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發展方式需要系統性的思考

　　高梁

　　原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第3期(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承辦)

　　一、發展方式和發展機制

　　轉變發展方式，是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即：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產業結構缺陷(二產過大、三產滯后);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傊侨矫嫒蝿眨簲U大內需、優化結構、建設兩型社會。

　　這是當前我國工業化進程中諸方面問題的外在表現，它們自有其內在的決定因素。例如，國內消費不足的原因是貧富差距大，多數人消費能力不足，但關于貧富分化的體制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就有種種不同意見了。關于如何優化產業結構，一般認為應該大力發展三產和加快城鎮化;也有人按照“從粗放到集約”的思路，主張以“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作為“治本”手段。

　　經濟發展機制是一個復雜系統，是內部各因素在多年運行中，相互作用與磨合而形成;它還取決于國家經濟戰略方針，這是個不斷的政策試錯的過程。今天是全球化時代，我國經濟和國際市場高度互動，外部因素影響的權重也很大。如果不全面深入地考察經濟運行的特點，如何轉變發展方式，給出的“對策”就很難奏效。

　　二、經濟發展機制的演變

　　(1)1980年代，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國內消費需求拉動、輕工業和服務業驅動。市場化改革從農村開始起步，使得國內消費市場得以迅速擴張;前30年積累的重工業基礎，為產業結構的調整準備了條件。

　　(2)1992年后，改革開放進程加快，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私營和外資經濟成分快速增長，國有經濟比重逐步降低(2010年，國有經濟占GDP比重降至22%)。經濟增長機制，轉為主要依靠出口和國內投資的拉動。

　　此時全球進入經濟一體化。西方產業外移，國際市場擴張，為我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提供了難得機遇。我國大幅度放寬外貿和外商投資政策，沿海的“招商引資、出口加工”模式，以空前的規模在各地推廣。依靠低工資、低地價、低環境成本等“比較優勢”，中國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天堂和加工/組裝基地。

　　2002-2010年，我國出口年增21%，投資年增24%，工業年增15%。工業品的1/4用于出口，出口工業品中50%為貼牌生產。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47%(最高時達67%)，在1億以上人口的大國中僅此一家。

　　外需拉動工業化加速發展，帶動了城鎮化加速。2.5億農民工到沿海和城市就業，決定性地改變了城鄉人口比例，并帶動大規模的城鎮基礎設施與住房建設，相應地帶動了工業裝備需求和消費品需求的擴張。

　　相應地，企業的分配機制，從原來建立在統一工資基礎上的按勞分配，轉為今天的“按要素分配”。回顧80年代，宏觀調控面對的主要是國有經濟居優勢下的“工資投資雙膨脹”的通脹壓力，而今日的宏觀政策面對的問題，則是在經濟高速增長中的“產能擴張與消費不足”的矛盾。

　　(3)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給我們的“出口導向”經濟帶來嚴重打擊。2008-2009年為保增長速度，推出大規模投資刺激政策，帶來國內住房價格的暴漲和巨大的通脹壓力。這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信號，它說明，我國工業以目前的產能和技術能力，繼續進行平面式(或粗放型、數量型)發展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在全球化的今天，照搬凱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可能加劇經濟泡沫化的風險。

　　要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調整發展戰略的思維。

　　三、全球化、產業結構和分配機制

　　近20年，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加工業的拉動，和國內基礎工業擴張的支持。這既決定了我國工業的結構特點，也是導致國內分配差距拉大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1)我國工業，明顯分為面向出口部分(如輕紡、機電、電子)和面向國內基礎建設部分(如能源、原材料、建材、裝備)兩大塊。

　　前者是由低工資“比較優勢”支持的。其特點，一是外資占有重要地位(出口的60%由外資企業完成，電子通訊等高技術產品比例更高)、擁有很大的主導權與技術優勢;二是“大進大出”，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和外部資源(及高端零部件和元器件)。呈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特征。

　　出口導向型產業的膨脹是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2007年，全部出口額的89%，由占經濟總量55%的東部地區完成，東部省區外貿依存度達80%以上，而中西部僅為11-12%，近幾年出口加工業向中西部轉移。

　　(2)近10年來，投資占GDP的比重高達50%以上，投資總額中基礎建設占60%以上，房地產又占基礎建設的28-30%。2012年，GDP為52萬億，固定資產投資37.5萬億，其中房地產投資達7.2萬億。這是拉動重化工業擴張的主要因素。在跨國公司橫行全球的今天，我們的重工業體系大體保持了獨立自主性，這是計劃經濟時代奠定的基礎，也是我國區別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不同之處。。

