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學說的坐標，開展科學研究、建立科學體系、運用科學思想的坐標、參照系與基本方式，科學體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科學范式后面是哲學范式。哲學范式與科學范式：前者制約后者，后者引領、展現前者。哲學范式決定科學范式，范式決定基礎理論，基礎理論決定具體理論，理論決定模型，模型決定模式。方法是理論的功能，和理論之間不是層次關系。經濟發展戰略是經濟學范式的功能，是經濟學范式向經濟發展模式設計轉化的中介。有什么樣的經濟學范式，就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戰略，就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模式設計。所以我們要分析判斷一個經濟學家所提出來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否科學、所設計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可行，首先要看他所屬的經濟學范式是否正確。李稻葵在《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我們面對金融危機的選擇》這本書中，通過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戰略，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見解。但他設計大國發展戰略同樣取決于他所屬的經濟學范式。李稻葵所屬的西方經濟學范式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提出正確的中國發展戰略，也不可能對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模式有正確的定位和提出真正可行的方案。李稻葵中國大國發展戰略是通過反思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而總結出來的。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門、林林總總的思考，其中不少觀點和流派針尖對麥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說明了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性質，說明了對經濟現象進行形而上學思考、對經濟學進行形而上學反思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對全球性金融危機思考的層次和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機又使經濟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或不對稱得以充分暴露。對全球金融危機產生原因的“陰謀論”和“政策論”的喋喋不休爭論，源于對金融危機的視角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學層面，而對經濟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或不對稱一葉障目。不可否認，“陰謀論”和“政策論”都有合理因素，但都沒有抓住本質。在對稱經濟學范式看來，所謂大國思維與大國戰略，就是通過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思考，認識經濟現象后面的深層次本質、經濟與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推動符合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求的一般化、人類化的經濟學范式與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并在此經濟學理論指導下自覺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知識化進程中掌握主動權并得以可持續發展，同時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自己的示范和貢獻。

　　華爾街風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和機遇是什么

　　“華爾街風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和機遇”是李稻葵《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我們面對金融危機的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總結了美國的金融危機的近因遠因、直接間接原因，然后從中總結出美國的金融危機給我們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李稻葵：美國的金融危機“應該說有近因和遠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還有間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們看到的它的金融創新沒有受到應有的監管，金融創新的速度和監管力度加強的速度沒有匹配起來，因此它的金融體系里面產生了很多交易鏈條非常長的金融產品和交易。這種交易鏈條非常長的金融產品和交易，在沒有完全監管的情況下，就隱藏了很多的風險。這種風險在經濟運行比較好的時候，在投資者比較樂觀的時候，沒有表現出來，但是一旦這個經濟出現小的波動，或者投資者的信心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么這樣的鏈條非常長的、非常復雜的金融交易肯定會倒牌，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可能發展成危情，都可能導致這個‘火災’。這是我們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間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層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層的原因是經濟過去幾十年來，長期依賴信用的過分擴張，來刺激經濟的發展，信用的擴張就是企業在借錢，在搞投資，家庭在借錢，在搞投資，整個政府，至少在過去的七年之內，也是借錢過日子。那么企業也借錢，政府也借錢，家庭也借錢，導致了整個美國人都在借錢。在這種情況下，它的信用擴張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經濟里面產生了很多的債務。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債，企業發行了很多的債券，甚至股票，還發行了很多的金融資產、金融證劵，政府也發生了債務，這么多的債務整個經濟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維持一個這么高的債務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無限的。”②顯然，李稻葵是“政策論”者，即美國次貸危機是政策失誤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還是遠因、直接原因還是間接原因，都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是什么?美國金融危機(包括美國前段的次貸危機)的本質是不對稱：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不對稱、經營權與所有權不對稱、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不對稱、經濟要素與經濟系統不對稱、經濟概念和經濟現實不對稱、理性預期與經濟現實不對稱、企業信用與經濟實力不對稱、經濟轉軌過程中客觀原因與決策失誤造成結構失衡的不對稱。造成這些不對稱的直接原因是投機。投機是西方市場經濟自由主義泛濫、完全競爭而產生出來的痼疾，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典型表現。投機的危害，并不僅僅是李稻葵講的“這種交易鏈條非常長的金融產品和交易，在沒有完全監管的情況下，就隱藏了很多的風險”，而是通過人為操縱控制，強化不對稱——知識不對稱、信息不對稱、能力不對稱，擴大道德風險、社會風險、自然風險，爾后投機者一方面從中獲取暴利，另方面把風險轉嫁給社會，從而造成社會危機。 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全體美國人民為少數金融投機者買單;當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時，就是全世界人民為少數投機者買單。投機造成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不對稱：由自由競爭演變成自由投機;經營權與所有權不對稱：間接投融資發展成銀行貸款膨脹;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不對稱：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經濟;理性預期與經濟現實不對稱：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預期與經濟現實脫節;企業信用與經濟實力不對稱：金融泡沫與信用泡沫互為因果，使企業信用脫離自身經濟實力，泡沫破滅即企業信用破產，金融企業信用破產即釀成金融危機。投機的催化作用，使經濟概念和經濟現實不對稱。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這一現實和 “土地不可再生”這一“經濟共識”之間、“房價只升不降”這一經濟“理性預期”與房地產供過于求這一殘酷的現實之間的不對稱，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從而造成危機——從房市危機通過金融衍生品杠桿橇動金融危機，并牽動整個經濟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這樣產生的，也是這樣形成的。

