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反思

　　張誼浩 方先明

　　【內容提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演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來看，研究對象的虛幻性導致其異化為一種直接的意識形態;而其“價值中立”和個人主義的“經濟人”假定隱含著意識形態偏見，理性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則潛伏有意識形態意義。從主體與話語體系來看，其研究主體是作為特定意識形態生產者的新自由主義奉行者;其語言更是涉及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展開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反思，對于當下我們學習、借鑒和應用主流經濟學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以下簡稱主流經濟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密切而復雜，值得理論界的關注。受客觀信息不完全和主觀認知偏差的制約，特別是出于對意識形態的偏狹理解，人們常常戴著各式各樣的有色眼鏡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主流經濟學，為此導致人們總是感情化地接受或排斥主流經濟學。本文認為要真正深化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批判，理應揭示其中的成見，從其研究對象、方法論、主體以及話語體系等層面對其隱含的意識形態特征及發揮的意識形態功能等予以具體解構和完整檢視。

　　一、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從研究對象上看，經濟學理應探討經濟世界的生成規律，然而主流經濟學在科學化的道路上，利用數學演繹等形式主義方法，忽視人類行為整體的非完美性，背離人們生活的原始經驗，全力描述一個不存在的、一個與我們生存習慣極不相符的虛幻經濟世界。從經濟學思想史上考察，對經濟學本質和任務的早期定位是“經邦濟世”和“經世濟民”。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把經濟學視為“研究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一門學問”，經濟學的任務是勸說人類社會尤其是國家統治者應該采取何種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來使一國保持經濟繁榮和人民致富。喬治•斯蒂格勒認為，在斯密之后，經歷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杰里米•邊沁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的偏好性選擇，當代的經濟學家們已經逐步變得“圓滑老練”起來，人們不再像斯密那樣關心人類社會到底是如何運作的這類大學問，而是盡量把話說得婉轉巧妙：只是作些解釋經濟現象的“實際功夫”，并日益關注探究市場運行中人們的行為方式，功利化地教導人們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演化到當代主流經濟學，它已經蛻變為萊昂內爾•羅賓斯所謂的“專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一門實證科學。經濟學研究對象也由此經歷了一個從實踐性到虛幻性的嬗變。

　　當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刻意特定化之后，就把對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研究貌似“合法地”逐出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從而可以規避對現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考察，并引導人們遠離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思及批判。主流經濟學徹底淪為西方學者所說的“逃避考察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理論范例之一。自稱為實證科學的主流經濟學因此吸引著那些自認為學習主流經濟學利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訴求的人們紛紛對其“頂禮膜拜”，人們開始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地向主流經濟學接近和靠攏，在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教育或培訓之后，按照其灌輸的理念思考，依據其指導的方法行事。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主流經濟學只是通過提供一種幻覺和暗示來促進社會價值認同，進而規范和引導人的行為和意識，達到左右社會經濟行為選擇并進而實現特定目標的導向作用。這種研究對象的虛幻性導致主流經濟學淪為一種直接的意識形態，發揮了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功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現實的經濟活動，即物質生產及交易。當把其視為一個與人類生存活動直接相關的本體論概念而非單純的認識論概念時，作為經濟范疇的物質生產及交易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只有從社會關系出發才能正確地予以解剖;而社會關系又是與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因此，歸根到底必須從生產領域中去研究這個經濟范疇。主流經濟學受困于自身研究對象的意識形態局限，將“配置稀缺資源的人的行為”視為研究核心，而不能從社會關系層面展開對真實經濟世界的考察。事實上，主流經濟學之奠基者斯密和邊沁的經濟哲學繼承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本質先于存在”的唯心主義觀，預設事物都有一個在先的“本質”，將人的本性歸結為整齊劃一的“理性”與“自利”，認為經濟利益驅動構成主客體的主要互動方式。主流經濟學延續這種唯心主義并據此提出“貪婪和自私”的理性“經濟人”先驗人性設定，通過順理成章的邏輯推演和數理推導，基于邊沁-穆勒的功利主義構建起了“唯市場經濟”的經濟意識形態大廈。

