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的立論前提本來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謎”只是西方經濟學范式必然產生出來的一個偽命題。

　　田國強、楊立巖在《對“幸福—收入之謎”的一個解答》一文⑨中，對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提出了他們的解答方案。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就是指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而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構建了一個規范的經濟學理論模型, 在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 從而將幸福經濟學整合到主流經濟學中來。該模型同時考慮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理論的基本思想統一起來, 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帕累托最優標準和個人自利性假設下, 探討了幸福收入悖論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他們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 當收入尚未達到這個臨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夠提高社會的幸福度; 一旦達到或超過這個臨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 導致帕累托無效的配置結果。因此, 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應當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我們的理論結果也表明了重視社會公平、減少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性, 否則人們會由于自己收入相對過少, 導致個體幸福度下降, 從而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的立論前提本來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謎”只是一個偽命題。他們之所以會把“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謎”，是由于他們所屬的價格經濟學范式，即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的范式缺陷，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即價格經濟學和幸福經濟學本來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同時，在對稱經濟學與再生經濟學看來，并不“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是所謂“帕累托最優”簡單推導的結果，“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一般均衡理論與配置經濟學，而一般均衡理論與配置經濟學和對稱經濟學與再生經濟學本來也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

　　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不會使任何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改進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是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路徑和方法。由于從帕累托改進到帕累托最優的核心精神是資源優化配置，而西方經濟學的本質是配置經濟學，“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改進”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優”后面的西方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配置模型，社會資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釋，資源不能得到無限開發，擴大再生產不能得到持續進行，社會財富不能無限增加，到一定“臨界點”后社會只能原地踏步、靜態循環。“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就是這種理論的邏輯結論。顯然這種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悖。同時，帕累托改進只講經濟總量增長、收入總量增長、分配總量增長，把人的需要歸結為絕對需要——物質財富的增加而忽視了人的相對需要——人與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強看成只是收入總量的增加，不講經濟總量增長、收入總量增長、分配總量增長后面的平等機制，包括競爭平等機制與效益平等機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謎”的結論就包含在“幸福—收入之謎”的理論前提“帕累托改進”之中。

　　經濟學作為優化配置資源的學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前知識經濟時代，人類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實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開采利用為前提。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如何優化配置。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生產中的主導要素，要求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作內涵的有效開發，使人們能逐步以最少的實物和能量的資源就能求生存。這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態——可持續發展。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資源如何優化再生。舊經濟學是配置經濟學，新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在知識經濟時代，必須用對稱經濟學取代均衡經濟學，用再生經濟學代替配置經濟學，用知識經濟學代替物質經濟學，用幸福經濟學代替GDP經濟學，用發展經濟學代替增長經濟學，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價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均衡”。以價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發展。幸福經濟學本來只能以再生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配置經濟學為范式框架談幸福問題，用所謂“帕累托最優”為參照來解決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必然會出現由范式錯位導致的語境錯位，悖論的結論已經包含在悖論的前提之中。所謂“幸福—收入之謎”本身就是配置經濟學范式——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缺陷的必然產物，用配置經濟學的模型來解決“幸福—收入之謎”，就像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只能由悖論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經濟學范式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作為幸福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貨幣GDP增長觀——經濟增長觀與“財富”增長觀源于主流經濟學家的配置經濟學范式。價值規律是經濟的核心規律，價值機制是經濟的核心機制;生產力發展、“財富”的增長，本來是指價值的增長，而不是貨幣GDP總量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長率數字提高、人均GDP數字提高、人均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購買力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數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框架內，無論對各種數字怎樣“修正”，都只不過是一種泡沫，只是經過不斷“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經濟學的數字GDP、帶血GDP、貨幣經濟學、價格經濟學、口袋經濟學同幸福經濟學、人民的真實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遠甚至反向而行、漸行漸遠。這樣的數字提高本來不是作為價值意義上的真正的財富的提高，因此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來就沒有什么正面關系，產生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來就不是什么“謎”，而只是一個偽命題。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數，首先要改變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范式，而不是在主流經濟學范式框架中建立“規范的”幸福經濟學理論模型。

