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局面與異端理論，1900-1940年

　　新古典價格理論到1910年的時候處于支配地位，并不意味著經濟學的局面是非競爭的。從1900年到1940年(及其后)，在農民、工人、移民、季節工人、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中間，流傳著大量的通俗短文、小冊子、報紙和書籍，在他們可以理解的范圍內涉及到或者直接討論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和喬治主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此外，到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普及本的《資本論》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其他著作與《進步與貧困》到處可見，廣為購買和研讀。最后，作為對教授們的漠視甚至是敵對的反應，大學和學院的學生組織了俱樂部研究社會主義和包括單一稅在內的社會改革。為了更嚴謹、更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在大學和學院之外建立了一些學校、研究所和工人學院。這些非傳統性的教育平臺的資助者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它們想要教育它們的黨員和預備黨員、工會會員、工會尚不成熟的商店和工廠的工人、工人階級組織的成員以及那些同情社會主義的人。[15][30]在所有地方，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傳授，而傳授的方式是要表明，它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或者新古典的價格理論的一種替代。[16]喬治主義者也建立了學校，對追隨者和其他人開展單一稅經濟學的教育。[17]學校開設的基本課程是以喬治的《進步與貧困》、《政治經濟學科學》(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作品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在所有這些學校和學院所講授的理論的復雜程度各不相同，主要是因為學生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因為許多教師是自學的、兼職的志愿者。但關鍵一點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新古典理論受到了競爭，盡管這種競爭很遙遠，大多數新古典理論家并不把它放在眼里(Kornbluh 1988; Graham 1990; Teitelbaum 1993; Cornell 1976; Sinclair 1923; Lipset 1975; Hellman 1987; Cohen 1990; Gettleman 1993; Horn 1979)。

　　與這個階段經濟學的地下競爭局面相伴隨的，是在大學校園內外對社會主義和其他激進主義以及進步主義的限制和不容忍的消長。在1917年前，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進步學者面臨諸多困難。如果他們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或者參與進步運動，就會被貼上無政府主義者、激進派或者社會主義者的標簽，就會得不到聘用、被解聘，或者像亞當斯和伊利那樣，被迫修正他們的觀點，會受到威脅，教學內容和課外的言論都會受到控制，會因為保守的學生的毀謗而延遲晉升。[18]這個階段出現的學術自由這個概念并不是不受約束的學術交鋒和討論的自由，而是受到管理和約束的自由：只要不嚴重背離當前的道德和政治價值觀，學者就有學術自由。一名經濟學家只要不支持社會主義、不講授喬治主義或者不嚴厲批評現存秩序，他就有完全的學術自由。

　　此外，大學領導對學生施壓，讓他們不要成立社會主義俱樂部，只能成立社會改革或者社會科學俱樂部;不允許俱樂部邀請社會主義者或者其他激進派到校園集會上演講。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爆發后，受到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充分鼓勵和支持的這種約束和不容忍急劇增加。反戰的、激進的、不愛國的、思想不傳統的教授(他們可能也對紳士間談話的日常禮儀不以為然)被解聘，或者不會得到重新聘任，因為不能允許他們通過質疑現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傳統，影響學生和這個國家的學術生活;學生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改革/社會科學俱樂部受到攻擊，口頭施壓，被取締，或者難以為繼，以至于到1922年，美國大學中的俱樂部所剩無幾(現在叫做自由俱樂部，隸屬于1921年成立的校際自由聯盟);同時言論激進者被阻止到大學演講;現實地描述經濟條件、或者邀請激進者到校演講的學生受到處分或者開除;如果俱樂部邀請了不受歡迎的人到校演講，比如進步經濟學家羅伯特·鄧恩(Robert Dunn)發表了關于蘇聯饑荒的演講，資助俱樂部活動的教師就會被解聘。[19][31] 另外，在1919-1920年的紅色恐慌(Red Scare)期間，像巴納德(Barnard)、威爾斯利、拉德克利夫、芝加哥、耶魯、瓦薩(Vassar)和史密斯(Smith)這樣的大學和學院，被指責是布爾什維克思想和激進組織的溫床，因為它們要求學生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羅斯、康芒斯、約翰·杜威這些著名學者被誣蔑為頭等赤色分子，其他人則因其政治信念和著作而遭到來自他們所屬機構的指責，因為他們同意在社會主義政黨的集會上發表演講，或者同情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甚或無黨派聯盟的思想和綱領;理事和校長與商業團體合作，在他們的大學和學院建立起間諜體系，鑒別出激進的、反美的教授和學生，將其解聘和開除;發起了一場審查破壞忠誠的經濟學教科書的運動。最后，那些質疑有勢力的商業集團(或者被它們所質疑)的利益的教授和教師受到騷擾，被停職，被解聘或者被迫辭職;有太多進步人士的經濟系(比如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被改組，代之以保守的商學院;企業威脅不再向容納持激進經濟觀點的教師的大學提供捐贈。[20]1924 年之后的美國大學是政治無涉的，開明學者(至少是那些被留下的)被嚇得不敢出聲，害怕談論馬克思或者其他激進派，學生成為共和黨的忠誠擁護者、物質主義者，上大學被視為在公司世界找到一份工作的第一步。在經濟學中，經濟系不再開設有關社會主義的課程，選擇了較安全的經濟理論來講授，在社會問題的課程中控制內容，不違背當時所接受的社會-政治價值觀(或者只接受講簡單的英語的自由討論，激進的討論則不接受);相比之下，那些由商業團體支付薪水的教授所開設的贊美資本主義優點的課程則全無異議。