　　投機的催化作用，使經濟要素與經濟系統不對稱。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線性思維方式決定了只抓一點不及其余的行為方式，認為投機和投資可以不加區分、虛擬經濟可以離開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似乎這就是“新經濟”、“GDP經濟”。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國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投機”稱作“游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投機”的字眼，這與其說是不負責任的總結，還不如說是他所屬的經濟學范式使然——西方經濟學以價格機制為市場核心機制，就是投機投資不加區分、只要能賺到錢就行的經濟學。知識經濟不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也并非虛幻經濟，更不是投機經濟。通過金融創新而創造出來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其能否暢通無阻、可持續賺錢，取決于整個經濟體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這個相互制衡的經濟體有一個缺口被打破，將會造成整個經濟體的重組。在重組過程中，泡沫被擠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虛擬經濟不是萬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為投機的工具;經濟運行的因果、本末關系不能被倒置。投機的催化作用，使經濟轉軌過程中客觀原因與決策失誤造成結構失衡。與經濟全球化、知識化相伴隨，是經濟的立體化、系統化。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產思維方式與運作方式，同系統化的經濟運作模式是不對稱的，最終破產是必然的。必須用經濟系統論、經濟控制論代替經濟原子論。只要控制投機，金融危機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資有自由競爭與壟斷之分，投機也有自由競爭與壟斷之別。如果說，平面的投機是二維平面配置的產物，壟斷的投機則是三維、四維甚至五維立體“落差”的結果。平面的投機是尋找市場機會、鉆市場的空子、獲取風險利潤;立體的投機則是制造機會、操縱市場、興風作浪、請君入甕，無風險獲取暴利。如果說，平面的投機是競爭的負產品，并不排斥競爭，那么壟斷的投機則使競爭不再充分，競爭的游戲規則不再有效。壟斷支撐投機，投機強化壟斷，從而使有錢投機的人獲得更高暴利，沒錢投機的人只能買高價房居住或在房貸的誘惑下成為房奴，從而使窮者越窮，而富者越富。從房地產泡沫可以看出：壟斷與投機結伴的壟斷投機，是促成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因此壟斷投機與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兼容。投資壟斷和投機壟斷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使價格背離價值，從中牟取暴利，從而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而投資壟斷往往是通過投機壟斷或變相的投機壟斷來進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腳投票同投機區別開來。如果不能像擠膿包一樣地把投機行為從股市和期貨交易中擠出去，那么就沒有規范的股市和期貨市場。一方面想要建立規范的股票市場，另一方面又容許投機行為存在，這本身是一種悖論;這個悖論不僅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國股市好壞之爭的根源。中國股票是否規范、要不要規范，不是以西方股市為模本，也不是主流經濟學家說了算，而只能以規范經濟學、規范的市場經濟為標準。并不是只有計劃經濟才需要反投機，規范的市場經濟更需要反投機。政府宏觀調控同充分的自由競爭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為前者可以抑制壟斷投機，保護充分的自由競爭。通過反壟斷與保護公平，政府宏觀調控與自由競爭二者可以得到統一。所以政府宏觀調控與自由競爭不是對立的，而是對稱的。從充分的自由競爭就是反壟斷來講，自由競爭就是公平競爭;從自由競爭就是公平競爭來講，政府宏觀調控就是保護公平競爭，而保護公平競爭就是保護自由競爭。保護競爭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功能與界線。

