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國喜歡自稱希望之地，其他人基本上也這么想。但是，盡管我們可以想起一大把自力更生登上社會頂層的美國人，真正有意義的卻是統計數字：一個人的發跡在多大程度上要取決于父母親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夢只是一個傳說。論機會平等，美國還不如歐洲——其實是不如任何有該數字可考的發達工業化國家。

　　此乃美國不平等程度為發達國家之最的原因之一，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在2009—2010年的“復蘇”中，收入最高的1%美國人獲得了93%的收入增長量。其他不平等性指標——比如財富、健康和壽命預期——有過之而無不足。顯而易見的趨勢是收入和財富向頂層集中、中產階級被掏空，而底層日益貧窮。

　　如果頂層的高收入來自更大的社會貢獻，這倒也說得過去，但大衰退所展現的另外一幅圖景：即使是銀行家——他們毀掉了全球經濟和所在公司——也獲得了不菲的獎金。

　　更仔細地審視頂層階級，我們可以發現尋租的作用畸高：有些人從壟斷權力中攫取財富;有些人身居CEO高位，利用公司治理的漏洞將不成比例的公司利潤攬入自己腰包;還有人利用政治關系從政府的慷慨中獲利——比如政府的高價采購(藥品)和低價出售(礦權)。

　　類似地，金融業的財富部分來自剝削窮人——通過掠奪性貸款和泛濫的信用卡消費。在這些例子中，頂層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層人士的痛苦之上。

　　如果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種所有人都能從頂層人士的發跡中獲益的奇談怪論)中含有那么一絲真理的話，這或許稱不上大壞事。但如今大部分美國人的境況比15年前的1997年還不如——真實(經通脹調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全被頂層攫走了。

　　美國不平等性的辯護者指出，窮人和中產階級不應該抱怨。盡管他們在經濟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較過去減少了，但蛋糕本身擴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級富豪之功——因此他們所分得的份量其實是有所增加的。然而鐵證如山，這種言論純屬胡謅。事實上，在二戰結束后至今的幾十年中，共同增長時期的增長率要比 1980年以來的兩極分化時期高得多。

　　只要你能夠理解不平等性的源頭，對于出現這一現象就不會感到奇怪。尋租導致了經濟扭曲。當然，市場的力量并沒有消失，但市場是受政治影響的;而在美國，政治現金形成了一個幾近腐敗的系統，政府和產業之間的后門越開越大，政治在受金錢的影響。

　　比如，破產法把衍生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卻不允許清償學生貸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充分——這不啻于劫底層濟銀行家。在一個金錢壓倒民主的國家中，可以預見，類似的立法將會頻繁出現。

　　但不平等性的惡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市場經濟體比美國做得好得多，不管是從GDP增長的角度還是從大多數公民生活標準提升的角度。一些國家更是出現了不平等性有所改善的現象。

　　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并正在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平等性導致了增長減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機會意味著最寶貴的資產——人得不到充分利用。許多底層甚至中產人士并沒有獲得與其潛力相符的生活水平，因為不需要公共服務又擔心強勢政府會實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實行減稅和削減政府支出的政策。這導致了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的投資不足，阻礙了增長引擎的充分轉動。

　　大衰退惡化了不平等性，同時削減了基本社會支出，而高失業又壓低了工資。此外，調查大衰退起因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和金融制度改革專家委員會和IMF均發出了警告，稱不平等性導致了經濟不穩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國的不平等性正在侵蝕其價值和身份。不平等程度是如此之高，要是你發現所有公共決策——從貨幣政策到預算分配——都受著不平等性的掣肘，一點都不用奇怪。美國不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這里是富人的天堂，有錢就能得到平等——按揭贖回權喪失危機就是明證，大銀行仗著自己規模龐大，認為它們不但不能倒，甚至不可問責。

　　美國不能再向從前那樣自視為希望之地了。但妄自菲薄也不可取：振作起來重塑美國夢為時未晚。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最近著有《不平等的代價：分化社會如何威脅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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