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工業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按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大阪會晤的商定，從二○一九年七月八日開始，斷斷續續打了一年多時間的中美貿易戰在美方的要求下，將再次開始進行磋商。七月九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通話，就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交換意見。商務部部長鐘山參加通話。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我國對美出口的價值五百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對此，我國馬上采取了報復性反制措施。中美貿易戰，開始打響。

　　中美貿易戰，是美國挑起的。然而當美國主動挑起的這場中美貿易戰遭到我國的有力反擊之后，美國又馬上就主動止戰，要求和我國進行貿易磋商。二○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時間)，就在毛主席的《五·二○聲明》發表四十八周年的這一天，經過兩輪談判，中美雙方劍拔弩張的貿易戰以《中美聯合聲明》的方式，宣布了談判達成的主要內容，從而暫時休戰了。而后，毫無信用可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出爾反爾，多次推翻中美兩國達成的終止兩國之間貿易戰的協議，不僅重新挑起貿易戰，而且還升級到了科技戰。但每次在遭到我國的嚴厲反擊之后，特朗普又都會主動要求停戰。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和去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期間的表現一樣，借著出席在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的機會，經過死求百賴地求和，美國的總統特朗普和我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短短八十分鐘的會晤。會晤中雙方商定：中美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新的關稅。兩國經貿團隊將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隨即，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在G20峰會閉幕后的記者會上公開宣布，美國的企業可以向華為出售零件。至此，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再告停息。特朗普的此舉等于向全世界公開宣布，美國對我國發起的這場貿易戰打不下去了，美國打敗了。

　　眾所周知，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是美國挑起的，我國不過是被迫應戰而已。這次中美貿易戰能夠打響，不只是因為美國敢于挑戰，而更在于我國敢于應戰。我國的古語曾道：“一個巴掌拍不響”嘛。主動挑戰者又主動要求停戰，表現出的不只是力不能逮，而更暴露出了其膽怯。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G20峰會閉幕后的記者會上的公開宣布，不僅表明了是美國主動停息了這場中美貿易戰，而且也表明中美兩國四十年來的關系，更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五十年來中美兩國的關系，簡直就像是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繚亂。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發表公開講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對此，美國不僅沒有表示出應有的憤怒，反而還派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心腹基辛格為特使，秘密來我國進行接觸，為恢復中美兩國的關系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能夠訪問我國做前期的工作。而經過基辛格的艱難工作，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終于到訪我國并在當天下午就在毛主席的書房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而在與毛主席握手時，尼克松還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充分顯示出了他對長者的尊重。尼克松對我國訪問的成功，不僅打開了中美兩國的大門，而且中美兩國的關系，也進入到了和平期。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月二十九日，鄧小平到美國訪問。只是我國副總理的鄧小平，但卻受到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隆重歡迎和接待。只是已達七十五歲高齡且身高又只有一米五多一點的鄧小平，與身高一米八多且才只有五十歲的卡特熱烈擁抱，未免讓人感到滑稽可笑。鄧小平此次出訪美國，正值我國的春節期間。隨同鄧小平出訪的我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為什么如此看重此次訪問，鄧小平回答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正是鄧小平的此次訪問美國，中美兩國進入了蜜月期。也正是因為有了“蜜月期”，后來才會出現中美兩國關系的“夫妻論”。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深夜，侵略南斯拉夫的美軍用五枚精確制導炸彈，炸毀了我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住在使館內的新華社記者邵云環和光明日報社記者許杏虎、朱穎等三人當場被炸身亡。同時，館內多人受傷。

　　當時對使館被炸，人員傷亡一事，我國除了一些年輕的大學生上街吆喝了吆喝之外，其他各界是異常的平靜。而美國對此除了發給死者一筆喪葬費并進行了一些其他的經濟賠償外，也就一句“誤炸”了事了。

　　使館被炸，人員傷亡這么嚴重的事件，并沒有導致中美兩國的關系進入冰河期，我國不僅還是照常用八億件寸衫去換一架美國的飛機，照常用辛辛苦苦打工掙來的美元，去購買天量的美國國債，而且還更是發展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理論。究其原因，就是此時我國的主流和精英，已經從當初的崇美親美，發展到了恐美懼美了。因而這才任由美國打罵侮辱，就是不敢表示出不滿，更不用說表示一下憤怒了。崇美親美，必然會發展到恐美懼美。而此時中美兩國的關系，也就進入到了主仆期。仆從受主子的欺凌，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二○○一年四月一日，美軍的飛機又在我國南海的上空，撞下了我國的軍機從而造成我軍的飛行員王偉犧牲。對此，美國照樣是經濟賠償了事。而我國也只能是給王偉授上一個烈士的尊號，以安慰一下他的在天之靈。

　　與王偉一樣，兩年前死于美軍之手的邵云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人，也被授予了烈士的光榮稱號。然而與為了保衛祖國的領空而明知會有犧牲也要去犧牲的王偉不同，邵云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人，是在他們不知道可能會死于美軍之手的情況下，才死于美軍之手的。

　　烈士，是那些在革命斗爭、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和為爭取及保衛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壯烈犧牲的人。明知是死而為了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而去死的死，可謂是壯烈。而在不知不覺中死去，只能算是無辜吧。

　　美國的現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和他的前任們一樣，也想對我國進行一些敲詐勒索。然而物是人非，我國的最高領導換人了。因此今天的中國面對美國的欺凌，敢于迎頭痛擊了。于是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威脅，我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迎戰。

　　長期橫行街頭的惡棍無賴并不是把整條街的人都殺了，才橫行于無人的街頭。那些街頭惡棍無賴總是通過對幾個人的打殺來威懾住眾人，形成一種無人敢于反抗的氣勢，這才能橫行于街頭。蘇聯解體之后，由于在世界上沒有了制衡的力量，因此美國通過對伊拉克、南聯盟、阿富汗等國家的打殺，形成了能夠威懾住全世界的那種氣勢，這才成了一個能夠橫行于全世界的惡棍無賴。而當年的我國也正是被美國的這種氣勢所震懾，于是對貨輪被扣、使館被炸、飛機被撞，這才沒有敢回擊。

