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目前仍沿襲著過去二十多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并從低端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它無法使環渤海地區作為全國科技和人才高地的巨大優勢得到發揮，也無法使其對中國北方地區起到經濟增長強有力的引擎作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向發達國家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正在急劇衰減，內需主導和南南貿易的快速發展正在推動著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逐步形成，而以高鐵作為大動脈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這就為傳統出口導向型經濟下發展績效遜色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環渤海經濟提供了后發崛起的巨大優勢。環渤海經濟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內需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建立以中國企業為龍頭的全球價值鏈的新戰略和新模式上先行先試，率先取得突破，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轉型升級和世界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新引擎。

　　關鍵詞：環渤海經濟;經濟發展戰略;世界經濟新格局;內需;新絲綢之路經濟帶

　　(原載《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4年第7期)

　　2013年6 月8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河北主持召開環渤海省份經濟工作座談會，提出要“把環渤海地區打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環渤海經濟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很早就有提法，但經濟發展績效似顯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許多評論指出，此次李克強總理明確提出打造新引擎，重點并不在“引擎”，而應把重點著眼于“新”上;一些學者對于新引擎“新”在何處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在筆者看來，這些學者的觀點仍囿于長期以來流行的戰略思維，并不能把環渤海地區打造成新引擎。本文首先對目前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流行思路所存在的缺陷進行分析，然后以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為基礎，討論本文所提出新戰略的歷史基礎和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為之創造的歷史機遇;最后則結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和內需主導戰略，探討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在國家戰略層次上的定位以及具體的戰略舉措。

　　一、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流行思路的嚴重缺陷

　　目前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流行思路是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思路下形成的，后者的基本思路是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在沿海地區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環渤海經濟圈”概念提出后，又有人提出了東北亞的概念。東北亞的核心區域主要是指日本、韓國和中國的大渤海及黃海地區。“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這一命題不斷被東北亞各國包括學術界和政府等各界人士所強調和推動，其目的是充分發揮日本和韓國的資金和技術優勢、中國在自然資源和低勞動力成本上所謂的優勢，推動東北亞經濟的共同崛起。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這一大背景之下，甚至還有人提議在博鰲論壇之下設立環渤海各省市合作的所謂“環渤海經濟合作組織”。[①]正是在這種戰略思維下，環渤海地區的地方政府在過去熱衷于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停滯后，天津這兩年又熱衷于申報自由貿易區。

　　在李克強總理去年提出要“把環渤海地區打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之后，專家學者們仍是在上述傳統思路下對此進行闡釋。例如，山東社科院副院長鄭貴斌認為，充分利用日本、韓國的產業轉移和一切國際有利條件，加快環渤海和東北亞經濟圈中我國最大城市群，即環渤海城市圈的協調發展，應當是新的趨勢和新的方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云中認為，環渤海地區臨海的遼寧、河北、山東都各自具備沿海經濟開發規劃，天津同樣依托濱海新區大力發展臨港經濟。如果對環渤海海岸線經濟帶形成整體規劃，又會進一步促進環渤海地區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②]由此可見，目前學者們有關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路仍延續著我國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沿海岸線建立開發區、對外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國內經濟一體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這種發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充分暴露，筆者這幾年有多篇論文對此進行了探討，[③]在此不再重述，只是針對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目前的流行思路扼要討論其缺陷。

　　第一，現有戰略嚴重抑制了環渤海地區高端價值鏈的發展和核心技術的突破。環渤海地區的東北是我國老工業基地和最早的裝備制造業基地，天津則是聯結“三北地區”的經濟樞紐，該地區本應志當存高遠，以自身企業高端產品為龍頭，建立國家和全球價值鏈。然而，該地區卻通過承接日韓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加入這些國家掌控的全球價值鏈，把創新率、進入壁壘、附加值和工資水平最高的產業價值鏈高端部分拱手讓給了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轉而從事價值鏈低端的經濟活動，在東亞國際分工格局中形成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環渤海地區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市場是企業產品的生命線，這種發展戰略導致了環渤海地區的高端價值鏈不斷萎縮，該地區乃至全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就成了他國核心技術的銷售市場和高端產業發展的墊腳石，以至于作為裝備制造業基礎的“三基”(機械基礎件、基礎制造工藝及基礎材料的簡稱)嚴重掣肘中國制造業發展的老大難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

