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的經濟學局面：麥卡錫主義、保守主義和現代主義，1945-1970年

　　戰后年代，有三股不同的力量影響著美國的經濟學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共的歇斯底里，它讓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整個一代美國激進和進步學者沉默無聲。 [36]另外，正在興起的保守的親商業、反政府的政治和社會氣候，對開明經濟學家的教學內容和他們編寫的教科書的內容產生了影響。最后一股力量是現代化運動，它讓各經濟系有意識地重新設計培養方案，以確保使用恰當的數學工具來向學生傳授最前沿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結果，戰后階段所有地方講授的都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敘述式的-制度主義的方法受到較少的強調，已近乎消失。

　　在1945年后反共的歇斯底里期間，很多州頒布了旨在根絕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者的法律，規定講授共產主義是非法的。具體來說，超過30個州要求公立大學的學者進行效忠宣誓;[32]那些無論出于什么理由(包括良心譴責在內)不宣誓的人，都會丟掉工作。整個美國大學的管理者和學者都遭到了麥卡錫主義大潮的襲擊(他們要么是自愿，要么是受慈善基金會、軍隊、中央情報局或者其他政府機構所迫，要么是二者兼有)，認為“過度的”學術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應將其限制在社會普遍接受的程度上。[33]結果，這就意味著共產黨員學者不適合當老師，從而就有足夠的理由不聘用、解聘、不終身聘用或者不予晉升：

　　……陰謀是共產黨公開使用的一種方法。沒有哪個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正當地宣稱，有權向這個國家的年輕人灌輸一種提倡暴力顛覆自由政府的哲學。這超出了學術自由的范圍。其次，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的準則所包含的責任，使得一個人沒有資格留在自由的學術機構，因為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紀律，受到思想控制的任何人在學術上都不是自由的。他的思維已經被共產主義教義所封閉。因此，他不適合成為任何學術機構的成員。[34]

　　(McGrath 1954a)

　　這種情況后來擴大到這樣一些學者，他們援引第十五修正案拒絕檢舉揭發，或者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擴大到共產黨的同情者;擴大到只不過是激進的、進步的或者與眾不同的學者，他們支持新政和新政式的經濟政策、政府管制、國民經濟計劃、人權、工會、消費者聯盟、全國律師協會，支持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1948年的總統競選，在赦免共產黨領導人的請愿書上簽名，或者是唯一神論者或同性戀者。[35]