　　(3)盡管我國工業規模位居世界之首，但還是品牌小國，總體上處于技術追趕狀態。高端工業設備或消費品高度依賴進口，或依賴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例如：2012年我國生產了11.8億部手機、3.5億部計算機、1.1億臺彩電(明顯以國際市場為目標)，但高端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進口，所費外匯以千億美元計;年產轎車1000多萬輛，但發動機等關鍵部件主要靠進口;高鐵成就舉世矚目，但是軸承、輪轂、軸靠進口……等等。

　　1992年以來，在“融入全球化”口號下，各地之間展開以招商引資為主要抓手的GDP增速競賽，相對忽視培植內生技術能力和自主產業體系，忽視自主開拓國際市場。

　　在當今全球分工體系中，西方跨國公司掌控著產業鏈/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研發設計(專利品牌)、原料購置、訂單管理及營銷、儲運、金融服務等，即“微笑曲線”。中國廠商處于其中的中低端位置，大體只拿到微薄的加工費。各方信息表明，OEM貼牌生產廠商總收益，僅占產品全球價值鏈的10%左右。

　　(4)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在產業升級中，將部分產業(環節)向海外擴散，本土的“三產”比重不斷上升。盡管美歐因“去工業化”和“寅吃卯糧”導致金融泡沫破裂和經濟危機，但仍保持人均GDP數萬美元。常識告訴我們，一國僅靠內貿餐飲旅游等傳統三產發不了大財。西方高收入的產業基礎，在于依仗技術優勢和企業組織經營優勢，占據了國際分工中的高技術制造和高端(生產)服務業市場。

　　中國工業總量的快速擴張，與西方服務業比重同步提高，絕非偶然。如果簡單按國別類比法，要將我國“三產”比重人為提高到西方水平(從40%提到70%)，明顯不符合實際，而且三產中的大部分行業高度市場化，不能靠政府人為拔高。今天我們觀察問題，不能脫離全球化的環境。

　　(5)對外開放對促進我國經濟起飛功不可沒。但由于對外資門坎過低、忽視“度”的把握，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我國累計吸收FDI近1.2萬億美元，“三資”企業約占工業增加值的28%，并向流通、金融、服務、農業等基礎與核心部門延伸，獨資比重不斷提高。在一些重要行業或領域，外資占據了主導地位。如作為支柱的家用汽車行業，產能80%以上為合資，本國企業被邊緣化?？鐕疽欢冉?ldquo;國企改革”之名企圖并購我戰略性裝備骨干企業，危及國家經濟與國防安全。

　　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如合資企業中，外方多控制著投資、國際購銷、財務、研發等實權，拿走大部分收益。

　　在開放中過分依賴技術引進、迷信外資的“技術溢出”，助長了政府和企業的急功近利心理，躲避艱苦的學習與自主創新，壓抑本國技術創新能力。

　　(6)貧富差距拉大，大多數居民購買力不足。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24急劇擴大到目前的0.46以上，貧富分化的速度世所罕見。

　　不少人將貧富分化歸因于腐敗、國企壟斷和城鄉差距(這里不討論財政問題)。實際上，國企中多數戰略性制造企業的工資水平并不高，若干壟斷性強的行業，國家也有權調節企業工資和利潤分配。再說了，國企工人工資再高也高不過企業高管。改革是為了讓廣大群眾改善生活，為什么看到部分國企工人收入高一些就憤憤不平，非要往下拉?至于說“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改革解決”，暗示“全面私有化就可以縮小收入差距”，更是違反社會現實的說辭。

　　生產(所有制)決定分配。孤立地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問題，造成我國貧富差距顯著化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點：(1)官商勾結的腐敗;(2)私有經濟的膨脹;(3)大量農民進城就業;(4)跨國資本大舉進入。城鄉差距待下文討論。

　　中國二、三產業共有5億就業人員(2012)，只有6500萬是公有制單位雇員。正式統計的7300萬工業就業人員中，國企職工僅1/4。非公有制產出占經濟總量近80%。2009年全部非國有企業的職工(含農民工)年工資約1.5萬元，是國企職工的一半(國家統計局公報2010)。很明顯，企業的分配機制已經服從“要素市場”規律，工資水平由勞動力供需狀況所左右。

　　2.5億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是整個工資體系的下限基準。另一方面，三資企業高管的工資是參照發達國家水平，這成為本國企業高管的參照系。即“工人向農民工看齊，高管向外資看齊”。三資、私營大中企業CEO年薪多以百萬計，他們和底層工人的年薪動輒相差百倍。顯然，我國的一次分配，是由內外差距、城鄉差距的雙重“二元結構”，形成資本與勞動的地位極不對等的“要素市場”。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得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市場化是在社會高度不平衡、不同質的環境下進行，另一方面則是過深地卷入了全球分工體系。

