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于2004年8月28日晨

　　我作為一個業余的中國經濟研究的愛好者，有些心里話不吐不快。別不多言，直接切入正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直致力于把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在如何提高資本積累上，如何提高生產力上。由于沒有充分重視分配問題，沒有充分估計分配給生產和投資所帶來的影響，于是現實只好扇了中國經濟一個耳光，好讓他清醒清醒，中國已經進入過剩經濟時代。

　　首先說一個公式：社會生產要素=資本+勞動(1)，也就是說，社會生產是由資本家和勞動者組成的。好了，有了上面那個公式，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分配公式：社會生產創造的價值=勞動報酬+剩余價值(2)，其中勞動報酬就是工資，為工人所得，剩余價值就是資本的利潤，為資本家所得。中國經濟為什么會陷入通貨緊縮的陷阱中呢?就是因為公式(2)中的勞動報酬與剩余價值之間的比例失衡。即工資與資本家利潤之間的比例失衡。這里看一個數據：美國從1930年到2002年，工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維持在平均65%-70%的水平，而我國呢，1978年城鄉工資合計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5%，其后一直慢慢滑落，到2001年城鄉工資合計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9%，另外81%完全成為了資本所得。比例失衡到如此程度，難怪居民消費不振，有效需求不足。

　　讓我們仔細看看這種比例失衡的嚴重性吧。這里簡單模擬一個經濟循環：首先，資本積累，于是存量資本增加，導致資本在生產要素中所占份額增大，于是社會總工資所占份額下降，于是社會總需求下降，進而導致生產出的產品相對過剩，資本收益率下降，于是資本家減少投資，壓縮生產，造成設備閑置，資源浪費，導致更多工人失業，經濟全面衰退，滑入谷底。這種情況下，只能等。等待存量資本隨著時間因素不斷折舊，存量資本將慢慢減少，這個過程就是資本家大量破產的過程，于是導致資本在生產要素中所占份額不斷減小，工人總工資所占比重慢慢增大，于是總需求慢慢增長，總投資再慢慢啟動，資本利用率慢慢爬升。以上靠資本自身折舊導致的經濟復蘇時間過程很長。

　　再看政府的投資活動，其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短暫的，長期看根本無效。政府加大投資，只能導致資本在生產要素中所占份額不斷加大，工人勞動所占份額不斷減小，于是在分配領域，資本所得利潤更多，工人工資所得更少，更加重了比例失衡。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馬克思揭示了資本積累的本質矛盾：資本積累必將帶來資本過剩。資本家可以生產出大量的剩余價值，但他無法實現這些剩余價值。說白了，就是產品賣不出去。這完全是由于在分配過程中，資本家憑借資本所占份額的優勢，導致價值分配比例嚴重失衡。這種經濟循環，首先傷害的是工人，但隨后也將傷害資本家。這是一種破壞性的經濟循環。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上個世紀中葉，逐步認識到了這種危害，于是對其進行了改善。

　　我們的政府需要干些什么?政府需要調配的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要素的分配比例。而不是什么盲目的加大投資。理想中，政府可以考慮的是增加社會福利，例如教育，醫療等等，這等于變相的提高工資，即提高勞動在分配中所占比例，以此來達到投資與消費的均衡。可在實際中，政府一方面搞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簡單的摔包袱，另一方面加大資本投資量，這一正一反的做法必將進一步導致分配比例嚴重失衡，這簡直就是南轅北轍的做法。

　　雙面中國——令人困惑的貧富中國

　　貧富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其本身并不可怕，只有貧富差距日益加劇，特別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引起的不公或腐敗盛行時，這個問題才會變得復雜并危險。正如鄧小平生前所說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出現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從1979年到2003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8.4倍;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長了7%;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這是溫 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鏗鏘的聲音。中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從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2003年的10000余元，整整增加了25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從1979的150 元增加到2003年的2800元，也相應提高了近20倍。

　　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同樣充滿了期待。權威的中國社科院發表的國情報告稱：2020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即“趕上或超過西方”。根據上述報告預測，205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90萬億元，是1990年的50倍。

　　美國高盛公司的報告更是令人鼓舞，再過30年，中國人均GDP將超過15000美元，進入世界發達國家之列。

　　這些大膽的預測和樂觀的論斷非同尋常，為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0年后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提供了經濟學上的有利佐證。

　　中國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讓一些西方觀察家瞠目結舌!短短幾十年，中國經歷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上百年乃至幾個世紀才經歷的風雨歷程，沒有哪個國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見證了這么偉大的不可思議的變化!