　　[37]大學采取的這些行動可能是因為管理者與FBI積極合作，在很多情況下請求FBI去審查擬聘用的教授、準備終身聘用的教授和所有終身聘用的教師，提出聘用和解聘的意見。[36]教職員工也不反對(至少是沒有強烈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某些教職工就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和FBI的線人和合作者，有的人則是因為害怕遭到大學領導的報復。[37]學者們所屬的很多教授協會，要么與FBI合作，比如美國人類學學會和美國經濟學會(AEA)，要么對各大學的行動置若罔聞，比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38]于是，鮮有進步的、激進的或者共產主義的學者被美國大學聘用或續聘;[39]大學、學術機構和FBI共同保留了一份黑名單，確保了被一所大學解聘的激進分子不會被另一所大學聘用。[40]為了避免研究經費被收回或者為了逃避攻擊，避免被騷擾、被社會排斥，以及必然的解聘或解除終身教職，許多進步學者自動離開了學術界，到美國之外去謀得學術職位;[41]控制講課內容(比如不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者不講和平主義的、無神論的、不愛國的內容)，因為課堂受到學生和警察探子的監視;建議研究生撰寫安全的、傳統的博士論文，避免被答辯委員會成員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避免與學生團體談論社會主義;或者是至少通過向安全、傳統的領域調整研究和寫作而避免帶來麻煩。[42]還有的人因為巨大的壓力而心臟病發作或者酗酒，致使他們英年早逝;也有人試圖自殺，或者被狂熱的反共分子槍殺。[43]學院對反共歇斯底里總體上的(并非普遍的)默許和參與，使得整個一代激進和進步學者沉默無語，扼殺了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幾乎所有激進的、甚至是溫和的批評。[44]到 1960年，美國絕大多數大學校園充滿了沉默的教授，他們不讓學生擴大眼界，對種族歧視和他們國家的海外軍事行動緘默無言。對激進學者的攻擊最終的結束只是因為已無人可攻擊，雖然斯坦福大學繼續著對巴蘭長達十年的攻擊，直到他1964年去世前，一直在勸其離開;1965年，哈佛大學因山姆·鮑爾斯(Sam Bowles)拒絕宣誓效忠美國憲法而試圖解聘他;謝弗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尋找一個不需要效忠宣誓的州和機構謀職的行動受到限制;1968年，加州河濱大學拒絕聘用維克多·珀洛(Victor Perlo)，理由據稱與他是共產黨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無關。[45][38]效忠宣誓最后在1967年被宣布為違憲，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用麥卡倫-沃爾特法案來阻止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學家進入美國[46](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Matthews 1953; Lewis 1988;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Goodwin 1998; Donnelly 1985; Phillips 1989; Rutkoff and Scott 1986; Dowd 1997; Vatter 1999; Hollingsworth 2000; Dugger 1974; Klein 1980; Munk 1992; Struik 1993; Novick 1988; Zinn 1997; Keen 1999; Ohmann 1997; Nader 1997; Price 2004; Selcraig 1982; Warne 1993; Fariello 1995; Lydenberg 1977;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September 1957: 10; Sturgeon 2002; Jones 2002; Shaffer 2002, 2004; Weisskopf 2002; Horn 1999;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Sherman 2006;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面對反共歇斯底里的同時，非正統經濟學家還受到另外兩方面的指責。第一種指責來自這樣的觀點，即認為自由企業是知識進步的重要基礎，其含義是學校的經濟學家應該相信自由企業，并在教學中向他們的學生灌輸這種觀念。在商業團體(它們完全認同解聘激進和進步學者)的支持下，這種觀點被理解為反政府干預、反工會、反經濟計劃。于是，非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的、支持新政的經濟學家受到攻擊，他們講授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或者制度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理論是與勞工和農民對立的，提倡政府對經濟的某種形式的干預，支持勞工組織，批評大公司的組織、運行和手段。[47]首次大規模的攻擊出現在1948年，洛里·塔西斯(Lorie Tarshis)的入門教科書《經濟學原理》出版后，遭到了親商業團體的“麥卡錫主義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攻擊，因為書中提供了一種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觀念，展現了凱恩斯主義親政府的干預主義政策。一場“寫信運動”被發動起來，寫信給各學院，讓它們在經濟學課程中禁止使用這本教科書，讓斯坦福大學解聘塔西斯。這場運動成功地摧毀了這本書的市場。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出版的時候，也有一場類似但較不成功的運動;運動發起的原因類似，這本教科書有強烈的凱恩斯主義傾向，有可能被那些提倡政府干預經濟的人采用。[48]后面一次大規模攻擊1950年發生在伊利諾斯大學，以麥卡錫主義的態度對待歐洲人、開明派、宏觀經濟學和數學的保守經濟學家，攻擊系主任埃弗里特·黑根(Everett Hagen)。攻擊的理由是他們不喜歡他管理經濟系的方式，以及他們的學生正在成為年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攻擊也擴大到針對那些年輕的、新聘的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比如艾斯納、利奧尼德·赫維茨(Leonid Hurwicz)、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和弗蘭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們被當地新聞界貼上了“粉紅色”或者“紅色”的標簽。[49]1951 年，德克薩斯州的立法機關要求解聘艾爾斯，因為他對學生說，當前對待政府的敵意是由不加批評地接受自由企業意識形態所培養起來的，這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全無用處。[39]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攻擊開始減弱了，部分原因是大學的反對，并且維護它們的教授，雖然某些攻擊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 年代。[50]隨后，商業團體改變了它的策略，通過向系主任付錢，為學術活動提供經費，開始賄賂經濟系，讓其采納它的保守立場。[51]