　　特朗普對我國發起規模如此之大的貿易戰，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造成重大的打擊。而我國如果也對美國實施同樣規模的報復，那么也將沉重地打擊美國的經濟。而在發起貿易戰之前，特朗普不會不考慮到這一問題。既然如此，特朗普對我國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貿易戰，其前提，就是我國不敢對美國進行回擊。

　　此次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貿易戰不僅沒有象他的多個前任那樣從我國敲詐到丁點的財富，反而還被我國的強力反擊打出了美國這個紙老虎的原型。這一切，不僅在于我們已經有了習主席這樣“敢把導彈豎起來的領導人”，而且更在于我們有毛主席留下來的導彈。

　　當年，斯大林在說服那些反對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人時，曾經這樣說到：“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斯大林的這段話說過沒有多久，中國果然就遭到了日本的蹂躪。無數的男人被屠殺，無數的婦女被侮辱，無數的兒童被殘害，無數的財富被掠走。而今，美國也想步日本的后塵，蹂躪蹂躪我們中國。誰想不僅沒有如愿，而且還反遭打臉。其原因，就是象金燦榮教授所說的那樣，“中國已經工業化了，重要的事情說三遍，這是最重要的。”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隨時可能遭受大規模侵略這樣嚴峻的外來威脅，而我國的工業狀況，又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樣，因此毛主席才力排眾議，決定把國民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與國防工業上。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時，我國不僅已經擁有了“兩彈一星”，而且更是從一九四九年時工業品的產量連比利時這樣的蕞爾小國都不如的落后農業國，發展到了工業品產量占世界第六位的強大工業國。然而改革開放后在我國主流的口中，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成了一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閉關鎖國”的國家。而今更甚，在張維為和文一等一類騙子的口中，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是一個還沒有開始工業革命的中國。

　　自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的大會上，把改革開放定位是“紀念”之后，特別是自習近平主席發出了“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斷喝以來，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已經不再神圣。改革開放一詞，也更是從神性走向了中性。特別是在那些下崗失業和失地的工人農民的眼中，改革開放幾乎就是劫難。然而為了能夠繼續丑化毛澤東時代并神話改革開放，于是張維為等主流精英又把改革開放，包裝成了是工業革命。是改革開放，才開啟了我國工業革命的歷程。

　　關于“兩彈一星”，鄧小平曾經這樣認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剛剛爆炸后的第十二天，美國國務院的官員托馬斯在給助理國務卿邦迪的備忘錄中這樣寫到：“美國必須記住的兩個重要事實是：一，中國早晚會進入聯合國和參加核裁軍的國際談判;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和交往正在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國必須設法改變僅僅是‘遏制’的對華政策，逐步打開同中國交往的大門。”

　　的確，正是“兩彈一星”才支撐起了我國的世界大國地位。而在我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僅僅一年之后，美國更是就派總統尼克松的心腹基辛格為特使，秘密來我國進行接觸，為恢復中美兩國的關系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能夠訪問我國做前期的準備工作。正是經過基辛格的艱難工作，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終于得以到訪我國。就這樣，美國被迫打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封閉二十三年之久的大門。而我國也乘此機會，開啟了有“四三方案”之稱的大規模從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先進民用技術與設備的引進。只是在張維為等主流精英看來，不只是“四三方案”的實施，就連“兩彈一星”的研制能力，都算不上是工業革命的成果。

　　我國的工業革命，是伴隨著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沒有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我國的工業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外部環境。中國大陸的統一，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穩固的內部條件。但是作為一個剛剛取得真正民族獨立的后發國家，要開展工業革命，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離不開必要的資本原始積累。而在象我國這樣剛剛掙脫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后發國家，這個資本的原始積累，只能由國家來提供。而國家要能夠提供這個資本的原始積累，那就只能去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而國家要掌握經濟命脈，那就只要進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我國的國民經濟完全恢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之后，毛主席很快就提出了簡稱為“一化三改”的逐步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所以，我國的工業革命，是伴隨著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沒有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我國的工業革命。

　　由于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因此政府也就有了投資的能力。從一九五三年起，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開始展翅高飛了。在“一五”期間，國家共在基礎建設項目上投資五百八十八點七四億元，新增固定資產四百九十二點一八多億元，建成了以蘇聯援助的一百五十六個項目為主的六百九十四個大中型項目，其中著名的有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沈陽機床廠，沈陽飛機制造廠，南昌飛機制造廠，哈爾濱飛機制造廠，株洲航空發動機制造廠，鞍鋼無縫鋼管廠，鞍鋼大型軋鋼廠，鞍鋼三號高爐，首都鋼鐵公司，武漢鋼鐵公司，改建、擴建后的大連造船廠，上海造船廠，蕪湖造船廠，克拉瑪依油田等。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時期，也就是“大躍進”期間，國家在基本建設項目上共計投資一千二百零六點零九億元，新增固定資產八百六十一點八二億元，建成投產五百八十一個大中型項目，其中著名的有西安飛機制造廠，包頭鋼鐵公司，太原鋼鐵公司，北京汽車制造廠，南京汽車制造廠，大連造船新廠，大連機車廠，上海滬東造船廠，洛陽柴油機廠，大慶油田，包頭第一機械廠，包頭第二機械廠，洛陽軸承廠，洛陽拖拉機廠等。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三五”、“四五”、“五五”期間，我國在基本建設項目上共計投資三千一百一十六點四二億元，新增固定資產二千一百五十七點四六億元，全部建成投產了一千六百九十一個大中型項目，并有許多重大項目正在建設。其中著名的有勝利油田，大港油田，遼河油田，長慶油氣田，四川油田，江漢油田，中原油田，攀枝花鋼鐵公司，酒泉鋼鐵公司，水城鋼鐵廠，金川有色金屬冶煉公司，貴陽鋁廠，黎陽機械廠，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劉家峽水電站，青銅峽水電站，鹽鍋峽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楓樹壩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第二汽車制造廠，陜西汽車制造廠，陜西飛機制造廠，湖北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德陽第二機器廠，重慶兵器基地(嘉陵摩托車集團前身)，北京東方紅煉油廠，北京化工總廠，南京石油化工廠，遼陽石油化工廠，天津新河造船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蕪湖無縫鋼管廠等。到一九七八年，全國共計建成三十四萬八千個各類大、中、小型工礦企業，其中大型工礦企業有四千個，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些現代化的工礦企業的建成，不僅為增強我國的國防力量，遏制侵略戰爭的爆發，保障我國的安全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為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二十多年的工業化建設，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占到了世界的第六位。其中，煤炭三點一八億噸，鋼三千七百八十三萬噸，石油一點零四億噸，發電二千五百六十六億度，水泥六千五百二十四萬噸，金屬切削機床十八點三二萬臺，棉布和化纖品共計一百一十點三億米，毛線三百七十八點三萬噸，呢絨八千八百八十五萬米，絲織品六點一一億米，化肥八百六十九點三三萬噸，農藥五十三點三萬噸，自行車一千四百四十八點八一萬輛，拖拉機四十三點七七萬臺，汽車十四點九一萬輛。(資料來源《奮進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