　　當前流行的口袋經濟學、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難以提高的罪魁禍首。當GDP、人均GDP數字年年增長而中國大多數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時，這種得到主流經濟學家和國際媒體普遍認可的GDP數字只是國際政治與國際資本在聯手欺騙中國人民。此時國際政治與經濟連為一體——政治已經經濟化了。國際政治為國際資本服務，國際資本為國際政治開路——國際通行的“經濟增長指標”可以使世界工廠里備受壓榨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當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國際社會主流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結果。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市場化等同于“產業化”，“產業化”等同于“貨幣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財富上移、國空民窮、衙空民窮、官富民窮的始作俑者。這種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是把政府責任推給民間、把人民應享有的權益讓渡給政府的理論依據。所謂的“幸福悖論”就是這樣產生的，也是這樣形成的。國空民窮，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隨著經濟發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過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輿論制約和規范政府行為，避免政府官員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轉移支付、轉嫁負擔而造成國空民窮。通過稅收手段，鼓勵、扶持個人創業與中小企業發展;用創業工程帶動就業與再就業工程。要多發行用于基本建設的國庫券。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通過各類“高速”交通設施建設，以時間換空間，擴大土地供應。資源產業、壟斷行業只能由國家統一經營;由國家統一經營房地產，保證為國民提供質優價廉的住房，壓縮百姓對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穩定實行中性貨幣政策，使貨幣不斷升值、儲蓄不斷增值。要持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不斷增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要擴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圍，縮小社會領域中(狹義)產業化、貨幣化范圍，最大限度縮小老百姓對公共品買單范圍。要停止教育(狹義)產業化政策，把提高國民知識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壓縮百姓對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醫療(狹義)產業化政策，建立公費醫療體系，把提高國民身體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壓縮百姓對自身醫療的支出。要停止發行各類彩票，避免“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心理對國民主體性的負面誘導，強化國民主體素質，把提高國民主體性素質納入公共品基本建設范圍，并壓縮百姓對各類捐贈的支出。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老百姓、特別是弱勢群體基本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只有國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確實保證，幸福悖論才會消除。

　　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是個體經濟人追求效用極大化這一基本假定，這一假定完全不能反映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具體關系——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之間的關系。西方經濟學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說明：邊際分析方法本質上是價值分析方法，它同價格經濟學不兼容。在價格經濟學中運用邊際分析方法是價格經濟學的悖論。這個悖論說明：不管經濟學家們是否自覺，經濟學都是一種文化;而以價格經濟學為基礎的數理經濟學只能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以價格經濟學為框架容不下福利經濟學，也就難以對社會經濟現象、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現象作出完整解釋。現實的經濟活動滲透人類一切活動、人類生活的任何一個領域，價值關系也滲透人類一切活動、人類生活的任何一個領域。因此，不能把經濟學帝國主義理解成生活中任何一個領域都存在價格關系、金錢關系。經濟學帝國主義不是金錢至上，不是價格帝國主義，效益也不僅僅是金錢的成本收益比。人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幸福，而人幸福與否不完全由金錢來決定，說明價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貨幣、靠由貨幣反映的GDP總值來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來量化。幸福機制是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在知識經濟時代，市場才是完全的，供求才是均衡的，知識產品、創新產品的競爭才是充分的，市場才是出清的。競爭的充分性和市場的有序性、和諧性、對稱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時期的市場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是完全的市場機制、真正的市場機制、對稱的市場機制、和諧的市場機制、幸福的市場機制。如果說“計量經濟學”對應的經濟學范式是價格經濟學，那么幸福經濟學由于以價值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所以沒有計量經濟學的瀟灑空間。由于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所以有時在追求精確性的同時，會造成模糊，而有時模糊方法反而會使其精確。在這里，模糊與精確、定性與定量、結構與要素均為對稱的范疇，也是對稱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計量經濟學”由于過分追求經濟數據的精確性，反而會走向準確認識經濟現象與經濟規律的反面。特別要建立幸福經濟學，用精確的數字方法則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計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準確評價，唯一的辦法是定性的結構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幫不上忙。這就是對象和方法的對稱。對于傳統經濟，精確的數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質，而靠直覺建立起來的定性分析的結構性模型反映經濟本質與規律則更準確。當然，這里的結構分析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的非線性的五維結構。在主流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框架中建立幸福經濟學模型，是內容和方法的不對稱。