　　如果說，金融投機是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現有金融體制的不對稱，則是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宣告了全球性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破產，宣告了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價格經濟學的破產。只要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無論是市場自發調節還是政府宏觀調控，也解決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如果說，早在十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本人即已發文指出，當時的金融危機雖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移、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機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說明舊的金融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又經過十年的苛延殘喘、余熱發揮，已經使這種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美國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機不僅有象征意義而且有實際意義——美國的金融危機將通過其世界性的廣泛而緊密的聯系波及全球。這將標志著國際舊金融體系——以間接投融資(即李稻葵講的美國人、美國企業、美國政府借錢消費、借錢投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苛延殘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潰;直接投融資將主導國際金融新秩序。把金融僅僅理解成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間接投融資活動，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屬于配置經濟學范式。在再生經濟學范式中，所謂金融，就是資本運營，包括直接投融資與間接投融資兩種形式;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由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上升到知識運營，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資將逐步取代間接投融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投融資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但決定投融資方式的轉變，而且決定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與范圍。而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求同現有國際金融體制之間的不對稱。而國際金融投機使這種不對稱所蘊含的產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金融體制改革的后面，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金融體制改革是資本運營向知識運營上升、知識運營對資本運營提升的資本運營與知識運營之間的雙向運動。

　　找到了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和機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無法找出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機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國的金融危機必然由中國或者外國人買單的這種說法……咱們算一筆賬好了，美國的國債劵大概相當于美國GDP的35%，大概在6萬億美元左右。那么6萬億美元的國庫券，對于美國這個大經濟而言，從長遠看，是美國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們每年生產出來的大量的產品是沒有被我們的民眾消費的，50%被民眾消費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國內投資，7%去了國外，送給外國人消費了，外國人當然給我們美元、歐元了。現在國外危機來了，你這個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縮水了。”④李稻葵這兩句話存在著自相矛盾：既然美國能付得起我們的美元國債，我們的7%又怎么“縮水”、“送給外國人消費了”?既然我們的7%“縮水”以致“送給外國人消費了”，又怎么“從長遠看，是美國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美國對美元國債理論上能還，實際上不能還;表面上能還，實際上賴賬——通過“縮水”來賴賬，這和不能“還”有什么區別?明明知道會縮水，會肉包子打狗“送給外國人消費”，還要以“美國所能支付得起的”為由繼續買美元國債，不是替美國金融危機買單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這種情況下，唯一還沒有出現危機的是誰呢?就是政府，政府還沒有危機。實事求是講啊，美國政府現在依然還是一個大政府，美國還是一個強國，現在還沒有出現信用危機。現在美國的政府、美國的國會通過了法案，允許它把這個債務的上限提高，允許美國政府再發7000億美元的債券，用來支撐，用來贖回這些呆賬，事實上就是用美國的信用來彌補企業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極必反、兩極相逢，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在美國次貸危機中直接介入微觀經濟、用7000億美元救市的行為，是把政府降為微觀經濟主體，用全體納稅人的錢抱薪救火為投機分子買單，由此引起了美國人民一次次的反彈與示威，最終釀成占領華爾街事件，整個事件以美國政府的暴力鎮壓而告終。這只能說明投機者、金融寡頭已經綁架了美國國家，在自由資本主義基礎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成為投機者、金融寡頭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廣大美國普通百姓的對立面，怎么能說美國政府還沒有危機呢?以反傾銷為由，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一次次通過法案，要逼迫人民幣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縮水，達到變相賴賬的目的，甚至有美國國會議員公開宣稱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就是可以不還，怎么能說美國的國家信用還沒有危機呢?以開金融峰會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為由，騙各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為波及全球的美國金融危機買單，試圖在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下用美國經濟綁架全球經濟，怎么能說美國的國家信用還沒有危機呢?從美國次貸危機到后來的歐債危機，大量事實證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的金融危機是必然的、美國這樣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是必然的，那么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信用、國家信用的破產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種種自相矛盾還是次要的，關鍵的是：不管美元國債能不能還，能不能還本付利保值，我們還有必要買嗎?我認為，從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們不應該拿中國的外匯儲備去買美元國債，而應該拿來促進國內產業結構提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不是沒錢，而是錢用錯了方向;中國不是供給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資金運用得當，戰略正確，無論是基本建設投資還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都有充分的資金保證。問題的關鍵，在于“以民為本”的口號有無落實到實處。應結合產業升級，在保護民族工業的前提下，增加進口，貶抑出口，把長期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轉變為生產力。重點放在新農村建設，以增加就業、增加供給、貶抑物價，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目前如果是產能過剩造成通貨膨脹，這時如果采取緊縮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馳，結果適得其反。因為提高貨幣效率的根本途徑，不是減少貨幣供給，而是增加產品供給。減少貨幣供給，最直接的辦法是用兩萬億外匯儲備回收人民幣;而增加產品供給，最快的途徑是用兩萬億外匯儲備進口大量國內民生與建設的緊缺用品。