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改革開放為界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學無疑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個發展的集中表現，就在于對待統政治經濟學迷信的突破。然而，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往往在于：舊的迷信崩潰了，新的迷信卻產生了。改革開放20年來，西方經濟學在我國逐漸取得了一統天下的“話語霸權”，以至于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們的“話語”幾近于“圣經”。于是，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再次顯示了它的無情：人們在嘲笑舊的迷信的同時，一種新的迷信似乎正在偶然生成和建立。舉其大要，我以為當今我國主流經濟學存在著三大迷信：(1)判斷角度的“GDP迷信”;(2)分析起點的“經濟人迷信”;(3)方法論的“數學迷信”。迷信的產生和消亡固然有其客觀的原因和條件(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可謂其經典)，筆者既不打算在此專門探討上述迷信產生的原因，也不指望這些迷信會很快消失;但是，如果上述三大迷信并非筆者的杜撰，那么已然橫掃天下的主流經濟學就沒有理由過于自負。因為這種“自負”遲早會成為辯證法的注腳，如同被它曾經嘲笑過的傳統政治經濟學“致命的自負”一樣，最終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一、判階角度的“GDP迷信”：

　　對于當前中國形勢的判斷，人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有錢的人越來越多，到處都是鶯歌燕舞”。我注意到，這不僅是許多人觀察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的基本視角，而且也是經濟學界的主流看法。從直觀的層面來著，這一判斷似乎符合人們的經驗感受：(1)GDP以較快的速度持續增長，這意味著物質財富和貨幣財富的增長;(2)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經濟在表面上的變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和改造，二是房地產業的勃興。這兩方面的變化給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說“中國成了一個大工地”。如果我們的觀察視角內此而來，得出“鶯歌燕舞”的樂觀結論也就不奇怪了。

　　然為這個判斷并非無懈可擊。當前我國GDP的增速以及財富的增速的確居于世

　　界前例，但是，這個增速僅僅表明“錢”越來越多，而并不等于“有錢的人越來越多”。“錢越來越多”與“有錢的人越來越多”不是一回事。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分歧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隨著GDP的較快憎長，物質和貨幣財富當然在增長，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對悄然增長的城市和農村的貧困群體以及快速攀升的全局系數，做出“有錢的人越來越多”的判斷又怎么能令人心悅誠服。對于“到處鶯歌燕舞”的樂觀、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誰的鶯歌燕舞”?那么，竊以為“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了”的判斷，恐怕才更接近實際。

　　“大工地”效應的觀察視角是表層的、膚淺的。在日趨復雜的現代社會，判斷經濟和社會形勢不能僅看表面的繁榮和熱鬧，不能僅看總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還必須看結構的變化和協調。這個結構大而言之，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以及文化結構(其中經濟結構是基礎結構。就經濟結構來看，至少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分配結構等等)。盡管社會結構包羅萬象，但其核心可以歸結為“利益結構”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的變化不過是“利益結構”的表現和展開。主流經濟學也關注結構問題，但他們的興奮點多半集中在“加快國退民進”、“大力發展私有經濟”、“提升市場化程度”等等問題上，至于關涉廣大民眾基本利益的就業、教育、醫療、分配等結構變化是否失衡，他們并不關心。從價值取向來看，這種漠不關心并不讓我感到奇怪(屁股決定腦袋);從市場化的趨勢來看，這種漠不關心也并不出人預料(因為有些失衡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然而從社會的協調發展來看，這種漠不關心卻是不可原諒的。一個社會的“結構變化”如果導致了利益結構失衡且長期得不到校正，那么“總量增長”必然是一場災難(我國自90年代后期以來所出現的“過剩經濟”已經向我們發出了警告)。因為“總量增長”只能使不協調的“結構變化”愈演愈烈，直至這種自我強化的結構扭曲最終導致總量的崩潰。

　　那么，當前我國社會的“結構變化”協調嗎?從以下眾所周知的嚴峻問題來看，我對此深表懷疑。就業：城鄉真實失業率已大大超過兩位數;教育：義務教育形同虛設;醫療：普通百姓越來越看不起病;社保：所需資金捉襟見肘;分配：貧富懸殊越拉越大;吏治：腐敗問題;生態：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河水斷流。正如胡鞍鋼等人所警告的那樣：“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即使胡鞍鋼等人所警告的“六個最”不是“結構問題”的全部，也足以說明我國當前社會“結構變化”的不協調已經相當嚴重了。我國當前社會結構的種種惡化集中到一點，就是利益結構的嚴重失衡。它一方面表明我國當前的利益分化已經失控;另一方面表明我國當前的“生態環境”和“人態環境”(人際關系)均已嚴重惡化。遺憾的是，由于被GDP的增長遮蔽了視野，因而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上述問題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至多也不過是“發展中的問題”，既然是發展中的問題，就應當在發展中加以解決。于是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成了人們應對一切問題的不二法門。