　　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廣州等繁華的都市或沿海地區，人們會看到一個美侖美奐、日新月異的繽紛世界……到處都是沸騰的建筑工地、拔地而起的高樓、寬闊的馬路、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在我國歷史的進程中，沒有哪一個階段曾經出現過如此火爆的“奇觀”。

　　在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里，售價6萬元每平方米的“貢院6號”就坐落在灰蒙蒙的北京長安大劇院旁邊，而豪宅的前面便是簡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大樓，進進出出的經濟學家望著恢弘的“貢院6號”，心里不知有何感想!同樣在北京，“順峰”、“金悅”等生猛海鮮酒家里，動輒數萬元一桌的酒席每天都是高朋滿座。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天價”月餅年年看漲，2004年，不少城市紛紛推出了幾十萬元一盒的月餅。

　　在中國周邊，目前己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賭博網，每年吞噬著來自中國的數千億賭資，許多有錢人和有權人常常一擲萬金。原沈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一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伙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后輸掉1億多元。

　　盛況空前的北京國際汽車展，世界頂級賽車邁巴赫被一位27歲的年輕人以92萬美元的高價輕松買走。而從山西襄汾縣來的幾個富豪相互比闊，一下子購買了七八輛奧迪A8，連廠商都大吃一驚。

　　作為英國王室用車的賓利，2002年進入中國的時候，還只是抱著試探的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市場是未來市場，進入中國市場是為了搶占先機。但是，中國的富豪們可不這么看，1188萬元的賓利在上海展出不到兩周，就被訂購一空。而888萬元的賓利，在北京也被陸續開走。從2002年進入中國以來，賓利賣出了 92輛，而他們最初預計的年銷售量僅僅是10輛。

　　這種奢侈品狂熱不僅僅發生在汽車身上，還包括手表、時裝、珠寶乃至眼鏡。

　　中國是否已成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費國呢?2004年9月18日，在北京飯店的新聞發布會上，歷峰集團高級行政主管弗朗格?柯羅尼博士搶先向現場的近300名中外媒體記者拋出這一問題。

　　財務數據顯示，中國奢侈品消費額占歷峰集團全球總銷售的20%，如果加上中國游客在全球各地的采購總額，中國人對奢侈品的消費量則占去其全球銷量的四成。預計到2005年3月，該集團所有鐘表在中國的銷售將達到750萬只，總額約為7.32億美元。

　　“我們的高檔消費品客戶群在中國大約有300萬至500萬人左右，根據瑞士手表行業聯合會的調查，中國已經成為瑞士的第十大出口國，我相信不久這個數字會迅速變成第五、第三，甚至第一。”弗朗格.柯羅尼博士表示。

　　伯爵表(國際)首席執行官麥振杰透露，售價100萬美元的伯爵表有很多被中國人買走，其中60%是珠寶表。“不少人買表不是當作禮物送給別人，更多的是自己佩戴。”

　　以做筆著稱的萬寶龍推出萬寶龍表后，帶動的中國消費力成為其繼美國、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費市場。目前，萬寶龍已在中國41個城市開設了105家專賣店，幾乎占其全球專賣店的一半。

　　當德國人斯蒂芬把90副LOPOS眼鏡在坐落于北京王府井的雅視一仟眼鏡店擺開時，史蒂芬堅持認為，這些每副10萬—50萬歐元的眼鏡在中國會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眼鏡的消費者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如此昂貴的眼鏡，購買者如果不是官員，也應該是有錢人買了送給官員的禮物。

　　這種驚人的消費力不僅僅發生在國內，在海外的旅游市場和教育市場，最受歡迎的恐怕也是中國人。僅在英國，自費留學生已達7萬多人，他們每年在英國的消費高達 8億英鎊。澳大利亞旅游部門的統計表明，自2003年7月至今年6月，中國內地來澳旅游的人數超過10萬人，居各國之首。統計結果還表明，中國人出手也更加大方，中國游客在澳州人均消費約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費約712美元。在新西蘭寬闊的街道上，黃皮膚的少男少女開著豪華的跑車呼嘯而過，顯得特別的惹眼。

　　在富人們瘋狂消費的時候，偏遠而又落后的農村，窮人們卻經常為了一日三餐發愁，有些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塊錢，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許多兒童早早就輟學。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實施之初，全國每年有100多萬適齡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而今天游走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也高達100 多萬。青基會今年曾宣布在全國27個城市為19385名失學農民工子女每年發放600元助學金，使近2萬名失學農民工子女重返校園。然而，面對龐大的失學群體，這種捐資助學的形式只能是杯水車薪。

　　今天，有人用上千萬爭搶一個代步工具，更多人為可以改變命運的600元激動不已。

　　2004年發生在四川的一起慘案更是令人心酸和悲憤，達州通川區蒲家中學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因為家里實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學雜費，老師威脅不發給他準考證，鄭清明一氣之下跑出學校，迎著呼嘯的火車羞憤自殺。

　　家住北京海淀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癥無錢治病。他于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一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于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即一邊是在現代化路上狂奔的富人，一邊卻產生了大量的窮人;一部分人富的只剩下錢，一部分人窮的吃不飽飯。

　　法國《解放日報》北京分社社長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面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由此引起的貧富差異，也表現出少有的困惑和無奈：他試圖向一個遠在巴黎的朋友解釋中國，但對他而言，這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樓，飛速奔馳的磁懸浮列車，或者楊利偉壯觀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會認為整個中國都活在后現代的21世紀文明之中……如果將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崗失業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學的農村孩子，或者農村早已崩潰的醫療保健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他會想象中國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這種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個真實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雙面的，大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下到處游走著滿腦肥腸之徒，而貧困家庭的溫飽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當一部分人在電腦前享受著現代信息社會的豐富多彩，另一部分人還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極為單調的農耕時代!