　　從一九五○年開始修建新中國的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起，到一九七八年，新中國共計新建鐵路二萬八千多公里(還有一萬多公里軍用鐵路和專用鐵路)，其中著名的有成渝鐵路，鷹廈鐵路，寶成鐵路，寶蘭鐵路，蘭新鐵路，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陽安鐵路，焦枝鐵路，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在鐵路建設取得如此顯著成果的同時，公路建設也有顯著的進展，共計新修公路八十多萬公里，其中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最為著名

　　一九五一年，新中國的遠洋運輸業開始了起步，解放前，我國沒有自己的遠洋運輸業。一九五一年，我國與波蘭成立了合資的中波輪船股份公司，邁出了我國的遠洋運輸事業的第一步。一九六一年，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正式成立。我國遠洋船隊在初建時，只有船舶二十艘，十九萬載重噸。以后逐年增加，到一九七八年，已擁有船舶近三百艘，近七百一十萬載重噸。中國的遠洋商船航行于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四百零六個港口。我國遠洋運輸事業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的建設，為增進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友好往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民航事業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國內航線從建國初期的十條發展到一九七八年的一百六十二條，航行里程也從建國初期的一點一三萬公里增加到一九七八年十四點八九萬公里。

　　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工業革命的發生，更不可能實現工業化。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離不開教育的的普及與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黨和政府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全國城鄉開展了掃盲運動和普及義務教育，使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有了極快的發展，到一九七八年，全國城市已經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農村普及了小學教育，個別地區還普及了初中教育。大學的數量，發展到了建國初期的五點三倍。科研院所的數量，更是發展到建國初期的四百多倍。從事自然科學的科技研究人員，從建國初期的二萬多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多萬人，其中有工程技術人員一百九十點八七萬人，有農業技術人員二十九點四萬人，有醫療衛生技術人員一百二十七點六萬人，有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員三十二點三萬人，有教學人員八十九點四七萬人。另外在集體企業中，還有三十三萬從事自然科學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資料來源《奮進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國統計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時，五億多人口的中國，只有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從國民黨政府那里，只接收了二千八百五十八個殘破不全的工礦和交通企業。另外，當時的中國，還有一些規模很小且又現代化程度很低的從事生活資料生產的私營企業。到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時，我國的國民經濟比重仍然是農業占百分之五十一，服務業占百分之二十四，交通業占百分之四，建筑業占百分之三，工業占百分之十八。而在這百分之十八的工業生產中，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又占百分之七十。而從事生產資料的生產，只占百分之三十。可以說一九五二年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國。(資料來源：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講座)因此新中國的工業化，幾乎就是在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開始的。而改革開放，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了艱難的工業化建設并取得了輝煌的上述成就這個起點上起步的。可是就在這樣的起點、特別是在擁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兩彈一星”基礎上開始的改革開放，卻不僅導致我國幾乎成了美日等國家的經濟殖民地，而且還更是讓中華民族蒙受了貨輪被扣，使館被炸，軍機被撞，外交官被打這樣巨大的民族恥辱。如果不是習近平總書記力挽狂瀾，從根本上扭轉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都混蛋到家了的邏輯。那么今天面對美國對我國發動的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我國不僅打不贏，而且肯定連應戰都不敢。當然，如果我國繼續按照“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這個混蛋邏輯走下去，那么美國也不會、當然更無須對我國發動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了。正是由于我國在毛澤東時代就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建成了完備的國防工業體系和科研教育體系的這個基礎上，又經過了改革開放這個消費經濟發展的過程，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確是有了極大的提高。然而為了繼續鼓吹“市場換技術，打工換外匯”的那種改革開放，一腦子洋奴買辦思維的張維為，就以改革開放才開啟了我國工業革命的進程為由，公然藐視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斷喝，把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工業化建設的輝煌成就，一筆勾銷了。

　　當年，為了加快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早在一九五八年，根據毛主席的“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教育)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的這一設想，黨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在《意見》中，黨中央提出：“縣以下辦的工業主要應該面向農村，為本縣的農業生產服務。為此，在干部中應該提倡，既要學會辦社，又要學會辦廠。現在縣以下工業企業的形式，大體上可分為縣營、鄉營、合作社(農業社或手工業社)營，縣、社或鄉、社合營等三種。”同時，黨中央在這一文件還首次明確提出了“社辦工業”的生產經營范圍，即：“農業社辦的小型工業，以自產自用為主，如農具的修理，農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農產品加工等。”

