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大躍進與人民公社　　

北京紅星人民公社的聯合收割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這個時期，以前人們把它稱為“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改革開放后，人們又將它改稱“三年嚴重困難時期”。但是，無論稱謂怎樣變化，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在這三年里，全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都陷入了極端的困難之中。“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是如何產生的？是什么原因導致新中國陷入長達三年之久的極端困難之中？一九五八年，新中國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緊接著，就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嚴重問題。因此，有些人自然而然地就把“三年嚴重困難時期”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聯系到了一起，但它們之間到底有哪些必然的聯系？改革開放之后，一些人根據大躍進運動期間，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嚴重困難的現狀，認定是國民經濟出現了問題，其出現的原因就是當時的領導人犯了左傾錯誤。這個結論是否正確？還有待于歷史的檢驗。時至今日，仍不斷的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解讀，但是，所有的這些解讀，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本身來解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只從中國的內部去探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產生的原因，去領會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真實意圖。因此，無論解讀的人是站在多么客觀公正的立場上，都只能是越解讀越糊涂，越探尋越找不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發生的真正原因，越無法領會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真實意圖，所以得出的結論都難免陷于片面。　　

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毛澤東要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有人說是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所致；有人認為是毛澤東個人對理想社會主義的追求；也有人認為是毛澤東看到了新中國有隨時遭受外敵入侵的潛在危險，所以才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加快工業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步伐，以增強國力，從而提高我國抵御外敵入侵的能力。但是，在大躍進運動的過程中，由于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識、錯誤的思想意識等原因，導致大躍進運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嚴重挫折。上述幾點分析，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當時的國內形勢和國際局勢以及中國長期挨打的歷史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后者的分析更符合客觀實際。　　

從一八四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中國人挨了一百多年的打。后來，中國人長期挨打的根本原因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解決中國人長期挨打的辦法也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并運用于具體的實踐中了，這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中國人民以武裝斗爭的形式，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新中國。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經過二十二年艱苦卓絕的抗爭之后，終于贏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中國人長期挨打的命運暫時得到了改變，但是孱弱的國力還難以保證今后不再挨打。為使中華民族今后永遠也不再挨打，確保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提高抵御外來侵略的能力。　　

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而且還是必須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尤其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礎之上，超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家來說，遭遇到挫折一定會更多。到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五十九年了，在這五十九年中，新中國前后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嘗試過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走過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八年，這個階段是“閉關自守”的以重工業建設、國防建設為主的自主建設階段；從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后到今天，是打開國門，融入世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巧合的是，截止到今年，前后兩個階段的時間差不多一樣長。如何看待前后兩個階段的發展成就，如何評價兩種經濟制度的優劣，如何衡量這兩種經濟制度對我國的社會發展分別起了什么樣的推動作用？如果僅從個人暫時生活的感受來說，改革開放帶給個人的暫時利益更為直接。而前二十九年，個人物質生活條件艱苦困難不說，僅是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常抓不懈的階級斗爭就使許多人生活在思想改造的痛苦煎熬之中。因此，有些人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毛澤東“犯了二十年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耽誤中國經濟發展二十年”，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些荒謬的結論和無恥謊言。毛澤東一生致力于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中國的獨立、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的富強殫精竭慮，奮斗了一生，并為此付出了六位親人犧牲的慘痛代價。以毛澤東的雄才偉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過程中，能挽狂瀾于即倒，使革命轉敗為勝。那么在領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的雄才偉略就蕩然無存了？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肯定和否定，前后的反差怎么會是如此的巨大。歷史的真實情況到底怎樣？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究竟給我國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對我國的現代化進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新中國完成工業革命，實現強國富民，保證中國人不再挨打的，解決中國人不再挨餓的，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實現現代化的唯一可行的發展戰略。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態仍然是處于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輔之少量的帶有濃厚殖民地經濟色彩的官僚買辦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經濟狀態。一百余年來列強的掠奪和戰亂造成解放前中國社會經濟凋敝，人民流離失所，科學文化極為落后。在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社會經濟、科學文化基礎之上，進行現代化建設，而且還必須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防止再次挨打，其困難可想而知。新中國成立后，這一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責任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劃定的美國、蘇聯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雅爾塔體系的東方格局，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把新中國推向社會主義陣營，新中國為了維護民族利益，廢除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做法，又使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喪失了原先在華的巨大利益。因此美國糾集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妄圖阻止新中國的發展，扼殺新中國。在這種嚴峻的國際局勢下，新中國只好采取對外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以獲取外部援助，對內采取勒緊褲帶，實行高積累的辦法，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雖然新中國滿腔熱情的一邊倒向蘇聯，但蘇聯對同樣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中國卻是有所保留的，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長達兩個月之久，卻只爭取到三億美元的貸款，尚不及蘇聯給波蘭貸款的十分之一。從這件事就能看出，蘇聯同樣也是不希望新中國強大的，國家、民族間的利益之爭是大于共同信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英、蘇三國確定的雅爾塔體系，確立了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按照這個格局的劃分，當時的中國應在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新中國的建立，成功地從美國的勢力范圍內分離出來。在面臨美國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新中國為爭取到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只有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無論是留在美國的勢力范圍內，還是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里，如果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完成工業革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也只能是美國豐富的原料產地和巨大的產品市場或是蘇聯的農業衛星國。這樣只能作他人政治附庸和經濟殖民地的國家實力，再次挨打的危險會隨時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因此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就把經濟建設，尤其是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擺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新中國的家底實在是太薄了，能夠獲得的外部援助又少得可憐，若想在短時間內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最可靠的、也是唯一的可行辦法，就是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公有制的經濟制度，由國家掌握一切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是依靠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的人民群眾，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緊衣縮食、艱苦奮斗、共同努力。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戰略是唯一正確的，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強盛所做的貢獻是無比巨大的，是造福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的千秋偉業，但只是短時間內對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會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國雖然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這樣不利的國際局勢，但也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給予一些有限援助的有利條件，尤其是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更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霸主英國顏面盡失，利益極大的受損。不甘心淪為美國附庸的大英帝國，為了尋求再次崛起的機會，率先挑起了對蘇聯的冷戰，從而導致美國與蘇聯的激烈對抗。美蘇的對抗，為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國家留下了一個有限的回旋和發展空間，毛澤東敏銳的意識到了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的這一不可多得的機遇，帶領中國人民全力地進行著現代化的建設。但是當人類社會邁入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時候，中華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場新的危機。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成了蘇聯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掌握了蘇聯的最高領導權之后，逐漸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路線。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成功，這也是人類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隨著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上天，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在某些科技和工業領域已經接近或趕上美國，遂放棄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蘇聯要在十年內全面趕上美國，要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幻想資本主義能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主張與美國搞緩和，放棄對抗，并企圖聯手控制世界。美蘇緩和，放棄對抗后，勢必能騰出手來，整合各自陣營的內部，加強對各自陣營內其他國家的控制，同時迫使世界上兩大陣營以外的其他各國向美蘇這兩個中心聚攏。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蘇聯對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為和對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國加強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控制，對古巴的封鎖，對格林納達和巴拿馬的入侵就能充分證明這一點。赫魯曉夫主張與美國搞緩和的這一做法，對新中國的威脅無疑是巨大的。原先赫魯曉夫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新中國的工業、尤其是核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技術和物質幫助。但是，當美蘇出現緩和的趨勢后，赫魯曉夫馬上反悔，于一九五八年六月斷絕了對新中國核技術的援助。對世界局勢的這一發展趨勢，毛澤東洞若觀火，利用中蘇同盟表面上沒有破裂的假象，一方面在支援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名義下，用炮擊金門的做法來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挑動美蘇繼續對抗，以此延緩美蘇緩和的進程，制造歷史機遇。一方面在國內全力以赴，加緊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于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三面紅旗”在中國就必然的出現了。　　