　　“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這話很有說服力，理論上也100%的正確。但不幸的是，在現實中它卻往往異化成了“在發展中掩蓋問題”。坦率地說，我也曾力圖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但是當有不少問題在“發展”的過程中愈演愈烈時，我不得不對其“100%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問題當然需要在發展中解決，也只有發展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條件，然而發展并不能自動解決問題，發展只是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可能性，要招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還必須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正確思路。如果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或者解決問題的思路本身就是錯的，那么在發展中制造的問題恐怕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改革開放20年來，這方面的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為什么在經濟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科技也取得了長足發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的背景下，我國社會結構的失衡卻未見收斂反而呈發散之勢?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并不只是意味著GDP的增長。竊以為在主流經濟學的誤導下，我國改革的總體思路存在著對GDP的過分迷戀，這種迷戀不僅把“發展”鎖定在GDP的增長上，而且把GDP增長變成了“GDP迷信”。于是乎，GDP增長等于“政治正確”，“悠悠萬事，增長為大”，已然成了不容有任何懷疑的“真理”(比如：只有GDP增長才能解決就業，收入懸殊的消長只能遵從庫滋涅茨定理的宿命論，等等)。其實，GDP增長并不總是“為大”(比如，在GDP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我國的就業彈性卻在不斷下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DP已遠遠超過1500美元，可是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杀氖?，一種東西一旦成了迷信，就必然自我膨脹、自我強化、最終走向荒謬。如果我國社會利益結構的失衡與“GDP迷信”不無關系的話，那么我們又怎么能指望靠這種“迷信”來校正失衡的利益結構呢?竊以為，我國社會利益結構的失衡之所以愈演愈烈且遲遲得不到校正，問題正在于此。

　　公允地講，對于GDP增長的局限性(即：增長并不能代替發展)，即使是主流經濟學也不能全然否認。但主流經濟學始終堅信“市場能夠搞定一切”(專業說法是“市場能夠自動出清”)，而市場之所以還沒能“搞定一切”，是因為市場化的改革還“不徹底”，還“不到位”。在他們看來，我國當前出現的種種社會阿題、其根源還是在于計劃體制的殘余影響，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解決問題”。只要我們深化改革，徹底推進市場化、融入全球化，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社會經濟體制完全“接軌”，一切問題均會迎刃而解。

　　在制度和體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深化改革”肯定是必要的，改革的任務也是繁重的。然而，我國推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已有20多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也已有20年。雖然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個過程，“死的仍在拖住活的”也是事實，但把一切問題歸咎于計劃體制的殘余影響，我認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并不僅僅是舊體制的“殘余”問題;而主要是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只有放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才能給予客觀的解釋。比如國企改革中的“窮廟富方丈”，市場交換中的誠信危機、假冒偽劣，收入分配中的貧富懸殊，日常生活中的黃賭毒泛濫等等，這些問題難道都是計劃經濟的殘余?“深化改革”當然必要，但要改革的不僅是計劃體制的“殘余”，而且還有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殘余論”的濫用知今成了某些人力圖遮蔽市場自身缺陷的借口，正在妨礙人們對問題的真相作出客觀的診斷。如果我們要改革的對象僅僅只是計劃體制的“殘余”，我們又怎么可能去正視市場經濟自身的問題呢?

　　由此看來“GDP迷信”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為固執的迷信：市場經濟迷信，GDP迷信不過是市場經濟迷信的一種表明形態罷了。我國主流經濟學之所以越來越缺乏“問題意識”和“人文關懷”(大多數經濟學人已不再關注現實中的利益結構、利益關系和利益失衡問題，用日益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分析并不復雜的微觀瑣事已經成為一種尚)，與市場經濟迷信不無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市場經濟迷信的必然產物。

　　二、分析起點的“經濟人迷信”

　　當代主流經濟學認為，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是理性的。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切理論推導和政策選擇的基礎和分析起點。雖然長期以來，“經濟人”假設遭到了不少質疑和反詰，主流經濟學也對其做了修補和完善(如“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但“經濟人”的內核——“利己”是永恒不變的人性，卻從未被主流經濟學懷疑過。毫無疑問，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建立在人性“利己”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利己”的人性，市場經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問題在于，如果“利己”是永恒不變的人性，那么作為一處制度選擇，市場經濟也就永垂不朽了。老實說，我從不相信有“永恒不變的”制度選擇。盡管“經濟人”假設與市場經濟中的人性十分吻合，盡管市場經濟是我們今天的正確選擇，但把“利己”視為永恒不變的人性，我認為仍大可一議。

