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濟會在當下可謂是個熱門話題，但現有的共濟會研究仍然漏掉了一個重要方面，知名學者何新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馬恩全集》里有關涉及‘共濟會’的語句有數十處”;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已經留下了多處線索，我們何不進一步挖掘和探尋呢?

　　通過對現有的50卷本《馬恩全集》進行關鍵詞信息檢索，我們發現：在《馬恩全集》中出現“共濟會”關鍵詞的頻數共有21次，散落于16篇文獻之間，其中馬克思獨著10篇，恩格斯獨著4篇，馬恩合著2篇。按照創作時間排序，具體的文獻來源和頻數如下(其中十二篇出現為1次，不再注明頻數)：

　　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7年《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1848年《新聞數則》(1848年11月28日)3次、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4期上發表的書評——評托馬斯•卡萊爾“當代評論”》(1850年3至4月)、1852年《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1852年《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0日)、1853年《俄土糾紛。——不列顛內閣的詭計和詭辯。——涅謝爾羅迭最近的照會。——東印度問題》(1853年7月12日)、1854年《“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論文中未發表過的片斷》(1854年11月21日)、1858年《普魯士狀況》(1858年11月23日)、1870年《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4月28日)、1871年《“法蘭西內戰”草稿》(1871年4至5月)2次、1871年《附錄：卡•馬克思同“世界報”記者談話的記錄》(1871年7月3日)2次、1873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根據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決定公布的報告和文件》(1873年4至7月)2次、1878年《反杜林論》(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1891年《關于原始家庭的歷史(巴霍芬、麥克倫南、摩爾根)。<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德文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1894年《資本論》第三卷(1894年10月4日)。

　　根據上述文獻，我們不難發現這樣兩個特點：一方面，從時間維度來看，自1843年至1894年，文獻基本涵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中晚全部歷史時期，在歐洲1848年革命和法國巴黎公社時期前后的分布更為集中，這體現了馬恩對共濟會保持著較為連續的關注。另一方面，從文獻的類型構成來看，有一些重要專著，有一些重要著作的草稿和素材，有一些短論、通告和談話記錄，還包括一些書評、書信和遺稿。這些文獻滲透著馬恩在不同歷史時期、研究領域和分析視角下對共濟會的思考與辨析。正確理解馬恩特有歷史語境下的共濟會論述，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共濟會這個神秘的“潘多拉魔盒”。

　　列寧曾指出：“1848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特別突出，在1848年，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特別突出，在50和60年代，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特別突出。”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發展和完善所經歷各階段特征的準確概括，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馬恩在不同歷史階段思考和解決問題時對“理論武器”的側重與偏愛，而馬恩對共濟會思考和分析的文本序列也體現了這個特點。因此，我們不妨也按此架構來解析馬恩有關共濟會的論述。

　　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語境中對共濟會的闡述

　　1844年巴黎會晤以前，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考試”構思過程中，間接地談到了共濟會。這說明馬克思注意到了共濟會教義中泛神論的神秘主義傾向。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認為，“‘考試’無非是共濟會的那一套，無非是從法律上確認政治知識是一種特權而已”。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考試”構思是源于理性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法則，這是一種“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而這種唯心主義也正是共濟會所倡導的。共濟會的上層領導一直就是憑借這種政治知識和神秘主義來實現對其他成員的領導和支配。

　　二、馬克思恩格斯在國際共運實踐與論戰中對共濟會的闡述

　　1.在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共濟會的闡述中，我們找到了格律恩、托馬斯•卡萊爾、金克爾、盧格、巴枯寧和杜林的影子。從這些人競相粉墨登場再到馬克思的反對與批判，我們從中恰好可以看到共濟會的恪守與陰謀。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當格律恩先生到達‘理論的邊緣’的時候，特別是在第295頁上，他的‘背上就像有好多股冰水在奔流，使他渾身上下毛骨悚然’。但是，他完全戰勝了這一切，因為他到底是‘偉大的人類共濟會’的會員啊!”格律恩作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用抽象的人觀點來評論歌德，通過文學形式歪曲歌德來宣揚對抽象人的膜拜和對“愛”的宗教信仰。而恩格斯針鋒相對，提出要用歷史的、階級的和美學的觀點來對待文學思想和作品。格律恩作品所反映出的，恰好是共濟會極力宣揚階級調和與抽象人性之愛的理念，馬恩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庸俗化，從頭到腳都是反動的。