　　隨著大蕭條的來臨以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使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種政治無涉的學術景象慢慢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生和教授逐漸對新政的經濟調控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發生了興趣，逐漸以某種方式與共產黨以及其他左翼和進步組織發生了聯系。學生在校外舉行和平集會，成立俱樂部討論圍繞著新政和其他美國社會病灶的所有觀點和問題以及國際問題。[32]他們邀請校外人士來發表演講，內容涉及失業、哈蘭郡(Harlan County)煤礦罷工、共產黨的綱領、蘇聯的藝術和其他主題。但是，校長和系主任利用賦予他們的代替父母的權力(實際上，法律賦予了大學和學院領導對學生近乎絕對的權力)，通過禁止有爭議的人物到校演講，通過停學、開除(或其他威脅)，壓制學生的政治活動以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和進步的俱樂部。[21]此外，反激進的、保守的理事、校長和系主任暗中監視他們的學生，搜集有關其政治關系、活動和思想的信息。然后他們把這些信息轉給聯邦調查局(FBI);到 1941年，FBI已經有了好幾萬美國大學生的檔案材料。再者，許多學院領導和教授相信，在學校里開展政治活動或者參加共產黨的教師是不正派的、不專業的，這些講師和教授就被解聘或者不予聘用。[22]最后，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的調查、FBI對教授的監視、忠誠宣誓、政府在州立學院和大學對共產主義者的調查這些形式的外部政治和商業壓力，導致了解聘“共產主義者”教授，要求解聘某些進步教授以及普通民眾的抱怨，在校園里產生了一種更加保守、更加不寬容的氛圍。[23]因此，到1940年，與1910年相比，可以認為美國學術界和整個美國社會已經變得更加不能容忍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激進的思想以及擁護這些思想的人。[24]美國大學教授協會與美國社會較少的寬容是步調一致的，它宣稱只有當一個教授在其作品和公開談話中加以適當的限制的時候，他/她才能主張保護學術自由，這里的 “適當”被隱含地限定為不擾亂現狀，否則他/她是否適合保留目前的學術職位就會遭到嚴重的懷疑(Horn 1979; Trachtenberg 1920; De Leon and Fine 1927; Beale 1936; McMahon 1989; Fine 1930; Gruber 1975; Tap 1992; Beauregard 1988; Barrow 1990; Sinclair 1923; Saltmarsh 1991; Mathews 1973; Dugger 1974; Foster 1967; Peach 1966; Ross 1991; Solomon 1980; Goldman 1944; Sass 1982; Cheyney 1940; Coolidge 1921; Murray 1955; Lydenberg 1977; Mallach 1970; Lipse 1975; Allen 1986; Leberstein 1993; Vatter 1999; Mason 1982; Phillips 1989; Cross 1967; Dowd 1994; Hall 1989; Lowen 1997; Sturgeon 1986; Keen 1999; Bernstein 2001; Rudy 1996; Earnest 1953; Mitgang 198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AAUP 1941)。

——摘自《世紀美國經濟學的競爭局面與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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