路在腳下，錢在錢途。錢是禍還是福，在導不在堵。運作中國外匯儲備的中國投資公司，其資金運作只能是在進口產品上作中國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的補充，輔助國內產業政策，彌補中國出口導向造成的國內產品的空缺，而不是拿來炒股、“抓住百年機遇，出手布局華爾街”⑥。用國家資金來炒股，實際上是政府投機。中投公司的美元本來就是來自用增發人民幣收購進口企業美元而來，如果不能在實物進口上彌補市場空缺，將使國內通脹持續，使全體國民財富受損。出口導向型經濟能否使全體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貿盈余怎么用。必須使中投掌握的兩萬多億的外匯盈余運作置于全體人民的監督之下，而不是成為少數人“全體一致通過”的玩錢游戲。玩錢、投機，只會使原來的出口導向、掏空國內市場、貨幣虛高造成的通脹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對如此重大的美國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和金融界最應該做的，并且應該馬上做的是，積極主動出手，尋找投資機會，完成在美國主流金融機構戰略布局的目標。……當前是投資美國金融機構的一個寶貴機遇”。⑦“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絕好機遇就在今天。……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實現國際化以后，其本土企業和機構的融資成本能夠大幅降低，因為全球的投資者都更加關注當地的投資機會，由此導致的國際資本的涌入會為本土融資者提供更多資金選擇。本土的融資者進而也順理成章的規避了匯率風險……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另一好處，就是從根本上帶動了本土金融服務業以及相關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另一個巨大好處就是使得本國政府能夠更好地運用強大的資本市場，以此為本地的宏觀經濟穩定創造條件。”⑧“雙軌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考慮，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遠遠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講了這么多，可以歸結成一句話：中國金融國際化利大于弊，中國金融國際化是美國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機遇。問題是：我國長期推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產品出口國外掏空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對沖外匯的人民幣留在國內，造成人民幣外升內貶，國內通貨膨脹，有哪個國家愿意把人民幣作為硬通貨?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幣幣值穩定與匯率穩定，要求國內產品供應充足，減少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提高人民幣貨幣效率與中國政府信譽度，為此必須改變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代之以內需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談金融，就金融國際化談金融國際化，他的金融國際化主張停留在純金融層面抽象推論和數據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國際化放在社會經濟有機體中全面考察，這種線性思維方式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他的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國際化的主張和他的中國發展戰略之間是一個悖論，以致在現實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謂金融，就是資本運營，包括直接投融資與間接投融資兩種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間接投融資活動，把金融理解成可以從經濟增長方式中抽象出來單獨進行的資本經營的盈利活動，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在知識經濟時代，金融主要表現為直接投融資;資本運營作為一種增長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樣發揮離不開在整個經濟增長方式中的定位。知識經濟時代資本運營的定位：以知識運營為主導，以資本運營為核心，以資產運營為基礎，以產品運營為歸宿。美國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在經濟增長方式中由資本運營主導、由間接投融資主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為了不使虛擬經濟演變為虛幻經濟，資本運營不能離開知識運營、資產運營和產品運營，間接投融資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資。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波及告訴我們：出口導向型經濟靠不住，只有以國內市場為依托才能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國金融國際化是利還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論，而應該放在整個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與發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間理論、復雜系統論的方法來整體考察。只要思維方式正確，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國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機遇，既不是替美國人買單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實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機遇，出手布局華爾街”，更不是“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絕好機遇就在今天”，而是讓我們看清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內在必然性，看清了經濟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經濟主體性的內在聯系，看清了市場經濟充分自由競爭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內在聯系，看清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為主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為此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建立我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這和李稻葵抽象推論的金融國際化的結論恰好是對立的。不能把我國經濟增長的希望和命脈寄托在出口創匯、金融投機上，而應該把我國經濟增長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開發國內市場、扶持國內創業型直接投融資上。現有外匯儲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國內大型基本建設投資，而不是購買美國外債和參與美國金融投機。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是投機與投資不加區別、風險與收益劃等號、賺錢與發展劃等號的經濟學。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發展起來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險精神;這種精神在小商品生產時期也許能歪打正著、高歌猛進，但如果“與時俱進”地猛打猛撞、推廣應用到全球化時代的金融領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經濟災難。雖然災難過后，是加速新一輪的大魚吃小魚，這對于奉行狼性法則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講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機后面是機會”的陳詞濫調來大吹大擂一番，但對于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來講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把外匯儲備拿去進口國內建設所需要的實物資產，而不是參與國際金融投機，那么人民幣升值引起匯率變化并不會造成所儲備的外匯縮水。外匯儲備借給外國人搞金融投機，無異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對于要建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還是要堅守自己的原則，不要蹚國際金融投機這個渾水。即使是借給外國政府或金融機構投資，在目前國內百廢待興、巨大的投資需求面前，其綜合效益也遠不如把錢放在國內投資。