從全國人民普遍陷入物質生活極端貧困這個方面來說，一九五八年開展的大躍進運動確實是遭受到了嚴重挫折，這一點，每個人都能從他們個人物質生活極端貧困的切身感受中體會得到。但是，從事關國家安全方面和長遠發展的重工業建設、基礎產業建設、國防工業建設方面來看，大躍進運動也同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在大躍進期間快速發展和啟動的核工業、半導體工業、化肥工業、電子計算機等項目。尤其是我國現代經濟發展關鍵的石油工業，就是在大躍進中取得突破的。但是，當年大躍進運動所取得的許多成就，由于事關國家的核心機密，很少對外界公布，因此在普通人民群眾眼中，大躍進運動是遭到了全面的挫折。對于毛澤東為什么要于一九五八年在全國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反思這段歷史的人如果能夠結合當時的國際局勢去分析，就會認識到毛澤東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最大限度地犧牲人民群眾暫時物質生活為前提，實行最大限度的國家積累，全力以赴地進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國際局勢發展的走向不允許新中國再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按原計劃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打破常規，加快發展速度，必須開展大躍進。這樣一來，就必須再度加大積累的力度，就必須要求農業要為工業建設提供更多的積累，做出更大的犧牲。因此，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農村實行集體經濟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這樣既有利于國家征收，擴大積累，又能在生產力暫時無法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進行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廣科學種田，以實現增產增收，改善人民生活。同時還通過集體勞動生產，把廣大的、原來分散經營的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掃盲、普及科學文化技術知識、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等方面的教育培訓，以提高他們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把他們培養成為符合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勞動者，為國家實現現代化準備合格的勞動力創造條件。同時，在當時農村個體經濟力量還很弱小的情況下，集體經濟體制能夠增強農村的購買力，從而能夠大量地接受工業品下鄉，拓展工業品的市場，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今天許多人都把大躍進提出“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高指標，工業領域生產向重工業、國防工業傾斜，減少先消費品生產造成了大躍進期間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大煉鋼鐵”期間的“土高爐”造成的巨大浪費看成是引發其后出現“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并以此為由，強烈譴責大躍進運動、譴責“人民公社”制度、譴責毛澤東思想、譴責毛澤東本人。但是，這些人就不想一想，“三年困難”是哪方面的困難？大躍進期間農業生產確實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點八，大躍進之后的三年，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確實十分困難，但是這其中能沒有連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的原因嗎？而且大躍進同樣也使重工業增長了二點三倍，現代科學技術有了質的飛躍，裝備制造業從無到有建立起來了。我國的現代科學技術和裝備制造的許多第一都是那時創造出來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快速增長，使我國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國家安全不再感到十分的危險，民族生存不再感到十分的艱難。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通過組織起來這種有效的途徑，帶領廣大農民，在極少勞動力成本投入的情況下，完成了全國所有大江大河的治理，修建了八萬四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和多得無法統計的小塘壩。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全國完成的著名水利有：河南紅旗渠，長江中下游水利建設工程，黃河治理工程，海河治理工程，遼河治理工程，豫、蘇、皖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龍港地區防澇工程，京郊治澇工程，寶雞峽引渭河灌溉工程，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江蘇淮安水利樞紐工程，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黑龍江引嫩工程等。在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時，廣大農民還發揚戰天斗地的精神，大搞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農田基本建設。在十余年的時間里，全國的農田基本建設已經基本完成。到上個年代七十年代中期，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已達七億畝，比一九六五年的四點九五億畝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機電排灌面積達四點三一億畝，比一九六五年的一點二億畝增長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五；一九七五年，全國機井已達一百八十一點七五萬眼，比一九六五年的十九點四二萬眼增長了百分之九百三十五點八九。同一時期，全國農機的制造能力和農機的保有量以及化肥、農藥的生產能力和施放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雜交水稻、雜交小麥等優良品種研育成功并得到大面積推廣，我國開展農業生產革命的要素已經基本具備。一九七八年，我國的糧食產量是三千零四百七十五億噸，已經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在此期間，全國所有公社、大隊都建立了農業科技推廣站，科學種田得到了普及，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也有了極大的提高。每個公社都成立了衛生院、大隊都設立了赤腳醫生，形成了涵蓋全國農村的醫療衛生系統，農民的健康有了保障，平均壽命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　　