　　第二，環渤海地區是我國人才和科技高地，現有的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埋沒了這些優勢，至多只能使之“大材小用”。環渤海地區的五省市——北京、河北、山東、天津和遼寧聚集了全國最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和高科技產業園區，是全國綜合科技實力最強的地區，科技和人才優勢突出。以高等院校為例，2010年，環渤海地區的五省市普通本科院校共203所，占全國總數的26%;“211”工程重點大學44所，占全國總數的35%，這是長三角、珠三角都無法與之相比的，這兩個經濟區的“211”工程重點大學總共才占全國總數的21%。就科研機構而言，中國科學院98個科研機構中，就有39個坐落于北京。價值鏈高端產業是科技研發商業化的平臺和高端人才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承接日韓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價值鏈高端產業不斷萎縮，這些優勢就只能越來越多地為在華外資跨國公司所利用，或者流失到其他地區。據統計，北京科技成果的本地產業轉化率僅在29.6%左右，占全國1/4以上的科技成果未能完全在京就地轉化，北京科研長期存在“研發多，成果少，轉化少，本地轉化更少”的問題。[④]在環渤海地區，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發展定位顯然是錯誤的，它造成了該地區豐富的科技研發和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

　　第三，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不僅沒有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條塊分割，反而導致了環渤海地區各省市區產業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和同等層次激烈競爭的新弊端，加劇了該地區的各自為政和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無法打破。周立群通過比較得出結論說，這種新弊端的產生與“一基多點”有很大關系：與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增長都是通過一個基點來帶動不同，環渤海典型的特征是一基多點，總體算一個增長極，但區域內呈多極發展格局：京津唐、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三大板塊分別借助于天津、大連、青島三大航運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帶動作用引領區域發展，這個特征帶來的問題就是整合程度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競爭格局。[⑤]周立群的結論不無道理，但筆者認為，這種狀況的產生更多的是由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在國家把環渤海經濟圈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后，他們又都不失時機地強化自我發展，以求得在未來環渤海經濟圈中的中心地位， 爭做‘龍頭’。天津把濱海新區建設定位為環渤海經濟圈的‘領頭羊’已得到國家的初步認可; 遼寧省把‘五點一線’作為戰略，希望借此打造一條沿海產業集聚帶，以促進老工業基地振興;山東的發展是以青島為龍頭的產業帶，主要發展面向日、韓及我國南方的外向型經濟，對于環渤海經濟圈并不太感興趣。”[⑥]許多學者幻想通過加強協調解決這一弊端，殊不知這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內在痼疾。

　　第四，環渤海地區從價值鏈低端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導致了產業鏈條短，迂回程度低，前后向聯系小，對整個“三北”地區帶動作用也很小。與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只集中于加工和組裝不同，高端價值鏈的迂回程度高，在國內可以形成非常長的產業鏈：裝備制造業、研發、大量的中間產品生產部門和生產性服務業，前后向聯系和旁側聯系(例如城市化)也很大，對廣大城鄉地區和眾多產業帶動作用大。環渤海地區從價值鏈低端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不僅導致了環渤海地區乃至整個“三北”地區的資金、人才和原材料向這些點狀的北京、天津和大連城區聚集，產生了罕見的環京津貧困帶，而且完全喪失了對廣大腹地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有學者認為，與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相比，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城市北京，其功能更偏向政治中心，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明顯遜于上海、廣州、深圳，而天津的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無法發揮龍頭作用。[⑦]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北京是全國的科技中心，但為什么也發揮不了龍頭作用?根本原因則在于發展模式，即使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也對廣大的國內腹地帶動作用也不大，反而對全國優勢資源的吸納作用卻很大，粵北的貧困地區就是直接的例證。

　　第五，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和其產業價值鏈低端造成了環渤海地區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目前，我國產業價值鏈低端(包括加工貿易)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著與美國放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之前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相類似的困境。[⑧]早在2009年，就有記者援引專家的話報道說，由于低端重化工業向環渤海地區的聚集，嚴重的污染使渤海成為死海已為期不遠了。[⑨]河北的低端重化工業是造成北京、天津和河北嚴重霧霾天氣累年不去的主要原因，而這種低端重化工業則是按照自由貿易和所謂低要素成本比較優勢原理從價值鏈低端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惡果。筆者認為，霧霾所造成的損失和治理霧霾所花費的成本將大大超過出口貿易的收益，更嚴重的是，它造成了對居民身心健康嚴重的損害，不從根本上放棄目前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特征的參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治理霧霾的。