　　人民公社普遍成立后，我國農村中的社隊工業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提到了“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因此社隊工業企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到一九七六年底，全國社隊工業企業發展到了一百一十一點五萬個，工業總產值達二百四十三點五億元。(資料來源：北京大學王曙光所著《社隊企業與新中國鄉村工業化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

　　在當年的社隊企業建設中，江蘇省、特別是蘇南地區發展的非常好。到一九七五年，江蘇全省的社隊工業總產值達二十二點四四億元，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同期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三點三上升到百分之九點三。正是由于當年蘇南地區社隊企業的良好發展，從而積累了技術、培養了人才，總結出了寶貴的管理經驗，因此這才有了如今的華西村。只是這些當年集體所有的社隊企業，在私有化的改革開放之后，絕大部分都被私人占有從而變成鄉鎮企業了，于是也就被騙子張維為等人吹噓成了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了。

　　“《這就是中國》，聽張維為說”這句話，是上海東方衛視臺主辦的《這就是中國》節目的廣告詞。《這就是中國》節目，是東方衛視臺主辦的一檔政論節目。目前該節目已經邀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迎教授，連續做了十多期的演講。然而張維為教授的潛臺詞卻是：“傻子太多，騙子不夠用了。”

　　為了烘托節目的氣氛，《這就是中國》節目不僅設立了一個策劃組并每期演講前都要開編前會，而且每期節目，除了要派出一個美女主持外，還要邀請幾十個年輕人，來現場聽演講并可以現場提問而與張維為進行互動。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第十四期《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張維為教授主講的內容是中國的工業革命歷程(該演講的視頻互聯網上可以檢索到)。而張維為教授所講述的內容，卻不只是胡說，而純粹就是要砸鍋，要徹底砸碎我們中國的國家形象。

　　在此次演講中，張維為教授是這樣講的：“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是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那么應該說，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國奮發‘補課’的四十年。我們這個速度，幾乎是每十來年，完成一場工業革命、或者基本完成一場工業革命，這樣一路追趕過來。那么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十來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可以說完成了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從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十來年，我們大致完成了以電力、內燃機、家用電器、石化工業、中高端基礎設施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然后呢，幾乎與西方國家同步地進入了以信息化，通訊產業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那么開始是追趕，然后是逆襲，現在已經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那么今天我們整個世界在進入從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入第四次工業革命，進入這么一個轉折期。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應該講，中國已經進入了這場第四次工業革命、新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那么這樣我們就更可以理解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時候講的那么一段話，他說：‘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在中國人民手中，不可能，成為可能。我們為創造了人間奇跡的中國人民感到無比自豪，無比驕傲。’…，…，…。我就想，我們中國工業革命的歷程，我們也可以簡單地梳理一下，就是我講的‘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在過去四十年發生的事情。那么可以說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大約從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開始，到一九九五年前后，基本完成。那么它有兩個標志。一個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當時鄉鎮企業的產品很快就占到了中國普通消費品的半壁江山。第二呢，是一九八八年開始的沿海開放戰略，叫‘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世界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中國，中國生產的普通消費品，走向全世界。…，…，…。”

　　“那么到一九八八年的時候，中央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什么呢，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襲來，隨著勞動成本的升高，許多發達經濟體，開始調整產業結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地方轉移。那么當時中央覺得中國沿海地區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因為中國人力資源相對便宜，教育水準比較高，而且有比較完善的初步的基礎設施，中國的科研開發能力也比較強。(說漏嘴了，趕緊圓自己的謊言，于是)換言之，就是我們講現在這個四十年改革開放，也不能忘記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它所奠定的基礎，包括國家的獨立，包括政治體制的安排，包括就是我剛才講的教育的普及及土地改革，包括這個婦女解放等等一系列因素，所以說我們創造了能夠對外開飯，吸引外資，最終形成今天這個經濟規模的很好的初始條件。…，…，…。這個戰略(國務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的實施，使世界許多地方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開始向中國轉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也為后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那么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給人的印象，就是整個國家，整個中國，開始動起來了。人人都想擺脫貧困，都想走向富裕。他這個夢啊，給喚醒了，社會每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當時有個調侃的說法‘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意義跑單幫’。這顯然是夸張，夸張的厲害。但今天想想我們熟知的一些企業家，這個任正非啊，馬云啊，當時真的在跑單幫。華為的任正非，當時是手拉肩扛，在三四線城市為香港的公司做代理。推銷他那個大設備，那個程控電話設備。馬云呢是開了個翻譯社，請退休的大學老師幫忙做翻譯。…，…，…。那么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大概什么時候完成的?我自己把這個時間節點，定在一九九五年左右。主要是這一年，有一些標志性的事件。一個呢，就是從國家宏觀目標來看，鄧小平他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為中國確定是到二○○○年的時候，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要翻兩番，也就我們講的達到‘小康’的目標。那么這個目標呢，在一九九五年提前完成了，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第二呢，就是一九九五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那么紡織業，歷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代表。所以至少在量的方面，我們做到了世界第一。另外呢，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前后，中國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告別了票證制度。我們這一代人記得非常清楚的，當時都有各種糧票、油票、自行車票、肉票、各種各樣的票，那么這個‘短缺經濟’的歷史結束了，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真的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那么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大致什么時候開始呢，我把它定在也是九十年代初。然后完成的時間，大概在二○一○年左右。我自己比較傾向于把這個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到南方談話，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個起點。因為這個談話，是個標志性事件，可以說是中國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某種意義上，預示著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鄧小平的第二次九二談話，可以說是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號令。九二年前后，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即將完成，中國對電子工業、家電工業、能源工業、重化工業、制造業、城鎮化、中高端基礎設施，出現了全面的需求。而且這一年呢，中國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廣東省提出了，二十年內要趕上“亞洲四小龍”。上海的浦東開發計劃，邁出了實質性的步驟。同一年，中國還出臺了《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所以一九九二年，經常被稱為中國公司的元年，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企業家群體，很多現在還是非常活躍的企業家，非常優秀的企業家，開始在中國崛起了。”