　　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是近代西方哲學的認識論的兩大傳統，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論及調和相應地貫穿整個經濟學說史。主流經濟學基本上一直運行于理性主義的軌道上，肯尼思•阿羅說，“自從經濟理論被系統化以來，它一直是以某種理性概念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認識論由四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在制度、偏好、資源和技術等環境鎖定下，基于“價值中立”只研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人類“有意義行動”中的“目的理性”行為;第二部分是個人主義的“經濟人”設定，同質化的經濟行為主體在既定約束下能夠自由選擇，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三部分是經濟學所應用的倚重數學和演繹的理性主義方法;第四是邏輯實證主義。下面對這四個方面展開分析。

　　1.關于價值中立的問題

　　關于主流經濟學能否實現“價值中立”及“精密科學化”的問題，岡納•繆爾達爾認為，“沒有一門社會科學及其分支曾經保持‘中立’或只闡述‘事實’，這些術語的傳統含義本身就不是客觀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總是或在邏輯上必然是基于特定的道德標準或政治觀的，其研究者因此有義務對其價值觀予以明確的解釋。”秉承“科學化”的主流經濟學，并非沒有價值判斷和道德基礎。其道德基礎恰恰是基于邊沁、穆勒、西季威克和埃奇沃思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圍繞功利原則和自利選擇原理，認定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才是“最公正”因而才是“最道德的”，所以大肆鼓吹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看，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及政策應用都直接關涉不同社會個體、群體、階級和國家的利益分配。主流經濟學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踐，在制度安排既定和無涉的條件下，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解釋和解決過程，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特定利益集團的立場上，代表和維護特定利益集團的權益，根本無法保證所謂的“價值中立”。

　　主流經濟學對“價值中立”的提倡實際上是一種曼海姆式的“非評價性意識形態觀”，這種意識形態觀就是要排除人的認識活動中的價值因素。按照曼海姆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理解，人類社會是在人自身直接參與的活動中形成的，因此人類可以認識這個社會，可以獲得關于社會的客觀知識，但這種知識不同于自然科學認識意義上的那種知識。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觀察對象，從而獲得關于社會的知識。這種社會知識的獲得是在人際互動中理解社會從而獲得的知識，這種理解當然包含了價值判斷。曼海姆認為，人的任何認識活動都是以主體已經獲得的知識為前提的，在社會歷史領域中，人的價值觀是任何認識的前提。所謂通過否定這種預設前提進而獲取科學認識的非評價性意識形態觀，總是使人們成為實證主義的犧牲品。

　　2.關于個人主義的假設

　　主流經濟學所應用的“對個體現象或過程進行研究”的個體主義方法潛含著特定意識形態。市場經濟中，“經濟人”都是只顧自我利益的原子化“自戀”的個人，且缺乏異質性。市場經濟原本是承認個人的自主性和個人自由的經濟，但是當個人的行動必須按照社會規定的方式即市場規律來行動時，個人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卻受到了挑戰和否定。服從現實、服從現實的交換原則，才是人的最適當的行為，才是保證自我生存和發展的最優行為。個人不過是經濟規律的執行者，他們執行著經濟要素的功能，他們的需求也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塑造出來的。此外，按照尼克斯•波朗查斯的理解，每個人作為原子式的孤立個體存在，并在市民社會中為一己私利而相互爭奪，這種“孤立化效應”導致個體對社會整體仍然是模糊不清的。這種個體主義方法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功能，它不僅是一種現實關系，物化在現實的社會關系之中，比如貨幣交換關系中;而且也是一種幻想關系：以一種幻想形式來表達人的生存條件，例如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售的人們產生了一種“這是一種平等交換關系”的幻覺。“意識形態的明確作用就是要掩蓋真實的矛盾，并從幻想的角度重新制定相對協調的議論，并把這作為代理人經驗的境界”。

　　啟蒙運動以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最大謊言就是，人是主體，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思想。主流經濟學“經濟人”作為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種重要表達，使人自己欺騙自己，使他自己失去主體地位，卻反而認為自己是主體;你可以自由思想，也可以自由選擇，但這種自由思想卻是使人自由地按照商品交換規律來思考，按市場原則來選擇。這種意識形態的結果就是使人不停地反思自己，進而揭示自己作為主體的虛幻性。

