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主流經濟學”的本質與本質特征

　　“財富悖論”的根源在于主流經濟學的范式;解決這個悖論的根本途徑，是改變主流經濟學范式，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機制。

　　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就是在中國經濟學界擁有領導權與話語霸權、對中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指導、主導和主要影響作用的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前，指“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以后，指整體移植西方經濟理論、影響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經濟學。由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統天下，無所謂主流支流之分，所以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狹義上指后者。

　　改革開放以前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源頭是《資本論》，《資本論》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源頭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在西方也曾經“主流”過一陣，但從未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性惡論、私有化、個人主義、貨幣主義、金錢至上、配置(而非再生)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理論、腐敗合理論、反對政府宏觀調控。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資本論》、傳統社會主義主流經濟學的共同點，是認為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前者認為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后者認為搞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市場經濟。實際上，真正的市場經濟，只能是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對稱的。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現象解釋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導中國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而且正是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產生自身的發展甚至生存危機，這些危機是對這些經濟學合法性的挑戰，也即這些經濟學合法性危機。只有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方法論，才能完整把握經濟時間、經濟空間、經濟層次的相互轉化，才能與時俱進，自覺把握與推進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它們的思維方式只能是線性的、直觀的，因而一葉障目，不可能辯證地把握中國改革歷史走向。在新的與知識經濟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面前，它們只能自形羞慚，退出歷史舞臺。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主流經濟學家的“主流經濟”觀有兩層含義：經濟發展的主流與經濟學的主流。前者他們把西方走過的道路看成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后者他們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是人類經濟學的主流。而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把支流匯入主流;在此過程中，應該由他們起引導、領導、主導作用。這就是問題的要害，也是他們要達到的目的。他們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的。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共同特征：1.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予;2.私有化;3.唯科學主義、唯實證主義、唯客體主義，鼓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吹帶血GDP、貨幣GDP。主流經濟學是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分裂。一方面，他們強調人本主義、個人主義，另一方方面他們又強調金錢至上，貨幣主義;4.腐敗有益論，通脹合理論，投機有用論;5.世界工廠論;6.擅長數學模型;7.不但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定位為非主流，而且拒斥新經濟帶來的經濟學科學范式的轉移，把西方經濟學奉為金科玉律;8.否認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必將帶來經濟的重新洗牌與歷史發展的螺旋式，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后塵，是走西方曾經走過的老路，發展觀是直線的、線性的。

　　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GDP帶血是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必然代價。中國“主流經濟學”脫離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都是抽象的、片面的、空洞的理論。

　　科學真理是多樣性、多元性與一元性的統一。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好象通向羅馬的道路雖有千萬條，羅馬只有一個。作為社會主義，只有同一的模式，而不能有不同的模式。通過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來研究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研究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建立一般的經濟學。在這里研究的方法、結論、模式都是一般和特殊、個別的統一。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全面吸取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股份制，民主制與法制等等，而不是公有制，更不是僅僅國有制，或根據掌權后的意志和既得利益來各取所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以后的非主流經濟學，也只不過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主流經濟學的回光返照;除了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經濟學給改革開放帶來的失誤進行抨擊、主張走回頭路以外，并無新意。

　　對改革出現的問題，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是人為失誤，一種認為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兩種方案：一種是走回頭路，一種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中解決。兩種“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共同特點，都是走回頭路。一個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走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老路，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一個是以反私有制、反兩極分化為名，要回到計劃體制。兩者都同樣秉持線性思維觀下的線性發展觀，都不能真正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從邏輯和現實兩方面來看，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中解決。

　　改革開放以后的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以金錢為代表的物質財富的增加;在這樣的“經濟學”的引導下，不是使財富成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為財富的手段;不是使經濟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從而使財富增長與經濟發展越快，人越成為財富與經濟的奴隸。所以，“財富悖論”的根源在于主流經濟學的范式;解決這個悖論的根本途徑，是改變主流經濟學范式，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可以把顛倒了的人和財富的關系再顛倒過來;使財富的增長、經濟的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

　　要把幸福確立為經濟學的目標，就必須對經濟學重新定義與定位。只有把主客體關系看成是基本的經濟關系，才能把人的全面發展看成是經濟發展的目標。

　　對稱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區別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區別，而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質區別。

　　在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的關系的前提下，二者互為因果、互為前提、互相促進。所以，經濟學只研究經濟發展、不研究人的全面發展是不行的。只研究經濟發展、不研究人的全面發展，是主流經濟學的模型不具備解釋力的根本原因。