　　上海既是我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而《東方衛視》更是目前國內影響很大的電視臺。然而就是在如此的地方，在這樣的電視臺，張維為卻敢公然地胡說八道，竟然能公開地招搖撞騙。

　　關于工業革命的劃代，目前國內國際尚有許多分歧。但是關于工業革命的定義，大體上還是一致的。工業革命，就是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動力機械的誕生并廣泛用于生產勞動和其他生產工具也發生了革命性的進步，是工業革命的起點與主要標志。而只有張維為，才會認為生產關系的改變，能是工業革命的起點和標志。

　　張維為不懂什么是工業革命嗎?它懂。在演講中張維為就這樣說過：“我們可以比較歐洲近代發生的工業革命。如果以一七七六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志，那么也就是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蒸汽機是什么，是物質世界里的產物。改革開放是什么，是制度的變革。人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以一七七六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志”。而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卻是“從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開始”。在同一次演講中，張維為一會認為中國的工業革命是從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這樣的制度變革開始的，一會又說“現在西方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所謂民主、自由、法治等條件引爆了這場工業革命，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史實的。”這真是“賣屁股逛窯子，來回顛倒”。而更為混蛋的是，張維為自己歸納總結的中國“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工業革命，前兩次工業革命，是以改革開放和鄧小平南巡講話這樣的制度變革為起點和標志。后兩次工業革命，則又“以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為代表的這場工業革命”和“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為代表”了。同樣是工業革命，同樣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在同一次演講中，張維為對同一事物卻竟然能使用兩個概念，確立兩種標志。邏輯和概念如此的混亂，如此明顯的自相矛盾，充分表明張維為純粹就是個招搖撞騙的騙子。可就是對這種前言不搭后語的騙人鬼話，聽講的幾十個年輕人卻都一個個還傻乎乎的，聽得如醉如癡。

　　從在現場向張維為提問的人自我介紹的情況看，來現場聽講的年輕人，多是一些大學生。受過如此高等的教育，即使不了解新中國成立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開啟了工業革命的趕超歷程，即使不了解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經過和原因，但是對張維為給工業革命所確定的兩個概念和兩種標志這種邏輯上的錯誤，總應該能夠認識吧。可在場聽講的幾十人，卻沒有一人對此進行質疑。為什么當今的中國騙子遍地，就是因為傻子太多，從而構建了一個騙子得以產生的廣泛市場。

　　中國人傻嗎?傻，真傻。而最傻的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都傻到了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程度。毛主席在世的時候，為了讓工人階級能夠領導一切，曾經大力號召工農兵學哲學。工農兵學哲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識別林彪和華國鋒等這類的騙子。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真的是騙子遍地。以至于有人調侃地這樣總結到：“十億人民九億騙，還有一億正在練。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去飯店”。而在經濟騙子，色情騙子，文化騙子，學術騙子，政治騙子等種類繁多的騙子中，最多的，就數政治騙子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些老領導、老革命到深圳視察之后，回來到處向人哭訴：“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氣得堅持改革開放的黨中央決定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

　　新中國是怎樣就“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不就是被華國鋒等這些政治騙子，給騙回去的嗎。

　　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個月，尸骨還未寒，華國鋒這個騙子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然后又公布了“四人幫”的“十大罪狀”。可是今天的中國，不正是“四人幫”的“十大罪狀”所希望的那樣嗎。然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一經傳出，當時的十億中國人民，不僅敲鑼打鼓、載歌載舞，而且還更是喝起了“舒心的美酒”。只是剛剛過去十幾年，“舒心的美酒”，就變成了下崗、失業和失地的苦酒。

　　中國人為什么傻，就是被張維為等這樣的騙子給騙傻的。張維為在演講中提到的那個“他認為是這種巨大的跨國市場需求所構建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引爆了英國的工業革命”的中國學者文一，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也在《觀察者網》舉辦的《觀天下講壇》，做過一次題為《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的演講。在時間長達九十多分鐘的演講中，文一不僅也是語無倫次，而且也同樣是邏輯混亂。

　　為了“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文一先是這樣說“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我們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經濟過去的增長奇跡和未來的發展。反過來，如果我們很好的理解了中國過去的這種增長奇跡和工業發展，我們也能倒過來，解釋英國工業革命。而現在那么多的歷史學家都在搶著解釋工業革命，他們達不成統一意見，解釋在我看來都沒對頭。而中國今天恰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接著，文一教授又說，“中國用了非常短的時間完全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復制了美國的工業革命，復制了日本的工業革命。”而過了一會，文一教授卻又這樣說到：“第三個，中國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是靠殖民掠奪，帝國主義炮艦政策，奴隸販賣。你別說老牌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日本當年的崛起，也是靠侵吞亞洲，搶占中國東北的資源，這樣來崛起的。而我們今天中國的崛起的話，原材料是市場價格買進來的，產品是根據國際貿易協定推銷出去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在這么高昂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實現工業化，所以這也是為人類的工業化開拓了一條新路。”

　　沒有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就沒有文一口中的中國崛起。因此在文一看來，工業革命和崛起的概念，是一致的。因此一會說“中國用了非常短的時間完全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復制了美國的工業革命，復制了日本的工業革命”，一會又說“中國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方式完全不一樣”，文一遵循的這是哪家的混蛋邏輯。

　　據《觀察者網》介紹：“文一教授，現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中國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入選者。文一于一九九六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經濟學博士，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任職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一九九九年至二○○五年任職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圣路易斯分行)研究部，二○○八年升任助理副行長。二○○九年七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二○一六年，文一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批判綱要》一書。”

　　從張維為和文一的學歷上看，他們是不會犯偷換概念這樣的低級邏輯錯誤和胡亂解釋歷史的。而之所以如此，就是為了騙人，不得不如此。張維為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工業革命的開始，是為了抹殺新中國前三十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輝煌成就從而為進一步私有化和買辦話鳴鑼開道并涂脂抹粉。文一篡改歷史并歪解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原因，是為了兜售他的市場化主張并掩蓋“羊吃人”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血腥。

