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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中國古代在貨幣問題上不斷摸索前進的過程給予我們的啟迪(上)

朱永嘉 · 2015-08-24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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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住曾經(jīng)的歷史,無論是經(jīng)驗還是教訓,才能使我們前進的步伐走得更加穩(wěn)健,經(jīng)驗固然寶貴,教訓也是更值得珍視的財富,對失敗教訓的嘲笑,只能顯示出無知和淺薄。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之第三章,標題便是“貨幣或商品流通”,講的就是貨幣如何產(chǎn)生,及它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幾種職能。貨幣的出現(xiàn)與商品的交換和流通密不可分。因為只要有商品交換,有市場交換,那么在物物交易的基礎(chǔ)上,必然形成商品交易的媒介,亦即是貨幣。因為在交換過程中,不同物品的量化,只有同化為同一單位以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不同物的量只能通過同一單位的量化計算時,才能經(jīng)過通約進行交換。經(jīng)過長期實踐經(jīng)驗的積疊,這個用以計量不同物品內(nèi)在價值量化以方便商品交換和市場交易的媒介物便是貨幣,它是計量一切交換過程中物品的等價形式。貨幣一旦出現(xiàn),它在市場流通過程中具有二種功能,一是作為計量商品價值數(shù)量的尺度,二是作為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媒介,亦即是流通手段。一旦它暫時退出商品交易時,它就成為主人的貯藏手段,作為未來交易時購買商品的支付手段,這是貨幣在市場流通過程中的基本職能。那么作為貨幣的商品,必須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能,它必須是勞動生產(chǎn)品,可以不斷分割而便于計量,可以長期保存而便于流通和貯藏,這便是金、銀、銅這類金屬具有的特性。而社會生活選擇這些金屬,如何使之轉(zhuǎn)化為貨幣的功能,亦是在市場交易過程中不斷摸索而逐漸形成,而且不斷有各種反復,這也許是我們考察中國古代貨幣發(fā)展歷史最基本的概念和認知線索。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市場經(jīng)濟中的貨幣現(xiàn)象,要比中國古代原始的市場經(jīng)濟復雜得多,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商品流通進一步國際化以后,世界貿(mào)易也需要世界貨幣作國際貿(mào)易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國際間的支付手段。最初世界貨幣是黃金和白銀,建立在它鑄幣的基礎(chǔ)上,即使是紙幣,它也與黃金掛鉤,可以兌現(xiàn)。由于各國都有自己的貨幣,那么各國貨幣之間便有比率的問題,那就是匯率的問題,一旦某一種或幾種貨幣成為國際公認的世界貨幣,它就成為國際貿(mào)易中的支付手段、貯藏手段。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它也是一步一步演化而來的,我們知道美元作為世界貿(mào)易結(jié)算單位是二次大戰(zhàn)以后逐漸形成的,原來美元是與黃金兌現(xiàn)相聯(lián)系的,以后與黃金脫鉤,是以大宗的石油美元掛鉤。據(jù)《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7日的記載稱:1969年國際貨幣銀行IMF推出“特別提款權(quán)”這一國際貨幣資產(chǎn),以補充全球流動資金。一國貨幣如納入這個籃子,就好比加入黃金標準體系,正式成為國際的儲備貨幣,目前有美元、英鎊、歐元、日元四種截止2014年各國央行共持有價值近十二萬美元的儲備,其中美元占62%,隨著中國在國際貿(mào)易地位提高,中國與各國的雙邊貿(mào)易人民幣結(jié)算的比例增高,勢必影響原來的國際貨幣貿(mào)易的體系,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亦牽動各國經(jīng)濟的全局。關(guān)心目前世界范圍的貨幣現(xiàn)象,已自然成為大家注意力集中的焦點之一,因為它關(guān)系到各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興衰。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猴體的解剖是人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從這個意義上講,觀察一下中國古代原始的市場經(jīng)濟之發(fā)展過程中的貨幣現(xiàn)象,其相似與相異之處對我們?nèi)绾握J識今天國內(nèi)外的市場經(jīng)濟中的貨幣現(xiàn)象,都是會有一定啟發(fā)的,雖然它還只是前資本主義的東西。