　　對稱經濟學范式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把后者顛倒了的主客體關系再顛倒過來，實現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以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統一。這既是邏輯的要求，也是歷史的要求，因而體現了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中國“主流經濟學”唯科學主義造成的時空錯位

　　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雙向同步過程。唯科學的主流經濟學陷于時空錯位。

　　“主流經濟學”唯科學主義的要害：時空錯位——用近代定位當代，用西方統馭東方，用客體吞并主體，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學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已經打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兩大旗幟。按唯科學主義者的說法，民主也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幟就可以了，何必要打兩面旗幟呢?打兩面旗幟，簡直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他們不理解社會發展的辯證法，也不懂歷史發展的螺旋式。他們不懂歷史。他們不懂中國的過去，不懂中國的現在，更不懂中國的未來。他們否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傳統優勢轉化為后發優勢使中國后來居上。

　　在西方已經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卻主張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要步西方近代史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階段，再經歷一次血和淚的洗禮;他們認為，中國要重演近代史，要重頭再來，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要成為西方資本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廠。他們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臉。他們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謂“合法性危機”，從思維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學到宗教到歷史到文學到中醫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來代替“非法”的過程中全盤西化，在全盤西化過程中，他們在各個領域取而代之，取得領導權與話語霸權。

　　兩種主流經濟學家都是走回頭路的共同特點，使他們都同樣陷于時空錯位。必須給唯科學主義造成“時空錯位”的主流經濟學以迎頭痛擊。

　　經濟學是否科學，應由實踐來證明，而市場檢驗本身就是實踐檢驗的有機組成部分。市場檢驗的前提是市場必須健全，健全的市場包括自由競爭與保護自由競爭的法制。

　　實踐證明：隱藏在主流經濟學家話語霸權后面的“科學觀”就是線性觀，他們的“經濟發展觀”就是線性發展觀。在他們那里，腐敗之所以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中國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廠，大量國有資產之所以可以容許流入少數人的腰包，是因為這是科學，是規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優的需要，是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補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在他們看來，如果人是理性的，就應該是完全利己的;唯利是圖金錢至上，應該是人的本性，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誠信，通通都是偽科學，都是非理性的產物。他們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狼道;講科學就不能講道德，講道德就不配來經商。唯科學主義主流經濟學使金錢至上、道德淪喪、官場腐敗、世風日下，是西方和平演變中國深層次的理論基礎;雖然兵不血刃、潤物無聲，然而暗流洶涌、潛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蝕我們民族的機體，危害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安全。他們打著科學的旗幟，通過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否定中國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為人類文化的正統與主流，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正統與主流，把中國文化貶低為迷信，磨滅中國人民的創造性，磨掉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使中國人民唯西方資本的馬首是瞻，使中國成為西方的經濟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國建立和諧經濟、和諧社會的思想大敵。

　　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性相輔相成。愛國熱情是民族主體性的基礎。以經濟全球化為名扼殺人的愛國熱情、抹剎民族主體性，只能使自己國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論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而主流經濟學家就是這種殖民主義者和殖民主義鼓吹者。主流經濟學家的“唯經濟觀”已經到了對愛國熱情也要算經濟賬的份上;在他們看來，算經濟賬的“愛國熱情”是理性的，否則是不理性的。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良心值多少錢”?愛國熱情值多少錢?

　　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雙向同步過程。唯科學主義主流經濟學的要害與危害，是打著經濟全球化、科學無國界的幌子，用前者來吞掉后者，妄圖摧垮民族的主體性。如果說，近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搶占地盤，現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經濟侵略，那么當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文化統治。主流經濟學家、西方資本在中國的代言人打著科學的旗幟、反偽科學的幌子，代表西方先對中國進行文化殖民，然后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最后對中國進行政治殖民，妄圖使中國成為西方文化、政治、經濟的傀儡。在此過程中，他們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水漲船高，“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逐步取得在中國各學科領域的話語霸權，并最終實現他們更大的野心。從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打著經濟學科學化的旗號，照搬西方數理經濟學、價格經濟學理論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危害可以看出，唯科學比偽科學危害更大;前者是全局性的、深層次的，后者是局部的、表層的。偽科學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算術級數的，唯科學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幾何級數的。對數學方法頂禮膜拜的主流經濟學家應該知道算術級數和幾何級數的區別。主流經濟學唯科學主義的貨幣主義、價格拜物教的核心觀點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滲透、危害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細致觀察。

