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五個。”并提出了評判他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的標準：看他的論文是否發表在有影響的經濟學期刊上，他的論文被其他經濟學家引用的情況。他指出，世界上有影響的經濟學期刊有160種，得到經濟學術界尊重的有60多種，而被經濟學術界推崇的只有20種。我相信丁學良先生在這“被學術界推崇的”“20種”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為這樣，丁先生在這里提出這個“標準”有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樣學術背景、處于同一經濟學范式、但又進不了他的“20種俱樂部”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同行可以說是恰到好處，足以使他們啞巴吃黃連啞口無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規，誰叫你和丁先生師出同門，是同行同門加同派?這門派的老規矩，你又不是不懂!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從科學學的角度來看，是刊物因為論文有影響力，而不是論文因為刊物有影響力;論文的影響力根源于它的原創性、先進性和實踐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創理論(不是僅僅標新立異的“理論”)被社會接受有一個過程，被同行引用情況不能同步準確反映這個過程。可以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人類學說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而包括丁學良先生在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迄今不承認《資本論》的影響力，更不承認《資本論》是真理。論文被引用次數只不過是影響力的極不可靠的參數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參數，更不是影響力指數。“有影響”、“世界上有影響”、“得到學術界尊重”、“被經濟學術界推崇”等都是極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國出版、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有影響、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響”、“世界上有影響”、“得到學術界尊重”、“被經濟學術界推崇”，把特稱判斷夸大成全稱判斷，通過這種夸大其詞把美國和世界劃等號，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經濟學劃等號，把西方經濟學界和學術界劃等號，那也只不過是出于自身門戶之見、建立在同一經濟學范式基礎上的“科學共同體”內部成員的互相吹捧、通過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學的發展恰恰體現為科學范式的轉換，體現為舊的“科學共同體”的瓦解與新的“科學共同體”的建立。所以丁學良的這種“經濟學家”的“評判標準”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標準，用這個“標準”來奚落他的同門小弟可以說是五十步笑百步。

　　至于其他“主流經濟學家”所謂中國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相差50年以上、中國20年內不要考慮諾貝爾經濟學獎等等說法，更是罔顧科學學常識、不顧科學史事實，出于自身門戶之見和別有用心的胡謅亂侃。知識本身有共享性;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都是不斷地吸收人類前沿的科學成果，實現相容超越，而不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步爬行，因此后來居上才是科學發展的普遍規律，也是科學史的基本事實。從科學學的意義上，有沒有自己的經濟學范式和原創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才是衡量一個“經濟學家”是否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唯一標準，而不是以某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弟子、論文發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或論文引用率作為經濟學家的標準。考慮到經濟現象的復雜性，經濟學家首先應該是思想家。能成為哲學家不一定能成為經濟學家，不能成為哲學家則肯定不能成為經濟學家。除了原創基礎理論，以任何其他的標準作為衡量經濟學家的標準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標準量身定做、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話語權的一種江湖手段;這種江湖手段與真正的科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濫成災、潛移默化為學術界的潛規則，用這種潛規則替代科學發展與評判的顯規則，必將搞亂人們的思想，造成科學標準的混亂，從而阻礙科學的發展。所以必須正本清源，重塑經濟學發展與評判的科學標準。

　　任何科學范式的轉換都是必然的，而這種必然性只能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經濟學也不例外。通過對能體現經濟學范式轉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經濟或經濟學事件的案例進行典型分析，是揭示這種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必然性、說明經濟學的發展規律、澄清經濟學發展與評判模糊標準、重塑經濟學發展與評判科學標準的最好途徑。

　　2011年11月2日發生了哈佛大學本科生退出哈佛經濟學教授曼昆主講的經濟學必修課，參加抗議華爾街的示威運動的事件;與此事件同時，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評論》全文刊登了退課學生致曼昆的公開信：

　　今天，我們離開經濟學十講(注：曼昆主講的課程名稱)的課堂，以表達我們對于這門導論性的經濟學課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見的不滿。我們深切地擔憂這些課程中的偏見將影響到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大學，以及我們所身處的整個社會。