　　3.關于理性主義的方法

　　20世紀之后，主流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方法要么是保羅•薩繆爾森的“描述法”，要么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描述法認為理論并不是揭示可見的現象，而只是或好或壞地分析描述這些現象。“工具主義”則走得更遠，認為理論只是一種工具，它為協助經濟決策而進行預測，或者用來實際衡量現實世界的主要參數。歷經多次爭論和長期演化，主流經濟學愈來愈成為一種建立在“好像”假設之上的理論學科，它通過嚴密的邏輯方法得出普遍原理，然后從普遍原理中提出有關現實的假設前提，接著再利用實證研究來檢驗。主流經濟學對邏輯方法的應用，在強化其理論形式邏輯一致性的同時，也將其導向“數理建模化”和“計量實證化”傾向。主流經濟學家們因此成為盲信抽象模型勝過具體現實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s)，堅信經濟數理模型是最重要的，認為政策總是要從現有最好的模型中得出，而數據則要通過模型來進行過濾。如果觀察數據與理論模型不相符，那么這些觀察數據就應該被忽略或拋棄。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濫用事實上不能證明經濟理論的正確性，恰恰相反，給錯誤的經濟理論裝配數學公式，進行科學化包裝，給特定的經濟理論予以實證檢驗的功能僅僅是為過濾其隱含的意識形態。

　　主流經濟學對邏輯演繹法的倡導利于發揮數學優勢，但缺乏經驗驗證的工具主義傾向往往會脫離事物本質和現實情形，進而導致對制度進行反思、批判及改革的訴求被拋棄，主流經濟學因此成為積極辯護西方現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學說。其本質類似于一種格奧爾格•盧卡奇式的“‘事實’崇拜”，即通過觀察、抽象、實驗等自然科學方法，從生活中提取出“純”事實放入一定的理論中進行孤立的分析，不問起源，不談傾向，脫離事實的歷史性質和社會特點。資產階級思想就是建立在用這樣的“事實”構成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最高偶像”的基礎上的。這種“事實”崇拜是一種“物化意識”的方法論，而物化意識作為一種思想和思維方式，一方面竭力維護著現存的一切，為資本主義制度作合法性論證;另一方面又麻痹人們的思想意識，把一切反抗意識都消弭在萌芽狀態。主流經濟學崇拜技術理性主義，卻忽視了技術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根據西奧多•阿多諾和馬克斯•霍克海姆的理論，在統治自然的努力中，理性被主觀化和工具化了。當人們用理性來判斷一切時，人的思維也就受制于理性的邏輯。這種邏輯往往具有抽象性，卻失去了對現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因而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由于理性順從地誠服于直接給定的東西”，人的理性失去了批判現實的精神，而直接地認同現實。所給定的東西和控制技術的權力的物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新內容。

　　主流經濟學長期深受科學哲學的影響，基于牛頓經典力學的時空觀和決定論范式，強調均衡分析和靜態分析。隨著20世紀后量子力學、相對論等理論的創立，人們已逐漸認識到世界是一個自組織、非線性的復雜系統，應用牛頓力學模式解釋復雜多變的自然與社會經濟現象是力不從心的。此時，主流經濟學均衡分析和靜態分析等方法論謬誤的對比也日益凸顯。但主流經濟學對均衡分析和靜態分析方法的固守傾向和堅持態度卻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化，主流經濟學理論可能不一定是“錯誤意識”，但可以說的確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謂的“有局限性的意識”，屬于意識形態七種模式中的第一種。