　　一個國家好比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一個穿金戴銀，另一個則衣不遮體，孩子們會怎么看待這個家庭?這個家庭又該如何面對孩子?

　　令人困惑的貧富數字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姑且不論這種數字是否準確，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這一群體在泱泱13億人口的大國所占的比例不到1%。

　　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10%的人掌握著60%的有價證券和40%的銀行儲蓄;90年代末，20%的人擁有80%的銀行儲蓄;而現在，1%的人擁有50%以上的社會財富。《新財富》公布的2003年“中國400大富豪”調查報告顯示，400多名富豪擁有3031億資產，相當于人口數千萬的貴州省3倍以上的GDP。

　　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2100萬人，而中國農村未解決基本溫飽的人口有3000多萬，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為6000多萬，幾個數字簡單相加，人數便超過了1億。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決基本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更為嚴重的是，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2622元。兩者之比為1：4.12，與1992年的1：2.45 比較，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擴大。

　　中國社會對貧困缺乏切實的救助措施，使得貧困人口維持生計都極為困難;同時貧困人口的大量產生，與極少數富人過分擠占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可以說，改革開放即造就了富豪，也制造了窮人。90年代以來，窮人的增長速度遠比富人要快的多。

　　根據聯合國統計，中國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這就是說，中國目前仍然有2.35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而不是世界銀行所說的8800萬，更不是按我們自己的標準所說的3000萬。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對貧富問題做過比較多的量化研究。他認為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已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國際警戒線。這種判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結論是一致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過數年長期跟蹤，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并與2004年初完成了調查報告，其結論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世界最高。

　　《中國財政》曾經披露過一組統計數據：2000年，高收入家庭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這說明，中國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數人占有社會大量財富，大多數人處于相對或絕對貧困之中。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貧富懸殊的最大的地區之一。2003年深圳各占10%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年均收入分別為7.5萬元和5200元，兩者相差十幾倍。

　　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基尼系數”。按照國際慣例，這一數字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至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一數字在我國的發展情況是：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1994年為 0.467，而目前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這么短的時間內，社會公眾的收入達到一種嚴重不均的狀態。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

　　當然，對于基尼系數，專家學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國家統計局的邱曉華曾指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系數一般的標準來衡量。對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基尼系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

　　按照他的觀點，似乎是二元經濟結構越嚴重，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就越嚴重，基尼系數就越不管用。基尼系數大，并不意味著貧富差距大。

　　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奇特現象。中國農民對現代化的貢獻同社會應有的回報是極不相稱的，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長期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村隱蔽性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逐年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從農村拿走了6868.12億元，而在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僅僅只有幾百億元。更嚴重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后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于2萬億，這筆巨大的資金卻在很短的時間內，流入到了各種利益集團的手中，農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很難想象沒有農業的長期支持和農民的無聲奉獻，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有今天的局面。而農民貧困階層所直接承受的卻是日益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比如一成不變的城鄉戶籍體制，比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醫療保障等方面對農民的歧視性政策。

　　誰動了我們的奶酪

　　農民占中國國民總數的7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農民在我國財富總額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也就是說，我們的城鄉人口比是1：3，財富擁有比例是96： 4;農民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顯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農民真的是一貧如洗，因而農民構成了我國窮人的主體。

　　如今，任何城市的建筑工地都可以看到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的農民工，而許多黑心的開發商和建筑商對農民工的血汗錢往往要層層盤剝，許多農民工一年辛辛苦苦拿不到養家糊口的生活費用。

　　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資料顯示，截止2003年底，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保守的估計在1500億人人民幣以上。

　　國家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字顯示：目前全國職工約2.07億人，其中進城的農民工約9000萬人，這就是說，平均每個農民工被拖欠1500多元。而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全年不足2000元，1500多元在農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

　　正因為如此，許多農民工運用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追討欠薪。哈爾濱市一批建筑民工勞碌了三年，工錢被一拖再拖，最后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只好在簡陋的工棚里度過一個又一個攝氏零下20多度的冰冷寒夜。2003年12月，他們向開發商追討工錢時，卻遭到一群持刀歹徒的圍毆，帶頭追薪的徐殿彬被送到醫院時，臉上、身上滿是血水，由于傷勢嚴重和失血過多，院方立即給他做了手術，雖然保住了生命，可他的手筋都被斬斷了，他哭泣著對自己的家人說：“以后連伸手要飯都不可能了”。

　　這樣的悲劇其實到處都在發生，就是天子腳下的北京也不例外，2004年1月的一個上午，一名湖北籍的民工到朝陽區的一個建筑工地追討工錢，中午時分該民工被發現墜樓而死。據了解，死前他曾接到過威脅電話。

　　2004 年國慶節前，來自黑龍江的王氏兄弟來京打工，被一家職業公司收了2000元押金，不僅沒找到工作，連押金也要下回來，他倆去了派出所、工商局舉報，還是要不回押金。9月22日下午，他倆來到朝陽區勁松東口的華騰大廈職介公司，點火自焚。幾乎是同一天，在北京昌平區名佳花園項目工地，20多名農民工追討工資時遭到砍殺，其中8人傷勢嚴重。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曾報道廣東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于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后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