　　作為哈佛的本科生，我們選修“經濟學十講”這門課程是希望能獲得廣闊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知識的介紹，幫助我們進一步在經濟學、政治學、環境科學、公共政策等諸多學科和知識領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們發現這門課程，對于我們認為已經問題重重且對不平等束手無策的經濟，秉持偏見和有局限的視野。

　　真正合理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同時包含對各種經濟學簡化模型之優點與缺點的批判性探討。由于在您的課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資料，學術期刊中的關鍵文獻也并不充分，因此我們幾乎無法接觸其他可供選擇的路徑來研究經濟學。認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論，例如凱恩斯的理論更重要、更基本，這是毫無道理的。

　　對一門準備要為將來進一步研究經濟學打下基礎的課程來說，采取一種無偏見的觀察經濟學的視角，對于這個課堂上的700名同學來說相當重要。許多哈佛學生沒有能力選擇經濟學十講之外的課程，因為此課程對于經濟學、環境科學以及公共政策學學生來說是必修的。當社會學專業必須選擇一門經濟學導論課程時，唯一的另一門可供選擇的課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經濟學批判卻每隔一年才開設一次(今年就沒開課)。許多其他專業的學生只是希望在高質量的通識教育中獲得對經濟學的簡單理解。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學導論使得后續的經濟學課程難以有效地展開，因為它只是提供了有嚴重偏見的角度，而不是為其他課程的拓寬提供堅實的基礎。不要希望學生們通過躲開這門課，或者拒絕整個經濟學學科來表達他們對經濟學導論的不滿。

　　哈佛畢業生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學生們具備關于經濟學的更廣博知識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近五年來的經濟動亂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今天，我們將加入波士頓的游行隊伍，抗議高等教育的公司化，聲援全球的“占領運動”。由于經濟學十講中不公正的本質不僅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象征，甚至應當為這一嚴重社會后果負責。我們今天走出課堂，不僅是反對您對于有偏見的經濟學理論的討論不夠充分，而且我們還將投身整個運動，去改變美國經濟學的所有不公正的邏輯。曼昆教授，我們希望您會認真對待我們的想法和今天的罷課行為。

　　哈佛經濟學本科生在這封公開信中明確表達了以下信息：1、西方經濟學以偏見為導論;2、這些偏見形成的有嚴重偏見的角度不能給學生提供廣闊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知識;3、這些偏見形成的狹隘的視野導致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熟視無睹，束手無策;4、這些偏見雖然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然而不容許學生對其進行批判，或進行其他選擇;5，這些偏見培養出來的哈佛經濟學畢業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前一段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有偏見的西方經濟學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實踐可以說已經證偽了西方經濟學。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所謂可證偽性是科學、因而也是經濟學的本質屬性的說法，全球性金融危機通過證偽西方經濟學來證實西方經濟學，就是因為全球性金融危機證偽了西方經濟學所以證實了西方經濟學，那么這些罷課的哈佛經濟學本科生就是吃飽飯沒事干撐著，理應繼續將錯就錯學這些有偏見的錯誤理論，然后繼續將錯就錯用這些錯誤的理論指導錯誤的實踐，讓金融危機來得更猛烈、更頻繁才對。然而這是明顯荒謬的，任何頭腦沒有毛病的人都不會這樣干。這說明，西方經濟學被證偽就說明西方經濟學是錯的，既然錯了就不應該繼續占據神圣的經濟學殿堂，以免誤人子弟，貽害社會。必須讓正確的經濟學走上講堂，錯誤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必須下課，這就是哈佛經濟學本科生集體罷課和給曼昆公開信事件的經濟學意義。

