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來到紐約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園表示支持

　　新華報業網訊  美國東部時間10月5日(北京時間10月6日)消息，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來到紐約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園表示支持，他表示，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如果不擺脫魯莽借貸和投機行為，美國不會恢復強勁復蘇。

　　本周二，斯蒂格利茨來到紐約“占領華爾街”示威者聚集地，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稱美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扭曲狀態。如果不擺脫魯莽借貸和投機行為，恢復融資的能力，美國不會恢復強勁復蘇。

　　他表示，“我們的金融市場承擔重要的角色，他們應該分配資本和管理風險，但他們已經分配不當并產生風險，而我們卻要承受其劣跡的成本。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如果這種形勢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夠實現增長，不能讓我們成功創造一個公正的社會?！?/p>

　　同時，斯蒂格利茨對銀行業進行抨擊，他表示“銀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過掠奪性貸款搶劫窮人。經濟危機時納稅人幫助銀行擺脫困境，他們理應隨后恢復銀行貸款，然而他們卻恢復的是自己的獎金！”

　　他表示，“經濟危機泡沫破裂之后，銀行在一定意義上繼續不服從法律，他們把人們從自己的家園趕出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趕出去的人并不欠銀行的錢。權利的平衡已經被扭曲。”

　　在講話中，斯蒂格利茨指出華爾街正在利用政治權力壓制社會反對聲音，他表示，“我們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盡管有些人試圖制止他們，但他們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即華爾街利用其政治權力阻止了那些試圖制止他們的人”。

　　斯蒂格利茨強調，除非我們能夠處理反競爭的做法、魯莽的借貸和投機行為，除非我們恢復融資的能力，否則美國不會出現一個強勁的復蘇。(段皎宇(微博)發自舊金山)

附文：

斯蒂格利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內容提要：本文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美國著名雜志《VANITY FAIR》上發表的文章。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人一直看著別國民眾抗議特權與貧富不均，并為之鼓與呼，然而在美國國內，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最終會令富人也覺得后悔，因為他們雖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優質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運卻取決于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原文載于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1%與99%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①

對已經發生的事視而不見，那是沒有用的?，F在，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國總收入將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擁有的財富而論，這1%人口所控制比例達40%。而在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2%和33%。對此有人表示，是獨創性和干勁給這些人帶來了財富，并主張說二十多年來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漲船高。
這種觀點是具有誤導性的。過去10年來，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而對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來說，收入的下降尤其明顯——光是在過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所有的經濟增長，還有其他好處，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國落后于小布什曾經嘲笑過的“老舊”、“僵化”的歐洲國家，這方面可與美國比肩的是存在寡頭政治的俄羅斯，還有伊朗。拉丁美洲許多過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稱的國家——如巴西——最近幾年都急速發展，成功地改善了窮人的困境，縮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國卻讓不平等狀況加劇。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試圖證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當的。19世紀中期，美國深為這種情況困擾時(雖然與現在相比，那時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們就提出了“邊際生產力理論”，將高收入者與更高的生產力、對社會有更大貢獻聯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愛這種理論。
然而，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種理論站得住腳。過去三年來，造成經濟危機的那些公司高管對社會及自己公司的貢獻主要是負面的，然而他們至今仍領取著大筆“績效獎金”。有時連他們所屬的公司也覺得“績效獎金”之名令人尷尬，改稱“留才紅利”，雖然它們唯一留住的是這些人糟糕的業績。與這些把全球經濟拖到毀滅邊緣的人相比，那些給社會真正做出貢獻的人——包括遺傳研究先鋒和信息時代領航者——所獲取的報酬簡直是微不足道。

對于這種狀況，一些人聳聳肩，一笑了之。這個人賺了，那個人虧了，那又怎么樣呢？他們說，現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一個大部分市民年復一年境況越來越糟糕的經濟體——亦即美國這樣的經濟體——長期來說也不可能表現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實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現，那就是機遇的減少。無論何時，只要機遇的平等在減少，這就意味著我們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價值的資產——人；其次，很多導致收入不平等的不當做法——比如鼓勵壟斷、偏向特殊利益集體的稅收政策——都會降低經濟效益。而新的不平等還導致新的錯誤，使經濟效益進一步降低。僅舉一例：許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受豐厚收入吸引進入金融行業，而不是進入更符合他們興趣、更有利于發揮他們的才華、更能塑造健康經濟的領域工作；第三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代經濟要求“集體行動”——它需要政府投資于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政府資助的研究引領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促進了公共健康等領域的飛速發展，美國和世界各國都從中受益匪淺。但長期以來，美國便飽受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各級教育投資不足之苦(看看我們的高速公路、橋梁、鐵路和機場吧)，接下來這些領域的預算還要被大幅削減。