　　綜上所述，環渤海地區如果不從根本上拋棄目前的發展模式，尋求新的發展戰略，學者們對“新引擎”所提出的諸多建議也只能是杯水車薪。這些學者們提出了新引擎應該更多地強調產業轉型方面，但在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產業將如何轉型?學者們并沒有提出自己的見解。確實，這些學者們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如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對接、社會管理一體化和共同應對環保問題等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等，[⑩]但這些建議能從根本上解決環渤海地區現有發展戰略的上述五大嚴重缺陷嗎?完全不可能。那么，環渤海經濟的出路將在何方?一個全新的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將計從何出呢?

　　二、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的歷史透視和現實基礎

　　熊彼特曾指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11]在目前我國經濟學界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上，缺乏歷史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諸如環渤海等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無疑從屬于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制定，因此，我們在這里不得不首先扼要討論與國家發展戰略有關的世界歷史經驗，下一節再具體討論在這種國家總體戰略之下的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帶有歷史規律性的現象：凡是成功崛起的落后國家沒有一個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是通過國家保護制度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狀態(淺度全球化)的同時，在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經貿關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時候并不是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實現經濟崛起的，筆者把這種現象概括為“不對等全球化”戰略。這種戰略的核心是確保對國家崛起至關重要的高創新率、高進入壁壘、高附加值和高工資的高端產業的控制權和收益權。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說明，落后國家的高端產業在與發達國家的深度全球化中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其結果只能是對其深度依附;相反，通過保護國內市場，建立起獨立自主的高端產業并借道比自己更落后國家的價值鏈低端市場作為補充性市場空間，落后國家可以在國際上建立起自己的技術經濟領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領原先發達國家的高端產品市場，筆者曾把這種國家崛起的道路稱之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筆者將有專門的經濟史論文對此進行討論，在這里只是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為例，簡單地討論這種戰略在三種不同情況下的具體表現。

　　首先是英國。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棉紡織業是其爆發工業革命的產業，但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近百年時間內，印度棉織品由于質量精良、穿著舒適和花色美麗在世界打遍天下無敵手，是當時國際貿易的大宗高科技產品，需求極其旺盛，英國原生的羊毛紡織業雖然已經占據世界統治地位，但卻無法與之競爭。英國沒有采取承接印度產業轉移——為其生產原材料的戰略，而是采取了在禁止性高關稅保護之下的進口替代戰略，并實行了兩種輔助性的戰略：禁止英國的所有殖民地銷售印度棉布;只允許壟斷其印度殖民地貿易的東印度公司把印度棉織品銷往歐洲大陸各國以摧毀這些國家的紡織業，這是典型的“不對等全球化”戰略。剛開始，英國在保護大墻下，通過進口替代生產的棉麻混紡布遠遠趕不上印度棉織品，他們面臨兩個關鍵性挑戰：除了解決染色和固色難題外，他們還不得不設法生產出適合于印染的布匹，實現對印度全棉布的替代。正是在這種禁止性高關稅保護之下和猶如黑洞般的市場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國工匠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解決了染色和固色難題，并發明了生產率比手工業高幾十倍的棉紡織機械，英國工業革命就這樣爆發了。英國只是在1830年完成工業革命之后才開始大力推銷所謂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其目的就在于把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變成其“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的殖民地，鴉片戰爭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發生的。

　　與中國一樣，美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從東部沿海圍繞港口為核心開始的，獨立前接受英國和歐洲的產業轉移，為后者提供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如果這種格局延續下去，整個美國就只能從事農業和資源采掘業，現在的拉丁美洲就是其命運。但在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戰爭后，美國通過高關稅在東北部沿海建立起自己的價值鏈高端——獨立自主的工業，但卻遭到了美國南方承接英國產業轉移——為其棉紡織工業提供原材料——的種植園主的強烈反對，后者不惜挑起南北戰爭堅持自己承接英國產業轉移的戰略。北方工業保護主義者最后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通過戰后三十多年狂飆突進的工業化在1900年前后崛起為世界第一工農業強國，在“不對等全球化”戰略上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保護主義，這與其它國家的崛起戰略無異;第二，內需為主，通過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工業化，這是它不同于英國、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的特點，所以它沒有像這些國家那樣為了爭奪殖民地大打出手，雖然它也為其工業品尋求出路對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如日本等強行實行自由貿易，但后者的作用不大;第三，抓住新興產業的歷史機遇，1900年后大量新興產業的產品出口到原來比自己工業發達的國家，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