在進行農業建設的同時，農村中的工業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公社時期興辦的社隊為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人民公社已經成為了歷史，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僅僅二十幾年時間里，不僅為新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解決所有人的吃飯問題，防止兩極分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年的大躍進為什么要提出“煉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的高指標？為什么不提出“養一千零七十萬頭豬、產一千零七十萬噸奶”的高指標？大躍進期間煉出的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哪去了？正是這“大煉鋼鐵”的高指標，才保證了當時我國工農業建設、國防建設所急需的鋼鐵材料；正是這“大煉鋼鐵”的高指標，才保證了飛機、軍艦、坦克、大炮、汽車的大量生產，從而保證了國家的安全，才使我們沒有再挨打，才有了在其后的一九六二年取得了反擊印度對我國領土進行蠶食的勝利，才有了一九六九年打退蘇聯侵犯我國領土的勝利。雖然“大煉鋼鐵”期間的“土高爐”和人民公社興辦的公共食堂確實是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這決不是導致其后出現“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制度本身造成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的出現，主要是由于一部分人急于改善眼前個人物質生活條件這樣落后的思想意識、錯誤的思想意識與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這個民族整體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今天，污蔑毛澤東，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那些人公布了經過他們分析研究得出的一個數字，大躍進運動之后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全國共餓死了三千多萬人，他們想以此來證明大躍進所造成錯誤的嚴重后果。但是只要一經分析，他們的這個結論就露出了破綻。確實，直到今天，國家始終沒有公布“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因為一經公布，污蔑毛澤東，譴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那些人所編造的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謊言就會被立即戳穿，那些人也因此將立即失去污蔑毛澤東，譴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理由和底氣，所以不能公布，就讓那些打著學術研究的謊言繼續擾亂人們的正常思維吧。“三年嚴重困難時期”能餓死三千多萬人嗎？當時全中國只有六億五千多萬人，三千多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近二十分之一，這個比例數意味著當時的每個中國人都將有自己的近親屬被餓死。今天經歷過大躍進的中國人有許多還在，誰的近親屬被餓死，他能不知道嗎？造謠者也許會說：“餓死的這三千多萬人不是在全國平均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河南、四川的幾個地區，因為是整個家庭、整個家族全部餓死了，也就沒有了近親屬”。如果是這樣，那就會出現無人區，有誰聽說過那時的河南、四川有無人區？有誰聽說過當時國家像清初“湖廣填四川”那樣往河南四川大量移民？我只知道，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國家為開發邊疆，曾經從人口較多的山東等地往黑龍江的蘿北等地移過民。因此，餓死三千多萬人的情況是根本不可能的。就今天國家公布的新中國歷年的糧食產量來分析，新中國糧食產量最低的年份是一九六0年，當年的糧食產量是一億四千三百五十萬噸，（資料來源，全國普通高中歷史教材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二00三年出版），這個數字意味著，當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應是四百四十斤左右，當時全國的六億五千人口中，有二億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十歲以下的兒童，按兒童的糧食需求量是成年人的需求量減半計算，再減去國家的工業用糧和用于出口還債及支援其他國家的一部分，每個成年人的年糧食平均獲得量不會少于三百斤，三百斤的糧食對于一個成年人來說，在缺少副食品的情況下吃飽怕不可能，但也決不至于餓死。另外，據王光美的個人著述----《我與少奇》一書中收錄的，王光美于一九六二年給黃瑞生（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農民，劉少奇的同鄉）的一封信里寫到：“你在一月二十八日寫給少奇同志的信早已收到-------大隊給你安排了三百六十斤口糧，政府給你一百多元醫療費，照顧已很高。你常年害病，收入較少，我們了解，現寄給你30元備急需，望你能多參加一些你力所能及的勞動，生活會更好些。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從該信的內容和所寫的時間分析，大隊安排給黃瑞生的三百六十斤口糧，應是一九六一年的年終分配。同樣據全國普通高中歷史教材記載：一九六一年，全國的糧食產量是一億四千七百五十萬噸，只比一九六0年增產四百萬噸。如果在一九六一年全國糧食產量一億四千七百五十萬噸的情況下，普通社員黃瑞生能分得三百六十斤口糧，那么，僅比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低四百萬噸的一九六0年，全國人均的糧食獲得量又能比一九六一年低多少？“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說法，不純粹是胡說八道嗎？不要忘了，那可是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時代，正是大刮造成大躍進錯誤的“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時代。如果某一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其他地區的人民群眾能夠看著不管嗎？至于個別地區出現餓死人的情況，那也是該地區的領導人為了給自己撈取政績，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的，這筆賬怎么能夠算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頭上？怎么能夠算在毛澤東的頭上？毛澤東不是一直強調要實事求是的嗎？那些污蔑毛澤東，否定大躍進、譴責人民公社的人還算了一筆帳并得出這樣的結論：“造成當時糧食減產的原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全國有九千萬人去“大煉鋼鐵”，使已經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而爛在了地里，所以才造成糧食的大幅度減產，才出現了‘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應該說已經成熟了的莊稼爛在地里無人收割的情況是有的，是導致“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的一個原因。但是，不是“大煉鋼鐵”造成勞動力缺少，才使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而爛在地里的，而是落后的思想意識、錯誤的思想意識導致部分人消極怠工才造成了已經成熟的莊稼爛在了地里。其實只要認真地算一算這筆帳，人們就會明白。當時全國的六億五千萬總人口，減去二億多兒童，還有近四億五千萬成年人，減去一億左右的城鎮人口和解放軍，再減去喪失勞動能力的五千萬老年人，農村的勞動人口還應有三億左右，就算參加“大煉鋼鐵”的九千萬人都是農村的人民公社社員，三億左右的勞動人口減去九千萬，剩下的仍有二億多，當時全國的耕地就算有二十億畝，每個勞動力的工作量也不超過十畝，這樣的工作量應該說不算是太強的，婦女勞動力也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因此說“大煉鋼鐵”占用了大量勞動力而使成熟的莊稼爛在地里無人去收割的說法，完全是毫無根據的。客觀地說，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的真正原因是實行人民公社化之后，“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盛行，富裕地區的人民群眾對無償的支援貧困地區這項政策的深遠意義不理解，表現的不積極不主動，甚至是抵制；某些貧困地區的人民群眾存在著嚴重的“等、靠、要”思想，缺少自力更生、艱困奮斗的精神。另外，高積累也使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無法真正地得到貫徹執行，社員多勞得不到多得，嚴重地挫傷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才出現了寧可成熟的莊稼爛在地里也沒有人愿意去收割的現象。而且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確立，實行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度，原先自有土地的農民失去了屬于自己的土地，由此，使長期處于小生產狀態下而對土地產生了依戀情懷的一部分農民對人民公社制度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故意用消極怠工、肆意浪費公有財物的做法來證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不合理性”，期盼國家能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拿回自己的土地。另外，一些干部為了自己的業績，在工作中進行“瞎指揮”，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大刮“浮夸風”，也嚴重的挫傷了人們的生產熱情。這些行為才是真正的所謂“人禍”。就是這幾種原因加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才造成了其后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然而，當時如劉少奇等部分黨和國家領導人沒有從這種現象中看到問題產生的實質是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觀念，而只從問題的表面現象就得出了開展大躍進運動、成立人民公社、建立集體經濟制度，是超越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是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的結論。刮完“共產風”、“浮夸風”，又刮“倒退風”。把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罪于為國家工業建設提供了更多積累的、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培訓合格勞動力的、為實現現代化農業大生產準備條件的、能夠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人民公社制度。多勞多得，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但是由于當時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底下，如果嚴格貫徹執行這一分配原則，則不利于國家實行高積累政策，從而會影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何況由于當時的國際局勢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極為不利，對我國的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迫使我國只有利用戰爭到來的間隙時間，充分利用內部資源和條件，加速現代化的建設，才能確保在今后可能強加于中國人民身上的侵略戰爭中處于有利的戰略地位。　　

