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的民族凝聚力。國民素質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信息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是強國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強國的軟件。沒有平等、正義、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沒有民族凝聚力與國際競爭力。民族凝聚力首先來源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來自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不是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不僅是理論體系、理論模型，還是實踐模式。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是社會的發展、生產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而非“經濟總量”與“GDP數量”的發展;發展的目標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人民幸福夢國家強國夢的實現，而非經濟總量最大、GDP增長速度最快、“人均GDP”提高。科學設計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體性展開的社會關系，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是民主與法制，通過民主化與法制化建設培育我國國民的主體性，增強我國的民族凝聚力;我國改革、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用社會公平公正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幸福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強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增長方式、建立經濟結構的最高指導思想。民族凝聚力其次來源于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定位將決定現代市場經濟的塑造;現代市場經濟的塑造也將決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定位與優劣取舍。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內核的不同定位、優劣取舍的不同解讀，源于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源于不同時期形成的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相對于人與人是狼的小商品經濟來講，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義利統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氣生財的經營方式，勤勞節簡的生活方式也許是先天劣勢;而相對于知識經濟、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來講，中華民族 “天人合一”中所蘊含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對于建立對稱經濟學與科學發展觀有著先天的優勢。對稱經濟學，是以平等為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價值機制為市場核心機制的理論依據，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經濟活力對稱發展的科學發展模式的理論依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天優勢之所以能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碰撞，產生出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并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哲學的、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創新，并帶動制度的、管理的、技術的、產業的創新。通過這些創新，可以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中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發優勢，不僅僅在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對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中的對稱思維方式大顯身手提供了平臺。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對稱思維方式，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催化劑，是中國科學發展、并用科學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先天優勢。民族文化的優越感將產生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將產生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還來源于國民主體性。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系統工程的切入點，是主體：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的手段的主體和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的目標的主體。改革開放發展，就是以主體為中心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運動過程。以人為中心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改革的主體與客體必須對稱。經濟體制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同生產關系的對稱，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應該由改革者來領導改革，才能使改革增強民族凝聚力。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的經濟主體性。所謂一國的經濟主體性，就是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手段、目標、途徑立足于國內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就是以國內市場為主要消費渠道、以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目標、以民族工業為主干、提高國內產業結構以本國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為主要推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一國的經濟主體性與對外開放性是相輔相成的;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性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是對稱的。經濟主體性首先來源于經濟學的主體性。能否做到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對稱，體現了經濟學范式的不同層次、發展的不同階段。小商品經濟是平面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立體的。知識經濟，是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落后的中國不但可以在哲學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經濟學、管理學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過首先在哲學、然后在經濟學、管理學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經濟上演奏第一提琴。經濟轉型為中國實現上述轉化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的基礎。認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開放發展中把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新的經濟學范式演變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的正確路徑。改革開放發展是對稱的系統工程，建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稱的系統工程。中國經濟學，就是立足中國本土、具備中國特色、同時又通過轉型和融合體現人類經濟整體走向的對稱經濟學，就是一元與多元相統一、通過多元體現一元的對稱經濟學。中國式經濟，就是立足中國本土、具備中國特色、同時又通過轉型和融合體現人類經濟整體走向的對稱經濟發展模式。“對稱經濟學”是“對稱管理學”的理論基礎與升華，“中國式管理”是“對稱管理學”的實踐基礎與應用。中國的對稱文化是對稱經濟與對稱管理的源頭，也是中國經濟學、中國管理學、中國管理模式能后來居上的文化底蘊。在對稱經濟學看來，一國的要素稟賦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要靠提升要素稟賦。