  《史記·平準書》的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馬遷的表述,其云:“農(nóng)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高辛氏,是傳說中的遠古帝王,據(jù)《史記·五帝本紀》,他是帝嚳、黃帝軒轅氏的曾孫。司馬遷的意思是在遠古時代,社會出現(xiàn)了農(nóng)工商的分工,商品貿(mào)易,市場興起,那時人們以龜、貝、金、錢、刀、布作為實物貨幣。貨幣二字的文字結(jié)構(gòu),也可以看出“貨”字從貝,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實物貨幣也許是海貝,與商品交換有關(guān)的文字,若買、賣、貿(mào)、財、貨、賈這些字都與商業(yè)和市場交換有關(guān),也都多少與貝有關(guān),這個貝是蟻鼻錢,它易于計量。在青銅器的銘文上,亦有用貝交易的記載,這個計量是用朋為單位,司馬遷把龜、貝放在金、錢、刀、布之前,在時間上它最為久遠了。幣的文字結(jié)構(gòu)從巾,也就是從布,《說文解字》:“幣,帛也。”它是家庭手工業(yè)普遍的產(chǎn)物,它的長短、闊狹都可以計量,這就方便了它們作為貨幣價值尺度的功能了。以金錢刀布作為貨幣也許已遲至春秋以后的時代了,《孟子·盡心下》有云:“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這征是指征收的賦稅,這三者在賦稅的形態(tài)上,分別表現(xiàn)為貨幣、實物、勞役三種同時并存,《詩·衛(wèi)風》有“氓之蚩蚩,抱布貿(mào)絲”,亦反映了家庭手工業(yè)參加商品貿(mào)易了,布既是手工產(chǎn)品,亦作為商品,有貨幣的屬性,絲是原料。《荀子》之《榮辱篇》言“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馀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這里的刀布是貨幣,“囷窌”是窖藏的意思,說明刀布作為貨幣,已具有貯藏的功能。現(xiàn)在世界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便是各貯藏的外國貨幣,美元作為國際各國央行的貯藏貨幣,如果美元貶值,實際上成為世界來負擔美國通脹的后果。為了防止美元量化寬松帶來的后果,所以都以購買美國國債為主,其實美元貶值,國債也在貶值,美國通脹的負面影響便轉(zhuǎn)嫁給世界各國了,一旦美國債權(quán)出現(xiàn)危機,對世界各國經(jīng)濟都是災難性的后果,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一落千丈,世界經(jīng)濟秩序勢必重構(gòu)。目前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走到這一步,世界各國也不愿意看到這一后果。這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但這也不能掩蓋世界貨幣市場實際存在的矛盾。我們暫時放下這個話題,回到中國古代。

  《管子·國蓄》:“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說明貨幣有不同的品種,上、中、下是主輔之分,其中還有一句:“君雖強耕,而自為鑄幣無已。”說明那時已出現(xiàn)了金屬鑄幣,官府以鑄幣流通貿(mào)財富之收益。這個財富收益來自鑄幣的實際價值,低于它的票面價值。每當國家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時,便會?增加鑄幣,降低它的實際價值,提高它的票面價值來實現(xiàn)。從戰(zhàn)國時的文字記載說明那時貨幣存在的狀態(tài),尚以實物貨幣為主,有珠玉、黃金、刀布,而銀、銅、金已成為實物貨幣主體。既然有金屬貨幣,也就使之一定量化為鑄幣了,這就是刀幣和布幣。這個時期各國鑄幣的形態(tài)也各不相同,那時的布亦是銅幣的一種形態(tài),是農(nóng)具镈轉(zhuǎn)化而來。中原地區(qū)以布被為多數(shù),有空首布,是東周的鑄幣,釿布則流行于大梁,魏國的地區(qū)。東邊齊國則流行刀幣,其行狀如小刀,燕國亦使用刀幣。在西方地區(qū),則使用圜錢,那在秦國和韓、趙、魏地區(qū)都有流行。秦國的圜錢,外圓內(nèi)方,中間是一個孔,便于用繩索貫穿計數(shù),一貫即一串,有一千個銅錢,既便于計量,又便于攜帶。每枚重量是半兩即相當于十二銖,六銖相當于錙,兩錙就是“半兩”,“錙銖必較”,便是市場交易中雙方討價還價在語言上的表達。在南方楚國的地區(qū),錢幣的形制更復雜一些。《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講到楚國大赦時,“常封三錢之府”,這三錢,《史記集解》引賈逵之言為黃金、白銀、赤銅三種錢幣。故楚國有金幣,叫做“郢爰”;有銀幣,形似刀幣;有銅幣,即蟻鼻錢。戰(zhàn)國時期,七雄并列,各國都有自己的貨幣制度,然而隨著市場規(guī)模擴大,逐漸打破原來疆域的限制,那就需要打破各國貨幣不一致的情況,當時貨幣的品種非常復雜,這是過去市場規(guī)模小和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不夠的表現(xiàn)。為了打破幣制割裂的狀況,貨幣的劃一和規(guī)范,在國家統(tǒng)一過程中,亦必然隨之而出現(xiàn)。司馬遷《史記·平準書》的太史公曰稱:“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這樣貨幣統(tǒng)一規(guī)定為二項,一是黃金,一溢相當于二十四兩,在漢代稱斤。錢是半兩,即十二銖。以重量單位算,一斤相當于十六兩,重250克,半兩約相當于8克左右。《漢書·食貨志下》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這一段話,表達了秦漢之際貨幣的定量標準,因為有了這個標準的定量,才能作為商品交換的價值尺度。“利于刀,流于泉”,這是顯示了貨幣在商品交換過程中的流通功能,以其似刀那樣利索,如泉水那樣流暢。

