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古代在貨幣問題上不斷摸索前進的過程給予我們的啟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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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帝五年到漢武帝時，前后四十多年，漢代幣制沒有大的變動。盡管賈誼與晁錯在文帝時所言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已顯露端倪，但大形勢還是處在相對平穩和繁榮的階段。《史記·平準書》對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況，有一段概括的表述，一方面是社會的繁榮和昌盛，另一方面地主豪強勢力興起，奢靡之風開始盛行，反映了事物盛極而衰的變化，社會矛盾進一步尖銳化了。其云：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司馬遷這一段文字，對文景到武帝初年的社會形勢的分析，還是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一方面說明漢初到文景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得以改善，這是形勢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物盛而衰，兼并豪強勢力起來了，貧富兩極分化，勢必形成階級的分化和對立，那就是董仲舒所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這表面上是講秦，實際上是講漢武帝時的情況了。加上漢武帝開疆拓土，以及山東地區的災荒，國家財政上由盈余轉為虧空，當時“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漢書·食貨志下》)二個方面的矛盾都激化了，一方面是貧富兩極分化，另一方面官府與富豪之間為爭奪資源和財富的矛盾也激化了，在市場的貨幣流通上也再次出現新的矛盾，“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余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建元是漢武帝第一個年號，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缺額時，靠鑄錢來增加收入，加上民間私鑄，這個現象持續時間長了，必然是通貨膨脹，于是漢武帝考慮到如何變更幣制了，即如何“更造錢幣以澹用”。當時官府對貨幣流通狀況作了分析，《漢書·食貨志下》續云：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

　　此言貨幣有黃金、白銀、銅三等，皮幣作為朝聘用。這個皮幣的設想，某種意義上便是紙幣的一個雛形，當時經濟發展的水平，還不具備發行紙幣的經濟和技術條件，當時想到的還僅僅是可以減輕大量貨幣的搬運，另外鑄造銀幣和三銖錢，禁止民間私鑄。這個更造錢幣制度的具體措施是鑄造大而價值高的銀錢，取消四銖錢，改為三銖錢，同時禁止私鑄，這是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提出的方案。《漢書·食貨志下》續云：

　　“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值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值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這里一共有三條措施，一是禁止民間私鑄;二是把四銖錢改為三銖錢，取消過去面值與實際重量不一致的半兩錢，錢重如其文;三是另造大面額的銀錢，分三千、五百、三百三種，行狀分別是圓、方、橢圓三種，花紋為龍、馬、龜。這個辦法實際上還是行不通，僅靠法令，很難制止民間私鑄，而且盜鑄重點在金錢上，即使是死刑也禁不了民間對金錢的私鑄，因為銀與錫還是可以通過地下資源和販運獲取，盜鑄在技術上也并不困難。所以這個方案提出不到一年，次年即元狩五年，漢武帝下令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漢書·食貨志下》云：“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從半兩、四銖、三銖，最后選擇五銖錢，這是漢武帝幣制改革中最后一種錢幣，這次改革同樣經過反復。《漢書·食貨志下》云：

　　“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終廢不行。”

　　這是說明，郡國鑄錢不能保證錢幣的質量，既然禁止民間私鑄，同時也把郡國鑄錢的權力收歸中央，即使中央政府自己鑄錢，下令民間繳納賦稅必須用官鑄的大面值的赤仄錢，同樣也行不通，最終只能廢除。《漢書·食貨志下》續云：

　　“其后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直工大奸乃盜為之。”

　　這是由中央政府的鐘官、技巧、辨銅三個機構鑄造的，所以稱三官錢，而這三個官府機構又都設在長安附近漢武帝的上林苑，由中央政府直接來鑄造五銖錢，這規模就比較大了，郡國的錢都回收到中央改鑄，這樣便把造幣權收歸中央。私鑄也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其費用不能相當，也就是其票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相當，人工上也比較困難，私鑄無法獲利。由于禁止私鑄，經過五年時間的嚴刑峻法，“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余萬人。”經過長期探索，終于找到五銖錢這個形式，恰好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作為實物貨幣，文如其值，而且從做工上也杜絕私鑄的可能，私鑄無法貿利，再加上幾十萬私鑄者被處死的血的代價，才使這種幣制得以穩定下來。五銖錢制度的建立，自西漢中葉到清朝末年兩千多年，在錢幣發行的重量和形制上，大體都離不開五銖錢的基本模式。但這個基本模式確定下來以后，也不是沒有反復的，如王莽改制時，又一度想倒退到過去的刀幣、布幣，發行大額面值的泉幣，但均以失敗告終。通貨膨脹、濫發貨幣都是歷代統治者慣用的手法，只有一時的作用，實際上是飲鴆止渴，這方面的現象，迄今在世界各國都反復上演。事實上在幣制背后有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有官民之間的矛盾，這個民，主要是能私鑄的地方豪強，還有中央與郡國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幣制，在司法制度層面上如何保障，亦要付出血的代價。在技術層面上，如何使實物貨幣的面值與實際價值一致，在防偽上使私鑄無利可圖又難以得逞。這些都需要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的摸索，試錯，總結經驗教訓，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才能最終定型，定型以后還會有反復。其實，這也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如何磨合的一個縮影。懂得這一點，對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還是非常有意義的，無論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我們完善自己社會制度不可或缺的社會財富，我們不會為一時一地的挫折而喪失繼續前進的勇氣，即使成型了，要堅持它，也要經得起反復的考驗才行。統一集中發行的貨幣，必須集中在統一國家中央政府管控之下，才能充分發揮它作為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及貯藏手段的效能，如果在貨幣問題上胡作非為，那就會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王莽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任意變更貨幣發行制度，擾亂整個社會生活的秩序。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金圓券發行上的失敗，變相惡性通貨膨脹擾亂了整個社會經濟，之所以還能在臺灣立足，很重要的是臺灣用的是臺幣，金圓券那場災難沒有波及臺灣。建國以后，在財政金融政策上所以能保障國家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行，與始終一貫的貨幣政策息息相關。當然，中國古代的貨幣問題，由于市場的結構比較單純，所以經過一段時期摸索便能基本定型，盡管在以后還有許多反復，但是它的型式還是基本穩定下來了。