　　美國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主體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輔相成;不能以經濟全球化為名否認經濟主體性。李稻葵：“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風暴來臨之時，各國救市計劃以中國外匯儲備的貶值為代價。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不僅取決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新格局。”⑾問題是，在國際金融新格局建立起來之前，美國擁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這一世界貨幣要印多印少、貶值增值都取決于美國政府。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邏輯與歷史兩方面都已證明，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圍內掠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本性，各國救市計劃以中國外匯儲備的貶值為代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也不是因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會使美國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發生的現象。把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國政府在李稻葵們的道德呼喚感召下的良心發現不可能，寄托在國際金融新格局不現實;寄托在對外投資也是舍近求遠、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高達50%的國民儲蓄率以及日益增長的經濟規模告訴我們，中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都將是世界最大的投資國，將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體現了中國對外投資的巨大規模。顯而易見，全球金融的穩定對中國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也直接影響著中國自身金融的穩定和實體經濟的發展，更直接關乎中國對外投資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穩定是中國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談判中最大的具體利益所在。在這一點上，中國與全世界各國應該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這里是把結論當前提：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所以中國有必要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因為中國有必要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所以全球金融穩定是中國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談判中最大的具體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為果的論證實際上是把“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作為預設前提，然后要中國自覺擔當起世界金融危機消防隊員的角色。這明顯是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誤導。首先李稻葵這種倒果為因論證的前提“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就不成立。中國自己國內的事情都沒有辦好，為什么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呢?中國為什么要在國際金融并不穩定的情況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呢?中國為什么不能等國際金融穩定的時候，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呢?中國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然后為了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自覺承擔起世界金融危機消防隊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機的產生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深刻的制度、體制根源，同時也是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慣用手段、索羅斯這樣的金融投機大鱷套取全球金融資產的熟練手法，是我們中國自覺擔當起消防隊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嗎?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幾年爆發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國為了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自覺承擔起世界金融危機消防隊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國綁架中國，中國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綁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從而掉進深不見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邏輯和實踐兩方面都已經充分證明，自由主義支配下投機猖獗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并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市場經濟的標本;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世界金融體系是不可能穩定的;在世界金融體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況下，要中國一廂情愿地為國際金融穩定做貢獻是不現實的;僅靠中國“以新興大國思維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⒀，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峰會”就能夠“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國際主流經濟學界津津樂道的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美國模式”，則只不過是打著經濟全球化名義套牢中國、攫取中國不可再生性資源、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國際大騙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斷采取措施終結這場騙局，最終結果不但拖垮現有中國經濟，使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全部送給美國，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國綁架中國的牢固模式，將殃及我們的后代，使我們中國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馬為美國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機買單。實踐已經證明并還將繼續證明：在風云變幻、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對稱競爭的國際金融大環境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被逐步冰雪消融，化為烏有。“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列寧)這個論斷后面的本質是帝國主義就是侵略;在核時代“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直接表現范圍受到限制，但帝國主義就是侵略掠奪這個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樣沒有改變。妄想通過幾次國際金融峰會就可以根本改變帝國主義的掠奪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國際通行有效的金融國際化的游戲規則，并使國際金融壟斷巨頭自覺遵守這些游戲規則，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全面進軍國際金融投資乃至投機，只能是與虎謀皮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在外匯投資沒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證的前提下，侈談什么“外匯投資公司，類似于中央銀行，對中央政府的貢獻，體現在它對實現中央政府這一綜合政治經濟目標的貢獻上，而不僅僅是多獲得一些外匯的投資回報。”(P146)只能是花錢買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萬億美元的逐步蒸發來換取西方國家首腦在中國領導人面前豎起大拇指稱“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這樣的“政治目標”的實現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感覺，恐怕不是高興，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陳。在中國已經買了數以萬億計的美元國債、在美國金融危機時中國喊出“救美國也即救中國”的口號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國國債達2萬個億的情況下，美國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主權糾紛中仍然總是站在日本菲律賓等資本主義國家一邊對中國發難，說明雖然中國屢屢要求西方發達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是清楚的，在他們頭腦中兩大社會制度不同的意識形態是根深蒂固的，冷戰并沒有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完全結束，認為中國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形態上與西方國家趨同、在經濟全球化中自覺擔任大國角色一擲千金慷慨解囊四處救火今天救美國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賓就會消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堵，達到什么“綜合政治經濟目標”，只能是熱臉貼著人家的冷屁股，最終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國真是一個負責任大國，那么首先要對中國人民的財富負責;如果真要使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取決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那么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本質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本、以人民幸福為本的市場經濟;所謂經濟全球化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包括就業問題、老齡化問題、住房問題、貧富分化問題、三農問題、內需不足問題、發展的可持續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可以歸結成一個問題：社會對稱發展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國內投資的充分性、有效性。內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投資需求不足，不是客觀上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決策者頭腦中投資需求不足。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承認：“中國的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復雜是任何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萬人。2005年底，國企失業人數超過200多萬，今后三年還會有360多萬國企人員、400多萬集體企業人員進入失業大軍。2006年有124萬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1億多農村勞動力閑置，到2008年城鎮失業人口可能突破五千萬人，農村突破二億人”。按照海外專業人士的估計，目前中國城鎮有15%的失業率、農村有30%的失業率。而中國的環保建設、基本建設、新農村建設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這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沒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沒人干的悖境。走出這個悖境的關鍵，是使錢有事干——巨額的外匯儲備與銀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資渠道。這就是投資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資需求。如果我們的近兩萬億外匯儲備和高達50%的國民儲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設上，并通過其杠桿作用扶持全民創業工程，就業問題可解決;就業問題解決了，上述其它問題可迎刃而解。資本運作本來是促進生產要素的結合，使之轉變為生產力。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通過巨額資本運作來直接投資增值、帶動社會全面發展，還是通過巨額資本運作來投機或借給別人間接投資增值、賺更多的錢，不但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學范式，而且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觀、執政觀，在實踐中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決策者頭腦中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觀與正確的經濟學范式是綱，上述問題是目;抓住了綱，綱舉目張。一個國家，不管它是先進還是落后、發達還是發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過程中能否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如果能堅持自身的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趨利避害;如果不能堅持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個陷阱，一場災難。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性，以知識主體性為主導、以金融主體性為核心、以資產主體性為途徑、以產品主體性為歸宿。金融的虛擬性、流動性、綜合性特點，使之具有承上啟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所以，當我國講大國思維、大國戰略時，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國內充分的直接投融資與穩定的幣值、牢固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