　　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4期上發表的書評——評托馬斯•卡萊爾“當代評論”》一文中，馬恩談到了托馬斯•卡菜爾。卡萊爾屬于封建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馬恩揭露了他在1848年革命時期前后充當反革命和反民主的衛道士形象，批評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特別是“英雄崇拜”，指出卡萊爾“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整個了解便簡單得像前世紀伊留米納特和共濟會會員的陳腐平凡的智慧那樣，簡單得像‘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極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門主義那樣”。這里的“伊留米納特”指的就是伊留米納特派，18世紀后半世紀在巴伐利亞活動的共濟會反派之一;而《魔笛》也是共濟會會員莫扎特的大作。在共濟會中，充滿了神秘的個人偶像崇拜精神，信仰萬世不變決定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而普通的會員只是領導人的工具，只是盲目執行領導人的意志。在這里，卡萊爾成了共濟會的同路人，這種個人崇拜和密謀主義也在很多工人組織中造成了不良影響。

　　在《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話：“盧格在他的信中攻擊金克爾是普魯士親王的代理人和共濟會會員”，金克爾代表的就是軟弱的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他留在自己黨的隊伍里完全是出于誤會”。這種“誤會”其實在各國革命流亡者中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馬恩在極力爭取和團結他們的同時，也就無法避免他們對黨的滲透和侵蝕，包括共濟會的“有意安排”。還要注意一個細節，在馬克思的語境中，“普魯士親王的代理人”和“共濟會會員”是并列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兩者利益訴求的趨同性。

　　在《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0日)中，也有一處共濟會的敘述即“附上我的妻子關于昨天紀念羅伯特•勃魯姆的大會的報道。她曾同伊曼特一起在開會地點‘共濟會酒家’的走廊里”。這里的“紀念羅伯特•勃魯姆大會”是由阿•盧格及其擁護者組織的;對于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動家羅伯特•勃魯姆，馬克思在《勃魯姆》一文中，在高度評價他與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而忠于人民利益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了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觀點的局限性和溫和性;而對于盧格，馬克思早在《德法年鑒》時期就與他進行了決裂。在與革命流亡者的團結和斗爭中，尤其是維利希一沙佩爾派分裂同盟日趨嚴重和“科倫共產黨人案件”觸發的情勢下，馬克思愈發對這些革命流亡者與共濟會存在著錯綜復雜的思想和組織聯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根據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決定公布的報告和文件》中，有兩處出現了“共濟會”，即“在國際的日內瓦支部后面隱藏著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羅納、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國際支部后面，隱藏著同盟的秘密支部。這是個共濟會組織，國際的普通會員及其領導中心甚至沒有懷疑過會存在這樣一個組織”;“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幾個葡萄牙人(國際會員)拉進了同盟。但是，他認為這些新手不夠靠得住，所以他背著他們建立了另一個由在共濟會會員中招募來的最糟糕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分子組成的同盟小組”。這兩個敘述都與巴枯寧密切相關。馬恩一再告誡巴枯寧主義者，但他們反而在“反權威”的名義下陰謀分裂國際工人協會、分裂國際工人運動。馬恩對巴枯寧宗派團體所做出的“共濟會組織”性質判定，不僅出于這個團體成員成分的復雜性和組織形式的密謀宗派性，。更是由于在巴黎公社失敗、各國資產階級政府聯合圍剿國際這個大背景下，巴枯寧為首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充當了國際工人協會、各國工人階級利益的敵對力量。此時，馬恩強烈地感受到了共濟會這種時隱時現的力量對國際共運、工人階級的滲透和分化。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事實上，我們在這里已經不再處于共同社會中，倒不如說是處于《魔笛》中，只是腦滿腸肥的共濟會牧師查拉斯特羅同我們的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家相比，簡直算不上‘二等教士”’。恩格斯用“更深刻、更嚴格的道德家”反諷杜林，認為杜林所宣揚超階級、超歷史的永恒道德就是對共濟會理念的“復制”，并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恩格斯與杜林的這場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抗爭;馬恩深刻地認識到每當工人運動走向低潮時，各種機會主義愈會滋生和蔓延。

　　2.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濟會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馬恩注意到了共濟會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中的態度和作用，并且給出了公正清醒的評判，這集中反映在法國巴黎公社時期前后。在《法蘭西內戰》的兩份草稿中，馬克思都提到法國共濟會下屬的一些分會和個人參與到了法國巴黎公社的運動中來。馬克思為了反駁梯也爾誣蔑公社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釋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的言論，談到“這一番話是誰對他說的呢?是工商會代表，亦即代表著七八千名工商業者發言的一些人。他們去到凡爾賽親口告訴他這一番話。還有共和同盟、各共濟會分會也派出代表，舉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樣表示。但他頑固到底”，并以此證明“巴黎的各階層都發表了意見”。這里提到的共濟會，據史料記載，指的就是法國大東方社會所“哲學的蜂巢”，它是法國共濟會的一大分派，他們曾經和公社并肩戰斗過。