　　4.關于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

　　就主流經濟學方法論起源來看，實證主義創始人奧古斯特•孔德認為一門真正的關于社會的科學可以且必須通過嚴格實證的方法而建立起來，為此對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進行了丑化和批判。阿爾溫•古爾德納則認為，事實上，實證主義，特別是孔德派社會學實證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針對當時法國革命后各種彼此競爭的意識形態并存的混亂局面，孔德的目的在于充當各種意識形態的仲裁者，即通過一種方法而在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共識中化解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并消除由“宗教信仰自由”而產生的無政府狀態。“對抗造成不和諧的各種意識形態的騷動，實證主義宣稱自己為新的非意識形態，超越了意識形態，雖然它也是社會統一性和‘組織化’的新的超級意識形態”。主流經濟學中邏輯實證方法的過度流行反映了當代西方以形式邏輯和符號邏輯為基礎的注重形式化的哲學思潮，而這種哲學思潮在當代西方社會中也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功能。馬爾庫塞認為形式邏輯是思維的工具，也是統治社會的工具，“思想的邏輯也就是統治的邏輯”，即形式邏輯所蘊含的形式化、抽象化和數學化的傾向，它對外部世界，尤其是社會生活所采取的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它對抽象的思想次序和法則的維護，都使它缺少對現實生活本身進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當代的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雖然與傳統的形式邏輯有很大的差別，“但在所有的差異的后面，是對一個對物質內容采取中性態度的，普遍有效的思想次序的建構”。形式邏輯和符號邏輯，在其發展中都與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中的技術合理性相契合，都與辯證邏輯相對峙。“辯證邏輯不可能是形式的，因為它是被具體的現實規定的。”當辯證邏輯與社會歷史內容相結合時，它就表現出形式邏輯和符號邏輯所沒有的第二個向度，即批判的、否定的思維的向度。

　　赫爾伯特•馬爾庫塞認為實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僅社會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而且用實證的方法發展而來的科學和技術都是意識形態。當技術理性成為意識形態并對人進行全面的操縱和控制時，人便喪失了“內心自由”，人的思想就成為單向度的思想。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以實證主義形式出現的技術和科學，當其被表達為“技術決定論”時，它就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作為一種新的非政治的“隱性意識形態”，成功地使統治“非政治化”：抬高技術問題，排斥政治問題，將實際的社會政治問題“技術化”。例如，頻繁的經濟危機，特別是此次危害全球的金融危機本來就隱含著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不可調和的經濟矛盾和政治沖突，但通過主流經濟學的統計和計算不斷加以辯解和佐證，卻使得它變成了一個技術問題。若只注重從技術的角度解決政治經濟問題，而排除“價值問題”，政治經濟等根本問題也就異化為單純的“技術問題”了。隨之而來的后果必然造成工具理性橫行、價值理性消亡、科技與人的異化等嚴峻事實。

　　二、西方經濟學的主體與話語體系

　　探討主流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本質，應重點剖析其研究主體，即“誰”在研究主流經濟學，以及這個“誰”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安東尼奧•葛蘭西認為，那些從事專門的技術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人才是真正發揮知識分子功能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要論證一個社會集團的存在及其統治的合法性，幫助該社會集團同化和征服其他階級或階層，發揮意識形態的文化霸權(hegemony)功能，而且自身也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約瑟夫•熊彼特認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經濟學者)由于不滿意自身的科學任務，或屈從于公共責任壓力，或受制于為國家和時代服務的愿望，會將個人的價值觀、政策主張和政治理念--包括個人心靈訴求在內的全部道德特性帶入其工作過程中……，我必須強調科學過程本身并不要求我們剝離自己的價值判斷或拒斥為某種特定利益進行辯護的使命……，價值判斷或為特定利益辯護是可以控制的，而另外一種先入之見卻超乎我們的控制能力，那就是意識形態”。羅伯特•索洛認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和各種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不同于物理或化學，它們與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各種價值判斷的關系非常密切。不論經濟學工作者是否愿意，不論是否覺察，不論是否回避，其對研究主題的選擇，其所提出的問題，其沒有提出的問題，其研究框架，其語言的使用，都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認為，“經濟學家不可能超越他們所處‘文化’和‘亞文化’中固有的信念進行理論思維和價值判斷，正如人們難以脫離語言思考一樣。”主流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如貨幣學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理性預期學派的羅伯特•盧卡斯、倫敦學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的詹姆斯•布坎南等經濟學家本身就都是提倡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等“三化”原則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表者，他們屬于葛蘭西真正意義上的所謂的文化霸權的實施者和維護者。主流經濟學話語的得勢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有著深刻淵源，新自由主義和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對“雙胞胎”。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執世界思想界之牛耳，成為支配性學說，并在政治、經濟實踐領域占據壓倒性地位。隨之，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替代了發展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工作者、重要新聞媒體記者和其他保守主義公共知識分子都獲得了巨大影響力，開始著力構建起基于“經濟人”假定和市場有效的經濟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也援引“科學化”的主流經濟學以擴大學術聲勢，鞏固其對實踐的影響力。