確實，直到今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世界上再也沒有發生世界規模的大戰，我國也沒有遭到大規模的外敵入侵。而且，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又開始了私有化的進程，放棄了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接軌，轉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因此，有的人產生了這樣的認識：當年開展大躍進運動，成立人民公社，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完全是錯誤的，如果按照建國之初實行的新民主主義道路走一直下去，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導下，在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刺激下，我國的國民經濟一定能搞好，可能還會搞得更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私有經濟已占國民經濟大部分比例的情況下、在市場經濟的主導下，國民經濟實現了連續多年大幅度增長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同樣，還有人產生了另外一種疑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民英勇不屈的堅決抗戰，贏得了世界列強的刮目相看和尊重，美英等國經過與我國協商，廢除、修改了一些不平等條約，我國的主權得以恢復，并取得了與美英蘇同列的“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而且，由于與美英結盟，從而獲得了美英的一些援助。如果抗日戰爭結束后，我國沒有發生國共內戰，當時市場主導下的私有制經濟，一定能夠迅速發展。可惜的是，主張私有制經濟的國民黨被主張公有制經濟的共產黨趕到臺灣等幾個小島上去繼續私有制去了。共產黨掌握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建立起了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之后，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的臺灣，經濟實現了騰飛；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大陸，經濟卻陷入“瀕臨崩潰的邊緣”和“徘徊不前”。今天，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那么，當初共產黨實行公有制的經濟制度有必要嗎？當初共產黨奪取政權有必要嗎？共產黨奪取政權是真的如其自我標榜的那樣，是為了人民謀幸福，還是為了一己之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國共戰爭，到底是革命，還是奪取國家政權的內戰？今天共產黨又承認、鼓勵私有經濟，保護一切私有財產。那么，當初共產黨無償地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資產實行強制性的贖買政策，又是一種什么樣的行為？　　

產生上述的想法并不奇怪，上述想法產生的原因一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確實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二是當前掌握話語權的一些人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刻意的編造、篡改歷史，使一些人對當時世界的形勢及發展趨勢不了解，對當時國內的形勢不了解。因此，回答第一個問題，必須首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由于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德國戰敗、奧匈帝國解體，上述三國退出了列強的行列。原來世界上的八個列強，只剩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五國。美國為打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形成的獨霸中國的局面，大力推進華盛頓體系的建立，打著尊重和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旗號，在門戶開放的名義下，與日本在中國展開利益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擊敗，其在東方建立的殖民體系也被日本打垮，法國也暫時退出了列強的隊伍。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不但嚴重侵犯了美英在中國取得的巨大利益，而且還對美英自身形成了巨大的威脅。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英被迫卷入了對日作戰。為了減少自己的損失，拉住在抗日戰爭中一直搖擺不定的蔣介石繼續堅持抗戰，遂主動與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協商，修改、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答應部分放棄由于日本侵華戰爭而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的在華利益。在以后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中國由于進行反法西斯作戰的時間最久、付出的最大，更主要是由于美國意識到在打敗德、日、意法西斯之后，世界上只有蘇聯才是它唯一的競爭對手。為了在與蘇聯的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美國在與蘇聯進行了一番討價還價之后，才為當時的中國爭取到了一個虛幻的大國地位，成為了當時所謂的世界“四強”之一，并成為日后成立的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一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發揚“一億玉碎”的“武士道”精神，負隅頑抗，拒不投降。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主力的美國，為了減少自己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邀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蘇聯則趁機來個獅子大開口，開出了戰后恢復沙皇俄國時期曾經在中國取得的，又因日俄戰爭失敗而喪失了的大量權益。于是，就有了美英蘇三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以犧牲另一個所謂的世界大國----中國的利益為條件來換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并共同逼迫中國接受的雅爾塔協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大國蘇聯占領了中國的旅順、大連地區和中東鐵路，并將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另一個大國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在青島、天津、秦皇島、北平等地登陸，長期駐扎并支持蔣介石主動挑起內戰，而陳納德的“飛虎隊”也繼續賴在中國不走；就連大英帝國這個破落戶也仍然繼續霸占著香港并擁有在中國內河的航行權。于是，就有了蘇軍在中國東北大肆拆運日本留下的機器設備的事件；就有了美軍士兵和“飛虎隊”隊員強奸中國女大學生和武漢名媛的事件；就有了英國繼續占領香港的問題；后來也就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大英帝國海軍軍艦在中國長江中航行的“紫石英號”事件。作為世界上四個大國之一的中國的國土上，同時有其他三個從意識形態到國家利益都嚴重對立的大國的軍隊出現，而且還都擁有實際上的治外法權，世界上有這樣的大國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為拉攏中國繼續堅持抗擊日本法西斯，除了給予中國一定的援助物質之外，又廢除了與中國歷屆政府簽訂的一部分不平等的條約，但是，舊的不平等條約雖然廢除了，可新的不平等條約又簽訂了。根據美英蘇三個大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并獨立，蘇軍駐扎旅順、大連地區，中東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等。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那個貌似平等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更是給中國的主權和政治、經濟利益帶來了極大地損害。條約的主要內容規定：“美國國民在中國享有居住、旅行、經商包括從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賃土地，選有代理人或員工的自由權利；美國商品在中國繳納進出口關稅和內地稅，享有與中國商品和第三國商品同等待遇；包括軍艦在內的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必要時可以開入任何不開放的口岸、地方或領水”。條約雖然規定中美之間具有對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遠遠的落后于美國，條約中規定的給予中國的權利，中國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做不到。因此，條約中規定的對等權利實際上成了美國單方面的權利。作為當時世界大國的美英蘇，之所以能在另一個大國-----中國取得如此巨大的權益，就是因為他們擁有比中國強大得多的軍事力量和國力。處于兩個超級大國對峙夾縫中的中國，連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尚屬不易，就不要奢談什么國家經濟發展了。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是什么都不能發展，抗日戰爭中，淪陷區的洋奴買辦經濟就發展了，殖民地的經濟也發展了，為支撐日本皇軍的大東亞作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洋奴買辦和漢奸個人也致富了，實現了“小康”，甚至洋奴買辦和漢奸隊伍的本身也發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蘇的同盟關系就業已破裂，世界上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并且開始了“冷戰”。當時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無論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土糾紛、國家利益、還是情感方面，都應屬于資本主義陣營中的一員。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人都清楚。中蘇兩國有著世界上最漫長的邊界線，地緣關系決定了中蘇無論是作為盟友，還是作為對手，對兩國都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希望自己的身邊有一個強大的鄰居，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就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遏制周圍鄰居的發展。雖然蘇聯不會擔心當時貧弱的中國會對其造成什么直接威脅，但是，對中國加入資本主義陣營，成為美國控制下的附屬國和軍事基地，從而會對蘇聯造成威脅這方面還是有所考慮的。因此，才有了外蒙古必須獨立作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的美蘇秘密交易。斯大林在對蔣經國解釋外蒙古為什么必須獨立的原因時曾說：“如果第三方勢力利用外蒙古作為基地進攻西伯利亞，蘇聯就完了”。當時，如果站在蘇聯的角度上看，遏制中國的發展是必要的，中蘇之間，也確實需要像外蒙古這樣的緩沖國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蘇聯一方面利用部分控制新疆的機會，加緊制造第二個像外蒙古那樣的緩沖國，一方面在出兵打敗日本關東軍后，利用駐軍旅順、大連，占領我國東北的有利條件，大肆拆運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機器設備。日本在我國東北修建并留下的那些工業設施，對蘇聯來說，不過是些廢銅爛鐵，但是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卻是大部分的工業家底。這些東西對蘇聯毫無用處，對中國就是工業化起步的強大基礎。蘇聯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是基于長遠的戰略考慮，在遏制中國的崛起，防止中國成為有能力威脅、甚至是進攻蘇聯的強國。而同時期的美國，為了與蘇聯爭霸，除了要占領控制中國這個豐富的原料產地、廣闊的產品市場以及可供使用的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之外，而且還會利用中國對蘇聯有利的地理位置，把中國變成其威懾、遏制、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從而實現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如此一來，中國就被夾在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對峙之中了，真正是陷入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危險處境，也就必然會成為大國之間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且，這個籌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為了拉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就使用過一次。可見，幻想依靠美國的保護來抗拒來自蘇聯的壓力，是不現實的，美國既不會為保護中國而與蘇聯刀兵相見，更不會真正扶持中國使之成為其另一個競爭對手。在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下，我國即使想埋頭發展經濟，能發展起來嗎？　　