　　所謂由于人與人之間互相攀比，且攀比度會隨著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提升，所以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會使人的絕對收入增加、相對收入減少，“當總收入超過了臨界值”，“增加收入可能不會提高社會的幸福，反而會減少福利。……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一定增加所有人的幸福”，“從A點到B點以任何方式的經濟增長，可以使得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至少會使某個人受到傷害”，從而產生“拿起筷子吃飯，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將會導致帕累托無效的結果”⑩，也是配置經濟學的邏輯怪論。這里滲透的攀比邏輯與配置經濟學的競爭邏輯是同一個邏輯。在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看來，由于資源有限，為了爭奪有限資源，人和人之間就要展開競爭。人與人之間是狼，所謂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就是弱肉強食的狼道經濟，發財就是吃著自己的碗里看著別人的鍋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最好你的全部都是我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投機壟斷哄抬物價內外勾結，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發現，發現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撐死了膽大的，餓死了膽小的;貧富分化就是這樣產生的，兩極分化就是這樣形成的。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謂“拿起筷子吃飯，放下筷子罵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通過“攀比”產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經濟越發展人們通過“攀比”產生的心理不平衡越嚴重，那只能是因為經濟越發展兩極分化越嚴重。否則，如果任何經濟越發展人們通過“攀比”產生的心理不平衡都會越嚴重，那么得出的荒謬結論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回到平均主義。這說明，因為攀比造成的絕對收入增加相對收入減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經濟發展、財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經濟增長方式和配置經濟學范式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的錯誤引導造成。而在再生經濟學看來，資源是可再生的;資源通過開發來再生，通過合作來開發，通過開發來雙贏。如果說工業經濟是資源配置經濟學的時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要求。知識經濟時代，合作才使你能夠賺大錢，如果你低估或者否定了合作的作用，真以為萬事無需求人、只靠自己，你就無路可走——開小雜貨鋪也要和別人合作，否則雜貨鋪都不能維持生計。單打獨斗的賺錢模式是算術級數，合作的賺錢模式是幾何級數。合作可以帶來再生，再生可以帶來雙贏。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補勝剛強——合作產生協同效應，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產生生產力。在再生經濟學中，所謂“最優”是通過合作把蛋糕做大并取得雙贏的目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和發展，人際關系就是命運，市場經濟就是合作經濟。合作→再生→雙贏，是好的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就是合作的經濟。雙贏是合作的前提。市場中企業與企業的合作，企業中企業家與員工的合作、員工與員工的合作都體現了市場的合作。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依靠市場的合作而取得的。以至于我們說市場就是合作的代名詞，雙贏就是合作的代名詞。在合作經濟學中，信息開放性是基礎，創造性是起點，對稱是核心，再生性是途徑，共享雙贏是歸宿。在合作經濟學中，信息經濟學由消極的博弈論上升到積極的主體論，信息經濟學讓位于創業經濟學。合作→再生→雙贏，是經濟增長方式。通過優勢互補、雙贏合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能促使經濟落后的國家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后來居上，從而縮小南北差距、貧富差距，走向人類共同富裕、和諧發展，使社會五度空間相互之間向有利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化。合作才能雙贏，懂合作者為商家。市場經濟是一個廣泛的合作經濟，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大規模的合作，就沒有所謂市場交換，因而也就沒有所謂市場經濟。做生意離不開合作。人們的利益實現都無一例外的是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只有懂得合作，善于合作，才能最大化自己的財富。真正的最優：合作→再生→雙贏。所以真正的最優是合作。合作→再生→雙贏，使經濟學由競爭經濟學向合作經濟學轉型。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把人際關系看成是此消彼長的交易關系，人與人是狼，必然把商場看成是戰場;再生經濟學在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諧經濟、雙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穩定型經濟。企業內外，人與自然、人與人互相依賴、共生共榮、和諧統一;能與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與狼共舞靠什么?靠平等競爭——合作主導下的平等競爭。合作主導下的平等競爭靠什么?靠游戲規則，當然是顯規則而不是潛規則，如果是潛規則也是可以拿到桌面上討論、拿到陽光下曬太陽的潛規則。游戲規則靠什么?靠誠信。誠信靠什么?靠道德。道德靠什么?靠信念。信念靠什么?靠理論。當然不是靠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理論。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理論公然宣稱“經濟學不講道德”，專門教人怎樣爾虞我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因為資源有限，只有食肉動物——敢于吃人善于吃人的動物才能適者生存。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所謂“公平”是弱者、無能的人、食草動物的吶喊或呻吟，真正的強者是肉食動物，應該成為世界的主人。人類是從肉食動物中進化而來，而不是從食草動物中進化而來;而人類中的精英，就是肉食動物中的肉食動物，處于肉食動物進化鏈中的頂端，當然也處于肉食動物食物鏈中的頂端，所以只有他們吃別人的份，沒有別人吃他們的理。這是機會平等，是西方經典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典，你不懂這個道理，說明你不是精英，所以就乖乖等著被人吃吧!只有“非主流”的再生經濟學才是合作經濟學、食草動物經濟學、偶爾吃肉也絕不吃人的經濟學。在這樣的經濟學指導下，雖然也會產生收入不均、貧富不同，但絕不會造成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心理不平衡、人的幸福感下降。