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提升要素稟賦使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微觀體現。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要靠模式轉軌，模式轉軌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宏觀展開。資源稟賦是劣勢還是優勢，不僅著眼于某個資源本身，而且要著眼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一個國家的制度和組織程度、國民素質，可以決定低層次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程度。“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人格平等不僅體現在個人之間，而且體現在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的平等問題，在個人和國家的平等問題之間，起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可跨越的中間環節。和諧社會，不僅僅是人際和諧、國際和諧，而且是族際和諧;這種和諧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優勢互補、雙贏合作的基礎上。市場是立體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稟賦不同基礎上的國際貿易，不僅僅是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而且是通過貿易，實現國與國之間信息與知識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的過程，也是增強國家經濟主體性的過程。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后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于知識、制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后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貿易保護，以保護、提升民族工業。要素稟賦論、自由貿易論、經濟全球化理論，不應成為“比較優勢論”、“國際分工論”、“世界工廠論”、“出口導向型經濟”、“救美國也即救中國”、“中美國夫妻模式”的理論依據，而應成為“洗牌論”、創新推動型發展模式、建立國民創新體系的理論依據。通過國際貿易不是弱化而是強化我國自己的經濟主體性。只有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才會避免全球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貧富強弱增長方式發展模式的兩極分化，避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文化、經濟的殖民地，實現我國經濟在質、量和結構方面后來居上跨越發展。

　　我國的經濟主體應該包括大中華經濟圈。信息時代地球是一個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相互之間之間都是雞犬之聲相聞的鄰里關系。區域化也是一種全球化，經濟區域化在本土與全球之間起連接作用，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區域化中得以集中展現。當今世界上的各種經濟圈(經濟區)與共同體，都不具備大中華經濟圈這樣的由于對稱性、互補性、典型性而構成的完整系統性，因而大中華經濟圈建成為經濟體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完全可以把大中華經濟圈建設成統一的大中華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中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區域經濟體，并以此定位進行大中華經濟體的系統工程建設。在經濟全球化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機制、負“外部性”的輸出輸入行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過發展中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將轉變為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循環經濟系統，從而使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區域化中得以揚棄，使大中華經濟圈面積遼闊發展不平衡由劣勢轉變為優勢，使中華民族的先天化勢與后天優勢得以有機結合，從而使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實際上，大中華經濟圈具備經濟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發達地區(港、奧、臺、東部地區)與落后的西部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資源稟賦特點，中華民族的感情紐帶與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相聯結，實際上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關系的縮影。這本身就是一個優勢：用對稱經濟定位具有立體結構的大中華區域經濟，將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變劣勢為優勢，碰撞出原子核裂變級數的生產力。用對稱發展模式來整合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將擁有任何一個國家(如美日)和任何一個區域聯盟體(如歐盟，東盟)都不具備的“對稱型結構生產潛力”。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機遇。大中華經濟圈使中華民族的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得以有機結合，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區域優勢是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結構概念。全球化首先是層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間時間概念，空間時間概念也是層次概念的延伸，全球化的層次和空間時間是對稱的。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可以通過主體對客體、理論對實踐、對稱科學范式對區域發展模式的整合，使區域的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顯示出優勢。從本土化、區域化到國際化是中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個時間結構展開來的空間結構可以使中國經濟在本土化基礎上國際化、秉持主體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從而顯示出大中華經濟圈的結構優勢。區域經濟的時間結構優勢與空間結構優勢二者是統一的：中國的區域經濟優勢就是通過層次結構優勢展開為空間結構優勢與時間結構優勢，用層次結構優勢提升空間結構優勢與時間結構優勢。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必須制定國際化戰略，但國際化是從近到遠的過程，國際化競爭必須立足本土，國內優先，擴展區域，迂回進擊，避實就虛，搶占空白點，占領制高點，通過本土化、區域化再到國際化。從國內經濟體到區域經濟圈再到區域經濟共同體，是一個主體性從弱到強、系統性由低向高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區域經濟到全球經濟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過程的必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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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清：終結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話語權（三十一）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系。我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首先存在思維方式沖突問題。從西方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看來，由于轉基因能講清各個基因的來龍去脈，所以就是安全的。但從中國人的對稱思維、復雜系統論思維方式來看，要素的性質由系統決定，轉基因中各個基因分別來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轉基因產品整體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鈉作為防腐劑從單獨使用來看沒什么問題，但wc和苯甲酸鈉結合會產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質。蘇丹紅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為它的“基因”，而是因為它的分子化學結構。也許轉基因產品從短期經濟效益來看是由價值的，但從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效益來看其價值遠遠不如我國高產雜交水稻，而從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效益來看問題需要中國傳統的整體論思維方式而不是西方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中國和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維方式上的沖突。