地緣的因素決定了中蘇結盟對于美國來說，威脅只是嚴重的，中美結盟對于蘇聯來說，威脅可是致命的。所以，一旦中美之間出現結盟的先兆，蘇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首先就要打中國這個薄弱之敵。那樣的話，采取肢解中國，建立外蒙古那樣的緩沖國的做法對于中國來說都是幸運的，弄得不好，可能是全面的入侵。當年，在親英美的蔣介石戰勝了親日的張作霖，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張學良“易幟”，歸順南京政府之后不久。日本當即于一九三一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我國的東北，并成立了“滿洲國”，成功地肢解了我國。一九三七年，在當時中國的經濟剛剛有所發展的情況下，盡管是殖民地色彩極為濃重的那種依附型經濟。但是，日本仍然是感到了極大的威脅，便迫不及待地冒險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打掉了中國這次依附型經濟發展的機會。　　

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的雅爾塔體系清楚地表明了當時的中國根本算不上是一個世界大國，連自己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都難以維護，世界上有這樣的大國嗎？自從世界上英、美、法、德、日、意、俄、奧八個先進國家主導的殖民體系確立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強國、富國都必須有屬于自己的重工業體系。中國自晚清興辦“洋務運動”，開始工業化起步以來，歷經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黨政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沒有創建起自己的重工業體系。期間雖然有號稱“黃金十年”的國民黨政權主導的經濟建設，但那也只不過是殖民地色彩濃厚的依附型經濟。這樣的經濟建設，除了使一些洋奴買辦先富起來和制造一些外表光鮮亮麗的GDP數字外，對于國家的強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否則抗日戰爭中，英勇的中國軍人也就不會“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了。在先進國家主導下的開放的世界里，后發國家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守住本國的資源和市場，用本國的資源和市場培育本國的企業，待本國的企業成熟壯大后，再去參與國際競爭，以便使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機會，從而實現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樣淺顯的道理，從上海灘十里洋場搞證券投機起身，在黨內斗爭和軍閥混戰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不會不知道，但是，他仍然至民族大義于不顧，為了實現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奴買辦集團先富起來，與美國簽訂了足以使中華民族永遠喪失發展機會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靠出賣民族利益實現了自己及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完成不了領導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否則他就不會在與共產黨爭奪大陸政權的斗爭中僅僅三年就失敗了。在當時那樣一種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華民族若想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團結全民族一切可以團結族的力量，以堅強的意志守護住自己的資源和市場，打破常規，確立強國為先的發展戰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條新路，而這一切都必須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切只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得到。　　

 改革開放之后，有許多人經常拿號稱“亞洲四小龍”的香港、新加坡、臺灣、南朝鮮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比中國大陸做對比，特別是用南北朝鮮做對比，想以此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優越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弊端。其實，中國大陸與上述四個國家和地區是根本沒有可比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經濟建設的事實已經清楚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而號稱“亞洲四小龍”的香港、新加坡、臺灣、南朝鮮的經濟建設情況卻難以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優越。　　

香港和新加坡實質上就是一座城市，又都處于世界的交通要道上。依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這兩個國家和地區開辟成了國際自由港，依靠貿易中轉和旅游產業、加工產業來發展本地的經濟。尤其是香港，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封鎖期間，利用為大陸和資本主義國家做轉口貿易的機會，迅速發展起來。而且香港和新加坡又都處于大國的保護之下，沒有國家安全成本的支出，因此，經濟建設的成果才顯得特別突出。　　