　　和諧經濟，是新的經營模式。舊的經營模式：商場如戰場。商家之間、老板與員工之間是狼，你輸我贏，你死我活，必須彼此防范。做生意像賭博，辦企業要冒險，風險越大機會越大。新的經營模式：雙贏合作、蛋糕做大，寬嚴相濟、有張有弛，物盡其流、人盡其用，信息通暢、資源共享，企業誠信、團隊精神，機會平等、良性競爭，有序擴張、穩定發展。和諧商場是和諧經濟的具體表現;和諧經濟，是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和諧經濟，是人類二次創業的實踐模式。

　　自私經濟學 均

　　衡

　　配置 對抗經濟學

　　調和經濟學

　　經濟學

　　邏

　　輯

　　與

　　歷

　　史

　　再生：對稱經濟學

　　(合作經濟學)

　　經濟學范式與人的行為方式

　　供給與需求、價值與價格哪個為主的背后，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物為中心。

　　以供給為中心

　　以物為中心：價格經濟學、金錢經濟學

　　以價格為中心

　　以需求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價值經濟學、幸福經濟學

　　以價值為中心

　　經濟學范式與經濟核心機制

　　對稱經濟學使經濟學第一次實現了經濟發展和人的幸福的統一。在對稱經濟學范式框架中的幸福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兩個本質不同的范式。幸福經濟學是對經濟學重新定義與定位，改變政治經濟學范式，把主客體關系看成是基本的經濟關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發展看成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機制。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唯“科學”主義認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現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學”甚至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西方經濟學是“帶血GDP”的理論基礎;由于同道德和審美相脫節，所以在西方經濟學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經濟總量最大化等數字最大化，沒有人的全面發展、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西方經濟學不講人的全面發展實質上是不講經濟主體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都是自私的”的理性，與人的道德理性是對立的;西方經濟學的社會貨幣化、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社會一切向錢看的經濟理性與人的道德理性是對立的;西方走過的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是羊吃人、人吃人的歷史，與人的道德理性是對立的。把中國改革定位于走資本主義道路，把西方經濟學定位于中國主流經濟學，把西方走過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定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流，會給人一種社會主義已經失敗、共產主義信仰破滅的錯覺，從而造成信仰危機，并由信仰危機引發道德危機。中國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危機是客觀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改革的定位錯誤、改革的指導理論錯誤、在改革過程中占主導定位的經濟學、經濟理性錯誤。這是人的幸福感不會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增加而增強的根本原因。

　　所以，經濟增長方式離不開人的行為方式，經濟增長方式和人的行為方式的統一離不開實證性與規范性、科學性與主體性統一的再生經濟學的指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規范性”包括田國強的“幸福經濟模型”的規范性是數理模型的“規范性”、經濟學操作層面的“規范性”，而不是與實證性相對而言、與主體性同一層次的規范性。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是對配置與再生不加區分、投機與投資不加區分、正當收入與不正當收入不加區分、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有錢就是爹有奶便是娘的經濟學，總體上只講實證性不講規范性，不可能會有真正的規范經濟學。在這樣的經濟學指導下，財富增長不是人幸福與全面發展的手段，而把人看成財富增加的手段，產生“財富悖論”、“幸福之謎”是必然的。所以要解開“財富悖論”、“幸福之謎”根本的辦法是把西方主流經濟學顛倒的主客體關系再顛倒過來，用規范的主體性與客體性相統一的再生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代替“實證”的西方主流配置經濟學。

　　配置經濟與實證經濟學、再生經濟與規范經濟學之間是對稱的，然而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在配置經濟時代，規范經濟學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災害來臨時，僅僅在有限資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經濟人”的自利性原則;人與人之間只有互相幫助，才能共度難關，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去換取別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間并不是人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應在起作用。在這里，有限資源的配置過程就顯示了經濟學的規范性、道德性。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過程也可以是再生過程——價值再生過程，或道德價值再生過程。因此“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帕累托最優標準和個人自利性假設下”探討“幸福收入悖論問題”并給出的相應解決方案，即使在技術操作層面也不可能是規范的。同時也不可能實證，因為已經被上述事實所證偽。

