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記者　王皓然/攝

　　隨著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升級，“轉型”將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關鍵詞。這一變化涉及理念的變革，模式的轉型，路徑的創新，是一種系統性的、綜合性的、戰略性的轉變，下一階段，中國應如何走好這條必由之路并取得新的成效?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接受《經濟參考報》獨家專訪時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在過去30多年里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現在應該對2020年的中國有一個清晰的愿景：社會是更為和諧還是更加割裂?機會是否更加平等?社會誠信度能否提高?社會發展和環境能否平衡和可持續?”斯蒂格利茨說。中國在持續轉型中，取得了很多成績，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對外貿易依存度依然很高，而貿易保護主義增長使得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具可持續性。其次，中國基尼系數仍然較高，環境問題突出。在政府治理中，決策也需要更加透明。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斯蒂格利茨認為，這將牽扯到政府職責的轉變：“目前對中國最大的爭議之一是中國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是否應該把職能簡單地轉變為市場?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市場只是手段之一。”

　　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作用的性質需要變化。“政府不再決定怎么做，而是想怎么去幫企業實現。要使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體轉型，需要有這樣的精明政府才能實現。政府和市場之間需要互動，政府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確保私有部門和公共部門共同合作，去發展一種可以把利益帶給所有公民的經濟，并由此去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他同時指出，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必須非常謹慎，不要沿襲西方模式，導致經濟粗放式發展：“我相信中國的GDP增長可以維持在7%的水平，但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不是GDP而是生活質量，舊的發展模式未來未必有效。”

　　事實上，依照勞動力價格低下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繁榮，并以充分就業讓勞動者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然而，隨著中國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和資本的快速積累，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正不斷改變，工資水平的整體上揚正在削弱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對此，斯蒂格利茨認為，未來中國制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是必然趨勢，但中國制造業未來仍然會很有競爭力。勞動生產率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而且實際上它提高的速度很快。“但與此同時，還要根據全球主要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我們認為制造業的經濟模式很可能會向服務型經濟模式轉型。”

　　讓人擔心的是，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受制于人口政策的影響和老齡化程度的提高，中國將不得不面對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未富先老”的困境。對此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轉型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必須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摒棄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同時，用新的社保和退休規則來適應老齡化趨勢。

　　“中國正向學習型社會和創新型經濟體靠近，政府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增強中國企業在創新領域中的競爭力。但隨著高技術工人數量增長，能夠覆蓋很多曾經需要人工操作的崗位，民眾將會變得更富裕，也可以工作得更久。因此，中國需要設計一個更靈活更有彈性的退休機制，可以靈活運用于復雜的、非常多樣化的情形。”斯蒂格利茨說。

　　在退休機制的問題上，全球范圍內都有持續的爭論，存在大量困難需要克服，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完全順利地完成其轉變。“事實上這已經出現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你們在更早的階段就面臨這個問題。”斯蒂格利茨認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實施一系列的程序，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在提升國民福利水平方面，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非常成功，但仍需要進一步的推進。“以人民生活水平衡量，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都是社保系統相對健全的國家，如果中國想成為一個和諧的國家，獲得經濟上的更快增長，那么在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加大投入非常必要。”斯蒂格利茨說。

　　同時，斯蒂格利茨指出，考慮到一國經濟實力能否承受的問題，社保水平應該與國民收入水平相適應，中國的養老和醫療保障不應以富裕國家的標準為準繩，而是應該建立與生活水平相適應的社保，在此過程中，也將促進讓經濟獲得更加強勁和健康的增長。作者：記者 李唐寧 侯云龍 實習生 王玨/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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