　　人性是什么?在馬克思看來，人性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按這個定義，人性顯然是一個歷史范疇。這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因為從古至今的“人性論”幾乎都把人性視為永恒不變的“欲望”(比如：孔子的“食色性也”，邊沁的“趨樂避苦”、西方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等等)。正如西方有個哲人所說：“人性是一團欲望。欲望滿足了則無聊，欲望沒滿足則痛苦。人生就在這兩極之間來回折騰”。

　　如果人性就是“欲”，就是食欲和性欲，除了人類滅亡，它當然是永恒不變的。人也是動物(高級動物)，當然具有這種動物的本性(本能)。但人畢竟是“社會動物”，除了這種動物本性之外，人還具有“社會性”或“人性”。正是這種“社會性”，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所謂人性，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人性可能永遠都包含有動物的本能，但是，社會越發展，文明程度越高，人性與動物本能就越不在一個層面上。我以為，社會科學所謂的“人性”，不應當是動物本能，而應當是人性與動物本能的本質區別，把握這種區別，才應當是社會科學所謂“人性”的真實內涵。這種區別就是：動物僅僅是“活著”(動物的本能)，而人卻不斷地改變和提升“活法”(人性)。正是由于“活法”的不同，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并構成了人性的真實內涵。

　　其實，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關注的不應是人要不要、想不想“活著”，而是人“怎么活著”以及人“應當怎么活著”。我以為，只有從這個層面上考察人性，社會科學才有存在的意義。隨著人類社會從采集漁獵社會到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或許還有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或許還有未來的產品經濟)，從無階級社會到階級社會(或許還有未來的無產階級)，人類的“活法”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伴隨著人類“活法”的改變和提升，我們能說人性沒有變化嗎?

　　有人說，變來變去，人的“利己”和“自私”不是沒有改變嗎?正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似乎見證了人類“自私”、“利己”的永恒。在主流經濟看來，永恒的“利己”之所以主宰了人性，就在于它有一個“科學”的依據：“生存”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離開了“生存”，人類的任何行為都無從談起。你要“生存”(在資源有限的約束下)，不“自私自利”能行嗎?

　　但是在我看來，“自私”只是人類“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類“生存”的目的。不能將“自私”等同于“生存”，手段與目的不能混為一談。用人類“生存”欲望的永恒性來證明“自私”的永恒性，是混淆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

　　“自私自利”無疑是人類實現生存和發展的最有力的手段，問題在于，它是否是惟一的手段?人是社會動物，為了生存和發展，除了自私自利地“爭斗”之外，還必須有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是說，“合作”同樣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而任何“合作”行為都必須包含(程度不同的)“利他”的因素。因此，“自私”(爭斗)與“利他”(合作)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手段之一，二者的共生關系是人類在生存手段上的辯證法。盡管二者所占權重如何，值得進一步討論，但純粹的“自私”在人類社會并不存在。雖然“爭斗”(自私)在人類文明史上經久不衰，且一直居于統治地位，但“合作”(利他)的因素必將隨著文明的演進日益凸顯其重要意義(如NGO、綠色和平組織、義工組織等的興起和發展)。

　　用可持續發展的標準來衡量，“經濟人”的內涵是多么的狹隘和愚蠢。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得清楚，種種出于“利己”打算的所謂理性選擇不僅給人類的進一步發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鎖，而且已經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把人性永恒地鎖定在自私自利的宿命論中，且不說在理論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經驗上也不能不讓人懷疑。倘若今天已經成熟的工業社會正在用事實動搖人性“永恒自私”的根基，那么不斷進化的文明會不會最終顛覆人性“永恒自私”的根基呢?因此，把市場經濟的人性看作是人類社會的人性，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進化的觀點、歷史的觀點。

　　人性“永恒自私”說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話語霸權，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以下的看法已經深入人心：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利他者只有逐漸被淘汰出局，利己者卻能夠生存下來。如果人性真是墮落到了如此地步，我看即便是上帝恐怕也拯救不了人類的靈魂。但是，這不是事實，至少不完全是事實。正如破壞生態環境將導致人類自身滅亡一樣，人際關系的惡化也會導致社會的崩潰和解體。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如果“利他者”只有死路一條的話，那么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也最終無法生存下來。

　　即使“自私自利”構成了市場經濟下人性的真實內核，把“自私自利”當作永恒的人性，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市場經濟能夠成為人類歷史的“終結者”，我自然無話可說;否則，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對“永恒自私”的人性表示懷疑。

　　三、方法論的“數學迷信”