　　在規范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再生經濟學看來，每個人的人生目標不一樣、幸福感不一樣、對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樣，說明幸福有相對性。對于道德感、社會責任感強的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幸福的，損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過勞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勞無獲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會責任感差的人卻總喜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學，貪圖“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勞而獲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對性蘊含了幸福的絕對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觀是什么、對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會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會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國家強大、領土完整、民族團結、社會安定是幸福的，領土被占、民族分裂、社會動亂、國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養、書有所讀、老有所靠、安居樂業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讀不起書、養不起孩子、死不起墳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實現、無怨無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輩子一事無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會對于大多數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對于大多數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開放以來GDP大幅增長、老百姓貨幣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錢不是萬能，無錢萬萬不能”等現象說明，錢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用幸福的相對性否認幸福的絕對性的幸福虛無主義，或把幸福的絕對性歸結為錢的絕對性的幸福庸俗主義都是錯誤的。前者否認了幸福經濟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經濟學歸結于西方經濟學、庸俗經濟學。幸福的絕對性不能理解成錢的絕對性，幸福的絕對性就是幸福的本質、幸福發展的規律、實現幸福的途徑。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物質財富是幸福的充分條件，滿足幸福的唯一途徑就是增加物質財富。在幸福經濟學看來，物質財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領土完整、民族尊嚴、人格平等、社會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發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條件。國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個人，有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才有個人的尊嚴，有個人的尊嚴才有個人的幸福。因此，愛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經濟學原理是統一的，與之統一的是幸福經濟、幸福經濟學。賣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經濟學原理也是統一的，與之統一的是GDP經濟、西方經濟學。在幸福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是統一的;國防也是經濟，國家經濟、政治、軍事安全本身是保護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觀經濟、幸福經濟。而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中國成為西方的殖民地經濟、廉價資源經濟、廉價血汗工廠經濟、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救美國也就是救中國的“中美國”一體化經濟。前一次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關于愛國主義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爭論，眼下在釣魚島事件問題上是要領土還是要中日經濟合作大局的爭論，實質上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幸福經濟學范式和西方經濟學范式、發展經濟學范式和增長經濟學范式的爭論，而不是“草民”、“愛國賊”、“民粹主義”者和經濟學家“精英”的爭論。西方經濟學是增長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也只有幸福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能否容納作為新范式的幸福經濟學。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以幸福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前者只講增長不講發展，以物質財富的增加為唯一的目標，后者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感的增強為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強的經濟形態，而不是GDP增長率最高、經濟規模最大的經濟形態。因此“草民”、“愛國賊”都是天生的幸福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而那些飽食西方經濟學、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一頭撞進賣國主義的陣營我們大家也同樣不必大驚小怪。如果一定要把愛國賣國的爭論還原為“草民”和“精英”的爭論，那我們也只好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了。

　　從幸福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的范式差異可以看出，幸福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之間的爭論不是所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爭論，而是立體的市場經濟與平面的市場經濟的爭論。在新自由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市場是平面的，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任何民族主義都是民粹主義，兩極分化只要沒有達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優”。可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祖師爺美國可沒有按照他們徒子徒孫所領會的自己的理論去辦。他們的政府先是通過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買辦漢奸集團購買幾萬億的美國國債，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幣升值，用這種辦法明目張膽地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他們自己限制對中國戰略物質、核心技術出口，另一方面卻逼迫中國廉價出口戰略物質，僅僅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歐美日聯合施壓。他們公然鼓吹“中美國”理論，用經過他們政府的種種操縱手法逐步貶值最后對于中國一文不值的美元廢紙來騙取全體中國人民為全體美國人民創造財富，用中國人民的兩極分化、血汗工廠換取美國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經濟學理論、市場立體化理論，而不是什么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對于美國政府的上述種種做法，中國的“精英”經濟學家沒有一個出來指責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而對于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這個戰略優勢作貿易武器使用卻橫加指責，認為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這說明這些中國的“精英”經濟學家是對別人自由主義，對自己“馬克思主義”。

　　幸福經濟學是價值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機制，把經濟學的價值定義為使用價值，把哲學的價值和經濟學的價值統一起來，把以價值論為核心的哲學和同樣以價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統一起來，把顛倒了的人和財富的關系再顛倒過來，使財富的增長、經濟的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幸福經濟學是主體經濟學。幸福經濟學范式與政治經濟學范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把后者顛倒了的主客體關系再顛倒過來，把幸福和人的全面發展看成是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目標，實現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以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統一。幸福經濟學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幸福經濟學的主體性、規律性與科學性統一的社會條件，是使人的主體性得以充分發揮的社會主義知識市場經濟;也只有以幸福經濟學為指導，才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真、善、美統一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幸福經濟學是愛的經濟學。經濟就是通過價值的創造、生產與實現，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人類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愛的需要;愛的需要是人類一切需要的靈魂與本質，人類其他方面的需要都是愛的需要的延伸、展開和實現。所以，如果說，需要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那么愛，就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如果說，價值而非價格是經濟的核心機制，那么愛就是最核心的價值。如果說，幸福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的目標，那么請不要忘了，只有以愛為核心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所謂經濟，就是愛的經濟;所謂經濟學，就是愛的經濟學;所謂幸福經濟學，就是愛的經濟學。愛你的愛人，愛你的家人，愛你的親戚朋友，愛你的敵人乃至仇人，就是你我他所需要的幸福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論，接近于對稱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原理。當他認為應該將工人分配到其最適合的工作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與實際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間的差距達到最小時，他在不自覺地運用到對稱經濟學原理;當他認為福利代表著收入、職業與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環境也是影響個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時，他是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到幸福經濟學原理。如果說，最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丁伯根真正接觸到幸福經濟學的邊緣，那么自詡“經濟學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藝術”、同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的貝克爾，當他用經濟學原理來分析家庭時，倒是開了幸福經濟學的倒車。因為，他用的經濟學不對頭，他不該用市場通行的價格經濟學來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車來擺渡。但他這樣做了，而且還自鳴得意：“我把較為昂貴的子女稱為‘高檔’子女”;在他看來，婚姻也要考慮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凈收益，個人的效用函數既包括本人的消費也包括伴侶的消費，充分的選擇和充足的信息會確保配偶組合達到帕累托最優均衡。貝克爾就是這樣，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來代替溫情脈脈的家庭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他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這是經濟學的悲哀!我很難想象，當兩個真正相愛而不顧一切結合在一起的人會有太多的功利考慮;如果經濟學這么不近人情，那這樣的經濟學還是不要為妙。