　　就個體而言，主流經濟學工作者在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特定的階級立場，代表和維護特定的階級利益，認同和接受反映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采取和宣揚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鮮有例外。一些經濟學家甚至不諱言自己的階級立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曾直率地講到：“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就群體而言，主流經濟學工作者們本質上屬于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生產者。在《剩余價值學說史》中，馬克思稱意識形態生產者為“意識形態階層”，并闡明他們產生的原因及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精神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馬克思說：“物質生產中的對立使一個由意識形態階層構成的上層建筑成為必要;他們的作用不管是好是壞，因為必要，所以都是好的。”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主流經濟學工作者們作為重要的“意識形態階層”的中堅分子，是構成整個統治階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的使命在于從觀念上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依據卡爾•曼海姆的觀點來看，每一個主流經濟學工作者都是“特定意識形態”持有者，即個人會從自己的利益、心理和興趣角度來看待問題，會對現實狀況作故意的或者是不自覺的掩飾;同時，主流經濟學工作者群體共同持有的則是一種所謂的“總體意識形態”，即“一個時代或者一個具體的歷史--社會群體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每一個主流經濟學工作者個人的思想、話語和視角都受到特定社會歷史團體和精神文化的影響，總體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表現在個人身上的群體意識形態，個人會從群體的共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來看待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經濟現象。

　　語言與思維、權力及意識形態的關系密切。“薩丕爾-沃爾夫假說”(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論證了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問題。薩丕爾認為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會對同一客觀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釋，其學生沃爾夫又把這種觀點絕對化。沃爾夫認為，人類是靠使用語言所建立的符號將自然加以剪裁，因而任何人都做不到絕對客觀地、自由地描寫自然;正相反，人們自以為最自由，實際上卻不得不遵從某些解讀模式。語言形式先于并決定知識的形式和理解過程;對于人類語言可能編碼的意義，不存在任何先驗的限制，被語言編碼的意義會塑造或影響語言使用者的潛意識。無論使用文字語言還是數學文本進行表達時，人們都無法逃脫語言本身給其設下的界限和潛移默化的價值影響，沒有人能夠說自己是“毫無偏頗”地觀察和解釋世界。事實上，不但對事物的命名本身往往不是“價值中立”的，并因而會影響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認識本身，就連語法、文本、語篇本身也會影響人們對事物和外部世界的看法。米歇爾•福柯甚至認為，一切統治，歸根結底是語言的統治。話語實際上是統治的根本，語言和話語本身亦即權力。皮埃爾•布迪厄認為不僅語言的產生與權力緊密相連，語言的推廣和傳播也是一個權力運作的過程。此外，語言的運用更是充分體現了權力的運作，人類的每一次語言交流都體現了權力關系，每一次語言的表達都應該視為一次權力行為。他借用一些經濟學術語來建構其語言理論，認為人類在交流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具有生產者和消費者“語言市場”，各種話語也具有價格;每一個語言市場都具有一定規則，它決定著種種話語的價格;在語言市場中的話語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語言交換既是一種經濟交換關系，也是一種權力關系;語言市場中存在著合法語言吞并或支配非主流非合法的邊緣語言，語言價格也隨著權力關系的演化而變動。意識形態發揮職能所依賴的物質媒介，即其載體是語言。一定的意識形態總是用一定的語言和術語來表達自己的。