　　對大多數人而言，“經濟學不是數學”不過是一句廢話，因為二者的研究對象完全不同：前者研究的是人，后者研究的是數。眾所周知，一門學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學科，就在于研究對象的不同。因此，說“經濟學不是數學”，最多也不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然而，人類的歷史常常就是在不斷重復廢話的歷史。對我來講，在當代經濟學越來越數學化的今天，“經濟學不是數學”似乎又成了一個疑問。面對這個疑問，我不得不重復“經濟學不是數學”這句廢話。作為一名經濟學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

　　必須承認，經濟學與數學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糾葛。在經濟學中，人被定義為“理性的動物”(rational animal, 或rational being)，即“經濟人”。據海德格爾考證，ratio(拉丁文：理性)原本只是古羅馬商業用語中的一個詞匯，其意思是“算計”。因此，說人是“理性的動物”無非也就是說人是“算計的動物”，所謂“理論”云云，不過是“斤斤計較”的代名詞。正是由于理性(經濟學)與算計(數學)之間的這種先驗性關聯，決定了數學向經濟學的入侵和滲透。

　　公允地講，經濟學的數學化既是經濟學發展之必然，也是經濟學分析工具的一大進步。然而不幸的是，這種不加限制的“數學化”正在成為一種迷信并由此閹割了經濟學的本質：理性的內涵被鎖定在小商小販的狹隘范圍之內，人類豐富多彩的思想也就固化成了單調呆板的討價還價。在計算性思維的暴政下，數學模型的高深與否成了經濟學水平的衡量標準(在今天經濟學的入口處，“不曉高等數學者不得入內”已然成為一條禁令)。當然，數學模型的高深與否本身并不是什么過錯，但問題在于，一旦數學模型成為經濟學水平的衡量標準，經濟學就必然在兩個層面被庸俗化：(1)復雜的表現形式掩蓋了內容和本質的貧乏，原本簡單的事情被復雜化了(須知：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是本事，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是沒事找事);在形式重于內容的壓力下，經濟學者對表現形式的追求越來越樂此不疲，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像“做秀”。(2)在數學模型的宰制下，經濟學者成為“集體無意識”的“計算機”;數學模型以其至高無上的裁判身份，放逐并掏空了經濟學中本已十分淡薄的人文精神，它誘使經濟學者逃避思想，并在總體上陷入一種“無思”的狀態。

　　2000年7月，法國一批經濟學學生和教授發起了一場“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post-autistic economics)。運動的矛頭直指脫離現實的且日益數學形式化的新古典經濟學，他們強烈呼吁改革以下的流行狀態：(1)沒有控制地使用數學，數學成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工具;(2)經濟學成為虛構的世界，理論與現實已經脫節;(3)新古典經濟學在教學中霸權主義，排斥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這場運動不僅在法國，而且在英國、美國等許多西方國家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賈根良，2003)。我認為，這場針對當代主流經濟學以及“數學原教旨主義”的反叛，很值得我國經濟學界深思。反觀中國的經濟學界，情況恐怕不僅好不到哪去，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客氣地說，在“數學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學界有兩類偽學者越來越多：一類是明知自己做的是偽學問，但仍要做，自欺欺人;另一類是不知自己做的是偽學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卻自得其樂。兩類均屬偽學者，不過，前者近于“無恥”;后者近于“愚昧”。

　　其實數學只是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之一，經濟學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數學，而是唯物辯證法。盡管當代經濟學的方法日趨豐富多樣，但是，只要我們承認“存在決定意識”，承認“任何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動之中”(難道不正是這樣的嗎)，那么唯物辯證法就是把握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根本方法(如果我們還承認客觀規律的話)。如果數學不能取代唯物辯證法，經濟學越來越數學化的發展趨勢就很值得懷疑。有人說，當今的經濟學越來越“目光短淺”，經濟學的關注對象越來越“雞零狗碎”，經濟學者越來越“匠人化”，我認為與這種過度的發展趨勢不無關系。

　　人們經常引用馬克思的話：一門科學，只有當它應用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請注意：是“應用”，不是“是”)。“應用”的含義清楚地說明，數學只是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它不是經濟學的主人，而是經濟學的仆人。遠離了人文精神，拋棄了唯物辨證法，經濟學就只剩下了一堆數字、圖表、模型，經濟學就成了一個“見數不見人”的算盤，經濟學中的主體——人也就被消解了。一旦數學反客為主成為經濟學的主人，這樣的經濟學就只能毫無生氣地龜縮在數學模型構筑的抽象世界中，與真實世界和現實生活漸行漸遠，最終會淪為“現象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無心經濟學”、“做秀經濟學”、“無思經濟學”。如果這就是經濟學“數學化”的結果，那么這樣的經濟學離其衰敗的命運，恐怕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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