從西方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看來，只有實現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實現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西式憲政民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所以它們不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但從中國整體論思維方式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價格為核心機制，以效率為核心價值，以利潤為根本目標，主張完全競爭、弱肉強食、奉行叢林法則，經濟增長是以剝奪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其最終結果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價值為核心機制，以平等為核心價值，以人的幸福為根本目標，排除一切壟斷、投機、權貴和不正當競爭，發展以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其最終結果是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表面的平等掩蓋實質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只有以平等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要建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因此，從理論上來講，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市場經濟的標準模本。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實際上否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否認了市場化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承認了市場化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模本而被西方牽著改革的鼻子走。這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現。

　　我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除了思維方式與意識形態的對立，還存在著經濟全球化和民族主體性的沖突。“全球化”本來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使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縮小而不是擴大南北貧富差距、國內貧富差距，更有利于維護人權、民族主權。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盤西化。但現有的全球化實質是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借全球化來推行他們的新殖民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貧富差距與對立，以致出現了反“全球化”運動。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與法制必須對稱、全球化與主體性必須對稱的樸實反映。因此，現在風起云涌的反“全球化”運動本質上不是反對作為經濟發展趨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產生優化配置，國際貿易可以帶來世界經濟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是雙向同步過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試圖用經濟全球化消解中國經濟主體性，用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世界工廠論來單向定位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只會使中國經濟在變幻莫測的世界經濟波動中處于危險的境地。

　　據統計，我國因外匯儲備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占到央行新增貨幣供應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國被動增發人民幣基礎貨幣造成人民幣貶值國內通貨膨脹并由此喪失人民幣定價權，因喪失人民幣定價權而使中國成為美國的超級提款機與金融危機的轉嫁地、緩沖帶，根子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外匯占款對沖模式，而在出口導向、外資導向的發展模式;保衛人民幣貨幣主權的根本途徑不在金融領域，而在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只有改變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制造美國賺錢的“中美國夫妻關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幣貨幣主權。要掌握人民幣貨幣主權，經濟發展模式是本，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外匯占款對沖模式、人民幣是否國際化是末。我們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幣定價權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是否外流，關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夠隨著改革開放得到切實提高，關系到我國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關系到我國經濟是否安全，可以說人民幣定價權實際上就是我國主權、人民人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以人民幣定價權為紐帶，說明發展模式和國家主權、人民人權之間不可分離。外向(包括出口導向與外資導向)型經濟給我國帶來的經濟困局說明，現在已經到了應該把選擇發展模式提高到維護國家主權、人民人權的高度來定位;如果為了虛假的GDP增長、人均GDP提高而繼續盲目對外開放，自作多情地繼續維持和美國的“夫妻關系”，將使我國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國的政治附庸國與經濟殖民地，使美國越來越富、中國越來越窮，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喪失民族主體性，使我國的改革開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對不發達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關鍵在于不發達國家的主體性發展程度。象我們這樣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應該包括創新——創造——創業機制暢通靈活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產業結構完整的經濟體系、核心技術保密體系、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糧食危機防范體系、戰略物資儲備體系，以及為建立這樣的體系所必須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與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先天的比較優勢。要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中國經濟體，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來定位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價格機制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機制。民族與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既是價值的主體，也是價值機制的前提與組成部分，只有以價值機制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機制，才能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體性。以價格機制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機制的全球市場原教旨主義主流經濟學的要害，是打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化、用價格機制“優化”配置全球資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價格機制來吞掉國家與民族的經濟主體性，把貧富兩極分化從國內擴大到全球;在全球“價格”機制的基礎上，把西方“價值”觀念和霸權主義通過“顏色革命”推廣到全球，從而達到徹底否定我國社會主義的目的。