　　只有在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再生經濟學范式中，才能正確定位與理解幸福經濟的人的行為方式。人的需要有相對和絕對兩方面。絕對需要：飲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質、能量、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需要。相對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進行比較時由于不對稱引起的需要。

　　人滿足需要的手段有橫向和縱向兩方面。縱向：勞動和競爭。勞動是縱向滿足絕對需要，競爭是縱向滿足相對需要。橫向：掠奪和壓制。掠奪是橫向滿足絕對需要，壓制是橫向滿足相對需要。縱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推動社會的發展。橫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阻礙社會的發展。縱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推動社會發展的人是主體。橫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阻礙社會發展的人是負主體。滿足人的需要，可以通過縱向積極和橫向進取兩條基本渠道來進行。如果說，由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所決定，橫向進取可以通過掠奪和壓制兩種基本形式來進行，那么，同樣由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所決定，縱向進取也可以通過積極競爭這種基本形式來進行。競爭既可滿足人的相對需要(攀比)，又可滿足人的絕對需要(財富)。然而，競爭同掠奪和壓制都是相對立的，前者是人的主體性的表現，后者是人的負主體性。因此，它們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決定人的主體性的高低。

　　孔子(前551—前479)，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孔子說：“有錢有地位，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來，君子是不接受的;貧窮低賤，這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擺脫，君子是不擺脫的。君子一旦離開了仁道，還怎么成就好名聲呢?君子任何時候不離開仁道。”

　　掠奪 社會發展阻滯

　　相對 橫向 后果

　　壓制 負主體性

　　人的需要 滿足需要的途徑

　　勞動 促進社會發展

　　絕對 縱向 后果

　　競爭 正主體性

　　再生經濟與幸福經濟人的行為方式模型

　　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不是平行發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絕對性越占主導地位;反之，生產發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對性越占主導地位。與此相應，前者橫向進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奪，后者橫向進取的主要形式是壓制;前者縱向積極的主要形式是勞動，后者縱向積極的主要形式是競爭。競爭平等，就是機會平等、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的平等、勞動力按照價值進行等價交換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區別的關節點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正像壓制和掠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競爭和勞動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競爭只能通過勞動來進行，勞動以競爭為動力，二者互為手段互為目的，共同構成滿足人的相對絕對需要的手段。正好像勞動與掠奪相對而言，競爭也與壓制相對而言。相對來說，壓制比掠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掠奪只有損于掠奪者一人的主體性，而壓制造成的間接掠奪不但有損于壓制者一人的主體性，而且還損害了被壓制者的主體性。

　　在配置經濟學看來，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經濟人”，所謂利益最大化就是貨幣(價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經濟學看來，理性的“經濟人”必須按照主體性原則行事，利益最大化是價值最大化而不是價格(貨幣)最大化，因此要用競爭代替壓制、勞動代替掠奪。要把人的掠奪和壓制引導到勞動與競爭上來，就必須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體性塑造國民素質。再生經濟學范式中的“經濟人”與配置經濟學范式中的“經濟人”有本質的不同。市場經濟的規范性給“經濟人”的主體性定位，就是再生經濟學對“經濟人”的主體性要求。利己主義的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以及市場的完全競爭——人與人是狼的假設，都是微觀經濟時代的產物。特定的歷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經濟學出發點。到了經濟宏觀化時代，經濟人必須被擴展為道德人，人與人之間合作關系必定取代純粹的競爭關系;商場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傾軋，而是充滿了人情味的哥們情誼。這不是田園詩般的浪漫幻想，而是發達國家每日每時發生的管理實踐，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由企業家轉為慈善家的過程，典型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只是滯后的經濟學并未從理論上加以總結而已。市場經濟的規范性，就是通過對“經濟人”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實現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學范式的轉換，使經濟成為幸福的經濟、人成為幸福的人。