　　日本崛起的道路深受英國和德國崛起經驗的影響，但與這些國家不同，日本和當時的中國一樣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能運用關稅控制權自主地保護它的新興產業，所以其“不對等全球化”戰略有其獨特的特點。與中國在1925年才把李斯特的民族產業保護主義思想介紹到國內不同，日本在1870年就出版了介紹林肯經濟顧問、李斯特主義者凱里經濟思想的《保護稅說》，這深刻地影響了中日兩國近代史上不同的命運。在美國保護主義思想影響下，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遣以巖倉具視為團長的使節團對歐美國家進行了長達近兩年的考察，其目標有兩個：一是要求這些國家廢除19世紀50年代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二是確定日本崛起的具體道路。第一個目標遭到了歐美列強的拒絕，但第二個目標卻達到了，這就是模仿英國和德國通過武力建立殖民地的戰略，確保其高端工業強力崛起的市場空間，因此，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為核心的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回國后就確定了如下戰略：爭取盡早結束與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在此之前，為了避開歐美國家對日本新興工業的重壓，必須盡快吞并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和中國臺灣，使其接受日本低端產業的轉移，并把中國東北變成其殖民地，為日本高端工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攸關存亡的保護性市場。日本的這種戰略決定了中國自此之后備受日本侵略的蹂躪，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才結束了中華民族的這種悲慘命運。

　　由此可見，拒絕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獨立自主地建立本國高端產業并在比自己更落后的國家構建本國支配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是后發國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這種經濟史的透視告訴我們，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不可能建立起本國的高端產業，目前的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與目前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背道而馳，它不可能“把環渤海地區打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環渤海地區的重化工業陷入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發達國家消費市場的增長作為這種發展戰略的基礎正在坍塌，環渤海地區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我國政府重申了早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就提出的擴大內需戰略，但是，這種戰略的提出并沒有認識到建立高端價值鏈并以此為核心構建由中國企業所掌控的全球價值鏈是其成功的關鍵。歷史上落后國家成功崛起的歷史經驗啟迪我們，環渤海地區在模仿并創新這種屢試不爽的“不對等全球化”戰略上先行先試是其經濟發展新戰略的精髓。

　　目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新趨勢為環渤海地區先行先試這一新戰略提供了歷史機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前不久發布的《2013貿易和發展報告》指出，由于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低迷，以往發展中國家通過向發達國家出口帶動增長的發展模式已不再可行，發展中國家需要重新調整發展戰略。報告認為，近年來，南方國家即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發達國家，如果發展中經濟體能夠提升內需和發揮南南貿易在經濟發展戰略中的作用，就可以繼續實現快速增長。[12]在這種世界經濟新格局的大變革之中，我國只要保護并獨享國內的高端產品市場，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就一定能夠建立起價值鏈高端，并在關鍵設備和核心技術取得突破。在此基礎上，我國就可以作為“雁頭”通過“雁陣模式”帶動并幫助愿意追隨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不僅可以實現中國崛起，而且還可以領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一種與美元霸權和金融帝國主義相平行的、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核心的、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13]