　　李稻葵：“中國經濟內需不足，國內消費增長(2006年城鎮消費增長率略高于GDP增長，但全國范圍仍然落后于GDP增長)落后于生產能力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通貨膨脹的危險不是首要的。事實上，通貨膨脹水平略微上升從整體上看不是壞事，當然，相應的扶貧機制必須加強。”⒂我不明白，為什么李稻葵先生對中國參與國際金融安全體系的建構如此熱衷，對自己國內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錢袋安全卻如此冷漠?難道美元是錢，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幣就不是錢?存在銀行里的儲蓄，是老百姓的產權，而產權的背后是人權。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講，這些錢是他(她)們的養老、醫療的基本保障，因而還體現了他(她)們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保護廣大老百姓的這一基本的私有財產不被侵犯，不被少數投機者的興風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職責，也是國內金融安全體系的組成部分。如果政府聞風起舞，用通脹手段來調控宏觀經濟走向，其中形成的彈性空間，將成投機者鉆營的空間，相應地也將有可能成為相關官員搞內線交易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因此把通脹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讓利率隨行就市二者兩極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的是終身省吃儉用留下來的保命錢)當成可開發的資源。不知口口聲聲尊重產權——私有產權、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為何對廣大普通百姓存在銀行里的保命錢如此輕率?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既為投機者鉆營提供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又為政府保護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國老百姓存在銀行里的巨額儲蓄保值增值，作為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使儲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是穩定幣值、穩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脹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應立法禁止用銀行(貨幣手段)調節經濟。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我國的現狀，我國的經濟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錢袋安全。應該把貨幣政策上升到產權制度、人權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諧社會的高度來定位。通過立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保證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從而保證人民“恒產恒心”、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發展。同時，認為貨幣不斷貶值、通貨膨脹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經濟發展也是范式偏見。在配置經濟學范式中，貨幣以配置功能為主，貨幣逐步貶值有利于經濟增長;在再生經濟學范式中，貨幣以再生功能為主，貨幣逐步升值有利于經濟發展。當貨幣以配置功能為主時，適度貶值(通貨膨脹)有利于減少人們的財富持有量，促進節約，使社會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資源投入生產，因而可以促進生產的發展;當貨幣以再生為主要功能時，適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們財富的持有量，促進消費，使社會有更多的可再生資源投入生產，因而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認為貨幣貶值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是工業經濟時期的思維方式，在知識經濟時期已不合時宜。

