益。黨的十六大后，吳仁寶又對華西提出“科學發展、有效發展、創新發展、統籌發展”的新目標。具體落實在全村工業生產總值的指標上就是：2002年完成60億，2003年完成80億，2004年完成100億，2005年完成200億，2006年完成300億，2007年完成400億，2008年完成540億元。黨的十七大后，吳仁寶要求村黨委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注重抓全面建設，不僅生產效益全面提高，而且出現了連續兩年超百億元的年遞增速度。華西直奔“天下第一村”，無人匹敵。
第六件是帶領周邊村民共同富裕，建設文明的大華西。
吳仁寶不愧是一頭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發力都讓人驚駭：“個人富了不算富，集體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國富了才算富?！比A西富了，堅持做到“三不忘”（不忘國家、不忘集體，不忘左鄰右舍及經濟欠發達地區）。2001年6月份以來，吳仁寶通過“一分五統”的方式，將周邊16個村納入華西共同發展。目前，一個面積超30平方公里，人口超3萬人的大華西已經形成。今后5年內，華西還要投入資金5.2億元，搬遷村民2700戶，在“山北”建設一個“萬畝農林科技示范園區”。這樣，既可以通過“拆老廠房建新廠房，拆老屋基建新公寓房”的方式，節約土地2500畝，又能建成一個以“糧、果、樹、漁”匯聚的生態旅游觀光園。
吳仁寶說：“千難萬難，實事求是最難。華西村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就是我們掌握了實事求是這個法寶?！边@句樸實無華的語言，道出了吳仁寶和華西村成功的全部“秘密”。
吳仁寶是值得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人學習的。他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實踐，正是新型農民的偉大實踐，知識青年也參與了這一偉大實踐。這個實踐既是不斷發展著的新實踐，又具有連續性。實事求是地評價知識青年參與新農村建設所發揮的作用，不僅是這個時代的需要，也是未來發展的要求。知識青年是在建設新農村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新型農民的一份子，他們的成績是巨大的、功勞是巨大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的地位是崇高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永遠值得青年人學習的。
歷史常常會蒙住人的眼睛，這就是當局者迷，但旁觀者也不一定就清楚。如果角度站得正確，可能就看得清楚；如果站錯了位置，被什么東西擋住了視線，可能就看不清楚；如果站得太低，也看不清楚?，F在的新農村建設，需要更多的先進知識青年邢燕子、侯雋、薛喜梅。
在華西村的發展史上，有一位“講師村民”程先敏。他走過的人生經歷，無疑是華西村精彩樂章中一顆閃耀得格外奪目的“音符”。
程先敏現任華西村黨委副書記，來華西那年39歲。這位因不甘“囊中窘澀”而辭別西安交通大學的年輕講師，成了第一個到華西村工作的大知識份子，他為華西村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領。當年末，程先敏要回陜西探親，吳仁寶給他3000元錢，并說：“你一個月拿300塊工資是虧的。”年輕教授十分感動，那時華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業管理者也就一個月拿100多元工資。到第二年回家探親時，村上的會計扛著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進門對他說：“老書記讓我把這些給你?！甭榇镅b滿一捆捆嶄新的10元鈔票，共50000元整。20世紀80年代的50000元，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絕對是個天文數字。程先敏面對老書記和華西人的一片灼熱心意，忍不住哭了……從老家再回華西村時，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5年的全家戶口簿，交給了吳仁寶。
程先敏是新時代涌現出來的先進知識青年，與邢燕子、侯雋、薛喜梅一樣值得青年人學習。
侯雋說：“我覺得知青最可貴的一點是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很強，而現在的青年缺乏這一點?！?BR>“我們當時也叫新農村建設?！毖ο裁氛f。對于今天在新農村建設中興起的新一輪“大學生支農”現象，薛喜梅認為是一件好事情。
邢燕子認為，現在的大學生，文化知識水平比當年的知青高，能力也強，肯定能給農村帶去更為實際的幫助。不像我們當年，完全憑著一股熱情。她說：
“誰把中國農村搞好了，誰就是中國人民的功臣?！?/p>

2008年11月8日—15日于北京明春苑
電話：010—83701573
手機短信：13522382072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農業注入了新活力
知青系列談之二