　　三、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的國家戰略地位和具體構想

　　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的核心是通過建立我國高端價值鏈，為國內企業提供關鍵設備和核心技術，替代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目前在我國所占據的價值鏈高端角色，在東亞國際分工格局上徹底改變“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我國特別是環渤海地區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的現狀。當環渤海地區在我國特別是北方地區處于這種高端分工地位之時，原先由環渤海地區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韓國承擔的中間產品和我國一些資本品制造業就可以向我國中西部轉移，并最終形成高端價值鏈在全國合理有序的布局，而不是大部分集中在東部沿海。環渤海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這種先鋒作用的定位對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建立我國企業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西部大開發、根除目前環渤海經濟發展戰略所產生的諸多弊端以及統一國內市場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讓我們在下面依次對此展開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在沿海地區依托海運發展“大進大出”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來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導致了我國對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的過度依賴和國內經濟發展重心持續向沿海地區轉移的單極戰略格局。2013年，美國通過其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這種發展模式的戰略性圍堵，特別是一旦東部沿海發生戰爭，我國如果繼續單純依靠東部沿海開發開放的單極發展戰略，未來的發展將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國近年來加快了與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9月出訪中亞四國時提出的共同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宏偉戰略構想標志著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重大突破，這一戰略不僅形成了對東部沿海單極發展戰略有效的風險對沖，而且更重要的是開啟了構建我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之門，對國內經濟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將是一個東起西太平洋沿岸、西到波羅的海和北非、橫跨歐亞大陸的新興經濟合作區。正如美國通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跳躍式發展時、“鐵路是19世紀最后40年美國經濟發展的中心”[14]一樣，高速鐵路對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我國高速鐵路目前在設計施工、裝備制造、運營管理等成套先進技術以及工期和成本上已具有強有力的國際競爭優勢，將在建設由中國通往中亞、西亞、南亞、中東、東歐、俄國最后直至西歐乃至北非的各條高鐵路線中發揮關鍵性作用。隨著高速鐵路的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各國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其中占絕大多數，這就為建立由我國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和廣闊的舞臺，并由此帶動這些國家通過“雁陣模式”相繼起飛，進入高速增長的階段，這與現有東部沿海出口導向型經濟依附于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它對于我國實施并創新“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對于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也具有非凡的戰略意義。通過西部大開發，實現我國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對于解決我國東西部之間日益加劇的交通、收入分配、產業布局不合理、社會問題(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等)和國家經濟安全等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和鎖定，以及原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思路仍局限于為東部提供能源和資源的內在缺陷，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狀況根本就無法改觀。[15]“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可以有效地改變這種狀況：當優勢資源開始向西部開放前沿聚集時，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新疆興起時，這將對環渤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生釜底抽薪的作用，這種牽引力量將使環渤海地區被迫轉型，對改變該地區路徑依賴和鎖定于價值鏈低端的狀況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

　　美國杜克大學的高柏教授最早探討了高鐵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的關鍵作用以及該戰略對國內發展的戰略意義，論述了新疆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新能源的可行性及其對邊疆安全和生態保障的重要意義。[16]但是，高柏沒有討論作為這種戰略之核心的價值鏈高端問題，當然也就沒有討論這種高端由誰提供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價值鏈高端由我國本土企業提供的問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將仍不過是東部沿海低端產品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翻版，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也就不能建立起來。從根本上說，“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這個戰略的實施并不只是我國西部省份發展的問題，因為這些省份在二、三十年之內無力承擔為我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提供絕大部分關鍵設備和核心技術的歷史重任。

　　前面的討論已經說明，環渤海地區因為具有我國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科技和人才優勢以及雄厚的裝備制造業基礎，無疑將是我國建立價值鏈高端最有條件的地區，這是中央政府為什么寄希望于要“把環渤海地區打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的重要原因。在推動我國內需主導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上，環渤海地區具有長三角和珠三角所不具備的優勢：第一，由于環渤海地區更加依賴國內市場，所以在沿海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上不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然而，這個劣勢在目前的新戰略中反而卻成了優勢;第二，環渤海地區貫通南北，連接陸海，地理位置具有明顯的地緣優勢：對內和對我國西部、北部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提供高端產品，向東通過海路不僅可以快速吸收并創新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而且還可以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提供高端產品。環渤海地區的高端發展戰略不僅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的重要基礎，而且對于解決該地區目前經濟發展戰略所存在的弊端和我國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環渤海地區只有替代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作用，為國內企業及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提供關鍵設備和核心技術，環渤海地區的人才、科技優勢才能得到利用。我國目前科技人員的數量名列世界首位，因此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于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稟賦并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而目前我國這種優勢主要集中在環渤海地區。而我國特別是環渤海地區現在所遵循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不僅與人的知識、技術和創造力是世界經濟發展推動力的歷史完全不符，而且在理論上最大的錯誤則在于它只把人力資源看作是一種成本要素，并假定它與自然資源一樣是一種沒有能動性和沒有創造力的呆滯性的生產要素。只有徹底拋棄這種比較優勢理論，環渤海地區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其次，環渤海地區的高端發展戰略由于具有最高的迂回生產程度，它將對國內眾多產業和廣大內陸地區產生巨大的帶動作用，從根本上解決環渤海地區現有發展戰略所存在的產業鏈條短、對整個“三北”地區帶動作用很小的弊端，從而在我國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中發揮綱舉目張的關鍵作用。在這方面，美國在19世紀下半葉超過英國的歷史經驗可以被我國特別是環渤海地區直接付諸實踐：美國是在1894年崛起的，但正如美國經濟史家福克納指出的，“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間，由于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戰略的道路，國內市場(才)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17]這說明，外部市場在美國的崛起中幾乎沒有起到作用，美國的高關稅保護不僅為本國幼稚工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保護，而且也保護了攸關其存亡的巨大國內市場規模，美國正是利用表現為內需和廣大的內陸地區的國內巨大市場規模，通過實施筆者所謂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實現崛起的。