　　同樣的佐證，也可見諸《附錄：卡•馬克思同“世界報”記者談話的記錄》，談話發生在巴黎公社被鎮壓之后，由于公社成員中有一部分也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各國資產階級報刊據此誣蔑國際策劃并參與了近期巴黎起義這個“陰謀”活動。針對這樣的誹謗攻擊，馬克思非常機智地應答道，如果僅是憑借“在公社各機關里有許多協會會員”就可以蓋棺定論的話，那么“這樣說來，這也是共濟會會員搞的陰謀了，因為他們以個人身分參加公社活動的決不在少數。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個起義都是由共濟會會員發動的，我也不會覺得奇怪”。馬克思在反駁這些攻擊的同時，再次證明了法國共濟會參與公社運動的基本事實。

　　馬克思在對待共濟會參與公社運動這個問題上保持著辯證的態度和革命的階級警惕性。共濟會的加入是與利益問題休戚相關的，由于公社沒收教會財產、打擊教會體制的做法部分地符合了共濟會的利益訴求，再加之共濟會內部自身有著兩極分化的復雜分層(馬克思一直強調共濟會更多的是以“個人身份”而不是“組織名義”參加)、公社組織成員的復雜性和革命措施的不徹底性，最終導致了兩種不同力量的“合流”。這種“合流”給公社帶來了許多消極的后果。在《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4月28日)這封信中，馬克思在談到后來擔任巴黎公社社員的“弗路朗斯”時，有著這樣一段描述，“昨天晚上，共濟會法國分會、‘法國人支部’等等宴請他和提巴爾迪。路•勃朗、塔朗迪埃等人也想參加宴會。此地所有法國革命的敗類都向他獻殷勤，但是他對這幫先生們的底細是相當了解的”。不難看出，馬克思對于弗路朗斯這種敏銳的政治鑒別力表示出高度的贊賞。

　　3.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濟會的闡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馬恩已經察覺到共濟會除了在教義理念的共性特征之外，其發展和演變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中呈現明顯的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恰好是取決于各國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和階級力量對比。在《新聞數則》(1848年11月28日)中，有這樣一段關于普魯士共濟會的敘述：“今天我們認為有必要報道一個更為確鑿的事實。共濟會柏林‘三君主’總分會(大家知道，普魯士親王是普魯士共濟會的最高首腦，就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普魯士教會的最高首腦一樣)宣布停止共濟會科倫‘密納發’分會的活動。為什么?因為這個分會吸收了猶太人入會。特此通知猶太人!”在前文中筆者曾經談到過“普魯士親王的代理人”與“共濟會會員”的關系，馬克思在這里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普魯士親王是普魯士共濟會的最高首腦”，這不僅說明了以普魯士親王為代表的容克地主階級與普魯士共濟會的利益趨同(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面前更為明顯)，更顯示出容克地主階級在普魯士共濟會中的主導地位。這樣的場景可以在馬克思的《普魯士狀況》中找到：“親王在[國務院]中介紹他兒子時發表了一篇反動的演說，在共濟會會員大會上發表了另一篇反動的演說，向奧倫治會組織發出了反動的號召，他并沒有因此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由于在內閣治理下事態的發展而大發雷霆，這卻把內閣嚇壞了。”容克地主階級不希望產生一個強大的德國資產階級，正如德國資產階級不希望產生一個成熟的德國無產階級一樣，就這樣，容克地主階級的封建強硬性與德國資產階級的自由懦弱性在反動的名義下，結成了矛盾體式的同盟，而這正是對普魯士共濟會的真實寫照;相比于英法共濟會，它更加封建、更加反動。

　　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論文中未發表過的片斷》中，馬克思在回顧和總結1820-1823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時，其中一個細節涉及了西班牙共濟會，“從馬德里‘日報’上，我們看到，從1824年8月24日到9月24日的一個月間，就有1200人被槍殺、絞死、肢解，而且對付康姆尼羅斯36、共濟會會員等的野蠻法令當時還未公布”。為了響應自1854年起日益高漲的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形勢，馬克思發表了題為《“革命的西班牙”》一組文章，從側面說明了西班牙共濟會積極地參與了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馬克思在這一點是給予肯定的;但同時馬克思也揭露了其不徹底性和階級局限性。并且，馬克思還考慮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點和古老傳統對革命發展的影響，這一點對于理解西班牙共濟會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西班牙共濟會沒有出現普魯士共濟會那種強烈的封建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聯姻的特性，甚至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體現了資本主義上升期革命的、積極的一面。