　　已出臺或討論中的改善分配的措施，如：扶貧、扶持小微企業、擴大社保醫保覆蓋面和提高水平、廉租房、“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如調低國企高管和壟斷企業工資、調高最低工資水平)等。但根據當前所有制分布情況，對非公企業內部分配進行政策干預是隔靴搔癢，過快提高工資水平會打擊出口加工業。在當前，遏制貧富分化的正途是二次分配，即對高收入和大額財產征收累進稅，以充實社保基金和廉租房建設基金(變賣國企充實社?；鹗菙〖易拥闹饕?。這一制度在西方是天經地義，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連提出問題都如此困難，豈非咄咄怪事。

　　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

　　(1)我國“出口導向”型增長空間已近極限，產業升級迫在眉睫。

　　中國人口是美歐日俄人口的總和，出口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輕工類制品已占有國際市場相當大的份額(如家電、紡織服裝占世界貿易總量1/4-1/3，手表自行車等占70%)。亞太各發展中國家爭相發展出口加工業，國際貿易條件趨于惡化。金融危機迫使西方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趨勢看，國際市場擴張的空間已經有限。

　　30年前，中國人均收入僅200多美元，依托低工資成本走“國際大循環”道路是正確的?，F在中國人均GDP已達到6千多美元，勞動力供需形勢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工資上漲已成趨勢。加上人民幣升值，加工出口成本將不斷推高。從長遠發展計，我們必須從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向附加值較高的兩端(知識產權、國際營銷與服務)伸展，在高技術層次的產業環節逐步增加份額。

　　產業優化升級，必須以自主的科技創新驅動。即：要靠中國企業(中國公民或機構所有并實際掌控的企業)，主要依靠自己的高素質人才，參與國際產業鏈的高層次競爭。我們不僅要GDP，更要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如果繼續“招商引資、騰龍換鳥”的思路、將產業升級寄托于接受外資的“恩賜”，就無法改變“國際打工仔”的地位。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長期滿足于依賴他人的“短平快”式增長，就會將高端產業的控制權和本土市場永久地讓給外資企業和西方國家，阻塞未來的發展空間。

　　(2)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相互促進的歷史。發達國家主導著技術-產業進步潮流，并體現為國際競爭優勢，即依靠對新技術的動態的壟斷，從后進國家那里榨取“創新租”，此為高收入的根據。

　　后進國家的“趕超型”工業化，面臨兩個最基本的障礙：一是技術水平與創新能力的差距，即模仿學習、形成能力和產業化的節奏能否趕得上發達國家;二是市場障礙，即在本國市場已被外國高技術產品占領的情況下，自己的同等產品能否以有競爭力的性價比贏得市場;如何沖破發達國家以“自由貿易”為名對后進國家產業升級的壓制。

　　迄今為止，只有日本、韓國等少數后進工業國家成功地越過上述障礙，實現了真正意義的產業升級。他們的共同經驗是：自主型“技術立國”的指導思想;市場經濟加政府指導、“官產學研用”協作的創新體制、強力支持創新-進口替代的政策(如禁止重復引進技術，鼓勵逆向消化-自主創新的技術路線，適度的產業保護)。

　　以當代科技-產業革命的實踐為背景的創新經濟學，傾向于認為：加快技術-產業進步，需要形成有利于提高全社會整體創新效率的體制和政策，即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它要求從科研、產品開發到市場實現的全過程，綜合運用政府指導、市場激勵等手段，發揮科研機構和企業各自的優勢，并實現高效的協作。以為只有“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從粗放到集約”轉變的觀點，是片面和過時的。

　　(3)從依靠“招商引資”到依靠創新驅動，是發展戰略思想的根本轉變。從2006年起，中央就提出這一問題，但指導思想的轉變很不容易。

　　后發國家的產業升級是需要長期努力的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需要著眼長遠、培養隊伍，腳踏實地。產業升級不僅僅是要培養幾個“高技術戰略產業”，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國各行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抓住各種可能的機會;需要調動社會各領域、各層次、各地方的能力和優勢，綜合發揮政策和市場作用，排除障礙，形成協同效應。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工業化城市化尚在進行時，產業結構呈多層次狀態。各地發展不平衡，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可能步調一致。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多種發展方式并存是必然的。關鍵在于，要從指導思想的調整開始，啟動工作重點的調整。