　　文一認為：“中國(工業革命)之所以這么順利，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無意中我們復制了英國工業革命。先是大批量的鄉鎮企業，然后由它引爆了大工廠體制、輕工業。然后由輕工業引爆了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然后由它引爆了我們第二次重工業革命。”而“英國之所以產生工業革命，就是因為它歷代皇室主導，保護它扶持它的商業和制造業，然后為它創造了全球的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點，才在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

　　對于我國工業革命的認識，文一的觀點是極其錯誤的。對于英國工業革命的了解，文一又是極其膚淺的。并不是“創造了全球的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點，才在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反而是英國由于發生了工業革命，才有能力“創造了全球的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點”。

　　文一認為：“英國工業革命不是從新能源開始的，不是從蒸汽機開始的，是從紡織業開始的，這個不管是馬克思還是熊彼特，還有現在大量的文獻，最早是紡織業革命，然后才帶動了因為運輸大量運輸的需求帶動了能源革命。紡織業革命的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棉花，英國不產棉花，法國不產棉花，德國不產棉花，整個歐洲都不產棉花。原材料是基本的話，歐洲不應該產生工業革命。…，…，…，所以原材料不應該是個因素。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且為什么發生在紡織業，恰好是它缺原料的地方。”

　　馬克思所認為帶動了英國工業革命發展的紡織業，不是棉紡業，而是毛紡業。而正是毛紡業的發展，才導致英國歷史上出現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而英國毛紡業的發展，又是由于手工工場這種生產方式的出現推動的。而手工工場的形成，不僅推動了英國的毛紡業發展，而且更是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

　　手工工場先是個體手工作坊的合作方式，而后又發展出了雇傭勞動的形式。手工工場的生產盡管依舊是手工生產，但由于它是一種系統化、組織化的生產，因此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的效率，而且由于分工協作，也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技能。而勞動者生產技能的提高，又促進了整個英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正是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才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一詞的最根本含義，就是人類社會的工業生產，發生了使用機械動力帶動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生產從而能夠進行機械化大生產這樣革命性的進步。因此人們這才會普遍把蒸汽機這種新動力的出現，認為是工業革命的開始。

　　由于工業革命的發展，是伴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進行的，因此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同，工業革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然而文一教授為了博人眼球，竟然在講述工業革命的發生時，還標新立異地使用了“引爆”一詞。

　　當年，隨著手工工場這種生產方式的出現，英國的各行各業如采礦、冶金、造船、紡織和加工工業等，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因此國家實力更是得以提升。特別手工工場的這種生產方式，使英國整個社會的組織、協調與整合的能力，也得到了極大地提升。因而在和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進行作戰時，就連像德雷爾和霍金斯這樣的海盜，都被整合到英國的軍隊中來了。

　　全世界都知道英國持劍經商的歷史，而英國之所以能在全世界進行持劍經商，就在于英國的手工工場，為英國的軍隊乃至海盜，打造出了鋒利的刀劍。而到工業革命開始之后，英國那就更是船堅炮利了。

　　文一對我國工業革命的定義和斷代，與張維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都把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看作是我國工業革命的開始。而之所以如此，就是文一對工業革命的定義和斷代，根據的是其所創造的那個極其混蛋的“胚胎發育理論”。

　　文一的那個極其混蛋的“胚胎發育理論”就是：“這樣一個學校系統和強行訓練，就相當于后發國家在復制當年的工業革命，它也是一個胚胎發育。它一定要從基礎開始走，你不能一來就跳。…，…，…。工業革命一樣的。人類社會開辟出一條工業化道路，有些基本規律，后發國家不管多晚開啟工業化，人家都搞了八次工業革命了，你還得重復它當年走過的一些基本階段。…，…，…。你不能一來就搞重工業，你建了多少的現代重工業，也沒能工業化。…，…，…。因此我們不能說簡單的我們前三十年搞了什么一百五十六個大項目，只要你沒有把八億農民給動員起來，讓他們每個人都進入產業價值的創造，這個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啟動的。這個是毛澤東早就意識到的問題，但是沒有找到一個方式解決。”

　　文一所說的“只要你沒有把八億農民給動員起來，讓他們每個人都進入產業價值的創造，這個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啟動的，這個是毛澤東早就意識到的問題”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然而文一接下來的“但是沒有找到一個方式解決”這句話，卻是非常荒謬的。文一不知道改革開放前在八億農民的我國農村，竟然擁有一百一十一點五萬個社隊工業企業的這一歷史事實嗎。毛澤東確實“沒有把八億農民給動員起來，讓他們每個人都進入產業價值的創造”。然而毛主席卻是調動起了除小崗村“十八條好漢”之外的我國八億多人民公社社員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因此在幾乎就是白手起家的條件下，他們就創辦了一百一十一點五萬個社隊工業企業。當年，毛主席調動的是中國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熱情與干勁。而“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調動起來的卻只是人們瓜分或強占國有與集體資產的犯意。

　　文一的“胚胎發育理論”之所以混蛋，就在于它是用個體的自然人的生理發育經過，去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因此他才會認為“你不能一來就搞重工業，你建了多少現代重工業也沒能工業化。”個體自然人的發育過程，是天然的基因決定的。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人們是可以選擇的。而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要根據當時的環境。可文一之所以認為“后發國家不管多晚開啟工業化，人家都搞了八次工業革命了，你還得重復它當年走過的一些基本階段”，其目的，就是要為買辦化的改革開放尋找理由。就是要為他的“中國(工業革命)之所以這么順利，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無意中我們復制了英國工業革命”這一論斷，尋找根據。

　　文一的“我們復制了英國工業革命”這一論斷的根據，是“先是大批量的鄉鎮企業，然后由它引爆了大工廠體制、輕工業。然后由輕工業引爆了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然后由它引爆了我們第二次重工業革命”。