　　讓我們打開曼昆《經濟學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7)第一篇導言 第一章 經濟學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們面臨權衡取舍;原理二：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所放棄的東西;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原理五：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原理六：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原理八：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原理九：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原理十：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權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經濟學十大經濟學原理對應于曼昆的經濟學十講，我們可以看到，曼昆的經濟學十講在極力使經濟學基本原理常識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經濟學出發點的偏見。因為曼昆上述所謂的“經濟學基本原理”都是經濟某些方面現象的客觀描述，因而從現象學意義上看都是正確的，但就經濟整體來講都是片面的;通過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把經濟發展復雜系統中的某個方面抽象出來，上升為“經濟學基本原理”，勢必使“經濟學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對經濟學生和經濟實踐的誤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特定對象客觀規律的反映，經濟學如果是一門科學也不例外。那么經濟學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的對象就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就是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規律。價值的創造固然需要資源的配置，但價值的創造不能歸結為資源的配置。從經濟活動的目的和出發點來看，資源的配置是手段，價值的創造、資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參與經濟活動固然需要選擇理性，但人參與經濟活動首先需要創造理性——選擇理性從屬于創造理性，創造理性主導選擇理性。如果把人的選擇理性抽象出來，使它離開創造理性，并且使之成為“經濟學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將使經濟學成為為配置而配置的經濟學，而非為再生而配置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所以把經濟學定義為配置經濟學——關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哲學根源就在于把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的經濟理性和選擇理性劃等號，從而使選擇理性脫離創造理性。選擇理性脫離創造理性、經濟學由再生經濟學變為配置經濟學的結果，是使經濟學不能完整反映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規律，而只是對這條規律的某個環節、某個片段的抽象，從而使經濟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這也是西方經濟學家否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為選擇理性，把經濟活動定位為資源的選擇和配置，那么經濟活動就是單個人可以進行的抽象的活動，進行這種單個人抽象活動的就是抽象的單個人——作為西方經濟學出發點的“經濟人”。由于每個人都可以獨立進行經濟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是對有限資源的選擇和配置，因此人與人之間利益此消彼長，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狼與狼的關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對稱中進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個“納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結果。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于創造理性，把經濟活動定位于價值的創造與再生，經濟主體間就有可能是雙贏的關系，那么經濟活動就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是合作關系;雖然每個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這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只能在合作互利過程中才能實現。這個合作互利的過程不是什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過程，而是主觀和客觀兩方面都既為自己也為別人的過程;是貢獻與索取對稱、付出與收獲等價的過程。所以經濟人的本質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為選擇理性，那么經濟活動的所得就是所選擇的東西，這個所得的代價就是放棄的東西——有選擇就有放棄;在配置經濟學中，所謂成本唯一的就是機會成本。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于創造理性，那么經濟活動的所得就是創造出來的東西，這個所得的成本就是為了創造新的價值而投入的舊的價值，或轉化成新價值的舊價值。只有把創造新價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舊價值，“邊際量”這個概念才能成立，考慮邊際量才有意義，“理性人考慮邊際量”這個命題和經濟學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所放棄的東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慮邊際量”，兩個命題之間是一個悖論;他的一句“在機會成本為既定的條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這個悖論，而且只能強化這個悖論。同理，人們確實“會對激勵做出反應”，但只有把經濟活動看成主體合作創造新價值的活動，人對人的激勵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個人都只是對有限的資源進行選擇，那么“激勵”就不能現實發生。貿易固然可以通過選擇和交換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但貿易只是商品創造全部價值的必要環節不是充分條件，產品的開發、生產是完整的商品價值創造過程中更重要的環節。所以我們不能根據“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得出經濟理性是選擇理性、經濟活動只是選擇活動的結論。市場確實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市場”概念有多種含義，如果僅僅是指交換產品的場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場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抑或有利條件，都說明由市場組織的經濟活動只不過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內容，雖然這部分內容對于創造商品整體價值來講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經濟理性和活動歸結為通過市場的選擇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更是直接證偽了他的“選擇論”。“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固然沒錯，問題是如果“社會面臨通貨膨脹”僅僅是“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造成，那么又怎么會讓我們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進行“短期權衡取舍”呢?是通貨膨脹增加就業，還是增加就業引發通貨膨脹?莫非通貨膨脹會增加就業，或者就業增加會造成通貨膨脹?就業增加必然產出也增加，就業增加怎么會造成通貨膨脹?也許曼昆的選擇論經濟學可以從邏輯上得出就業增加就是吃干飯、白白占有稀缺資源的人增加，所以會造成通貨膨脹。如果通貨膨脹會增加就業，那么 “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豈不是增加就業的好辦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現象而不是長期現象后面的經濟規律作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那么這樣的“經濟學原理”只能讓學生云里霧里，不著要領;如果曼昆的“經濟學十大原理”之間不兼容，只能給其學生提供邏輯不嚴密、充滿悖論的經濟學體系;如果這個不兼容是由于作為出發點的某個前提本身錯誤，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學生反感和反彈是正常的。