　　看了這樣的新聞，我不禁感慨萬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迅速擴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經濟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國民收入普遍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韓國也是如此，從1962年至1982年，韓國經濟平均增長率不過8.3%，韓國60年代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90美元，其經濟增長率遠不如我們，然而韓國國民的平均收入卻比我們高了幾十倍。

　　中國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許多人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同步增長，即使在東南沿海城市和地區，許許多多的打工者每個月的收入還徘徊在500元人民幣(不到70美元)。即使是深圳這樣的城市，2004年10月也爆出員工不滿薪水太低而上街堵路的事件。堂堂的中港合資企業深圳金寶通企業有限公司給員工的月薪僅僅230元，加班費為每小時2.1元。員工即使每月加班80小時，月薪還不到50美元。

　　當我們津津樂道“中國制造”為繁榮全球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時，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所謂的“中國制造”最大的優勢在于低廉的價格。這種低廉的價格并非出自技術革新，而是利用了廉價的勞動力。當美國最后一家胸罩廠因中國棉紡織品沖擊在加州倒閉時，加州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月薪1200美元。而我們創造的社會財富都到哪兒去了?千千萬萬辛勤的勞動者為什么不能靠勞動致富?我們現存的體制和稅收調節機制包指收入分配機制是不是應該進行改革和反思?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的數字，中國全民的工資總額情況是：1999年0.987545萬億，2000年1.065919萬億，2001年是1.18309萬億，2002年是1.2萬億，2003年全年工資總額不過1.3萬億左右，只占GDP的12%。

　　全世界其他國家，工資往住是最主要的勞動分配方式。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20多年，沒有多少人是靠勞動獲取工資致富的。工資收入往往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這不是很奇怪嗎?

　　明確的受益者

　　美國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對于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

　　誰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明確的受益者?那當然是迅速富裕起來的利益集團。他們最初產生于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幾乎每一個角落，最后集中到了城市。

　　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雖然政府的壟斷行為逐漸減弱，但仍控制著重要的政治經濟資源，這使得富人的成長離不開獨特的制度環境。在經濟領域，政府一直努力試圖在維持對經濟干預的格局下引入市場機制，從而形成了權力與經濟密切結合且互相依賴的特征。正是這種制度決定了富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能通過對權力的依附獲得財富，其資本積累的速度與規模取決于他們與權力互惠的程度，而不僅僅取決于他們實際的競爭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權利的交換實現的，所以他們與權力一道成為與大眾爭奪社會資源的另類競爭者。換言之，窮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權力所剝奪，另一部分則被富人所掠奪。

　　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每一個時期和歷史階段，都涌現出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受益者，他們的致富方式以及財富規模各不相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樣。

　　20 世紀80年代初期，最早的受益者是傳統的小業主、小商販和個體戶，他們散落在農村和城市的角落。由于經歷過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人們對“勤勞致富”的口號還心有余悸，惟有那些在歷次運動中受盡屈辱和磨難的不安分群體，為了改變生活方式、改善生存條件，率先轉變了“怕富”的觀念，敢吃“資本主義”的螃蟹，他們用少量私人資本投入生產、流通以及服務業，直接參加勞動或雇傭少數他人勞動，以相當原始的方式創造財富、積累財富。

　　他們文化程度低，但敢想敢干，不畏艱難，不怕失敗，他們激發了社會其他群體的發財欲望，測試并提升了社會對商人或富人的容忍程度。

　　他們長期處于社會底層，難以與權力形成密切的結合，當時的權利部門也不敢直接與可能被再度“革命”的對象發展特殊的關系。

　　這批最早的受益者沒有嘗到與權力結合的“甜頭”，因而注定了他們難以將財富迅速積累并擴大的命運，當改革的步伐從農村轉向城市，他們便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引入，一批干部“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他們在重新調整自身社會位置的過程中，憑借著往日的權利資源、社會資源以及經濟資源，保持或取得了相應的競爭優勢。在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格局中，迅速完成了財富的積累。

　　20世紀90年代開始席卷全國的“圈地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房地產投資高潮，使富人的隊伍迅速崛起并壯大。這種財富的積累，最初是靠侵占被拆遷戶的利益以及農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增值，后期是靠成千上萬的購房者用幾十年的血汗錢維持的暴利。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華民對房地產商的財富積累過程做了很通俗的詮釋：策劃項目制定圈地計劃，通過各種關系擺平土地批租方，用最低的首付或零首付取得土地手續抵押給銀行，銀行貸款支付土地款和開發款。于是，銀行家自然就成為房地產商和土地主管方“共富的對象”，成為“利益集團”中的一員。銀行家一擺平，錢就滾滾而來，據統計，房地產開發超過70%以上的資金是來自銀行。

　　中國大大小小的富豪們能夠在短時間內積累數億元的財富，在世界資本史上都是不多見的，資本主義國家早期的原始積累大都經歷了100多年的努力，而在中國只需要十多年甚至幾年便可以完成。