　　從文一自己給工業革命所做的“是一個生活水平的突然的爆發式增長，而且基本上沒有回頭的，不是一個短期的振興假象”和“生活水平的不斷不斷的提高”這個定義看，文一和張維為差不多。張維為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而文一則更是吃豬糞長大的，所以才會有和豬同樣的思維。文一說他的父母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因此文一的父母肯定也會像廣大漢族地區的人罵自己犯了錯誤的孩子那樣教訓過文一：“你是頭豬啊，怎么記吃不記打呢。”所以從文一對工業革命的理解看，它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工業革命，根本不懂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關系，更不懂重工業對于 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性。它把工業革命的部分結果，當成了是工業革命的本質。因此在它看來，新中國前三十年所進行的工業建設，不是工業革命，更不是工業化。

　　自從英美國家開啟了殖民時代以后，重工業不僅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基礎和主要標志，而且更是一個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年斯大林在勸導那些反對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人時，就曾經拿當時的我們中國來舉例：“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而自從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之后，不管誰如何高興，可也再不敢蹂躪中國來了。因此說，能夠制造“兩彈一星”，是我國最偉大的工業革命，是我國實現了工業化的最顯著標志。而文一因為是頭“記吃不記打”的豬，所以在它看來，原子彈由于不能吃，因此連茶葉蛋都不如。于是，盡管能夠制造“兩彈一星”，但也沒有開始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本是一個中性詞匯，不具有感情色彩。但是由于我國人民曾經深受在遭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卻只能“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樣工業化的荼毒。因此才對完成我們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充滿了向往與渴望。于是從新中國成立開始，除了少數象梁漱溟那樣的“花崗巖腦袋”外，大多數的中國人寧可勒緊了褲腰帶，省吃儉用，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實現我們中國自己的工業化。而文一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要否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工業建設不是工業革命，而卻給私有化的改革開放這樣買辦經濟的發展，披上工業革命的華麗外衣。

　　盡管無論對工業革命。還是經濟發展，文一也認為只能由政府來主導。但文一卻認為政府只能去主導市場的建立和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而不能直接從事產業、也就是工農業的建設，于是這就留下了一個空隙。在市場上誰能夠推動產業的發展，推動經濟的增長，只有掌握大量金錢的資本家。因此目前中國的崛起，也是馬云和王健林等資本家的崛起。而在市場主導下，要想保持經濟的增長，那么政府和資本家就要形成良好的互動，而政府和資本家保持良好的互動，那吃苦遭罪的，就只能是工人農民了。

　　為了推銷自己的騙術，文一只能和其他的政治騙子、文化騙子一樣，去否認、篡改和隱瞞歷史真相了。

　　歷史的看，我國的確是沒有經歷過完整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而是新中國成立后直接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高端階段，就開始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特別是在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不久，我國又獨立自主地開始了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宇宙空間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并在僅僅十幾年之后，就擁有了“兩彈一星”，從而奠定了我國的工業大國和世界強國的國際地位。

　　文一說改革開放后大批量的鄉鎮企業(出現)不僅是我國工業革命的開始，而且更是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也有那么一點道理。但大批量的鄉鎮企業不是開放放進來的，而是把毛澤東時代艱苦奮斗創建的大量社隊企業，通過化公為私的改革，改出來的。放進來的，只是“赴死坑”。

　　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主席就在《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和農業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本原始積累。因此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之后，國家又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反哺農業。于是，大量的社隊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的產生了。改革開放后，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因而原有的社隊企業失去了集體經濟組織的依托，因而也就只能私有化了。而由于當時我國的經濟主體，還是國有和集體經濟。因而為了這些私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國家又不得不實行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辦法。這些私有企業為了能夠以計劃內的價格得到生產資料，便大肆采取請客送禮的手段來賄賂各級政府中掌管生產資料審批權的大批干部。從此，經濟領域里的嚴重犯罪的腐敗產生了。所以剛到一九八二年，國家就開始了嚴厲打擊經濟領域里的刑事犯罪。然而由于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因此嚴厲打擊經濟領域里的刑事犯罪不僅沒起任何作用，反而還引發了其后更為腐敗的官倒。

　　確實，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就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手工工場。在這些手工工場中，有許多從事毛紡織業。毛紡織業的發展，導致了當時英國羊毛價格的上漲。于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就把原先租種他們土地的農民趕出去而把地圈起來，蓄草養羊。而為了使被驅逐的農民很快的安置下來，英國國會在頒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時，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讓那些從家園中被趕出來的農民，去接受工資低廉的工作。而凡是有勞動能力的失地農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辦。后來，英國國會又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凡是流浪一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失地農民，一經告發，就要被賣為奴隸，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驅使他從事任何勞動。這種奴隸如果逃亡，抓回來就要被判為終身的奴隸。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處死刑了。而那時的英國，任何人都有權將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學徒，當苦役。

　　由于毛紡織業的發展而導致的羊毛價格上漲，引發了為了養羊而把農民趕出土地的“圈地運動”。“圈地運動”為英國的毛紡織業和后來的棉紡織業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而把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也為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從而使工場主賺取了超額的利潤。英國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并由此引發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只是大量的農民在被趕出土地的過程中，不斷的餓死、病死，甚至是被處死，因此“圈地運動”后來也被稱之為是“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所以馬克思這才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確，改革開放的初期，僅是珠三角一個地方，每年就有四萬根工人的手指被切斷。而“富士康十三連跳”，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因此我國改革開放這樣的“工業革命”，的確是復制了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而“引爆”的工業革命。

　　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已經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國家經濟主體的工業化。之所以說是實現了國家經濟主體的工業化，就是由于我國是一個大國，廣大的農村還沒有現代化。但是我國的工業品的產量和“兩彈一星”所體現出來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趕上了發達國家。而當時國家業已經提出了要在一九八○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然而還沒有到一九八○年，我國就開始包產到戶，又退回到小農時代去了。而由于人多地少，每家每戶所分到的那“一畝三分地”，根本就無須使用機械。因此在私有制度下，我國的現代農業，永遠也建立不起來。