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基礎產業就有了一定的發展，國民黨政權逃臺時，卷走了當時中國所有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充實了臺灣的金融儲備。國民黨政權利用這些金融儲備在臺灣進行了土地改革和進行出口加工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美國為了阻撓中國的統一，給予了臺灣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正是憑借著這些有利的條件，臺灣的經濟才實現了騰飛。但是，臺灣的經濟依然是那種殖民地色彩濃厚的依附型經濟，至今也沒有建成自己的重工業體系，所以也就沒有建成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因此，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在與大陸對峙的幾十年中，只有依靠從外部購買武器和美國的保護才勉強支撐下去。　　

“四小龍”中在經濟建設方面唯一可以稱道的只有南朝鮮，但是，南朝鮮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所走的道路可以說是與中國大陸相同或相似的。一九四八年，南朝鮮成立后，走上了市場主導下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是南朝鮮的國民生產總值始終低于北朝鮮。一九六一年，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建立了軍人獨裁政權。在經濟建設中，實行高度權威主義，由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方向，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強力推行“重化工業發展計劃”，重點扶持重工業的發展。一九六九年，南朝鮮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北朝鮮，到一九八零年，人均生產總值就超過了一千五百美元。南朝鮮經濟建設的成就證明了，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即使在私有制經濟制度下，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建設也是優于市場為主導的。而且，南朝鮮的經濟建設成就除了依靠人民的艱苦奮斗外，更得益于南朝鮮處于資本主義陣營中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和北朝鮮對峙的最前沿，美國為了維護資本主義陣營的穩定和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優于社會主義制度而在為其提供安全保護的同時又大力扶持和援助其經濟建設。否則，為什么世界上其他的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和地區至今仍然貧困和落后呢？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成就，得益于其不同的外部條件，不能證明，根本也無法證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經濟制度優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制度。至于如何證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制度優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經濟制度，辦法很簡單，看看與中國差不多同時取得獨立國情又相似的印度就可以了。有人問實行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中國大陸為什么又轉而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制度，答案也很簡單，那不是因為改革開放了嘛，那不是因為少數人要先富起來嘛。有人以我國沒有遭受大規模外敵入侵的事實，說毛澤東過高地估計了戰爭的風險，使國民經濟建設中偏重于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從而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這是事實，依今天的眼光看，當時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確實是失調，我國也沒有遭受大規模的外敵入侵。但是，外敵沒有大規模入侵，是他們突然大發慈悲了呢？還是他們懾于中國的抵抗能力、尤其是核抵抗能力而止步了呢？今天，我們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依這些人的標準是沒有失調，可我國的駐外使館怎么讓人家給炸了呢？巡航的飛機怎么讓人家給撞下來了呢？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我國在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十年之內趕上美國”的目標之后才提出來的，在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十年之內趕上美國”的目標中，毛澤東感到了對我國的巨大威脅。中蘇兩國的地緣和糾纏不清的歷史上的恩怨，以及俄羅斯民族自身無法克服的、極端利己的大國沙文主義，決定了中蘇兩國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與平等的同盟關系。中蘇兩國當初結盟是因為共同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一旦外部的壓力減弱或消失，中蘇同盟關系的基礎也將消失，中蘇同盟的關系必將不復存在。到那時，蘇聯出于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和一貫擴張自己利益的慣性出發，必然會加強對我國的控制，使我國成為受其控制的附屬國。除非我國愿意損害自己的民族利益，甘愿作蘇聯的農業衛星國，否則中蘇沖突，甚至是兩國間的全面戰爭都是難以避免的。所以，保持中蘇兩國之間的關系，維護中蘇兩國之間的和平，取決于兩國之間的實力，關健在于我國與蘇聯之間國家實力的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出于這樣復雜的原因，當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十年之內趕上美國”時，毛澤東也相應地提出了我國要用十五年的時間趕上或超過資本主義陣營的老二------英國的發展目標。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表面上是以英國為趕超的目標，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為顯示兩種社會制度優劣而進行的競賽。其實，大躍進運動更暗含著跟上蘇聯的步伐，使我國在國家實力方面不至于讓蘇聯拉下太遠的戰略意圖，只不過這個戰略意圖當時不能對外宣示而已。如果說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真實戰略意圖，由于不能對外宣示，人們還不得而知的話，那么到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決定把作為國家戰略后方建設的“三線”建設，放在大西南而沒有放在大西北的做法，就把他“趕超英國是明，追趕蘇聯是暗；防備美國是假，提防蘇聯是真”的戰略意圖徹底的向世人顯示了出來。　　

一九六四年，“北部灣”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對外界宣稱，我國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威脅，遂決定調整國家工業建設的戰略布局，把國家戰略工業建設的重點轉移到位于大西南的“云貴川”等地區。如果說毛澤東感到威脅是來自美國，而且在未來可能爆發的中美戰爭中，能夠得到蘇聯的幫助和支持的話，那就應該把國家戰略后方的建設，放在離美國軍事基地更遠，靠近蘇聯的大西北才對，怎么毛澤東偏偏把國家戰略后方的建設，放在了處于美國設在南越和泰國的空軍基地打擊范圍內的大西南呢？另外，在國家進行“大三線”建設的同時，毛澤東還要求各省市進行各自的“小三線”建設。這明顯是含有我國在遭遇到大規模外敵入侵時，各地能夠進行“各自為戰”的戰略意圖。當時有能力對我國進行大規模入侵的只有美蘇兩家，對于美國，經過抗美援朝的較量，毛澤東已經了解到美國并沒有大規模入侵我國的戰略意圖和實力，那么，毛澤東所要防范的就只剩下蘇聯一家了。　　