  《國語·周語下》有單穆公諫鑄大錢條,其云:

  “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quán)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quán)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quán)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單穆公反對鑄大錢,他認為貨幣的發(fā)行量要根據(jù)流通的需要,物價上漲時,可以多發(fā)行一些大錢,以滿足流通的需要。如果物價低賤時,則多發(fā)行一些輕幣,使大錢與子錢一起流通。貨幣的發(fā)行數(shù)量要根據(jù)商品流通的需要,不能根據(jù)國家財政的需要一味鑄造大錢,大錢作為實物貨幣,其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相差懸殊,那就是變相剝削和掠奪百姓的財富,一定要這樣做的結(jié)果,只能是百姓流離,人心渙散,于國于民皆有害。銅錢是實物貨幣,錢幣作為銅鑄的實物,具備雙重的使用價值,一是作為銅,可以鑄造各種器物,一是作為貨幣,它在流通領(lǐng)域起著商品媒介的作用,這樣銅錢既具有實物的價值,又具有交換時作為名義價值,在流通過程中,它的價值可以隨著其供需而上下波動。它的名義價值是以其實際價值為基礎(chǔ)和中心軸的,一旦大錢脫離了實際價值,貨幣發(fā)行者只能取得一時之利,最終會完全喪失其作為貨幣在流通中發(fā)揮作用。人們觀察貨幣在流通中的供求關(guān)系時,往往忽視了實物貨幣自身價值這個中心軸,濫發(fā)大錢反而使其喪失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給市場交換造成極大的混亂,市場會拋棄原來的大錢,而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單穆公反對鑄大錢的意見還是正確的,然而“王勿聽,卒鑄大錢”。周景王的錯誤自戰(zhàn)國到秦漢,直到中華民國,反復出現(xiàn),所有的統(tǒng)治者都迷信自己的權(quán)力,以為通過鑄大錢獲取無盡的財賦之外的大量財政收入,但最后包括1948年國民黨的濫發(fā)金圓券,無不以失敗告終。秦漢的貨幣設(shè)計便是不斷在失敗的過程中摸索前進,如何使鑄錢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基本一致,在數(shù)量上又能適應流通的需要,當然不僅是貨幣思想上的問題,也有鑄造錢幣技術(shù)上的問題。

  秦統(tǒng)一以后,廢除了東方各國的刀幣、布幣等保持實物原始狀態(tài)的貨幣形態(tài)的諸幣種,只采用圜錢,外圓內(nèi)方有孔的半兩銅錢,它攜帶和計數(shù)上都比其他幣種方便。秦朝的錢幣只能由國家鑄造,不允許民間私鑄,云夢秦簡中記載有破獲私鑄錢幣的案例。當時官鑄的錢幣,由于技術(shù)條件的限制,亦有美惡之分。《秦律·金布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官府發(fā)行的質(zhì)量較差的錢與質(zhì)量精美的好錢,不論好壞,一律通用,同時規(guī)定錢布通用,交易時不能“擇行錢布”,即民間交易,錢與布都能通用,“錢十一當一布”,即一匹布抵十一枚銅錢,一匹布長八尺,寬二尺五寸,市場通行的布必須符合規(guī)格。云夢秦簡上的記載,還提供了當時物價的水平,一石粟三十錢,麻一斤十錢,一個勞動日算八個銅錢。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一點當時的物價水平,實際物價情況可能還要更高一些。《漢書·蕭何傳》載:“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顏師古注:“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如此則三百大體上是一個勞動力一個月的工價,五百約為一個半月的工價。秦末漢初的貨幣制度有一個變化,《史記·平準書》稱: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zhuǎn)糧饟,作業(yè)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于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yè)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從這一段話可知,秦末漢初由于戰(zhàn)亂,生產(chǎn)受到影響,物資奇缺,物價飛漲,“錢重難用”,似指秦末為應對財政支出上的困難,也鑄過大錢,局勢混亂以后,這些大錢便不為市場所接受。“一黃金一斤”與“一黃金一溢”相比,金的重量降低了,以斤計算的物價當然上升,“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說明銅錢的票面價值,與銅錢的實物價值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所以才會出現(xiàn)米一石要萬錢的局面。另一方面市場上又缺少符合標準的銅錢作為交易的媒介,所以放開讓民間鑄錢。當然民間鑄錢仍然有規(guī)格上的限制,但私鑄者是否遵守,那又是一個問題。《史記·平準書》稱:

  “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這里“莢錢”指錢輕如榆莢,國家規(guī)定鑄四銖錢作半兩錢用,半兩的票面值,其錢之重量應是十二銖,而實際重量只有四銖,其票面價值是實際價值的三倍,而民間私鑄的莢錢只有三銖,要四枚銅錢串在一起,才抵半兩的實際重量。而有些私鑄的莢錢,其重量只有一銖,而錢的面值仍為半兩,那么這些莢錢在交換過程中,必然導致物價混亂。而鑄錢在當時已成為生財有道的行業(yè),《漢書·吳王濞傳》稱:“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這說明吳國的財政靠利用自然資源鑄銅錢與煮海鹽的收入作為支柱。又言:“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百姓無賦”是指當?shù)孛癖姏]有稅賦的負擔,“卒踐更,輒予平賈”,漢代百姓有更賦,月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為得民心,由官府出錢,對踐更者隨時月給其平價,因此而得其眾。鄧通,《漢書·佞幸傳》載其事,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于是“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私鑄所以能致富,無非是仰仗地下自然資源的優(yōu)勢,與其所鑄之錢的票面與實際價值之差額。如吳王濞與鄧通,他們的鑄錢能布天下,更多地得益于地下資源的優(yōu)勢,而一般的私鑄錢幣,則更多地仰仗于鑄錢過程中違法地弄虛作假,其結(jié)果必然是劣質(zhì)幣充斥于市場,最終影響其作為交易的媒介功能。賈誼在文帝時便講了私鑄銅錢之害,《漢書·食貨志》載其言云: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shù),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井,孰積如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賈誼此文,應作于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之后,據(jù)《漢書·文帝紀》:“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那么在漢初曾下過禁盜鑄亦即私鑄錢幣之法令,《漢書·高后紀》稱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故此處言“更造四銖錢”。秦半兩錢即八銖錢,秦末漢初曾行莢錢,即民間所謂榆莢錢,呂后下令恢復秦之重錢,以其文為半兩,重為八銖,故稱八銖錢。呂后六年時“行五分錢”,應劭注“所謂莢錢者”,即恢復行用輕質(zhì)的莢錢。這個時期并不允許私鑄,至文帝五年時,才除盜鑄錢令,放開民間鑄錢,鑄四銖錢作為標準。從漢初到文帝五年,經(jīng)過二次反復,在鑄幣問題上是一個反復摸索的過程。賈誼這一段話講了既然放開私鑄,又要堅持四銖錢的標準,那么刑罰亦難以禁止。在這個背景下,如果采用嚴刑峻法,勢必驅(qū)民于刑罰的陷阱之中,即使如此,也難以達到禁鑄目的。下面賈誼還分析了當時市場交易的實際情況,其云: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茍非其術(shù),何鄉(xiāng)而可哉!”