　　文一教授不愧叫“獸”。它的騙術可比它的祖先豬八戒高明多了。豬八戒只不過就是在高老莊騙來了一個媳婦，可文一教授卻把來現場聽講的那些聽眾騙蒙了。不僅一個個聽的津津有味，而且更是騙的還有一個人(應該是《觀察者網》的節目主持人)不斷地說“對，對，對”這樣拍它的豬屁。

　　中國人實在是太好騙了。當年，中國人被老騙子給騙得“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今的中國人，繼續聚精會神的聽新騙子為老騙子歌功頌德。我們中國為什么既有傻子，又有騙子。這一切，都是儒家文化造的孽。對儒家文化，學通了，就是騙子。沒學通的，就是傻子。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就是騙子中的高手。

　　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在孔子還沒有周游列國的時候，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公山弗擾占據費邑反叛主人，派人來找孔子前去入伙，孔子也準備前去。子路不高興地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擾那里呢?”孔子說：“他派人來找我，難道我能讓他白用我嗎?假如他用了我，我(一旦掌握了權力)就要在東方復興周禮，建立一個東方的周王朝。”

　　又一次，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從子路與孔子的這段對話中得知，佛肸也是一個叛主之人。在背叛了主人之后，佛肸也找孔子去，孔子再次打算前往。子路說：“從前我聽先生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現在佛肸占據中牟反叛主人，你卻要去，這如何解釋呢?”孔子說：“是的，我是說過這樣的話。(然而)不是說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壞嗎?不是說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嗎?我難道是個苦味的葫蘆嗎?只能掛在那里(只讓人看)而不給人吃嗎?”

　　不管是公山弗擾也好，還是佛肸也罷，他們反叛主人的行為，都是公開的。他們拉孔子入伙以壯大自己力量的動機和目的，也應該是真誠的。然而從孔子對子路所說的“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這句話來看，孔子要到公山弗擾那里入伙的目的，卻不是為了幫助公山弗擾，而是為了要在東方建立一個新的周王朝。那么孔子要達到這一目的，只能有兩種途徑，第一就是游說公山弗擾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第二那就只能是利用公山弗擾對自己的信任，找機會干掉公山弗擾，從而吞并公山弗擾留下的那部分力量，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子路勸阻他不要到佛肸那里入伙時孔子所說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這句話，不僅是為自己的言行不一進行狡辯，而且也表明他急于想體現自己的價值。后來孔子到列國周游的目的，也是為了游說各國的統治者接受自己的主張，從而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可以說，孔子是我國政治騙子中，空前的第一高手。而絕后的，就只能是華國鋒之流了。

　　盡管孔子的思想本質上就是一種騙人的思想，但要用它來騙人，那么首先就要融會貫通孔子的思想。而當今的儒家文化熱，就是騙子與傻子互動的結果。騙子們宣揚儒家文化，就是要騙傻中國人，以便它們奴役。

　　攫取權力和財富，是每個人、每個階級都夢寐以求的事。而在攫取權力和財富的過程中，最簡單，最直接且又代價最低的方式，就是騙。因此騙子們這才高喊“打左燈向右拐”，要騙出一個“體制”來。而正是由于騙子們想要的這個“體制”至今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因此張維為和文一等騙子們這才要繼續騙。而為了便于行騙，騙子們還特意創造了很多的新名詞。比如：制度不說是制度，而說是“體制”。失業不說是失業，而說成是“下崗”。資本家不說是資本家，而是給起了個新名，叫企業家。不止如此，就是對人們所熟知的概念，騙子們也經常是混亂使用，以達到它們想要靠顛覆邏輯的關系，從而把人騙傻、騙蒙的目的。

　　崛起、工業革命、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本是不同的概念，張維為和文一教授對崛起、工業革命、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等這些概念，不可能區分不清。而它倆在演講或是著書立說中故意混用這些概念，就是為了讓人把它們騙人的鬼話，聽起來像人話。

　　崛起，是指一個國家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業革命，是一個國家開始了工業建設的歷程。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已經完成了一定歷史階段的工業革命。而經濟增長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出現的，農業國家就沒有經濟增長了嗎。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標志，而由于現代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此工業革命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領域里的裝備制造業，是現代農業、輕工業和國防工業發展的基礎。沒有現代化的裝備制造業，那么我們不僅要在全球產業鏈中屈居低端，而且還更會再次挨打。一場中美貿易戰，就把改革開放初期的那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沿海發展戰略”，打出了買辦經濟的原型。如果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獨立自主的底蘊，如果不是具有高度戰略智慧的習近平總書記前幾年就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混蛋邏輯給倒了過來，那么如今我們恐怕真的就被美軍給炸回石器時代去了。

　　我國的工業革命是偉大的，我國的工業革命過程有目共睹，沒有什么“之謎”。我國的工業革命，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引領的，是以錢學森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鉆研出來的，是以王進喜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寧可少活二十年”奮斗出來，是以陳永貴為代表中國農民階級大災之年“三不少三不要”奉獻出來的，是以雷鋒為代表全國人民省吃儉用勒著褲腰帶積攢出來的。而如果以改革開放為中國工業革命開始的話，那還真就存在太多的謎團了。既然紡織品是工業革命的標志，那么為了完成工業革命，當然就要“餓死運十”了。

　　《中國正在說》和《這里是中國》，是“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的很好平臺。但中國的聲音，必須是正義的聲音。即使不是正義的聲音，但起碼也該是正常的聲音。中國聲音，只能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與“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這樣的聲音，只能是“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樣的聲音，只能是“生命不息，沖鋒不止”這樣的聲音。而決不能是南京大屠殺中的哀嚎，決不能是“回頭看看這幾十年，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這種洋奴買辦的聲音，更不能是騙人的鬼話。可是如果當今的中國主流媒體發出的總是像張維為和文一的這樣騙人鬼話，那發出的可就不是什么中國聲音了，而只能是鬼哭貓叫。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