　　20 世紀90年代還產生了一批富豪，他們一不靠辦企業，而不沾新技術，三也沒有趕上“價格雙軌制”而實施“官倒”的好時機;他們從一窮二白起家，在短短幾年中成為幾億、幾十億的富豪。他們或者像變戲法似的把全民財產變為個人資產，或者在金融圈內或資本市場呼風喚雨，財富積累的速度比火箭登月還快。而在富豪崛起的同時，銀行出現了巨額的呆壞帳，證券公司出現了資金黑洞，保險公司出現了信譽危機，國有企業紛紛倒閉。

　　再看看中國的股市，短短十幾年，從最初的“楊百萬”到炒“原始股”，再到一個又一個公開或隱性的莊家，中國股市這個無序的“賭場”制造了許多一夜暴富的神話，當大大小小的莊家獲利離場，股市上只剩下幾千萬被掏空了口袋的股民。在中國股市，獲利離場的莊家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新世紀以互聯網為主導的新經濟也催生了一批財富英雄，他們憑借卓越的聰明才智和對資本市場的機會把握走在新經濟的前列，涌現了一批諸如陳天橋、丁磊、張朝陽為代表的陽光富豪。這批富豪的崛起，轉變了社會對富豪的認識和看法。他們很少利用權力資源，相反，他們與權力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一現象引起了權利的不安和驚慌，他們靠個人和市場的力量催生和帶動了一個新的產業，為社會和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選擇和足夠的虛擬空間。

　　“權力資本腐敗”是富豪發跡的最重要的捷徑。正是由于掌控財富和權力的人有條件降低制度成本，進而支配更多資本，才使得社會財富迅速積聚到少數人手中。

　　暴富了的“有權人”和“有錢人”結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不少串案、窩案都圍繞著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一把手”展開。

　　改革開放以來，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日益尖銳，但腐敗的成本以及為此要付出的代價并沒有增加，腐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個角落泛濫，據國土資源部2003年公開資料顯示：2003年全國治理整頓土地市場以來，共查處土地違法案件16.8萬件，687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94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說明權力腐敗的成本實在太低了，在違法案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沒有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沒有追究刑事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腐敗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房地產是富人最多的暴利行業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房地產商迎來了無限美好的幸福時光。房地產一輪又一輪的開發熱潮席卷全國，房地產商瘋狂圈地、拼命上項目、極力炒概念、火熱賣房子已成為各地經濟的一大亮點。

　　他們最初靠土地發家。中國的土地一直是通過權力進行劃撥和轉讓的，這為“權利尋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房地產商創造了驚人的財富。

　　房地產開發與投機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強大的受益者。90年代初期，小小的海南島就上演了這樣一臺“好戲”，一夜之間，誕生了數百位千萬富豪乃至億萬富豪。在那個輝煌時刻，近千億資金涌向海南，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房地產開發與投機高潮。海南島幾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炒過，到處是工地，房子沒有蓋，僅僅憑著一張圖紙就可以被人們擊鼓傳花式的炒來炒去，最后房價像斷了線的風箏飄向遙遠的天際。少數人的暴富，最終是以金融機構的巨額壞賬為代價，金融機構在海南房地產的喧囂中損失了600多億元。

　　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與當地居民人均年收入相比，房屋價格已上漲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在收入水平增長幅度緩慢、就業機會并沒有全面改善的情況下，房屋價格節節攀升。在這些城市，影響房價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建筑材料、人工等基本費用，而是地價、人氣、概念等情緒化、人為化的非理性因素。

　　一般說來，房地產公司售房的價格，大致包括了四方面的成本：1.建筑成本;2.地價;3.房地產稅費及管理成本;4.利潤。單從建筑成本來衡量，撇除地價、房地產稅費及管理成本等主要因素，2002年全國的房屋造價平均水平大致如下：

　　標準多層(七層以下)住宅樓：磚混結構約550元/米2，框架結構約650元/米2;高層建筑(十層以上、有電梯)，約1200元/米2，它隨鋼筋配率和砼強度等級的高低而升降，這一價格，是建筑市場上施工單位可以接受并有相當利潤的市場價格，越是沿海發達地區，其價格越低，如福建，磚混結構最低有380元一平方米，只要資金到位，大把有人搶著做，廣東也是如此，建筑造價普遍較低，這得益于建筑市場完全市場化的結果。也應該感謝千千萬萬的農民工，是他們用非常低廉的工資報酬支撐起一幢幢的高樓大廈，他們沒有任何福利待遇、沒有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保險，是他們的付出和奉獻拉低了城市建筑的造價。而他們的付出和奉獻都被少數開發商所攫取，并沒有體現在最終售價上。

　　對地價便宜的大多數中小城市而言，建筑成本是房價構成的最主要因素，譬如， 30萬元/畝的標準多層住宅用地，考慮其容積率、小區配套設施、規劃概要等，建筑面積分攤的地價因素大約是180元一平方米，房地產稅費及管理成本再高也不會超過150元一平方米，如果利潤保持在國家鼓勵的、合理的8%，那么面對消費者的終端銷售價應為1000元左右，但現在此類地區的房地產價格都在 3000元左右，所以說中國的房地產業是暴利行業絕不是空穴來風。

　　在中國，房地產被公認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業，也是引發民眾上訪最多、損害國家利益最多的行業。在房地產這個龐大的產業鏈中，維系著不同的利益集團，權力參與批租土地，銀行提供大規模貸款，不同的利益集團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獲得各自的利益。