　　美國的上述成功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固然可以對環渤海地區的低端產業發展戰略產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迫使環渤海地區轉型，但即使這種牽引作用再大，也是不夠。因為只有牽引，沒有推動，環渤海地區就很難從現有發展戰略中解脫出來。因此，國家應該禁止環渤海地區接受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并對環渤海地區的高端產業實施保護，使之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狀態的淺度全球化狀態中，推動或迫使環渤海地區的主導產業掉頭向內，這種推動的作用就是迫使它“斷洋奶”，使其不得不在巨大的國內市場中尋求其比較優勢的定位。通過這些“推”、“拉”措施，必將導致我國的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我國因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就有可能迎刃而解了。美國的經驗再次給我們提供了啟示：正是對高端工業的高關稅保護推動了美國的工業中心向西部轉移，“從1850年到1890年的四十年里，制造業中心向西移動了二百二十五哩，人口中心向西移動了二百四十三哩，”[18]這是單憑美國西部大開發是無法做到的。

　　筆者曾撰文討論東部沿海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過度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如何加劇國內市場分割并嚴重損害國內經濟一體化的原因，[19]“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的牽引作用和禁止環渤海地區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等措施是對這種過度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強有力抵消力量，因此，它們在一定程度將對環渤海地區各省市區產業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和同等層次激烈競爭起到抑制作用，但要從根本上根除這些弊端，還必須在國家層次上進行統一國內市場的體制改革。

　　那么，如何改革才能形成國內自由貿易和高度統一的全國大市場呢?在筆者看來，在GDP掛帥的思想指導下，包括從省、市到縣的各級地方政府長期以來所熱衷的各種經濟區、開發區建設實際上是全國統一市場形成和國內經濟一體化程度提高最大的阻礙因素，這種競爭導致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逐利行為使其競相以各種損害其它地區的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并在一有所謂新的產業機會就聞風而動，一哄而上，遍地開花，這是環渤海地區以及全國各地重復建設、產業結構雷同的主要原因，它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各自為政和市場分割;此外，現在人們所熱衷的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也產生了阻礙作用。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轉變地方政府職能，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上的基礎性作用，抑制甚至根除地方政府的逐利行為，加強中央政府在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上的統籌和全國一盤棋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將另文對這些問題進行專門討論。

　　[①]張見悅：《環渤海經濟圈首設大本營》，京華時報，2004年05月22日

　　[②]李海楠：《環渤海：一體化擴圍著眼點在“新”》，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3年6月24日。

　　[③]賈根良: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0年第6期。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北京制造業戰略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2年第2期。

　　[⑤]段樹軍：《環渤海一體化：合作從務實開始》，http://www.cet.com.cn/dfpd/ssxw/876336.shtml， 2013-06-11。

　　[⑥]蔡德林：《環渤海經濟圈矛盾解析》，環渤海經濟瞭望，2011 年第1 期。

　　[⑦]宗曉：《環渤海經濟圈：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經濟導報，2013年6月10日。

　　[⑧]賈根良:《美國學派的生態經濟學先驅思想及對我國的啟示》，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0期。

　　[⑨]章軻：《重化工業富集環渤海區，中國經濟第三極面臨危機》，人民網，2009年12月7日。

　　[⑩]李海楠：《環渤海：一體化擴圍著眼點在“新”》，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3年6月24日。

　　[11]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12]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New York and Geneva.

　　[13]賈根良: 《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14]樊亢、宋則行主編：《外國經濟史：近代現代》(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頁。

　　[15]賈根良：《保護民族產業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當代財經，2010年第12期。

　　[16]高柏：《高鐵對國內發展的戰略意義》，經濟觀察報，2011年4月9日。

　　[17]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45頁。

　　[18]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53頁。

　　[19]賈根良：《國內經濟一體化：擴大內需戰略的必由之路》，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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