　　只有在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再生經濟學范式中，才能正確定位與理解幸福經濟學的“幸福—收入”范疇。所謂“幸福—收入”，就是“收入效益”，就是人的貨幣收入和生活質量提高綜合指數二者間的相關系數，或人的貨幣收入能給人的生活質量帶來實際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提高同公共品轉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提高對于老百姓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即使用經過多次修正、排除物價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數字提高”來說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廣大百姓。

　　“實際購買力”和“有效購買力”還有差距：后者還要考慮“有效商品量”這一參數。

　　“幸福—收入”和“有效購買力”二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只是一種有效收入，前者則不但包括有效收入，還包括有效支出：

　　購買力=商品量/貨幣量

　　手持貨幣量 * 商品量

　　實際購買力=

　　貨幣量

　　手持貨幣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購買力=

　　貨幣量

　　有效購買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無效商品*無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購買力*有效商品 無效支出=無效商品*無效交易

　　“幸福—收入”=收入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幸福—收入”模型

　　本應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項目，通過轉移支付由百姓來買單，對于百姓來講，就是無效支出。無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關系，因而同“幸福—收入”也成反比關系。對于貨幣經濟學來講，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對于幸福經濟學來講，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滿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數、和諧指數、安全指數。如果由于這些指數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質量，而且人們為了維持這些非收入效益而額外增加開支，因而增加人的無效支出，從而減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僅僅考察百姓物質收入，也必須放在幸福經濟學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中。幸福經濟學范式是對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的揚棄。

　　幸福指數(人們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滿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數，平等指數，和諧指數，安全指數，環境指數……)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數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數

　　平等指數

　　非收入效益 和諧指數

　　安全指數

　　環境指數

　　……

　　幸福指數模型

　　看來幸福指數是經濟學繞不過去的坎;對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如果也想貼近民眾，最好還是轉變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內塞進幸福經濟學基本范疇，只能削足適履、捉襟見肘、當眾獻丑。

　　需要不等于利益，利益也不等于金錢。經濟學認為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經濟人”都

　　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問題是，人的利益不僅僅是物質利益;利益最大化不僅僅是金錢最多化。人的利益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有可以計算的，也有不可以計量的。可以通過精確計算的人的利益，只占人的整體利益的極少一部分。把人的利益最大化作為研究出發點的經濟學不能歸結于數學。把人的利益最大化歸結于可以計量的金錢最多化,然后把經濟學歸結于可以精確計算的數學，是以偏概全。把經濟人看成是唯金是圖的理性人，是一種片面的抽象;把經濟人看成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才是具體的抽象。如果把個人和企業等經濟主體都看成所謂只有唯金是圖的“理性”特征的“經濟人”,很難理解企業文化與團隊精神在企業競爭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勢必造成經濟學同管理學、經濟現實的脫節。同時，一個人的身價也不等于身家，個人財富的增加不等于國民素質的提高。國民素質的提高其價值只能納入社會GDP的賬戶體系。但如果由此認為其同國民經濟增長無關，則是大錯特錯。從幸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幸福指數同人的個人金錢財富多少無關。因此，國民賬戶體系僅僅建立在價格經濟學的基礎上，是極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規范，而且做不到實證——這樣的國民賬戶體系難以準確反映經濟過程的客觀數量關系。以價值為尺度和以價格為尺度建立起來的國民核算體系，其要素與結構有本質不同。在前者看來，只有產生新價值的價格要素，才能納入國民核算體系;不能產生新價值的價格要素，不能納入國民核算體系。而目前通行的國民收入賬戶體系，只有價格核算而無價值核算;即使名義上是“價值核算”，實際也是價格核算。這是價格經濟學本身的理論缺陷在實務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這個漏洞會給經濟發展造成危害，如投機、重復建設、無效工程、浮夸虛報等等，使貨幣(價格)GDP演變成數字GDP。在價值經濟學看來，生產、流通、交換、分配雖然每個環節都生產價值，然而卻是完整的產品統一價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組成環節。因此只能以終端產品——可供消費(包括生產性消費與生活性消費)的產品的價值為國民收入統計的依據，否則必然造成重復計算，并助長投機行為。投機不管能否成為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但絕不能使投機交易行為人為造成的交易數字的增加，作為經濟總量增長的統計數據的來源因素。以生產力為標準，交易對GDP的貢獻，只能是促進生產的發展、最終產品的增加，而不是把過程當結果，把每次交易行為發生的金錢關系均納入國民核算體系。不能把貨幣流通次數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貨幣總量的增加，當作經濟總量的增加。貨幣總量不等于經濟總量，貨幣總量增加只是經濟總量增加的手段和過程，而不是目的和結果。價格經濟學的要害，就在于把貨幣總量等同于經濟總量;因此不惜用通貨膨脹的辦法來增加經濟總量。這樣的經濟總量不能和人的幸福等比發展是必然的。