　　比如海口市海甸島的幾千畝土地，最初僅以每畝幾千元的價格劃撥給某公司開發，到1993年這塊地皮最高被炒到了每畝200多萬元。對于這種情況，國外一般采取征收受益稅或土地增值稅、財產稅等法規來抑制其獲取暴利，而中國的土地增值稅根本就沒有得到實施，其暴利一般都通過不同的渠道流入企業或私人的口袋。

　　比如重慶一家地產公司，違反國土、城建規劃，擅自擴建了十幾萬平米的房子，按說應該補繳罰款幾千萬元，但最終公司老板只拿了幾百萬元給個人的“好處費”，就將不合法的手續合法化。

　　沈陽的富豪劉涌一次請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吃飯，臨走時，順手給馬向東秘書扔下一包錢，馬向東作為回報，將價值3.5億元的沈陽市中街商業區一塊2.4萬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劃撥的方式無償劃給了劉涌。單是這塊土地，劉涌一夜之間就增加了3.5億元的財富。

　　如今在城市，一個看上去很不顯眼的樓盤，掙幾個億不過是家常便飯。房地產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投資一個房地產項目，如果沒有100%的利潤，那肯定是一個失敗的投資。

　　海南萬通進軍北京時手中不過幾百萬，投資一個新世界商場項目，就使他們的腰包膨脹到十幾億，并奠定了馮侖、潘石屹等人在江湖上顯赫的地位。萬通在北京短短十年間，還培養和造就了十幾個億萬級的地產富豪。

　　北京城區的一些樓盤，初期推出時均價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利潤已經翻番，現在同樣的房子均價已經漲到了每平方米1萬多元，這樣的暴利怎能不產生富豪?

　　北京某家房地產公司90年代中期拿到了國貿附近的一塊地皮，當時花了3億多元，后來與香港人合作開發，評估價是30多億元，僅僅五年的時間，整整翻了十倍。

　　潘石屹離開萬通時，從萬通帶走的現代城項目，僅僅一個項目，就使他輕松躋身富豪榜的行列。

　　1994 年，一位從海南政府機關下海的干部來到北京，看中了東直門外的一塊土地，于是貸款投資開發寫字樓，項目還沒完工，就被中海油公司整幢買走，每平方米凈賺了 7000多元，他做夢都不敢相信這樣的事情。當他后期開發涉外公寓與美國地產大鱷漢斯公司合作時，美國漢斯對這樣的暴利驚嘆不已!在漢斯看來，投資房地產 15%的利潤就已經很可觀了。

　　曾偉2001年從深圳來到北京，看中了朝陽公園對面的一塊土地，而這塊土地上迅速崛起的金燦燦的棕櫚泉國際公寓，宛如一座座金山，使曾偉轉瞬間成為巨富!

　　難怪有人慨嘆：這樣的暴利機會在全世界都很難找到!據《福布斯》一年一度公布的中國富豪榜顯示，最近連續幾年，在中國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從事房地產開發的高達40%以上，由此可見房地產是中國產生富豪最多的行業。

　　然而《福布斯》的排名僅僅只是一種表象。一些深藏不露的房地產商人根本不屑于躋身其中。像北京天通苑、世紀城等地產商人，其獲取的利潤早已超過百億。他們并不希罕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福布斯》上。

　　在房價高漲的大背景下，通過房地產獲利過百億的地產巨頭在北京、上海絕不少于百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這一暴利行業存在著普遍的偷稅漏稅行為。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國納稅百強排行榜”，暴利豐厚的房地產企業悉數落榜。

　　轟動一時的上海“周正毅案”，當事人僅因虛假注資和操作證券市場罪被輕判。但“周正毅”案暴露的問題恐怕絕非如此簡單，他在靜安區“東八塊”58號地塊與2159戶拆遷戶的糾紛并沒有因此而解決。當地一位拒絕拆遷的中年女教師申訴，如果她家被遷到遠郊，她的工資還不夠她和兩個孩子到市內工作、讀書的路費和餐費，而她的丈夫已經下崗，她自己也身患重病。類似她這樣拒不拆遷的家庭還很多，拆遷暴露出的問題在于市民擁有自己房屋的居住權，但在拆遷時卻無法與開發商進行價格談判，甚至，幾乎所有訴諸法院的拆遷官司都沒有勝訴的可能。而政府通過一紙協議書將土地轉讓給開發商，一旦開發商和拆遷戶的矛盾變得尖銳，政府往往站在開發商的立場替他們行使拆遷的義務。如果上海公開拍賣這塊土地，拆遷補償問題很容易解決。協議轉讓或劃撥，利益都被開發商吃掉了，對于百姓來說，住房是最大的個人財產，而對于政府或開發商而言，土地又是獲利最豐厚的財源。

　　鬧得沸沸揚揚的湖南嘉禾商場項目，開發商以每平方米30元的超低價拿到城中心一塊需要拆遷的土地，而當開發商與拆遷戶發生利益沖突時，當地政府不惜采取一切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付無辜的拆遷戶，一時間鬧得全縣上下人心惶惶。