　　在《俄土糾紛》中，馬克思把場景轉換到了英國，雖然又是一段關于共濟會的細節敘述，“7月7日曼徹斯特學派的代表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濟會堂舉行了一個贊成和平的群眾大會”，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看清英國共濟會的特征。曼徹斯特學派所發起的集會為什么要在共濟會堂舉辦呢?答案很簡單，除了兩者千絲萬縷的聯系，更因為共濟會堂向來是宣揚“自由、和平和友愛”的“圣地”，而曼徹斯特學派所主張的“貿易和平論”也正與這種理念“不謀而合”，其只不過是充當共濟會指使下的走卒角色。通過自由貿易的方式，英國可以將更多的國家和民族納入到其殖民體系中來，從世界范圍內剝削各國工人更多的剩余價值，以圖謀歐洲和世界的霸權。另一方面，反對向俄國發動克里米亞戰爭也是出于政治制衡的需要。當時的俄國是歐洲反動勢力的總代表，維持這根“最后臺柱”，有利于扼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防止本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復蘇和回潮。由此來看，英國共濟會確實要比其他國家的共濟會“深謀遠慮”，經濟自由主義對內可以拉攏和分化本國工人階級，對外可以用經濟殖民方式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資本雇用勞動法則的發揮在這里更加充分和顯化。這種“成熟性”，對于無產階級而言，也是最危險的。

　　三、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中對共濟會的闡述

　　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的博愛本質上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戰爭，這不僅能夠用來描述法國六月革命這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偉大戰斗”，它更是對馬恩領導下的國際共運與資產階級主導的共濟會抗爭史的高度概括。前者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后者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兩者似乎“難分伯仲”;甚至在梅林看來，后者“這種自發的理解在歷史上的歷次暴風雨中始終比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科學地闡明和論證了的、工人的階級自覺，要更加堅固和可靠”。

　　此時，我們不禁要問：“這種自發的理解”是憑借著什么力量方能那么“堅固和可靠”?“兄弟”又是怎樣的“兄弟”?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的這段話，直接道破了梅林所說“這種自發的理解”的“源動力”——平均利潤率規律。“這種自發的理解”是源于“直接的經濟利害關系”的，“一般的階級同情”也僅是它的衍生品。也正如馬克思所言，“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的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臺，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以使資產階級以共濟會的名義團結在資本的旗幟下，盡管這種“團結”仍然無法掙脫平均利潤率下降和剝奪者被剝奪趨勢的羈絆。

　　緊接著，馬克思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像數學一樣精確的證明：為什么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假兄弟”這三個字，是對第二個問題最好的回答。而恩格斯在《關于原始家庭的歷史(巴霍芬、麥克倫南、摩爾根)。“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德文第四版序言》中，在反駁麥克倫南時也談到了這一點，“這正如某人因為人們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長也稱為父親和母親，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濟會會員和英國同業公會會員在莊嚴的集會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稱，就硬說父母、兄弟、姊妹等稱呼是根本毫無意義的稱呼一樣”。恩格斯的言下之意，共濟會會員彼此用的“兄弟”相對于血緣關系的兄弟而言，就是“根本毫無意義的稱呼”。類似于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一樣，這種“兄弟”僅是對總資本剝削總勞動、共同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時的一種人格化比喻。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找到了共濟會資產階級聯盟的經濟基礎;論證了這種資產階級兄弟聯盟，會因其固有的歷史性，會伴隨著資本主義不斷走向自我崩潰，也會與國家和階級一起逐漸趨于消亡。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馬恩全集》中有關共濟會論述的解讀，可以得到以下三點結論與啟示。

　　第一，要正視共濟會的客觀實在性。共濟會的產生和演變是與近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緊密相連的，絕不可簡單地將之歸于“陰謀論”。

　　第二，要警惕和防范共濟會的存在發展。共濟會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死敵。共濟會無時無刻都沒有放棄對于國際共運的分化和瓦解。在理論方面，它攻擊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實踐方面，它侵蝕和腐化工人階級的隊伍與組織。散播資產階級思想和利用機會主義思潮是共濟會慣用的“兩大法寶”。

　　第三，要清醒地看到共濟會的存在發展使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共濟會內部的組織原則是憑借資本壟斷，實現少數“精英”對世界人民的掌控與支配，這種統治可能是白宮的政令、美聯儲的貨幣、盟軍的火炮，也可能是斯密的著作、莫扎特的歌劇、默多克的傳媒，還可能是絕育的疫苗和轉基因的食品等等，它們真的是在“最無愧于和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資本類的存在物)的條件下”來統治和奴役這個世界。在共濟會主導的國際環境下，資本主義的國際原則將可能是戰爭。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9期《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