　　到了現代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所面臨的各種內外問題要復雜得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這對我們積極參預世界貿易、經濟飛躍發展，又借以抵御外部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功不可沒。隨著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我們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復雜而尖銳，貨幣匯率的變化往往影響著國際國內各種相互關系的全局。目前世界貿易結算單位主要還是美元，這些年美國推行的量化貨幣寬松政策，實際上是變相的貨幣貶值，借以提高商品出口的競爭力，恢復國內的制造業，增加就業機會。但是貨幣的貶值是要付代價的，這個代價，則由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來承擔了。然而量化寬松不能無節制地搞下去，否則的話會從根本上動搖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那么如果要維持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仍然必須建立在國內生產興旺發展的基礎上，故匯率變化直接影響著相關國家國內生產的發展。過去十年，美國逼著中國人民幣升值，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值，在我記憶中是從8.3左右升值到6.1，升值幅度達30%，人民幣升值的結果，是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下降，出口萎縮，中國的美元債券和外匯儲備，無形中在雙重貶值壓力下，有人估計其損失達3.65萬億人民幣。人民幣升值，還加速了國內資本的外逃。美國逼迫他國的經濟手段，便是逼迫他國貨幣升值，日本的那次升值，結果是日本許多年國民經濟的低迷。所以我國的匯率政策決不能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這次人民幣自8月11日到13日三次貶值，貶值還不到5%，美元也跟著暴跌，全國股市也隨之暴跌。我在《中國青年報》看到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一意在匯率問題上指責中國通過操縱匯率獲取貿易優勢，紐約州的民主黨議員查爾斯·舒默日前稱：“多年來，中國玩弄規則，操縱人民幣匯率，使美國工人無路可走，中國政府非但沒有改變這種做法，似乎還在變本加厲。”俄亥俄州共和黨議員羅伯特·波特曼則表示，人民幣貶值“殘酷地提醒美國，中國不肯按游戲規則行事的時候，美國不能坐視不理，因為美國承受不起”。密西根州眾議員、民主黨領袖桑德·列文稱：“必須注意中國對股市和其他城市的干預愈演愈烈。”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部分議員，都是異口同聲地指責中國操控匯率，損害了他們得利益，換一句話說，中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自身經濟上的矛盾，要中國來承擔責任，這不正是一付霸權主義的面孔，要別國犧牲主權來擔負美國經濟上的問題和矛盾，這合理嗎?實際上我們人民幣擴大漲跌的波幅，是人民幣市場化的必要措施，也是推動人民幣加入IMF特別提款權必須的措施。憑我的直覺，人民幣不會大幅度貶值，中國不會像美國在貨幣問題上專干那種損人利己的事，美國對這次人民幣擴大波幅，走市場化道路的動作作了錯誤估計，所以會有那樣強烈而又過度的反應，這是判斷上的錯誤，而且引起世界股市的暴跌，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奧巴馬表態，希望中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這是一個比較中性的意見，接著李克強總理表示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總不能要求中國的貨幣政策及貨幣市場波動事先都要請示美國吧!我們的貨幣政策只能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服務，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大勢所趨，通過雙邊貿易用人民幣結算，這樣人民幣已成為世界貿易中第五大支付手段，在外匯市場換手，人民幣也已成為第九交易貨幣、世界第七大貿易貨幣。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和貿易，在世界貿易中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人民幣國際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用不到處處讓步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盡可慢慢來，使其水到渠成。因為這是貿易發展的客觀需要，不是哪一個國家的恩賜和特許，更不用看哪一個國家的顏色行事，它應是貨幣交易過程不斷博弈的結果。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民幣也勢必與美元、英鎊、歐元、日元等一起成為可以在世界自由流通的硬通貨，成為我們外貿獨立結算的主要幣種。總有一天，中國人民可以拿著人民幣就能環游全世界。