　　綠色GNP

　　社會GNP

　　國民 決定

　　核算

　　體系 財富GNP

　　貨幣(價格GNP)

　　以價值為核心、以對稱為框架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體現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主體性原則，也為國家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這在價格經濟學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經濟計量與經濟統計原理。從國民核算體系的構成要素與關系，可以看出價格經濟學的荒謬。以價格經濟學范式編制的國民核算體系不僅會把許多無價值的“經濟”活動納入經濟總量統計，而且有許多不必要的重復計算，從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長，是“經濟增長”不能給人民生活水平帶來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財富GDP與貨幣GDP、社會GDP與貨幣GDP內涵、外延都不一樣。醫療和教育，只能屬于社會GDP而不能屬于貨幣GDP。如果把醫療和教育等不該產業化的也拿去產業化(狹義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長率提高，不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發展。

　　配置經濟學 再生經濟學

　　口袋經濟學 貨幣經濟學 解放生產力 幸福經濟學

　　價格經濟學 價值經濟學

　　經濟增長方式與幸福經濟學

　　幸福經濟是新的經濟學范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幸福經濟學范式，就是以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和價值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為理論出發點、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以對稱思維方式和整體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五度空間分析的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對稱性、具體性、全面性，是幸福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經濟學范式本質上就是價值經濟學范式。從所滲透的思維方式特征來看，幸福經濟學范式本質上也就是中國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范式被對稱的、系統的、五度空間理論模式的幸福經濟學范式或中國經濟學范式所代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價格經濟學”是同義語，都是口袋經濟學這一概念的花樣翻新。相應地，“再生經濟學”、“幸福經濟學”、“價值經濟學”是同義語，都是“解放生產力”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福利和人的滿足感也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效用總和的函數，而應把人與物的價值關系、社會倫理與道德觀念等價值判斷的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作為新范式的福利經濟學是幸福經濟學，同舊的經濟學的不同之所以是范式的不同，在于其內核——體系的核心和基礎的不同。在舊的經濟學中不是沒有價值，而是價值從屬于價格;不是沒有基本的價值判斷，而是基本的價值判斷淹沒在金錢功利主義的判斷之中。當傳統經濟學提出人力資本概念時，也已滲透了人的能力中心的思想;個人的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種事情的函數，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無本質不同。“概念”的內涵本來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功效”和“ 效用”之間如果只是前者含義更廣泛，我看沒有替代的太多必要。因此，要使新的福利經濟學成為真正的幸福經濟學，成為與舊的福利經濟學本質不同的新的福利經濟學;就應該使幸福經濟學成為新的經濟學范式;這個新的經濟學范式同舊的經濟學范式(包括它們的福利經濟學)在哲學基礎、方法、核心、整個體系都有本質的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是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機制，而不是用價值機制補充價格機制。

　　西方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其中的所謂的幸福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快樂經濟學在沒有改變經濟學的對象、內容、方法的基礎上，也只能是一種說教，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空想、一種對原有主流意識的補充。西方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分屬于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前者是政治經濟學，后者是人類經濟學、一般經濟學，它們的定義、定位、性質、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質的不同，總體上相互之間根本不能相容。但前者畢竟只是昔日黃花，不管歷史多悠久，離被淘汰已為期不遠。要把幸福確立為經濟學的目標，就必須對經濟學重新定義與定位。只有把主客體關系看成是基本的經濟關系，才能把人的全面發展看成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幸福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區別，而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質區別。愛因斯坦所說：“我們因某種思維方式而導致的那些重要問題，決不可能通過同樣的思維方式予以解決。”幸福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兩個本質不同的范式，想用政治經濟學范式來消化“幸福悖論”，解開“幸福—收入之謎”，在舊的范式框架內建立所謂的“幸福經濟模型”，只能徒勞無功。幸福經濟學體現了經濟學的主體性、規律性與科學性的對稱、理想與現實的對稱，只有這種對稱才能使經濟學成為真、善、美的統一。幸福經濟學的本質是對稱經濟學，“幸福—收入之謎”蘊含了以價格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范式被以價值為核心的對稱經濟學——中國經濟學范式代替的歷史必然性。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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