　　(4)產業升級，收入分配，兩型社會

　　推進自主的產業升級，將有助于充分發揮本國中高級人才的作用，為新一代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將有助于提高本國工業增加值，從而提高工業利潤與白領的工資，改善國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將“圖釘型”改為“金字塔型”格局)，此為縮小收入差距的一條根本之策。

　　轉變發展方式，要求扭轉“高消耗、高污染”，促進節能降耗與環境保護。要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途徑是工業技術進步與推廣。只有采用廣大企業與家庭承擔得起的新技術與產品(國外技術進步很快，但要價過高)、換言之，只有當中國企業掌握了關鍵技術的研發能力與知識產權，才能降低新技術新產品的價格，才有條件推廣。

　　(5)工業化帶動城鎮化，二者相互促進。但片面強調“加快城鎮化拉動內需”是有問題的。

　　一般認為，城市化對內需的拉動作用是：城鎮人口增加引致三產就業增加(有人認為城鎮總就業中公共服務占40%多)，拉動消費品需求擴張;城鎮擴大要求基礎設施建設(路水電通訊網絡)擴張，據研究城鎮人口每增一人需基礎設施投資6-10萬元。加上住房需求，將拉動鋼鐵建材、裝備制造等工業。

　　首先，近代城市化多是由工業的發展，帶動商貿運輸金融等業的繁榮。城鎮化本身可引致三產就業的擴大，但如果沒有實業作為支柱，僅靠低水平的商業餐飲之類，帶動的就業空間畢竟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來。這已經有很多實例。

　　一些發展中國家，大量農民失地進城又找不到工作，形成龐大的貧民窟，這樣的“超前”城市化不過是將原有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為城市貧富二元結構，社會矛盾比原來更顯著、更尖銳。

　　其次，關于城鎮擴張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拉動”。城市及其區域的基礎設施具有公益性質，所需投資巨大且回收期過長，其中一部分無法收回(如供排水管網、地鐵)只能靠城市財政支持。歸根結底，是實業拉動城鎮建設，而不是城鎮建設拉動實業。如果不顧客觀條件，強行用缺乏根基的超前的城鎮建設“拉動內需”，其結果必然導致呆壞賬的累積，難以持續。

　　與此聯系的是房地產問題。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迅速改善了城市居住條件，但房地產的金融籌碼功能同時被放大。各類投機資本(含境外熱錢)不斷抬高大城市房價，帶來驚人暴利。這就造成一些地方不顧本地實際，放棄發展的實業目標，招商引資搞土地財政，大干快上建新城。大而無當的豪華公共建筑、無人居住的“鬼城”遍及全國各角落。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合作的房地產鏈(征地-土地基建-賣地-房產開發交易)，各環節包含了財政和灰色收入的利益，誘導各地挖空心思占農地，而新城區又缺乏足夠的就業吸納能力，導致失地農民不斷增加;占地補償成為政府與城郊農民矛盾的焦點。

　　“4萬億”政策出臺后，“保18億畝耕地紅線”不提了。2008-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總面積為16.3萬公頃、20.9萬公頃、42.8萬公頃，2009年土地出讓總價款1.6萬億，2010年為2.7萬億，城市“賣地”收入平均占地方財政收入60%(10年前為10%)。地方政府拿了地再融資，有的城市舉債達千億。“建城熱”造成驚人的土地浪費。2000-2010年，城市人口增長26%，而城市面積擴張了50%，除一線大城市外，全國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遠低于西方國家。

　　顯然，“以城鎮化拉動內需”已強調得過分，隱含著泡沫風險和發展道路的陷阱。一些人熱衷于此是出于眼前和局部利益的考慮、甚至私人利益的考慮。房地產與城鎮建設的畸形繁榮，綁架了銀行與地方政府，助長了腐敗，加劇了官民矛盾和貧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風險，并威脅長遠的糧食安全。

　　五、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

　　我們處于從傳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的階段，城鄉關系正在經歷深刻的歷史性變革。有幾個基本問題，需要通盤考慮：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特點和非農就業的增長空間;農民轉市民、耕地轉城市用地的體制和政策;維護農業和耕地、保14億人的糧食安全;廣大農村的基層治理和社會建設。

　　(1)近十幾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三農”問題突出，其根本原因是工業化城鎮化加速，小農的比較收益惡化。中國人多耕地少，小農生產的潛力已基本挖凈。分散經營使農民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小農無法與美歐大農業競爭，農產品漲價的空間有限。鄉村治理流于缺失(其部分原因是多數鄉級財政枯竭)，基本的醫療教育服務、金融服務弱化，抬高了農民開支。