　　人的本質是自私的經濟人理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整個西方經濟學都是直接間接地以“理性的經濟人是自私的”假設作為其體系的明確的或隱含的邏輯前提，在此基礎上推導出他的整個經濟學體系，這就不能不使經濟學體系建立在沙灘上，并誘導經濟大廈建立在沙灘上。自私自利，以鄰為壑，把經濟活動等同于賺錢，把人生目標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賺錢，為賺錢不擇手段，以致經濟活動本末倒置，使虛擬經濟蛻變成虛幻經濟。從自私的經濟人選擇哲學到配置經濟學，經過一般均衡論的中介與過渡，進入價格經濟學——把價值歸結為交換價值或價格的經濟學，是西方虛擬經濟通過投機盛行轉變為虛幻經濟，并最終演變為金融危機的經濟學邏輯與經濟邏輯。在此過程中，掌握嫻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經濟學畢業生起到推波助瀾的引領作用。“哈佛畢業生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學生們具備關于經濟學的更廣博知識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近五年來的經濟動亂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哈佛經濟學本科生退課及給曼昆的公開信揭開了哈佛經濟學乃至整個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內幕，從經濟學理論和掌握經濟學理論的主體兩個層面證明了西方現代經濟學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內在本質聯系，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證偽了西方現代經濟學。這充分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必然的。

　　俗話說：是驢是馬牽出來溜溜。實踐不但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能力的唯一標準，衡量“經濟學家”頭銜含金量的原創理論標準與實踐標準是統一的。如果說，有沒有原創基礎理論是檢驗是否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唯一標準，那么實踐是檢驗“經濟學家”原創理論是否成立的唯一標準。經濟學的發展邏輯與經濟發展的邏輯是一致的，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后面，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如果說，哈佛經濟學生罷課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機，那么全球金融危機則說明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必然性。當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要求轉變經濟學范式，而經濟學家們仍然把舊的經濟學范式視同神明、頂禮膜拜時，舊的經濟學范式必然會對實踐產生誤導。所以，哈佛經濟學生認為是曼昆教出來的經濟學生帶來了經濟危機是正確的，英國女王2008年11月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時問及“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的到來”是正確的，英國社會科學院對女王難題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國內外諸多智者缺乏對危機的整體想象力不能將風險作為一個系統去理解”也是正確的。但正確不等于深刻。每年發表在丁學良所稱的“世界上有影響”，“得到經濟學術界尊重”，“被經濟學術界推崇”的“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論文汗牛充棟，符合丁學良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標準的“經濟學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對危機的整體想象力不能將風險作為一個系統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經濟學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經濟學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經濟學范式落后于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要求。如果整個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個范式中的論文“原創”程度再高，論文中數學模型再精致，發表再多，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再高，發表這些論文的刊物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影響力再大，發表這些論文的“經濟學家”在西方經濟學界的排名再靠前，對于人類經濟實踐的指導作用也只能是南轅北轍，誤國誤民，不能預測、解釋、解決全球金融危機是必然的。這樣的“經濟學家”即便是丁學良舉雙手認同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的“經濟學家”，而不是既有與時俱進的原創理論、其原創理論又能指點迷津經世致用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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