　　配置 貨幣逐步貶值

　　金融和增 發展

　　長方式的

　　關系

　　再生 貨幣逐步升值

　　金融的邏輯模型Ⅲ

　　在配置經濟學范式中，貨幣以配置功能為主，貨幣逐步貶值有利于經濟增長;在再生經濟學范式中，貨幣以再生功能為主，貨幣逐步升值有利于經濟發展。

　　李稻葵：“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本質是什么?是大量國民的儲蓄與相對不足的資產供給這一對矛盾所產生的……高額儲蓄加上資產供給的相對不足，導致大量貨幣以儲蓄的形式停留在銀行體系中，這就是中國流動性過剩最核心、最本質的因素。”⒃“當今經濟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轉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要讓他們對短期內的經濟形勢預期產生重要改變。如何改變短期內百姓對經濟形勢的預期，單靠傳統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難以解決問題。中央和地方應積極采取特殊的措施，積極加以應對，其中樓市、車市及股市為三大核心。”⒄“給定擴大高質量資產的供給是解決流動性過剩、提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和實惠的根本出路，從當前來看，筆者認為三項具體的措施實為關鍵：其一是房地產……其二是債劵市場……其三是大力擴大股市規模。”⒅我認為，高額儲蓄與資產供給的相對不足并不是流動性過剩的“最核心、最本質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質的因素。所謂流動性過剩的背后，是“生產性過剩”，“生產性過剩”的背后，是結構的失衡。因此所謂生產過剩，只不過是相對過剩而從未出現過絕對過剩。周期性經濟危機、經濟發展此起彼伏都是經濟結構失衡而自發調節的結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產過剩或資產供給不足。從目前來看，最大的結構失衡是內需不足而不是資產供給不足，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們的消費預期危機。收入預期與物價預期都會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預期，而消費預期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例如，樓市只有在真正開發地產、擠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費預期——消費信心指數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動經濟的作用。房地產泡沫、空置房大量資金被占用、股市樓市投機比重高于投資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費預期、阻礙經濟發展、造成結構失衡的罪魁禍首。高房價通過消費預期危機嚴重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后腿;認為高房價會促進經濟發展、以房地產業是支柱產業為幌子，為房地產漲價提供理論依據，只是一場經濟騙局。放水養魚、與民生息、藏富于民，開放二板三板市場，發展創業型直接投融資，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費預期危機的根本途徑;停止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公共品產業化與高房價政策，才是與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當做資產必然導致投機，并導致房產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產，也是落后于時代的觀念。在小農經濟時代，財產、資產、生產無論是在外部形態上還是空間距離方面，都是一回事，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產比較容易理解。當今時代，財產、資產、生產不但在外部形態不同，而且空間位置分離，此時再用“恒產”來定位房產，恐怕有點過時。

　　財產固定 幣值穩定

　　恒財產 財產穩定 收入穩定

　　價值穩定

　　恒資產：投資無風險，且收益穩定

　　恒產

　　產業模式不變 單位不變

　　恒生產 工作固定不變 分工不變

　　就業模式不變 專業不變

　　事業基礎不變

　　恒產觀念源自于小農經濟時代，指的是農民有自己的一份產業，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當今時代，如果恒產僅是指形態固定的財產，則是小農意識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這種小農意識的回光返照，使擁有自己買的房子，成為人們夢寐以求的理想。這種觀念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對稱。小農時代工作生產在同一個地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財產”與“恒生產”是對稱的;而現代人的工作與生活的流動性，決定了其恒產應該是財產價值的穩定性、資產收入的穩定性、事業發展的持續性。在當今時代去追求所謂的固定形態的“恒產”，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資源，無論對個人對社會都是最寶貴的資源;這部分資源的浪費，是資源的最大浪費。對這部分資源的開發，是資源的最大開發，而開發的必要前提是改變人們 “房子是恒產”的傳統觀念，賦予新的內涵，把人的目標從買房子、財產固定改為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穩定的事業(創業與職業)基礎，同時希望自己存在銀行里的錢不會貶值。可以說，中國人的真正的“恒產”目前絕大部分存在銀行。在經濟宏觀化、市場立體化、資產資本化、人員流動化時代，中國政府應當負起使中國人民的“恒產”保值增值的信托責任，而不是為了GDP數量增長而鼓動老百姓購置固定的財產，更不是采用使貨幣逐步貶值的辦法，“逼迫”老百姓購置房產。