　　戶籍制度不限制居民流動，“二元體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貢獻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

　　(2)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國際市場的波動，影響一大片農民工的就業前景。多數尚未在城市站住腳的農民工(就業住房社保及各項權益)，在家鄉的耕地承包權和自有住宅，在較長時期內還是他們的保障和退路。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是維護農民土地的平等權利的社會穩定器。另一方面，耕地承包權事實上相對固定化，在農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又有將這一權益“變現”的客觀要求。目前各地進行的承包土地“確權”和實際進行的各種形式的“流轉”，對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如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緩解城市合理用地困難)和維護農民權益的的作用是復雜的。關鍵是要防止以“城鎮化”為名搞圈地、防止農村出現土地關系新的不平等、給農民工留足退路。

　　(3)由于國內工農業勞動的收益差別，農民向城市的流動趨勢還將繼續進行，農業的“副業化”不可逆轉。目前很多地區的主要問題，是務農人力短缺。鼓勵規模化的“家庭農場”是出路之一。但由于中國有很大一部分耕地不適宜大型機械耕作，如何提高這些農區的務農收入，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將成為重要問題。政府拿出財力“反哺”農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本意。

　　中國小農經濟的出路：如果靠資本下鄉“公司+農戶”，將固定小農的低收入狀態;發展新型合作組織，則當前農民自組織能力稀缺，亟待加強鄉村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村民自治”的嘗試，效果如何是值得懷疑的。一些地區(如成都、重慶等地)在進行“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點”中，注重支援與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加強鄉村治理工作，探索新型合作方式等。這對廣大鄉村社會建設，意義重大。

　　(4)為減少農民進城的制度摩擦，改革城鄉戶籍分管體制是必要的。但城鄉戶籍分管的背后，是兩類居民不同的保障制度——城市居民享有養老醫療等社保權益和子女教育的便利，農民則有耕地承包和宅基地使用權。一些有條件的大城市動用自身財力，為轄區內農民“轉市民”提供相應的權益，同時置換出相應的農地。但農民的跨省區遷徙定居(如四川農民到珠三角落戶)，則因沿海和內地省份財政實力的差異，難以實行。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社保醫保”體系的主張，在6億人的現代部門和7億人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今天能否實行，其前提是計算國家財力和提高財政汲取能力。歐美發達國家過分優厚的社保體系帶來的副作用有目共睹。

　　中國是人口大國，是工業化的后進者，在發展中遇到的特有問題，靠照抄西方先行者的經驗是不夠的。受制于基本的社會經濟條件，考慮到兼顧經濟發展、社會政治穩定的要求，從小農社會走向現代工業城市社會，需要一個歷史過程，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宜急于求成。

　　六、小結：調整發展戰略和體制創新的思維

　　綜上所述，“轉變發展方式”包含著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調整。目前的發展格局與結構，是既有的發展路徑長期實行的結果。這一發展路徑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格局與思維慣性，使人看不清環境與條件的變化和調整的必要性。“轉變”需要時間和付出努力。

　　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戰略思想。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是必要的，保增長要施展組合拳。但從長遠計，根本的任務是從眼前做起，以自主技術創新為關鍵環節，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改革開放政策應該為這一戰略目標服務。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資源緊缺、地區差距大。我們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搞改革和建設。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社會的穩定，是現代化建設的前提。必須強調“社會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注重協調官民、貧富、地區、城鄉等關系。當前有必要節制資本權力的過度膨脹、強調關懷勞動大眾的利益，強調政府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和改進政風。

　　公有制主導與多種經濟成分競爭。經過30年市場環境的鍛煉，我國目前形成公有、民營、三資企業對等競爭的局面。中國60年來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積累、建立起具有相當規模和水平的工業體系，這是作為追趕型的工業得以在國際競爭中保持獨立自主的支柱。現有各行業國有骨干企業，集中了我國70%以上科技人才和資源，是國家產業優化升級的基礎，自主創新的中堅，國防安全的屏障。國有經濟改革與戰略性調整的任務已大體完成。今天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國退民進”，而是要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作用。

　　市場和政策指導、自主性和開放性的平衡。推進自主型產業升級，面對外部的不對等競爭，政府有必要對特定產業給以適度的支持和保護，而如何把握支持保護的“度”十分重要，保護過度則企業失去活力，不保護則處于幼稚期的本國企業難有勝算。需要綜合運用市場競爭與政策兩方面的作用，這就需要較精細的體制與政策設計。要處理好開放、發展、安全的辯證關系。開放要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要為未來的產業升級預留空間。

　　2013.3.12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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