　　物極必反、兩極相逢，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在美國次貸危機中直接介入微觀經濟、用7000億美元救市的行為，是把政府降為微觀經濟主體，用全體納稅人的錢抱薪救火為投機分子買單，由此引起了美國人民一次次的反彈與示威，最終釀成占領華爾街事件。整個事件以美國政府的暴力鎮壓而告終。這只能說明投機者、金融寡頭已經綁架了美國國家，在自由資本主義基礎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成為投機者、金融寡頭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廣大美國普通百姓的對立面。以反傾銷為由，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一次次通過法案，要逼迫人民幣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縮水，達到變相賴賬的目的，甚至有美國國會議員公開宣稱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就是可以不還。美國以開金融峰會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為由，騙各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為波及全球的美國金融危機買單，試圖在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下用美國經濟綁架全球經濟。從美國次貸危機到后來的歐債危機，再到目前的美國政府的停擺危機，大量事實證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的金融危機是必然的、美國這樣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是必然的，那么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信用、國家信用的破產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準普爾此前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調降至AA+。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當地時間本周二曾宣布將美國AAA主權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近日也宣布將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從A降至A-。大公國際認為美國高度依賴借新還舊維持其償債能力的模式不斷增加聯邦政府債務償還能力的脆弱性，這種狀況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不會有實質性改變，因此將其評級下調。在近日鳳凰網組織的、有5萬多人參加的“您認為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債安全嗎?”網上投票中，有高達84%以上的人認為“不安全，有重大違約危險”。關鍵的是：不管美元國債能不能還，能不能還本付利保值，我們還有必要買嗎?我認為，從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們不應該拿中國的外匯儲備去買美元國債，而應該進口技術實物進行科學的城鎮化建設，促進國內產業結構提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不是沒錢，而是錢用錯了方向;中國不是供給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資金運用得當，戰略正確，無論是基本建設投資還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都有充分的資金保證。問題的關鍵，在于“以民為本”的口號有無落實到實處。應結合產業升級，在保護民族工業的前提下，增加進口，貶抑出口，把長期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轉變為生產力。重點放在新農村建設，以增加就業、增加供給、貶抑物價、促進內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美國政府頻發的信用危機宣告了我國出口導向、外資導向、外技導向、世界工廠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失敗，也宣告了我國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增長戰略的失敗。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舉國竭盡全力支持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儲備貨幣”，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多次通過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4)大量購買國債濫發美元使美元不斷貶值把危機造成的本國損失轉嫁給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國家、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萬億美元的“儲備貨幣”首當其沖不斷縮水卻無可奈何的困境;美國通過軍事外交圍堵我國，想通過軍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間接賴掉我國用美元“儲備貨幣”購買的1.3萬億美國國債造成的我國外交困境等等，都說明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進入死胡同。儲備貨幣實質是用自己的財富替外國人存款，而其價值卻由外國人來決定。這點美國人最聰明：通過向外國人借錢，把外國的財富流進自己腰包，然后用濫發的美元來償還;爾后再宣布美元貶值，最終是用一堆廢紙來換取國外的真金實銀，把那些象中國這樣出口依賴型、為貿易順差沾沾自喜的國家玩了一把。我們這些出口依賴型國家，為貿易順差、賺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國家的財富就這樣通過“順差”而大量地白白流進美國等發達國家。國內市場被掏空，與此同時國家為了對沖外匯儲備而不得不增發大量的基礎貨幣，這一少一多，物價哪有不上漲的道理?美元貶值、外匯儲備不能換回等值商品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實質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損失由中國人民來承擔。我國目前如果是產能過剩造成通貨膨脹，這時如果采取緊縮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馳，結果適得其反。提高貨幣效率、降低物價的根本途徑，不是減少貨幣供給，而是增加產品供給。減少貨幣供給，最直接的辦法是用4萬億外匯儲備回收人民幣;而增加產品供給，最快的途徑是用4萬億外匯儲備進口大量國內民生與基本建設的緊缺用品。路在腳下，錢在錢途。錢是禍還是福，在導不在堵。

　　改革開放，戰略是“道”，策略是“德”。“道”決定“德”，戰略決定策略。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還是GDP增長，是改革開放最大的戰略。不講姓社姓資“不爭論”，只講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其結果就是連什么是貓、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說知道老鼠在哪里。對于主流經濟學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產業化、產品出口化就是貓。為了抓住GDP這只老鼠，不惜效率優先、血汗工廠、掏空資源、兩極分化。這種貓抓老鼠的把戲最后演變成GDP外匯化，外匯美國國債化。外匯美國國債化的結果，就是應了中國人的老話：借錢樹敵。美國人為了賴掉巨額外債，拿出外債的一小部分增強自身軍力，拿出外債的一小部分收買代理人國家四面包圍中國，再拿出外債的一小部分收買國內買辦代理人做內奸，里應外合;而國內由于兩極分化、腐敗盛行而民心不穩，無法形成同仇敵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華民族再次處于資源喪失、領土丟失、民族分裂、人心思變的內憂外患之中。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證明：“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行不通。不講姓社姓資、“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本身就是一種戰略，然而卻是完全錯誤的戰略，是在“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等不要戰略表面現象掩蓋下的完全錯誤的戰略。

　　從幸福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的范式差異可以看出，幸福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之間的爭論不是所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爭論，而是民族主體的市場經濟與殖民的市場經濟的爭論。在新自由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市場是平面的，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任何民族主義都是民粹主義，兩極分化只要沒有達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優”。可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祖師爺美國可沒有按照他們徒子徒孫所領會的自己的理論去辦。他們的政府先是通過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買辦漢奸集團購買1.3萬億的美國國債，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幣升值，用這種辦法明目張膽地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他們自己限制對中國戰略物質、核心技術出口，另一方面卻逼迫中國廉價出口戰略物質，僅僅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歐美日聯合施壓。他們公然鼓吹“中美國”理論，用經過他們政府的種種操縱手法逐步貶值最后對于中國一文不值的美元廢紙來騙取全體中國人民為全體美國人民創造財富，用中國人民的兩極分化、血汗工廠換取美國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經濟學理論、市場立體化理論，而不是什么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對于美國政府的上述種種做法，中國的“精英”經濟學家沒有一個站出來指責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而對于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這個戰略優勢作貿易武器使用卻橫加指責，認為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這說明這些中國“精英”經濟學家是對別人自由主義，對自己“馬克思主義”。