郭春孚

從昨天到今天，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即使發生巨變，也是相聯的一條線。當然，這是一條螺旋型或波浪式的曲線，而不是一條直線。由此可見，歷史是一個鏈條，誰想割斷歷史，誰就是歷史的罪人，必將會受到歷史的懲罰。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發生在毛澤東時代的大事件之一，是一次空前的社會變革的大試驗。有人說這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次試驗，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反科學的，是唯心主義的觀點。已經過去的歷史，無論多么重大，只能是空前的，不可能是絕后的，后人總是要超越前人的，或者說總會有后人超越前人的。任何事情都會成為歷史，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因而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任何事物都是發展的，都是一代勝過一代，因而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一只蝴蝶扇動翅膀都有可能引發一場風暴，因而我們要全面地看問題，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能讓一片樹葉遮住我們的眼睛?？傊?，要實事求是地看問題，不能主觀臆斷，更不能惡意歪曲事實。
文化大革命是犯了一些極左錯誤，但并不等于一切都錯了。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而都是錯誤的。
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割資本主義尾巴，將農民的自留地、自留山都割掉了，甚至將農民自家院子里種植的經濟作物也給鏟除了。當時，我家的院子里栽種了一些枸杞，我經常在放學后澆水施肥修剪，因而枸杞長得十分茂盛，碩果累累，采摘后賣給供銷社或小商販，可以增加一點收入，貼補家用和買文具?？墒?，有人向縣委、公社領導反映，于是他們就決定鏟掉一部分。這些領導經常來我家吃飯，應該說對我家是有感情的，但他們不徇私情，趁我不在家的時候讓人鏟掉了幾十棵。還有一次是以備戰為名發動打狗運動，將與我早夕相伴的花狗趁我睡覺時給打死了。他們還喊我起來吃狗肉，我很生氣地拒絕了。那時我還小，但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經常向他們發脾氣，跟他們爭論。他們覺得我是個小孩子，不懂事，所以不聽我的話。
有人說這是毛主席的錯誤，我起初半信半疑，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多年來查找了很多資料，但就現在解密的資料和我掌握的資料來看，毛主席并未講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話。我認為，農民有一點副業應該是容許的，因為投資投勞不大，不影響主業，又可以增加一點收入，在年終分配前對改善農民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我經常想，為什么城市可以按月分配，農村就不能按月分配呢？如果能按月分配，沒有副業也是可以的。長大一點后才弄明白，打下的糧食大部分都交公糧了，集體收入少、積累少，無法實行按月分配，只能按年分配。毛主席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一位偉大領袖，對農民、農村、農業是了解的，不會犯這么低級的錯誤，事實也證明，“割資本主義尾巴”不是毛主席的主張，而是其他人的意見。毛主席是肯定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商品、貨幣的，從未要求消滅市場。那個時候還講：“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句話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但也打上了明顯的極左烙印。然而，幾個“秀才”的主張不代表毛主席，包括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觀點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我之所以講這些話，是要讓大家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有錯誤的。但不能否定一切，不能否定毛澤東，不能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我所說的知識青年，既包括城市的知識青年，也包括農業戶口的知識青年（有的農村青年在城市中學讀書，但戶口未遷入城市）。
在城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同時，農業戶口的知識青年回鄉務農。兩股用知識武裝起來的力量合二為一，在新農村建設中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新篇章。由于農業戶口的知識青年在農村長大，了解農村，熟悉農業生產，所以發揮的作用更大。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農業注入了新活力。理由是什么呢？