　　應該從保護人權的高度，保護中國人民真正的恒產——銀行儲蓄存款不被貶值。應該在全社會樹立物價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范圍任何幅度的上漲都是不正當不合理不應該的主流觀點，并把這種主流觀點凝固成穩定的社會心理。這一方面可以成為上層貨幣政策的依據，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眾輿論壓力，使決策者不敢濫發貨幣。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廣大人民不相信名義工資，讓主流經濟學“合理通脹論”見鬼去。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壟斷行業只能由國家來經營，經營者可以競聘上崗，但壟斷利潤屬于國家。目前房地產屬于壟斷行業，本來就不可以民營。這樣一可以避免價格虛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國有國營企業，其財務必須向全民公開，受全民監督，真正體現國有就是全民所有，實現民有民營民享。國有企業產品價格要實行聽證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壟斷行業民營化，將是官商勾結、投機橫行、合法牟取壟斷暴利的沃土。要杜絕投機就必須把壟斷行業收歸國有國營。這是反對兩極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稅收政策對于杜絕非壟斷投機雖有一定效果，但對于房地產這樣的壟斷行業，稅收政策只是為投機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終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費者買單，反而由此更進一步提高房產價格。通過貨幣逐步貶值房產相對逐步升值迫使中國老百姓把銀行儲蓄存款轉變為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的房地產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謂流動性過剩和“生產性過剩”問題還必須放在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間接投融資為主體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能得到統一，被稱為金融 “三元悖論”。當經濟增長方式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資為主體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而社會金融體制仍然以間接投融資為主時，社會大量游資不能轉變成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轉變成“流動性過剩”，形成儲蓄率高、投機和無序運動，并演變為周期性金融危機，從而產生投資和需求、生產和消費脫節的“二律背反”，這個“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論”“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創業工程。在投融資結構中，直接投融資必須占主導;在直接投融資中，創業型直接投融資必須占主導。在大量游資存在的今天，應該適時地引導創業型直接投融資，而不僅是股市、樓市等資產投融資，更不是主流經濟學家鼓噪的，發展中小民營銀行、擴大間接投融資。社會主義國家房子本來只是消費品而不是投資品，更不是投機品;把房子當做資產、房市當做資產市場會鼓勵房產投機，造成對老百姓投資方向的誤導;“房子是資產”、“房子是恒產”、“房價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觀念誤區會由于大量投機演變成房市泡沫，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偏離正確軌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立體的價值經濟不是片面的價格經濟，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結構是對稱的，各個要素必須與時俱進，實現不對稱向對稱轉化，以實現資源的再生與生產力的發展。只有體現知識運營這一經濟增長方式的，知識運營為主導、直接投融資為主體、創業工程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論”，使社會大量游資能轉變成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使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得以統一;從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機與金融悖境，使各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這才是我國大國思維、大國戰略的真正出發點。

　　間接投融資

　　再生型

　　金融

　　創業型

　　直接投融資 配置型

　　圈錢型

　　金融安全與金融危機防范體系模型Ⅰ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金融體制改革 本

　　金融危機防范體系

　　金融政策與監控措施 末

　　金融危機預警機制

　　金融安全與金融危機防范體系模型Ⅱ

　　新經濟條件下，最優金融結構應該是：用財政投融資引導社會直接投融資，用直接投融資引導間接投融資;用扶持創業引導就業，用增量帶動存量，用增加供給帶動增加需求，用貨幣逐步升值帶動消費增加——用再生帶動配置的金融結構，可以避免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波動，使經濟可持續發展。這里金融的最佳結構體現了金融的對稱結構：以政府為主導，以人的主體性為核心，以再生為基礎，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因此，與李稻葵所謂美國金融危機后我國面臨“資本市場國際化的絕好機遇”⒆的大國戰略相反，我認為我國真正的大國思維與大國戰略就是應自覺順應直接投融資將主導國際金融新秩序這一趨勢，帶頭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建立國家金融安全體系包括金融危機防范體系。要用內需導向型經濟代替出口導向型與外貿依賴型經濟，用直接投融資為主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用扶持創業型直接投融資代替扶持圈錢型“直接投融資”，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銀行的政策資源，轉為扶持再生性創業工程;應該嚴格限制間接投融資的發展、避免貸款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炒家利用熱錢制造金融危機，嚴格禁止私人、民間、外資進入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但可以允許、鼓勵與支持私人、民間、外資創辦或參股投資銀行。嚴格禁止投行開辦間接投融資業務，使投行的虛擬直接投融資能夠落實為實體直接投融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能拿來進口國內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型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緊缺物品，而不應購買國外投機性極強、風險性極大的金融產品。只有從資金源頭上堵住金融投機、特別是國際金融投機的漏洞，才能防范虛擬經濟演變成虛幻經濟。要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中性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來提高企業、民族與國家經濟體系的主體性，才能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機的防火墻。金融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組成部分;必須用科學發展觀指導金融發展觀，用金融發展觀指導金融體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這樣的戰略在西方經濟學的視野之外，在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解力之外，當然也在以西方經濟學為范式背景與理論基礎的國內經濟學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總結出來的華爾街風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和機遇——中國金融的雙向國際化，只看到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國際化的橫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機后面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縱深必然性——比橫向必然性更深層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性質，看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在強調中國應有大國思維并抓住機會“走出去”時，缺乏中國作為大國應有的主體性的思考，缺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性的思考，對帝國主義就是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戰爭侵略的本性缺乏認識，對建構中國金融安全體系缺乏整體思考，其“大國思維”總體上是線性、單向性、非對稱的;其“大國發展戰略”既不能真正解決國內諸如外匯保值增值、“流動性過剩”、金融危機防范等問題，也不能對建構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中國作為大國應有的貢獻。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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