  這一段話是講市場交易過程錢幣使用的狀況,各地不統(tǒng)一,因為錢幣的輕重不一,當時法錢,是指官府發(fā)行的四銖錢,商人收輕錢以后,過秤,份量不足,則加若干,到足量為止,這叫貼水。重錢,指原來秦制的八銖錢,要找零,反而不便。平秤,指用法錢為標準的秤。行錢不統(tǒng)一的結(jié)果,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商人在交易過程中,還是以錢的實物價值為標準。如果官府硬要統(tǒng)一各地交易用的貨幣,那可能力不勝任,因為官府管不了每一個交易場所。如果放任不聞不問,那么市場交易的媒介手段出現(xiàn)混亂,很難形成貨幣統(tǒng)一的國內(nèi)市場,也限制了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有沒有好的辦法,既避免執(zhí)法的繁苛,又能處理好貨幣的統(tǒng)一問題呢?這實在是一個難題。賈誼進一步分析認為這是由私鑄采銅所帶來的社會后果,故他把根子歸于銅礦的開采,其云:

  “今農(nóng)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谷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shù),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云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shù)不勝而法禁數(shù)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

  賈誼這一番議論,是看到文帝前五年開放私鑄以后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的表象。漢初一度禁止私人鑄錢,由于私鑄泛濫,靠刑罰也禁不住,于是開放民間鑄錢的禁令,如吳王劉濞與鄧通可以依仗地下資源,因鑄錢而致富。然而大量民間的私鑄是靠劣質(zhì)錢取利,但如此一來使輕錢泛濫成災了。文帝用四銖錢來統(tǒng)一鑄錢的標準,檢驗市場流行輕錢的成色,不僅僅是錢的重量問題,還有錢的成色問題,若其中鉛、鐵、錫的含量,故禁不勝禁。用嚴刑峻法來禁,那么勢必傷害的人太多。如果從放開私鑄回到禁止私鑄,那么刑罰勢必更加嚴峻,實際上還是避免不了這二難的境地。賈誼把問題的焦點歸之于銅的開采,顯然沒有抓到要領(lǐng)。他的建議是禁止銅礦的私人開采,把銅礦收歸國有。下面他講的“上收銅而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實際上做不到,所以他的建議并未被漢文帝采納。在實物貨幣的條件下,錢幣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它必須具備以下這些條件:一是它的實際價值與票面價值基本一致。二是它比較方便在商品流通中作為媒介的手段,在貨幣流通過程中又便于攜帶和計量。三是貨幣的數(shù)量能適應即時商品流通的需要。它既具備價值尺度的功能,又具備支付手段的功能,作為實物,它自身的價值又具備貯藏的功能,使銅錢這個鑄幣能滿足市場流通中這幾方面的需要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從各國的刀幣、布幣和秦國的圜錢,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秦的半兩錢能夠勝出,不僅依靠秦王朝的強制推行,它作為商品媒介,確有其優(yōu)于刀幣、布幣之處。然而內(nèi)方外圓的銅錢,怎樣的規(guī)制,才能恰到好處滿足市場流通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需要?政府在財政上作為支付手段的需要,當它退出流通時,又能作為貯藏的手段,一旦需要時,隨時隨地又能進入流通和支付的領(lǐng)域,它還需要具有非常容易分割和計算的優(yōu)點,這不是任何個人苦思冥想所能做到的。這需要幾代人不斷的摸索,也就是試錯的過程,才能找到比較可行的錢幣制度。即使具備了這些條件的錢幣,有了發(fā)行和使用的制度,在以后的實踐過程中,也會有各種反復,只有通過反復才能使他成為人們的共識。對銅錢這樣一個僅僅屬于市場交換過程中產(chǎn)生的媒介物貨幣的制度化設(shè)計,它的經(jīng)歷是如此,對于一個充滿理想和人類憧憬的社會制度的設(shè)計和實踐,它同樣也要經(jīng)歷不斷試錯和改正的過程,并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只能是通過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求得進步和發(fā)展,關(guān)鍵是我們?nèi)绾握湎ё约涸?jīng)為此付出代價所獲取的經(jīng)驗和教訓的積疊,不要患健忘癥,更不能癡呆。要記住曾經(jīng)的歷史,無論是經(jīng)驗還是教訓,才能使我們前進的步伐走得更加穩(wěn)健,經(jīng)驗固然寶貴,教訓也是更值得珍視的財富,對失敗教訓的嘲笑,只能顯示出無知和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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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張勤德:堅決打好清算胡錫進們的反毛言行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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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銘|這件事,我理解不了
  5. 今天,我們遭遇致命一擊!
  6. 尹國明:胡錫進先生,我知道這次你很急
  7. 不搞清官貪官,搞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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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說“胡漢三回來了”,為什么有人卻急眼了?
  10. 祁建平:拿出理論勇氣來一次撥亂反正
  1. 張殿閣:在十大開幕式上執(zhí)勤——記偉人晚年幾個重要歷史片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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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約12月26日,共赴韶山!
  4. 不顧中國警告,拜登出爾反爾,解放軍發(fā)出最強音: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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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