　　當房地產商借助各種力量哄抬房價導致房價瘋狂上漲時，成千上萬的低收入階層只能望樓興嘆，要買房，就得透支未來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心血。

　　在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窗口“上海”，房價上漲的速度更是離譜，即使一個高薪白領一年的總收入不吃不喝也買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上海市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95美元，據說居中國各大城市之首，這樣的收入只能在徐家匯或陸家嘴勉強買到1平方米的房子，而上海市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還遠遠達不到這個理想的人均收入數字。

　　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地價是房價的主要構成因素，好的地塊，每畝多是千萬以上，在這樣的地塊只有建造高層、高檔樓宇，才能把地價因素削減、消化下來。在北京，1000萬/畝的地塊，應該在三環以內，25層的塔樓，建筑面積分攤的地價大約是1300元一平方米，加上 1200元一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如果利潤率為8%，那么面對消費者的終端銷售價不過3000元左右，而現實中的價格多為一萬元以上。這里所說的地價，是參考同地域中已經見報、公開招投標的地價。而實際情況是，不單是北京，全國其他地方，經營性的房地產土地出讓絕大部分(95%以上)都是協議轉讓的，就是說，是在沒有競爭、不公開的情況下以一種你情我愿的形式出售國有土地的，其價格比公開招投標的地價低很多，有些可能連1/10都不到。北京2003年突擊協議轉讓的土地，用京城房地產大腕華遠公司任志強的話說，光為這些協議轉讓的土地辦理各項手續，沒有一年半的時間，絕對辦不完。為什么會這樣呢?原來國土資源部下令，2004年8月31日前停止一切土地的協議轉讓，改為以公開招投標方式轉讓，出價最高者中標。游戲規則改了，門準備關上了，已經得利的、想要得利的、有門路的立馬就忙開了，有人戲稱此幕系土地市場的最后瘋狂，京城房產大腕們預測，今后北京的房價將會不可避免地上漲，樂觀的估計2萬元一平方米都打不住，按原來房屋銷售價格與成本的比例推算，房價可能會上漲到3萬元一平方米，快趕上香港的房價了，但香港的人均薪酬水平、地價卻是北京無法比擬的。

　　有句話說得很精辟，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每個城市在把房產價格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時，無疑是在加快其挖掘墳墓的步伐，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所有的資本都會爭先恐后地出逃，對當地經濟的打擊，用十年衰敗來形容都不為過，看看現在的北海、海口以及日本、香港，就明白什么叫元氣大傷!

　　當一個城市的主要財富是以土地、房產來支撐時，必然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不動產基本上沒有任何特殊性，制造起來很快、很便宜，它不是古玩珍寶名畫，其真正價值，與當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勞動力價格、建筑材料價格是密切相關的。有關數據表明，當一套70平方米的新建房屋價格是當地人均年收入的5倍以上時，就已經進入警戒線了，達到10倍時已是相當嚴重的泡沫化。從長遠來說，這樣的價格在其它因素(利好出盡、利空必至)的打壓下，必然存在理性回歸的動力，任何政府的優惠政策或商業上的奇跡都抵擋不住，除非以破壞當地整體經濟持續性發展為代價。

　　最快的發財方式

　　有富豪曾經大言不慚地說：“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的發財方式，是將國家的錢變成我口袋里的錢，國家的錢實在太多了，沒有誰數得清，沒有誰看得住。實際上，許多看守人并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到我的腰包里”。

　　有位靠倒騰資金發家的富豪也說過一段話：“把錢從銀行弄出來，就好像是從自己的左口袋弄出來再放到右口袋，總量沒有減少，談不上什么損失。”這位富豪多次吹噓過他的發財方式就是從銀行貸款，早期銀行貸款只認人不認資產，他貸到第一筆錢后，用貸款再去貸第二筆款，以這種方式貸款規模越來越大，他就成了富豪。

　　在中國有大批富豪都是寄生在銀行身上，為了從銀行搞錢樂此不疲。雖然銀行的錢是全民的，但掌管錢的卻是個人。最近十幾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出現了幾萬億的呆壞帳，沒有幾個人最終承擔責任，在銀行貸款大量流失的同時，一批又一批的銀行官員離開銀行遠走高飛。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發表了題為《格林科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活龍活現地說出了國企改制過程中一些人常用的招數。

　　郎咸平的言論的確代表了許多民眾的基本訴求，而他的反對者，無疑是另一利益群體的堅定支持者。當社會利益面臨重新分配時，各種利益群體通過多方的博奕來滿足自己的基本訴求。在中國政治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郎咸平的“發難”揭露了中國國企改革長期以來的積弊，喚醒了改革中另一巨大群體的維權意識。人們希望通過多元利益之間的沖突博奕，逐漸形成交易、競爭、分配的基本游戲規則。規則的底線是利益各方都可以接受，而不是任由哪一方隨心所欲地主宰利益的分配。

　　國企改制中，瓜分國有資產這道豐盛的晚餐已是人人皆知的普遍現象，國內不少喪失了社會良知的經濟學家被一些利益集團所迷惑，為種種公開的掠奪搖旗吶喊，政府相關部門的沉默也助長了這種瘋狂的掠奪。如今，當人們公開談論國企改制的利弊時，幾乎所有值錢的地方國企已被賣的差不多了，全體國民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社會財富轉眼間變為少數人的囊中之物!