在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時代，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對于本國安全形勢的判斷，站在不同高度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民族尊嚴？具有不同民族感情的人，會有不同的標準；對于如何維護國家的安全，站在不同立場的人，會采取不同的措施。當年，在面臨“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對我國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當王稼祥提出了用與帝國主義的關系要緩和、與修正主義的關系要緩和、與國際反動派的關系要緩和，對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支援要少一點，以免激怒“帝、修、反”，從而緩解我國在國家安全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的“三和一少”的建議時，立即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度智慧的毛澤東知道，靠討好強者，用向強者乞求的辦法，維護不了國家的長久安全。求人不如求自己，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敢于勝利、善于勝利的基礎上。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敢于勝利、善于勝利的毛澤東面前，任何威脅中國安全，挑戰中華民族尊嚴的敵人無不狼狽而歸。可是有的人不行，在強者面前，那些沒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人總是站不起來。那些不知什么是民族尊嚴的人，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惜出賣國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他們不是想著如何靠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來改變自己的貧窮落后面貌，卻總是想著如何在國際上“傍大款”，總是想著如何給強者當“二奶”。至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他們根本就不懂只有斗爭才能求得平衡的道理。只知一味地討好人家，順從人家，不當頭，還“打腫臉充胖子”地說這是“韜光養晦”。可是，當人家看著他不順眼時，還是用炸使館、撞飛機的手段，搧了它自己都感到極為羞辱、遭到全世界恥笑的兩個耳光。可見，靠“傍大款”、“當二奶”的做法，不但實現不了真正的富裕，不但維護不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而只能給國家安全帶來危害，損害民族尊嚴，并且還會遭到無情的譏諷和恥笑。　　

有人說毛澤東的一生始終奉行是斗爭哲學，與美國斗，與蘇聯斗，從而過高地估計了戰爭的風險，因此，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建設始終以重工業建設、國防工業建設為主，所以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這樣的認識毫不奇怪，受了二千年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國人始終追求的是“和諧”。我們不是不希望“和諧”，在戰略中處于劣勢的我們更希望“和諧”，這一點，毛澤東也肯定能夠認識到。但是，在世界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然盛行有效的時代，我們理想中的“和諧”是無法實現的。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維護世界的“和諧”。“和諧”只有建立在我們有能力維護它的基礎上才有實際意義，否則就是自欺其人。甲午戰爭后，一貫崇尚“和諧”的我們，差點沒有讓日本人給“協和”了。　　

在遠比階級斗爭更為殘酷的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生存競爭中，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單單衡量其經濟發展的程度是不夠的，把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放在經濟建設一個方向上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危險的。單純的以經濟效益來衡量一項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略性建設項目的作用是膚淺的，國家的任何一項戰略性建設項目中都應包含著為預防侵略戰爭和自然災害事故而預先設置的后備基金和保險基金，這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為保障本國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都必須先期支付的物質成本。雖然由于是先期支付而暫時產生不了經濟收益，但是，一旦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有了改善并得以鞏固之后，這樣的先期支付就進入到了收獲期，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也將是十分驚人的。研制原子彈的成本大不大，但是原子彈產出的是什么？改革開放初期為改善人民生活，為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軍轉民”，也對此作了最好的解釋。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的武備以及沒有支撐強大武備的工業體系，繁榮的經濟不但不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幸福，而且，帶來的只能是災難。南北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異常發達，人們生活水平普遍較高，勾欄瓦肆遍布城鄉，名妓名媛層出不窮。全社會一片歌舞升平、繁榮娼盛的景象。直引得皇帝都不愛江山愛美人，沉湎于酒色，精于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出沒于勾欄瓦肆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兩宋時也得到畸形的發展，儒家學說已發展到“程朱理學”的高度。詩文化、詞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發展，都堪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所有的文化都異常的發達，唯獨武文化卻是異常的萎縮。在遼、夏不斷的武力入侵面前，大宋朝只有步步退縮，直到在女真、蒙古游牧民族的武力打擊下，先后兩次亡了國。許多不甘亡國之恥的中國人都只能像著名的愛國詞人辛棄疾那樣，即使是心中懷有多么強烈的愛國情懷，也只能是“醉里挑燈看劍，夢吹回角連營”了。多么的令人心酸，愛國的情懷只能表現在夜里和夢里。在夜里，點上不算明亮的油燈，偷偷拿出本是上陣殺敵，報效國家、報效民族，顯示雄武強悍的寶劍，輕輕的揮舞幾下，悄悄的欣賞一番。就是這樣的舉動也不常有，輕易的不敢表現出來，而且還得靠醉酒之后壯膽，否則被金人統治者察覺，恐怕還得以“私藏槍支彈藥罪”論處，追究其刑事責任了。至于統帥強悍雄壯的復仇之師，收復故國山河的愿望，那就只有留在夢里了。　　

古代的宋朝是這樣，近代的大清朝也沒有好到哪里去。大清朝在經濟總量上與對手相仿和遠遠大于對手的情況下分別被英國和日本打敗的教訓，已經明白無誤的告訴后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經濟建設、改善生活不是最主要的，國家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不能生存，何來生活？經濟建設不是不主要，GDP也應該實現快速增長，但是，我們在追求GDP總量的時候，更應該考量GDP的成分。當年，大清朝就是在由“棉、茶、絲、布、瓷”構成的GDP與大英帝國由“鋼鐵、機械、軍艦、大炮”構成的GDP在總量上不相上下的情況下，被英國打敗的。這是由于“棉、茶、絲、布、瓷”構成的GDP數量雖然龐大，但是卻不能為反侵略戰爭提供一支鋼槍，雖然擁有正義，可是，反侵略戰爭還是失敗了。在當代，維護國家安全，就必須建立起屬于自己的重工業、國防工業體系。蔣介石的國民黨在統治大陸期間，也曾經有過所謂的經濟建設的“黃金十年”。但是在這個所謂的“黃金十年”里，蔣介石的經濟建設卻走錯了方向。在日本人步步進逼，占領東北，進犯華北，控制平津，已經徹底暴露出滅亡我中華野心的情況下，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以改善生活為主的輕工業建設上，仍然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短短幾年，蔣介石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大上海的十里洋場，何等的繁華，彰顯出了蔣介石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可是當時中華民國的重工業建設、國防工業建設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后來在一九三七年爆發的日本侵華戰爭中，由于中國的工業不能為抗戰前線提供一門大炮、一輛坦克、一架飛機，面對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日本侵略者，英勇的中國軍人只好“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了。          　　

大躍進之后直到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個人生活改善程度不大，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從那以后，我國的國家安全狀況卻是越來越好，這同樣是不爭的事實。那些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從而導致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暫時困難為由，譴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人，為什么就不想一想大躍進中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發生在新中國建立后不到十年時間的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中國人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這些還不足以體現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巨大作用嗎？當然，這也是需要犧牲人民群眾個人物質生活改善這個前提條件的。對此，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是能夠理解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真正的人民群眾是人人都懂的。挨了上百年打的中國人更知道挨打的滋味兒比挨餓更令人難以忍受，只有首先解決挨打的問題，解決挨餓的問題才有實際意義。而且，即使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期間，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建國前還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只是程度不太明顯而已。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是有所下降，這是不同的階級、不同的階層原本生活的標準就是不同的。因此譴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人除了靠編造謊言外，是拿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的。　　