　　中國“主流經濟學”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造成理論與實踐脫節

　　還原論思維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觀經濟微觀化，把完整的經濟系統搞得支離破碎，肆意夸大某個要素、關系的地位和作用，從而作出錯誤的結論。

　　“主流經濟學”還原論思維方式的要害：宏觀經濟微觀化。他們所鼓吹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私有化(產權萬能)、經濟人、世界工廠論、腐敗合理論、通脹有益論、價格萬能論、金錢GDP等，都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具體表現。

　　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不僅僅是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從結構上看，市場除了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以外，還有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物質經濟與精神經濟、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關系;在性質上，還有財富與幸福的關系;在空間上，還有企業、產業、區域經濟同全球經濟的關系;在時間上，還有配置與再生、生產周期與循環經濟的關系。這說明：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經濟系統，才能給經濟系統中每一個要素與關系以合理定位，包括就業與物價的關系。

　　而還原論思維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觀經濟微觀化，把完整的經濟系統搞得支離破碎，肆意夸大某個要素、關系的地位和作用，從而作出錯誤的結論。

　　“主流經濟學”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就是這樣的理論。就業工資發多了，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增加了，物價就上漲了。似乎這些增加了就業的人口都是吃干飯的。如果按這樣的邏輯，每個人都回家抱孩子、喝西北風，物價就可以下降。實際上，只有“隱性失業”——表面就業實際上拿錢不干事，這樣的就業率提高才會造成通貨膨脹。否則增加就業意味著擴大生產，擴大生產意味著增加供給、提高貨幣效率，怎么會造成物價上漲呢?如果增發的工資不足以抵消增加的財富，那這個生產率也太低了，那這樣的就業同隱性失業無本質不同。那么問題的癥結不在增加就業而在于失業形態——隱性失業;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降低就業率而在提高生產率，在于把配置型經濟轉變為再生型經濟。

　　市場經濟是主體經濟，也是立體經濟。如果說，過去的計劃經濟是從宏觀調控方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那么現在的“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則是在中觀產業層面，“產權核心論”、“經濟人”理論則是在微觀企業層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

　　市場主體化、立體化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統一的基礎，也是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的基礎。只有對市場的立體的思維，各種對立才會揚棄、分歧才會趨同，各種意識形態才會被統一到科學的發展觀中，成為一元與多元相統一的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人的利益也是立體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人”理論認為，理性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有利己的動機。然而人的利益有眼前的、長遠的，膚淺的、深層的，局部的、全局的。真正理性的人，應該更多看到長遠的、深層的、全局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眼前、局部、膚淺的利益。

　　因此，“經濟人”與“道德人”并非對立，“理性人”并非都是自私的。問題的關鍵，與主流經濟學宏觀經濟微觀化相應，他們把人的利益也微觀化，似乎每一個理性的人都只看到眼前的、膚淺的、局部的利益，只知道一時一事的成本收益核算。他們的經濟人只是斤斤計較、功于心計、精于算計的葛朗臺。這是小商品經濟時期的“經濟人”的寫照與放大;以這樣的“經濟人”為出發點，也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產物。

　　“主流經濟學”宣稱的“用經濟學解釋一切”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實際上是微觀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還原論思維方式的“帝國主義”，是把人還原為經濟人、把經濟人還原為自私的人的“帝國主義”，是把社會歸結于貨幣、把貨幣歸結于價格、把價格歸結于交易、把交易歸結于產權的“帝國主義”，是把社會產業化、產業市場化、市場金錢化、一切向錢看的“帝國主義”，是把經濟學庸俗化的“帝國主義”。

　　地震這一突發事件，以極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像地震這樣大的自然災害，只能通過政府力量才能救災與組織災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復生產。這說明：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分離只是歷史的產物。地震中表現出來的大量自發的臨危不懼、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跡，社會各個階層紛紛解囊向災區提供捐款捐物各種贊助的普遍現象也宣告了主流經濟學“經濟人”、“理性人”理論的破產。