　　山西運城市2.3億國資一夜“大縮水”成了幾千萬;大連5000萬資產的一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一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京東方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股權置押、轉讓之后，最終由一家注冊資本僅為300萬元，成立時間不到1年的北京智能科創公司成為掌管幾十億資產的大贏家。而智能科創的股東包括多名京東方的現任高管。如此快捷的發財方式，沒有預告，一切已經開始，同樣是沒有預告，一切又接近了尾聲。

　　郎咸平呼吁“停止以瓜分國有資產為目的的國企改革”顯然點中了死穴。做為一名境外學者，他的聲音很微弱，根本無法撼動既定的國企改制政策，也不可能對利益集團構成真正的威脅。看上去強大的國資委其實根本無法無力也不可能阻礙利益集團搶奪豐盛的晚餐!

　　2003 年12月29日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深圳市萊英達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化集團公司、深華運輸實業公司、深圳市勘查研究院、深圳市設計裝飾公司等5家市屬一級企業，進行整體改制，分別與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和深圳市建設控股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合同或框架性協議。這次所謂的“整體改制”，也就是被郎咸平炮轟的“國退民進”。政府授權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一紙劃給了個別人。一夜間，深圳又出了一批億萬富豪，與以往的“造富運動”不同的是，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正是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一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于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一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深圳萊茵達集團董事長李承友只動用了區區兩千萬元就收購了這家總資產達16.5億、凈資產4.6億、年銷售額達331億的特大公司。令人不解的是，一個導致數千員工下崗的國企董事長怎么突然能拿出兩千萬?

　　深圳益力原來是一家小型國有礦泉水廠，在全體職工的艱苦努力下，成長為中國著名的礦泉水廠生產企業。深圳市打著“靚女先嫁”的旗號，將優質資產“益力”礦泉水賣給法國達能集團，并直接導致該廠數百名職工下崗。緊接著，深圳市又操作“資產置換”的游戲，將這家上市公司的殼資源轉給了深圳一致藥業。殼資源轉讓前夕，流通股前100名個人股東中超過一半以上是深圳市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的人員，后來“一致藥業”股價翻了幾番。殼資源轉讓后，公司僅剩的百余名員工被逼全部下崗，連距離法定退休年齡僅幾個月的老員工也不放過。員工們向政府申訴，得到的答復是“國企內部行為，政府不插手”。那些曾經在低工資、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中，用自己的血汗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創造財富的普通員工們得到的是政府和企業的漠視。

　　類似這樣的例子其他省市還有很多。

　　重慶某國營大廠價值兩億多元的資產，被重慶市經委以2200萬元的低價處理給民營企業重慶耐德工業公司，該廠三千多職工義憤填膺，每人集資一萬多元提出用4000萬元的價格買回自己的工廠，并強烈要求政府查處黑箱操作、踐賣國資的行徑。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前，陳欣的姐姐就是這家國有企業的財務主管，改制后隨即宣布全體員工一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一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一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不可思議的流失方式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和警惕。

　　盡管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很多，歸納起來，無非兩種，即公開流失和潛在流失。

　　公開流失是指看得見、摸得著的資產流失;潛在流失是國有資產收益的隱形流失。

　　他們或把國有資產公開轉化為個人資產，或利用金蟬脫殼的形式，以股份制改革為名，把優化資產剝離出來，由自己或其親信掌握，把劣質資產和冗員、債務、虧損業務留在母公司;或低價將資產轉讓給自己或其親信。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導致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承擔改革成本最多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改革成果，承擔改革成本最少的社會群體幾乎獨吞了改革成果。獲得最多利益的是權力部門和企業高管，受損害最大的是全體員工。這種社會不公往往是政府權力部門直接參與造成的，在所謂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權力部門左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動格局，參與交易的機會并不是向所有人開放。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的現象十分普遍。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一方面少數人利用控制國有企業資產運營和國有資產轉讓的權力，使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積累起個人雄厚的資本，一夜之間擁有私人企業，反過來雇傭工人，進一步獲得利潤，個人財富不斷增加和膨脹。另一方面，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企業陷入虧損和破產的邊緣，職工被迫下崗失業，收入難以維持生計。一方面是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積累，另一方面是貧困在大多數人身上體現。

　　屬于國家所有的礦產資源，這幾年也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的流向私人手中。山西是我國煤炭的主要產地，因煤而富的人一下子遍地開花。然而屢見不鮮的礦難、真刀實槍的資源爭奪戰以及每年數百億的財富流失，其背后都有權力部門的影子。在產煤地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勞動模范等等耀眼的政治資本都被煤炭富豪們所攫取，他們與政府官員稱兄道弟，不官而官，輕而易舉地壟斷了屬于國家所有的礦產資源。這些富豪在經營煤炭的同時也在經營著政治，而且經營政治的水平超過了經營煤炭的水平。“經營政治”是指煤炭富豪們與官場亦明亦暗的“魚水關系”。當他們邁出由農民轉向煤礦主的第一步時，命運已經注定他們必須在經營煤炭的同時經營政治，不善于經營政治的煤礦主最終成不了煤炭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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