改革開放后，在擁有毛澤東為后人打造的強大的“核保護傘”和開創出的有利的國際局勢的基礎上，大膽改革，銳意創新，果斷地將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了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擴大消費品生產，不惜大幅度削減國家對國防安全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資金投入，下馬、停建和扼殺了大批的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項目，原有的軍事工業也大部分實現了“軍轉民”。雖然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在短時間內有了改善，但卻使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再度拉大了距離。“臺海危機”發生后，當為了震懾臺獨分裂分子，遏制“臺獨”，國家需要彰顯武力的時候，卻恍然發現國家武庫里只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一些早就已經過時了的東西。將這些東西拿出來，非但不能震懾臺獨分裂分子，而且還會貽笑大方。但是，國家的安全又不能不維護，于是，只好沿著“造船不如買船”老路，到國際上遍求外援。好在還有破落戶俄羅斯這個老主顧，能夠買來一些蘇—27和“現代級”。但是，這些東西嚇一嚇臺獨分裂分子還可以，真正要指望它看家護院就明顯地感到力不從心了。在我國住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炸、南海上空巡航的飛機被撞之后，大部分中國人都明顯地感受到了挨打的危險仍然隨時都會發生。直到這時，才真正領會到了毛澤東生前經常發出的戰爭警告決不是無端的主觀臆測，才真正領會到了毛澤東寧可勒緊褲帶，也要首先進行重工業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的重要含義，才真正明白了解決挨打和解決挨餓先后關系的重要意義，于是，改革開放后下馬的093、094、殲十等國防工業項目又匆忙的上馬了。　　

從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愿望以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結果上看，大躍進在某些方面確實是遭受到了嚴重挫折，人民公社也早已消亡了。其原因就是由于毛澤東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以一、二代人的暫時生活困難為代價，首先集中全部精力進行工業化建設、國防建設，全力打造防止中華民族再次挨打這個堅固盾牌的良好愿望與當時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黨內干部，包括一些高級干部急于改善個人眼前生活這個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其次還有連續出現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大躍進期間出現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而且還連續出現了三年，這真是上蒼故意在與中華民族為難，也許是上蒼對中華民族堅韌意志和超凡智慧的考驗。中國的俗話中，對只顧眼前利益而漠視潛在危險的人，有一句形象的描繪：“記吃不記打”。遠的不說，從一八四0年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算起，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幾輩子中國人就挨了數不清的打。抗日戰爭剛剛過去十幾年，有些中國人“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他們對于潛在的危險不但看不出，就是對能看出潛在危險的人所發出的警示，他們也不愿相信。因為如果相信了這樣的警示，那就得必須緊衣縮食、艱苦奮斗，全力去打造全民族防御外來侵略的盾牌。如此一來，則勢必影響個人生活的改善，影響實現個人的富裕。所以他們寧可相信那些看不出潛在危險，但能帶領他們走上改善生活，實現致富道路的人所說的話，也不愿相信這樣的警示。這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就是他們落后保守思想意識的真實體現。他們這種落后的思想意識就是由于長期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腐朽沒落、消極保守成分的荼毒造成的。不徹底排除這種落后的思想意識，不徹底鏟除導致中國人產生落后思想意識的這種腐朽的文化根源，中華民族再一次挨打還是遲早的事。　　

有人說：不顧人民群眾的思想實際狀況，不顧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急切地選擇了強力地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的發展道路。是毛澤東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主要表現，是導致毛澤東犯了左傾錯誤，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思想認識根源，是導致出現“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的主要因素。確切地說，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進行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有些操之過急，但是如果因此就說毛澤東犯了左傾錯誤，還有待于商榷，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還應留待于后世的歷史去評說。在當時中國的實際已經嚴重脫離了世界的實際這樣一種情況下，對于作為黨和國家以及軍隊主要領袖的毛澤東來說，是站在未來的高度上，為了中華民族整體的長遠利益，采取非常的措施，改造中國傳統的、腐朽沒落的文化，從而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勒緊褲帶，暫時犧牲個人的眼前利益，艱苦奮斗，迅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使中國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世界的實際，使中華民族永遠不再挨打，使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還是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現有實際，順應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識，不顧國家民族整體的長遠利益，只從一部分人眼前的利益出發，滿足他們急于改善個人生活的愿望。尊重所謂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以改善人民生活為目標，單純地進行經濟建設，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的后面爬行，使中國的實際長久地落后于世界的實際。選擇前者，雖然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要快得多，但個人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還要受到一部分思想意識落后的人的誤解和指責，搞不好，還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并且整個民族也要因此付出在一定時期內過艱苦生活的代價。選擇后者，平和而穩健，對于個人也很少風險，人民群眾的個人生活在短時間內就能得到極大的改善，但是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就要因此延緩下來。在弱肉強食的世界里，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完成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使中國趕上或符合世界的實際，中華民族隨時都有再次挨打的可能，新中國隨時都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高瞻遠矚的毛澤東站在未來發展的高度，寧可忍受一些人的誤解和指責，選擇了一條當時看來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暫時遭受了一定困難，犧牲了一些眼前的個人利益，但卻能使新中國盡快趕上或符合整個世界的實際、符合中華民族整體的長遠利益的發展道路。如果說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脫離了當時中國實際的話，那也是為了使已經嚴重脫離了世界實際的中國實際，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趕上或符合世界實際的必要措施，而且，當中國趕上或符合了世界的實際的時候，大躍進也必然就符合了中國的實際。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挨打的實際，標明了中國的實際與世界的實際已經拉開的距離，雖然中國曾在抗日戰爭中，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有利局勢，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但是中國與世界主要強國之間的實際距離并沒有拉近。新中國成立后，這個實際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基于這樣的實際，侵略戰爭的危險就可能會隨時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如果沒有有效的自衛能力這個實際，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然盛行有效的這個世界實際面前，單一地進行國民經濟建設，雖然可能是暫時符合了中國的實際，但卻將使中國更加嚴重的脫離世界的實際。如果按照這條道路走下去，強國的夢想就永遠不會實現，富裕的夢想也永遠不會實現，中華民族也不可能自立與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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