　　在討論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時，費爾克勞首先提出“常識”(common sense)假說并使用了“成員源”(members resources)概念。他認為“常識”隱含于傳統習俗中，對人們的語言交際起著無形的支配作用。人們在對話語進行理解的過程中不僅要對話語的語言形式進行解碼，而且還要經過一個對語碼進行激活的過程，即讀者從自己大腦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各層次代表性話語特征中尋找與其所解讀的語碼相匹配的意義的過程。這些所有能夠體現話語和其他形式特征的類典型被費爾克勞稱為“成員源”。因此，理解的結果實際上是話語中的語言形式與成員源互動的結果，人們在理解過程中，這種常識性的不被人們所察覺的對成員源的依賴就是意識形態作用。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于社會實踐中、滲透于話語實踐過程中并隱含于文本的底層，是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能夠實施辯證關系的靈魂，是一種維系權力關系的有效機制。費爾克勞進一步指出，社會制度是由制度中與不同的團體相關聯的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話語結構”(ideological discursive formation)構成的。通常情況下，總會有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結構起主導作用。每個意識形態話語結構相當于一個“語言社區”(speech community)，而每個語言社區又有其獨特的話語規范。這種話語規范鑲嵌于意識形態之中，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表征符號。社會制度中的主體作為意識形態話語結構的成員，將根據意識形態話語結構的規范得以改造，而處于主體位置的成員卻沒有意識到意識形態的改造作用。意識形態話語結構控制作用的特點之一就是使意識形態自然化，即以非意識形態的“常識”形式被主體所接受。

　　主流經濟學通常認為日常語言是模糊的，用日常語言書寫的經濟學自然會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因此還不是“科學”。而只有通過數學公式所推導證明的經濟學道理，才是科學的。這種深層的誤識導致主流經濟學中數學模型的建構成為時尚、數學推理大行其道。主流經濟學作為希爾伯特形式主義數學觀的一種理論膨脹和畸形結果，已經演變成一種非常專業化且形式化的形而上體系。這種“形而上”的主流經濟學，逐步排斥日常語言，日益強調不計真實性而只追求“可證性”的帶有某種“自向癥”(autistic)的純形式主義數學推導，形成不食人間“語言”煙火的、具有自身獨特“語言”和“話語”體系的理論。具體來講，主流經濟學正被其學者們建構成為大量使用“成本”、“收益”、“市場”、“壟斷”、“競爭”、“邊際”、“均衡”等專業術語且到處充斥著變量、數學符號、函數關系的社會科學。盡管主流經濟學的專業化表達和科學化語境天然潛含著特定的意識形態意義，但由于它們頻繁展現于各類現代專業書籍及大眾傳媒上，被頻繁地轉載引用，配合特定的翻譯策略和措辭技巧，似乎已經使人們對它們所表達的具有明顯意識形態性質的概念和含義習以為常了，從而不再對其提出質疑或進行審視。一定程度上，主流經濟學原本潛含著意識形態特征的意義已經作為一般的語言意義進入人們的潛意識，被人們視為不引起爭議的常識的一部分。這類似于費爾克勞所謂的意識形態自然化過程。

　　當數學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國際通用語言，主流經濟學中慣用的數學公式、數學符碼及其演算推導過程本身就構成一種特殊的“話語”。作為一種語言的數學，理應體現語言最重要的交際(交流)功能。但從語言功能的角度，數學的交際功能卻并不強大，尤其是在與公眾交流時。那些沒有受到或者只受到過有限訓練的人們會經常被這些深奧晦澀的符號和公式所嚇倒，并且不敢挑戰它們以避免自己的無知，甚至還屢屢成為那些故弄玄虛者的犧牲品。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語言，給公眾留下的似乎只是想使用神秘、深奧的符號以令人肅然起敬，而非去交流的印象。從這種意義上講，主流經濟學的數學話語限制了人們對經濟語言的掌握，也阻礙了人們對經濟學知識的應用。由于不懂得經濟生活的語言運用方式，人們永遠無法理解實際經濟規律，而對經濟無知所付出的代價一定是遭受他人和環境的剝削和奴役。以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之一的現代金融學為例，其應用的數學工具幾乎涵蓋了包括數理統計學、概率論、隨機過程、博弈論、排隊論、組合數學、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線性規劃、最優規劃、整數規劃、投入產出、控制論、不動點理論、集合論、拓撲學、泛函分析、映射、微分幾何、群論、代數學等近代數學的所有領域，由此產生了專門利用數學工具研究金融，進行數學建模、實證分析和數值計算，探尋金融規律的金融數學(Financial Mathematics);在現代金融學的另一個金融工程方向，其所適用的方法除以上數學方法之外，甚至包括了混沌理論、小波理論、遺傳算法、復雜系統理論、人工智能技術、模擬退火方法、面向對象方法等其他自然科學的前沿方法和最新的工程技術。現代金融學對數學化及技術化話語在一定程度的“濫用”導致了嚴重后果：首先，越來越多的人，甚至經濟金融理論的專門研究者被排斥于金融理論之外。其次，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欺詐和金融腐敗時有發生。當那些從美國名校獲得經濟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的、前途光明的、雄心勃勃的年輕金融家(financists)迅速成長為美國華爾街頂級金融機構的財務主管、金融交易者和中介代理人，并與資本食利者階層組成金融精英聯盟后，他們會不斷設計具有想象力的、復雜的、普通大眾甚至專業人士都無法理解的金融產品(合約)，通過鼓吹虛擬的金融財富來誘捕和剝奪普通投資者以攫取巨額回報。第三，加大了金融監管難度，金融恐慌傳染、金融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爆發成為現代金融實踐的常態。

