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葉辛、徐祝慶、王堯共同見證知青回城的歷史拐點

偶見中青報　10月22日　頭版的“改革開放30周年·本報見證”欄目，發表了“本報記者”王堯的一篇文章，題為《知青回城的歷史拐點》，文中披露了曾任中青報總編的徐祝慶當年（　1978年11月23日　）以評論員身份撰寫的中青報“頭版都快滿了”的《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并在上海知青中引起轟動的歷史事件，并且多處穿插了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葉辛的片斷回憶及其著述中的思想觀點，以此見證當年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知青回城“命運的轉機來了”、中青報“順應老百姓的心愿”所展現的一段歷史。文章總體還是客觀的，但因通篇立意主要見證了當年的城市心態，卻忽視了更為廣闊的農村觀感，從而就不免存在片面性。筆者正巧成長于那段時期的農村之中，剛好對知青問題仍然還有許多印象，也了解農村人的一些想法，不妨從農村角度補充一點材料，以便兼聽則明地全面見證歷史拐點。

先介紹一點情況。大約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小學時期，記不清具體是個什么日子，所在和緊鄰生產隊，來了三位上海知青。其中有位女的似乎名叫“小來娣”，另有兩位男的一位人稱“阿四”，還有一位想不起姓甚名誰了，也許是叫“X華”。三人大概都是高中畢業生，約摸二十歲上下。“小來娣”似乎與時任本村隊長一家沾親帶故，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人和善，鄰里往來，給村人印象不錯，幾年后被推薦上了復旦大學；叫“阿四”的分在鄰村，與我家相距百十米，盡管有點城里學生氣，但誠實肯干，口碑較好，村里分給了宅地又蓋了兩間磚瓦房，回城多年后返鄉一趟，把房屋家什送給隔壁鄰居了；另一位“X華”分在本村，有同樣宅地與磚瓦房，似乎有點溜尖，集體勞動能躲則躲，甚至與鄰居發生糾紛而大動干戈，背著人常吃城里捎回的零嘴兒，玩耍中的農家小孩經常從他那兒見識了蘋果一類的陌生食物，“X華”回城后又把村里房產轉賣了數百元。三人的糧食分配與村里毫無兩樣，比村人五人以上三間房的居住條件相對要好，當年未必吃得很飽，但沒有老幼負擔的優勢比較明顯。這是見證知青回城歷史拐點的基本事實。

記者王堯在《知青回城的歷史拐點》說，“當時，全國1000多萬知青最強烈的心聲就是：回城！回城！”這一點無可非議，人都向往幸福生活，而農村的繁重勞動和艱苦生活也是可想而知，慢說知青們向往曾經的熟悉生活，就連世代農民往往也因日夜勞累（這一點或許可以部分印證農民的創業精神而不是偷懶成性）而羨慕城市，理由倒是很簡單，沒有必要東拉西扯。而記者王堯則巧妙援引當年徐祝慶發表于中青報的《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一段文字用于詮釋回城動機：“（上山下鄉后）多數知識青年生活不能自給，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問題無法解決，很多地方缺少學習政治和文化知識的起碼條件，弄得很多知青消極低沉，群眾怨聲載道”。用城市的標準去衡量，上述說法也有道理。但在這個說法背后還有廣大農民，他們就是這樣生活著，基本沒有虧待知青。知青們的婚姻問題由于擇偶標準各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論；知青們的住房問題，一般好于當地農民；知青們的疾病問題，與農民一樣是靠合作醫療；至于政治文化學習等問題，農村集體聽廣播上夜校和個人點燈熬油雖說相對簡陋些，總歸也算起碼條件。既然上山下鄉了，一開始也就面對了這類客觀自然條件，明明當初要用知識改造自然創造幸福，怎么就一改初衷，把與農民一道激情燃燒的農村建設重任，咋就猛然視作枷鎖了？既然成了非人生活，撇下農民邊哭邊溜，似乎也就很不厚道。

至于記者王堯在見證歷史拐點時，接著摘錄《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一段用以說明“為什么要上山下鄉”的文字，似乎讓人進一步置身政治的云霧之中，什么“國民經濟長期發展遲緩，以至走到崩潰的邊緣”啦，什么“全盤否定教育戰線的十七年，大肆砍殺各類高等教育”啦，什么“無視教育事業發展的規律，強行禁止中學畢業直接上大學”啦，總之是知識青年“除了上山下鄉，別無其它出路”。國民經濟是不是到了崩潰邊緣，這是現時的熱門話題，就上世紀七十年代本人的童年生活看，至少要比人們記憶中的60年強過百倍，當年大人們起早貪黑地下地勞動，喂豬放羊掃地做飯的家務活，就全部落在每家每戶的兒童肩上，記得當時鍋中有點剩飯柜內有些余糧，青黃不接晝長夜短時挨餓倒是一種真實現象，但不能由此認定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高等教育的路也許窄了點（高考恢復后的1980年，所在縣的大學錄取率也不過是在7%左右），但一方面本村知青是當時當地唯一上了大學的，說明還有新的機會；另一方面義務教育的路拓得很寬，農村幾乎沒有失學現象。人人符合“直接上大學”的“教育發展規律”，恐怕有點異想天開。假如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知青沒有別的出路，“直接上大學”與“知青回城”也不能算作真正就業，那么農村創業難道又是害了知青？這個道理說不通。

葉辛當年寫了《蹉跎歲月》，感覺浪擲了十年青春；后又寫了《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落幕》，算是服務政治的文化現象。但在本人1984年工作之時，發現知青們很多成了社會棟梁，全部工作是不現實的，而葉辛們實際則早已幸運地脫離了農村生活，不下鄉是否會有今天也還難說，蹉跎一場能有如此結局，倒未必就是壞事一樁。至于葉辛在《蹉跎歲月》所描述的知青與農民“搶糧吃”的問題，我想關鍵在于知青下鄉有沒有田間勞動收獲。假如屬于不勞而獲，當然既是蹉跎又有搶糧之嫌了；假如知青一樣種地，那么所謂“蹉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世代農民的農業生產，給了一種另類看法。《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落幕》一文也許“確實說了不少真話和大實話”，但即便是從本村三位知青的情況看，也不能全部視作蹉跎歲月，他們的下鄉經歷和個人命運，實際上確實要比當地農民們強得多，因此文章或許存在偏頗之處，或者還有“不少真話和大實話”確實沒有全面表達出來。

以此共同見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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