　　世界經濟的復蘇，是需要幾個大經濟體協同前進的。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性金融危機，是中國的四萬億投資，帶動了世界經濟的復蘇，而這四萬億投資集中在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房地產投資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收回投資的回報，當這些投資因飽和而發展速度慢下來時，帶來的是與此相關的鋼鐵、水泥、建筑及其他相關配套的產業產能過剩，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設法調整結構來穩定增長，逐步把經濟下降趨勢扭回來，這需要時間。現在是美國、歐洲經濟逐漸走上復蘇恢復正常狀態，美國從零利率的刺激回歸到加息預期，但是它帶來的是大量美元回流，中國出現地下錢莊套匯活動猖獗，我身邊就有認識的親友在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來的結果是流動性趨緊，股市非理性的暴跌。在這個時候美國加息預期的日子越來越近，美元大規模回流，實際上變成趁火打劫，與2008年中國的挺身而出承擔責任相比，這樣的做法也太不講道義了吧，你們要當老大，但不能不顧別人的死活，那也太缺德了。

　　同時，我們當然也看到自身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利用市場及經濟，怎樣在證券市場做好資源配置的工作，讓國有經濟，特別是大型國企發展混合經濟，讓國有企業接收社會游資，改進企業管理。但這也有二條不同的目的趨向，一條趨勢是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一條是在黨的領導下，不改變國有經濟的性質，在證券市場上募集資金做強做大，提高其在全球大企業間的競爭能力。當然我們只能走后一條路，不能走私有化消解國有經濟的死路，要讓國有經濟能做強做大，又要讓創新的實體經濟得到融資的機會，又減輕銀行信貸的負擔，這樣我們開放了融資融券，放寬了IPO上市條件，放松了股指期貨多空寶的監管，這就助長了市場上投機的氣氛，這樣刺激起來的股市行情畢竟是吹泡泡。股市這一年坐了二次過山車，從5000點又回到3000點以下，使中小股民喪失了信心，最近的降準降息也難以一下挽回股民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大型國企融資搞混合所有制的打算一時也難以實現了。這個窘境有我們自身的原因，美國的加息預期催化了中國股市的暴跌，對大家創新創業也增加了困難，實體經濟恢復增長道路也更加艱難一些。我對中國經濟調結構穩增長，還是充滿信心，無非是用時間來換空間，畢竟我們是大國，基數大，長期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統，熬一兩年時間，可以緩過氣來的，與歷史上經濟建設方面的大起大落相比，這一點動蕩不算什么。

　　前一個時期，股市暴漲時，我聽到過不少人心動于股市牟取暴利的機會，這也很自然，其實馬克思也超過股票，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書信集中，有過一次這樣的記錄：馬克思在1864年6月25日，致信菲利普斯，他在信中說：“醫生不允許我從事緊張的和長時間的腦力勞動，所以我——會使你大吃一驚——做起投機生意來了，一部分是做美國國債有息證券的投機(即美國國債的買進賣出以攫取差價)，主要是做英國股票投機，我用這辦法賺了400多英鎊，而現在錯綜復雜的政治局勢又給投機活動大開方便之門的時候，我又開始搞起來了。搞這種事情，占去的時間不多，只要稍微冒一點風險，就可以從自己的對手那里把錢奪過來了。”四百英鎊在當時不算小數目了，按目前價值要將有一萬英鎊左右了，但這對馬克思而言，只是偶爾為之，他還是沉浸在緊張和長時間的腦力勞動進行經濟理論的思考之上，做股票買賣的冒險事業，只能偶爾為之，不能以此作為職業，否則的話，我們不會有馬克思主義了。

　　我在鳳凰網和澎湃新聞網上看關于股民在這二次過山車過程中的報道，不同類型股民的心態大不一樣。有一個大學生花了二萬元進入股市，先是賺了，很高興，從而迷戀于此，兩次補倉，經過這二次暴跌后血本無歸，沒法再干了。我不贊成大學生炒股，分散學習經歷，沒有經驗，必輸無疑。另一個典型，是一個退休工人，閑著無事可干，拿積蓄進入股市，有二十年的炒股經驗，問他這兩次暴跌的感想，他說：跌久了，總會升起來的。他不割肉，不盲動，跌了，無非用時間來換空間罷了。還有一個做股指期貨多空寶的，他本金是800萬，第一次強制平倉資金2.8億，還剩下不少，這次8月27日強制平倉時，只剩下300萬了。這三個典型說明，在股市不能有貪欲，偶一為之，見好就收，如馬克思那樣。長期在股市混的，應該如那個退休工人一樣，以平常心看暴漲暴跌，以時間換空間，玩玩而已。不能如那個做期貨的那樣，在股市過山車中埋葬了自己。既然身在股市，那就應以平常心待之，不要盲動，贏了不要貪得無厭，輸了也不要心灰意懶，資金是在流動的，去了還會回來，只要留有余地，青山在不會沒有柴燒。維護股市正常的秩序，發揮資源配置作用，股市的發展要與實體經濟建立良性互動的關系，靠泡沫，欲速則不達。(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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