　　希拉里.克林頓去年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說：“中國的官員和富人，基本都已經移民或準備移民，完全是為了逃避社會責任，對國家人民背叛的行為。” 意識形態和我們對立的美國政府首腦都說這幫人叛國，這幫人自己應該感到羞恥!但他們羞恥了嗎?NO!可以說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說明，對國家人民背叛得更徹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國外轉移財產，而是賣國靈魂，是中國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以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切入點，以經濟全球化為名扼殺中華民族主體性造成的民族主體意識的淡化。中國主流經濟學的要害與危害，是打著經濟全球化、文化無國界的幌子，妄圖通過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來摧垮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會主義也不過是西方的舶來品。這說明我們要在全球化中確立民族主體性，首先要確立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科學社會主義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選擇的結果，中國改革定位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也是中國現實選擇的必然，堅持經濟全球化中的民族主體性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題中應有之義。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凝鑄成的社會主義，就是以人為本、義利統一的社會主義。從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來看，科學社會主義對于中國不是舶來品，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模本，只有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特色”理解成國空民窮、衙空民窮、官富民窮的權貴資本主義，理解成道德淪喪、腐敗橫行、潛規則通行的原始積累資本主義，是在“中國特色”掩蓋下的修正主義。在中國，修正主義上臺必然水土不服，其結果必然是動亂和折騰。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提出，“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是既不走回頭路，也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邪路。這是我們黨執政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涵的注解。我國沒必要非要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陳世清：終結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話語權（三十二）

　　我們原則上不否認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與不可缺少的作用，也不否認按要素分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但資本分為投資性資本與投機性資本、再生性資本與配置型資本，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資本只能是投資性、再生性資本，而不容許投機性資本、配置型資本的存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之一。如果不管資本的性質是投資性資本還是投機性資本、再生性資本還是配置型資本，有奶便是媽、有錢就是娘，只要能賺錢就是好資本，那么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資本主義的要害不在“資本”在“主義”;我們要透過資本的現象，看不同資本后面“主義”的本質。如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本，我們歡迎;如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本，我們反對。因為我們要建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要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或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要一環的資本，而是反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主義”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市場化=私有化。把產權明確等同于私有制，否認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化=金錢化。把市場化定位為一切向錢看，否認除了錢以外的價值。市場化=產業化。把市場化定位為一切領域歸GDP。市場化=自由化。把市場化定位為無法無天、兩極分化、不按游戲規則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競爭。市場化改革，確立資本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和積極作用，不等于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廣大人民群眾和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許資本的投資再生功能還是也容許資本的投機配置功能，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分歧。資本的投機、配置功能，投機性資本、配置型資本的存在，是剝削的根源，是兩極分化的根源，是國空民窮的根源，也是把中國改革開放蛻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長方式，又是投機性資本、配置型資本大行其道，資本的投機、配置功能充分發揮的根源。這說明，科學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政治意識形態，也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制度，而且是發展模式;采用什么發展模式的問題，實質上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實質是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繼續深化改革的過程不是“政左經右”、經濟體制與增長方式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逐步接軌的過程。科學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長方式基礎上，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只能是與GDO增長方式本質不同的幸福經濟發展模式。幸福經濟發展模式就是用生產力發展代替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代替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投機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制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產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用主客體對稱的中國經濟學代替分不清對稱與均衡、對策與博弈、價值與價格、效益與效率、再生與配置、投資與投機的主客體對立的西方經濟學。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我們也常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夠給人民真正帶來幸福的科學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不是投機取巧巧取豪奪竭澤而漁敲膏吸髓催生兩極分化形成剝削階級制造官民對立貧富對立鼓吹GDP泡沫推動“非理性繁榮”的歪門邪道。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是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就蘊含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中，離開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講全面深化改革講改革紅利講科學社會主義理想只能使理想成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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