一、知識青年在城市中長大，耳濡目染地接受了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他們來到農村后，就像鯉魚躍入了湖水，激活了農村，激活了農業。
知識青年的第一個優點是生長在我國城市的工業化時期，受到了現代城市文明的熏陶，承延了父輩——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認識到了組織起來的重要意義。他們來到農村后，將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有意無意地傳導給了農民，就像激活素一樣激活了潛藏在農民心底的、對現代文明的向往，激活了相對固化的農村格局，激活了農業發展的基本要素，推動了農業的機械化進程，強化了人們對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性的認識。
農民對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一直是向往的，但是由于戶籍制的城鄉二元分割，使農民成為市民比登天還難，身份轉換的難度越來越大，導致身份不同的意識深深嵌入農民心底。由于城鄉制度的不同設計和安排，農村發展相對緩慢，農民相對貧困，在短期內很難實現機械化、工業化、現代化。由于過分強調公平，按勞分配原則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存在著事實上的平均主義，多勞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事實證明，自覺性是不可靠的，僅憑精神鼓勵不能長久，物質獎勵不可缺少，應該將二者結合起來。交公糧太多，農民辛苦勞作一年所分的口糧還不夠吃，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得不到明顯的改善……諸如此類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后果是：農民對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失望了，認識由社會主義現代化“很快就能實現”轉變為“不可能實現”，于是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下降了，磨洋工、混日子、出工不出力的人越來越多了（在全體村民中還是少數）。
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后，帶來了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使廣大農民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重新喚醒了潛伏在大多數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內心深處的勞動熱情，調動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為農村和農業發展注入了活力。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期，正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高潮時期，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渴望得到國家和城市的支援，知識青年的到來可謂是“適時雨”。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第一次提出，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提倡。毛澤東早已認識到了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性，所以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提出了“農業學大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號召，只不過是后來中斷了。
一些農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蓋房修屋沒有規劃，東一處、西一處，既沒有筆直寬闊的街道，也沒有排污管道、垃圾坑，而且由于貧窮，有的人家還住在土坯房里，有的人家建新房還用土坯，質量很差……用三個字來形容就是“亂”、“臟”、“差”。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寨是一個學習榜樣，但也是極少數人去參觀過，絕大多數人并不清楚大寨是如何建設的，另外大寨是山區，又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平原如何搞，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建設新農村，可以說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靠自己摸索。這個過程是很艱難的，走了一些彎路，但大方向沒有錯。
當時，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是渴望得到國家和城市支援的，知識青年的到來可謂是“適時雨”。在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看來，這是國家和城市對新農村建設的重視和支援，最起碼是一種表示——有錢出錢，無錢出力。有知識青年與農民一起建設新農村，他們的干勁更大了。知識青年敢想、敢干、敢說，經常為建設新農村出主意、提建議、想辦法，激活了人們的思想，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從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要向城市學習，首先要統一規劃住宅建設，像城市一樣整齊劃一，街道直，馬路寬。因為他們見到的城市都是這樣的。于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首要任務就是住宅建設統一規劃，修建“排房”。當時，我村由集體出資出勞修建了數棟“排房”，解決了幾十戶農民的住房問題，新農村建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知青來后，對這種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還要求村里專門為他們修建了一棟“知青宿舍”。這樣，我村的一部分已經有一點新農村的樣子了，如果堅持下來，到今天應該是建成新農村了?？上У氖窃S多人的努力因分田單干而付之流水。

三、農業產量出現了徘徊局面，使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認識到了科學種田的重要性。然而多數農民沒有讀過書，不懂科學技術。他們呼喚知識份子來農村工作，為他們提供科技服務。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受到了多數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可謂深得民心。
盡管集體統一規劃和安排農業生產，實現了大面積統一耕作，糧食產量比舊社會提高了許多，但除了小麥、水稻、高粱、玉米等有良種以及兩三種化肥外，其它方面，從科技角度來衡量幾乎等于零，因而農業產量出現了徘徊局面，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還有可能減產。
那個時期中學開著農業常識課，知青是學過的，一些知青還有一技之長，在城里沒有用武之地，來到農村后就可以發揮作用了。他們指導農民搞測量、修水渠、修馬路、搞綠化、合理密植，開展科學種田，基本做到了旱澇保豐收、年年可增產。有的知青很快成長為各級領導干部，成為領導農民戰天斗地的骨干力量。
知青與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受到了他們的真誠歡迎，得到了他們的真心擁護。

四、知識青年是一個新事物，是社會中的積極份子，他們沒有保守思想，敢字當頭，富有開拓進取精神，個人利益考慮得少，對打破傳統的生活習慣和生產習慣，起到了巨大的沖擊作用和助推作用，使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農業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改變。
一部分老農不僅在生活上養成了一些不好的習慣，而且在生產上也養成了一些不良習慣，種糧都是憑經驗，不相信科學，排斥新技術。舊的生活習慣和生產習慣困擾著農村和農業的發展。
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后，在生活上用城市文明嚴格要求自己，按時起床，注重清潔衛生，發揮表率作用；在生產上帶頭打破舊習慣，使用科學方法，為農民樹立樣板。過去，農民種糧都是使用農家肥，化肥出來后，農民最初不喜歡用，怕將秧苗“燒死”，經過試驗，使用化肥的農田里青苗茁壯成長，糧食產量明顯增加，于是農民就開始使用化肥；農民不愿意搞秸稈還田，認為秸稈可以當柴燒，搞秸稈還田是一種浪費，而且如果漚不了，還影響第二年的生產，經過試驗，秸稈還田后不僅沒有影響第二年的生產，還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產，農民信服了；大部分農村只種糧食，不種瓜果蔬菜，在知青的建議下，有的農村也開始種瓜果蔬菜了……當然，這些工作不光是知青做的，但知青是積極參與了的，而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兩三年后，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農業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出現了文明生活習慣，學知識、用科學蔚然成風。分田單干后農民科學種田的積極性很高，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的啟蒙是分不開的。
千言萬語凝成一句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農業注入了新活力。這是事實，是否定不了的。如果全面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功績，知識青年是不答應的。

2008年11月6日—7日于北京
電話：010—83701573
手機短信：1352238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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