　　在當代經濟生活中，主流經濟學作為一門“顯學”，擁有著明顯的話語霸權。一方面，在精細的學科分工下，主流經濟學者們正利用他們掌握的專業術語、先進研究方法主導著對“經濟問題”的發言權，甚至壟斷著對經濟事件及行為的意義解釋權，通過在語言的本義和隱喻、實質意義和象征意義間的任意互換，利用對同一概念的不同意義的選擇，建立起了專屬于己和有利于己的經濟話語霸權。主流經濟學的語言實質上是經濟學精英們慣常使用的語言，然而它們通常卻構成當代社會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公共話語。另一方面，在當代經濟生活中，經濟話語本身具有某種獨立的影響力，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循經濟話語的邏輯，按照經濟話語提供的標準來講話和寫作，否則你的話就是無效的。在現代媒介自覺或不自覺的傳播引導下，主流經濟學日益成為當下流行的文本，主流經濟學語言作為大眾表達和交流的工具正異化為支配和支使大眾的工具，“說話”的人們必須接受并“講”主流經濟學語言，主導或優勢群體的利益進一步被自然化和普同化為大眾意識，迷思企圖變為社會共識。

　　主流經濟學還牢牢控制并強化著其話語霸權。從內部來看，主流經濟學只接受學科內的社群的自我規訓，通過包括專業學術協會、學刊、研討會和學術會議、學術基金和常規的教學步驟(考試、評分和書寫)等各種規訓制度和踐行，被構建成一種“福柯式”的封閉保守和自我支撐的權力網絡。正是依賴于多種特有的利益和權力配置機制，主流經濟學打擊少數，扼殺異端，已形成一個“自我繁衍”的知識生態體系。其具體表現是：(l)主流經濟學的寫作越來越“八股化”。不符合“引言-文獻綜述-理論模型-實證分析-討論”等文本格式的論文基本難以在主流經濟學的期刊發表。(2)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及其他官方文本越來越模式化，不斷滲透和灌輸新自由主義理念，強化學員的數理和分析技能，弱化學員的批判和創造技能，忽視問題導向和實踐教學。(3)主流經濟學所提倡和推動的學術評價越來越商品化，其科研評價表達中隱藏著市場經濟邏輯，通過將學術市場化，透過競爭和金錢激勵，對學術成果按市場原則販賣和定價，把學術工作者的勞動市場化并按件計酬。

　　從外部來看，注重修辭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在研究如何說服他們的同行、其他專家、政治家、學生和平民大眾接受他們的主張而拒絕其他主張。主流經濟學以嚴謹邏輯的數理模型和精準的數量實證方法，偽裝為科學化表達，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女皇”;并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籠罩下，將其學術影響力擴散并沖擊到其他社會科學。更為重要的是，主流經濟學還一直重視并實際發揮著對國內、國際現實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重大影響力。其間，“很明顯，經濟學家們會提出政策建議，而這些政策建議必然構建于一定的倫理判斷或價值標準之上。”當下作為意識形態的主流經濟學大行其道的實踐后果正是：長期以來堅持倡導并踐行主流經濟學的歐美日經濟卻頻繁陷入經濟危機或金融災難，各國人們的福利為此深受影響，卻又無法知道事實的真相;不僅如此，很大程度上被“蒙蔽”的人們還在變本加厲地崇拜、敬仰和學習著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拜物教”出現并盛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3期，摘自2012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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