　　非正統經濟學家面臨的第二方面的指責，是源自他們對那些廣受尊敬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不以為然或者反對。經濟學家們在美國戰時指令性經濟的背景下在戰爭期間所從事的工作，使他們和戰后的經濟學家奇怪地相信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的有效性，相信形式主義和數學話語是有用的。此外，在冷戰時期，整個新古典理論以及諸如線性規劃和博弈論這樣的特定領域，得到了華盛頓和各種基金會提供的巨額經費支持，因為它們有助于國防的“客觀”需要。因此，在戰后受到官方的肯定以及反共的環境下，各經濟系想要避免在理論上不強和疏于數學訓練的名聲，確保學生不會抱怨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確保其處于這個學科的理論前沿，或者至少是值得尊敬的。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聘用受過最前沿的新古典訓練的理論家的趨勢，各經濟系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明確地決定聘用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古典理論家，他們對待轉變經濟理論的方式的那種皈依的、反多元論的態度，傳授給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更具體地說，開設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中級理論課程，有時還開設數理經濟學預修課程;本科專業也需要開設數理經濟學課程;研究生的理論課程更加數學化;希望新進校的研究生有一定程度的數學準備;研究生被灌輸的是，一個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家要拋棄意識形態偏見，公正客觀，接受合乎邏輯的、有根據的結論。結果，各經濟系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化越來越少，新古典理論的風格、態度和研究越來越多，最終到了不存在或者不容忍替代性理論的程度(比如在芝加哥大學或者弗吉尼亞大學)。在諸如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伯克利大學和俄亥俄大學這樣的經濟系，最明顯的是在戰后初級階段還有相當多的制度主義者及其同情者，但到1970年就基本上沒有了。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后，AEA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以提高其成員的技術-數學能力，使他們能夠對軍事問題和專業的公共政策討論有所貢獻。 [40]各方面都認識到，需要在研究生的培養上有所改變，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技術訓練的支持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論的共同核心上。[52]在這些力量的作用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聘用、終身聘用、晉升和加薪的標準，漸漸變成一個人對新古典理論的技術-數學闡述有多熟悉，在論文中運用這種理論有多熟練，然后發表在主要的主流經濟學期刊上。[53]這種轉變的迅速發生意味著，在十年間，無論是主流經濟學家還是非正統經濟學家，只要趕不上(或者不去趕上)理論和技術的進步，不積極開展研究以及在主要期刊上發表論文，那么在經濟系里以及整個經濟學界，他們的收入、地位和聲望就會迅速下降(有時候在同事看來，他們根本就不是經濟學家了，因為他們是反理論的，他們的論文“一點圖表或者公式都沒有”)。結果，他們的教學領域漸漸被局限在理論之外，與體現在理論中的保守的市場意識形態不相容，比如經濟思想史、運輸、公用事業或者經濟計劃。非正統經濟學家還會有額外的遭遇，那就是甚至找不到工作。[54]

　　戰后時代的政治壓制與新古典經濟學家抑制性的支配地位相結合，結果就是確保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幾乎完全被清除，以及制度經濟學逐步趨向滅絕——布朗芬布倫納承認這一點(Bronfenbrenner 1964)，戴維斯也承認(Davis 1965)，費爾斯(Fels 1975)注意到，范德比爾特大學經濟系從1948年到1976年沒有聘用過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正如喬治·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樣：

　　千真萬確的是，一個相信勞動價值論的人不可能在一所美國主要大學當教授，盡管原因可能是教授們不相信這個人既誠實又聰明。

　　(Stigler 1959: 527)

　　于是，除了德克薩斯、馬里蘭、俄克拉何馬和猶他，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權機構和其他大多數博士授權機構，沒有哪一個會讓(或者想要讓)它們的學生受到馬克思主義、制度主義和其他非正統方法的影響，盡管到20世紀60年代末這種影響的確發生了(見表2-2和附錄A.6)。因此，戰前時期的新古典支配地位和反多元化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意味著1941-1970年培養的10784名博士中(見附錄A.3)，可能不到3%真正受到過非正統經濟學的影響。具體地說，20世紀60年代末到1874年，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權機構中，只有哥倫比亞、密歇根、耶魯和哈佛對非正統經濟學有重要的推動。

　　[41]1962-1974年，這些靠前的機構培養了5486名博士，占這一時期培養的經濟學博士總數的59%。因為排名靠前的機構的研究生多數繼續在這些機構任教，少數去了次一級的機構，所以盡管發生了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動蕩，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確保了在此后的30年中，全美超過80%的博士授權機構所傳授的幾乎完全是新古典理論。[42](Fones-Wolf 1994; Schrecker 1986; Donnelly 1985; Goodwin 1998; Backnouse 1998; Phillips 1989; Sandilands 2001; Root 1956; Iversen 1959; Samuelson 1998; Colander and Landreth 1998; Selcraig 1982; Solberg and Tomilson 1997; Barber 1997a, 1997b; Modigliani 2001;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Rutherford 2000b; Stigler 1959; Stern 1963; Brazer 1982; Sass 1982; Cross 1967;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Adelman 1990; Bowen 1953; Blaug 1999; Bernstein 1990, 1995, 1999, 2001; Lampman 1993; Lowen 1997; Bronfenbrenner 1993; Jones 2002; Shaffer 2004; Schmid 2004; Kaufman 2004; Dowd 2002; Samuels 2002; Weintraub 2002; Snavely 1967; Jensen 2001; McCumber 2001; Krueger et al. 1991; Hansen 1991; Kasper, et al. 1991)。

[41]表2-2 有博士授權和博士生的美國主要經濟系，1962-1974年

　　資料來源：Keniston 1959: 129; Cartter 1966: 34; Roose and Anderson 1970: 58; Harmon and Soldz 1963: 74-84; Harmon 1978: 112-113;以及附錄A.2。

——摘自《世紀美國經濟學的競爭局面與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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