　　中國“主流經濟學”造成經濟活動的規律性與規范性的對立

　　經濟行為的規范性就在經濟活動的規律性之中，經濟活動的規律性就在經濟行為的規范性之中。離開經濟學的規范性尋找經濟學的科學性，本身既不規范也不科學。

　　“主流經濟學”唯理性主義的要害：用經濟學的實證性否定規范性，用經濟人的經濟利益否認道德價值。但“主流經濟學”的“實證經濟學”既不規范也不實證。

　　“主流經濟學”的金錢至上論既不規范也不實證。

　　什么是主流經濟學的唯理性主義?司機撞倒了人，如果車下救人，賠償數額大于把人壓死，是非理性、非科學的;如果索性二次碾壓把人壓死，其賠償數額小于僅僅把人壓傷，因而是理性的、科學的。這就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理性人、“經濟人”的基本觀點。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主流經濟學家卻鼓吹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要步入人家資本原始積累的血和淚的歷史階段，成為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廠。靠人民幣幣值低估來傾銷以換取美元，是以降低勞動者的工資為前提、以降低質量為前提、以降低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為前提。把換取的美元又借給美國投機、投資、救市，是以降低本國發展速度為前提。

　　人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幸福，而人幸福與否不完全由金錢來決定;價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貨幣、靠由貨幣反映的GDP總值來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來“量化”。《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的共同點，是把價值絕對化了;前者把價值絕對化為抽象勞動，后者把價值絕對化為貨幣，因而二者都脫離了經濟活動的實際和價值本身的屬性。金錢至上、價格核心是經濟規律論與經濟主體論對立的根源，《資本論》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對象、性質、內容、方法、階級性方面的政治經濟學性質是使經濟規律性與經濟主體性、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不能兼容的根本原因。

　　“主流經濟學”的產權中心論既不規范也不實證。

　　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產權明確，而不是私有制。私有制也有產權模糊的，公有制也可以做到產權明確。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要害，是把產權明確同私有制混為一談，把二者劃等號。《資本論》和科斯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都是把產權明確等同于私有制，產權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過否定私有制而走向產權模糊，后者通過強調產權明確而走向私有制。

　　“主流經濟學”的“效率優先論”既不規范也不實證。

　　把效率說成是實證的、科學的，把公平說成是規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謬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資本論》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二者都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既無公平，又無效率。前者過分強調自由而否認了政府的作用，后者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否認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對立起來，因而也都不能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馬克思反對剝削是實行平均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上是不要公平;二者都沒有真正實現公平。沒有效益，沒有真正的效率。沒有效率，也沒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強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義不是真正的效益。最優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資本主義講效率不講效益，傳統社會主義講效益不講效率，轉型、改革是二者的揚棄，使二者各自揚長避短，從而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效率與公平的內在一致性，說明科學與價值、實證與規范、規律與人道是合二而一的。

　　“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理論既不規范也不實證。

　　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的共同點，是把私有觀念同個人主義、私有制混為一談，前者通過否定后者來否定前者，后者通過肯定前者來肯定后者。

　　善的本能也是一種本能;在這種本能的沖動下，為了伸張正義，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種需要;滿足這種需要也是一種利益。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人”，認為理性的、正常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有利已的目的，實際上是一種“性惡論”。

　　因此，“經濟人”的一部分是性善者與性善論者，一部分是性惡者與性惡論者。一半以上的人、人的一半以上的行為，是利人(包括利人利已，利人不利已)的。這些人、這些行為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都是正常的。主流經濟學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性惡論”來剖析人性和人的一切行為，認為“經濟人”要么都有利已的目的，要么是不正常、非理性的人。如果把經濟人理論建立在人的多層次本質的基礎上，全面地把握人的行為后面的動機，那么這個理論就是科學的;也就是說，人的本質、本性、動因、動機、目的是對稱的，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把人的本質抽象化，勢必以偏概全、脫離現實。

　　“經濟人”的經濟行為的規范性就在經濟活動的規律性之中，經濟活動的規律性就在經濟行為的規范性之中。同樣，經濟學的規范性就在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中，經濟學的科學性就在經濟學的規范性之中。主流經濟學妄圖離開經濟行為的規范性尋找經濟活動的規律性，離開經濟學的規范性尋找經濟學的科學性，本身既不規范也不科學。主體性與科學性離開了對方，其自身也不能成立。思維規律與客觀規律的相互建構原理、相互建構的基礎與紐帶說明：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它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怎么樣、應該怎么樣”與“是什么”是內在一致的。在經濟學領域，主體性與科學性是基本對稱關系，價值關系是這一對稱關系的紐帶與橋梁。而通常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就是這種對稱關系的不對稱展開。揚棄它們，使之對稱，是建構對稱經濟學體系的必經途徑。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