 這些現象的發生絲毫不足為奇——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極為不平衡時，這一切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一個社會在財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財富數量就會越少。富人無須依靠政府建的公園，政府辦的教育、醫療和個人安保機構，他們可以用錢買到這一切。在此過程中，他們離普通人越來越遠，對于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隨之淡化。他們也不喜歡大政府——因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調整這種不平衡，拿走他們部分財富，以投資于公共需求。他們可能會對美國現有政府頗有怨言，但事實上他們還是挺喜歡它的：囿于條條框框無法實現再分配，各部門意見分歧，除了減稅，什么事也做不成。

經濟學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釋美國出現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現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節省勞力的技術令很多藍領、中產勞動者失去工作機會，全球化浪潮則創造了一個世界性的勞動力市場，迫使昂貴的美國非熟練工與廉價的海外非熟練工競爭。社會變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說工會的衰退，過去美國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會，現在只有大約12%。

但是，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收入不平等，一個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頂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變成這樣。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稅收政策。
富人們很大一部分財富來自資本收益，而降低資本收益稅率讓最富有的美國人幾乎可以坐享其成。壟斷和類壟斷經營一直是大亨們的收入來源之一，從20世紀初的洛克菲勒到20世紀末的比爾•蓋茨，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規執行不力(特別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金字塔頂端人群來說是天賜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金融系統的操縱，輔以監管規則的變化(均由金融業出資推動，這是他們最好的投資之一)。政府以近乎為零的利率，將錢借給金融機構，當他們失敗時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條款極為優厚。對于該行業的不透明和利益沖突，監管者則視而不見。

細看美國上層1%人群所控制的財富規模，簡直可以說擴大收入差距乃現代美國一大成就——當初我們在這方面遠遠落后，可是現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來，未來數年中，我們還將繼續鞏固這種“優勢”，因為財富會帶來權力，而權力則將帶來更多財富。在不久前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使用自有資金影響選舉結果的限制，為企業出錢收買政府大開方便之門。在今日之美國，富豪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以及大部分眾議員，以金字塔頂成員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頂的財富支持留任，在任時會賣力為這一人群服務，以便卸任后得到相應犒賞。行政部門貿易與經濟政策方面的重要決策者亦基本來自這一人群。他們通過立法，禁止最大藥品采購方——政府——在采購藥品時議價，相當于給制藥公司奉上價值萬億美元的大禮。除非為富人大幅減稅，否則對窮人有利的稅法就無法出臺，對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鏡。鑒于塔尖人群所擁有的能量，政府這樣運作，我們一點也不該感到驚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著社會。大量事實證明，不少普通大眾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費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帶動后富的“滴入式經濟”也許只是一種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滲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點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錢人的兒女，他們的愛國主義僅止于此。國家參戰時，他們亦不會受到高稅額的“勒索”：因為國家全用借來的錢支付這些費用。外交政策的定義本是平衡國家利益和國家資源。但掌權的1%人群因為從不付出任何代價，所謂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時和實際差得很遠。于是美國經常冒不必要的風險，企業和合同商則跟著逐利。同樣，經濟全球化規則也是為富人而設計的：它們鼓勵國家之間的商業競爭，這會導致對企業降稅，減少健康和環保方面的投入，破壞過去被視為核心價值的勞工權利。
假如這些規則鼓勵國家之間的勞動力競爭，結果將會怎樣？各國政府會爭著保障經濟環境穩定，降低對普通工薪階層的征稅，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潔的環境，這些都是勞動者關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這些。

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以為自己不需要關心這些。塔尖1%人群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最大后果就是侵蝕了人們對美國公民身份感的認同，讓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美國向來以社會高度公平為傲，宣揚人人都有機會，但統計學數據卻證明了另外一個事實：美國窮人，甚至是中產階級，擠進上流社會的機會遠比許多歐洲國家要小?，F實的牌局對他們不利。最近中東動蕩，正是因為人們不滿于體制不公，認為沒有出頭的希望，食品價格上漲和年輕人失業率高企只是導火線。眼下美國年輕人失業率達到將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達到40%)，六分之一的美國人想得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國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證據表明，好處全部留在上層，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疏離感——上次大選中，二十多歲人群的參選率約在21%，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數周，在中東一些國家，數百萬人涌上街頭，抗議糟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一些政權被推翻。該地區其他統治家族也正緊張地躲在空調房里，觀望形勢——下一個會是自己嗎？他們的擔心是對的。這些社會有一些共同點：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絕大部分的財富，而且財富是權力的決定性力量，種種腐敗已成痼疾，滲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極力阻撓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實施。

看著別國街頭的亂象，我們該捫心自問：什么時候會輪到美國？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國正變得跟這些遙遠的、動蕩的國家一樣。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闡述過他眼中美國社會的主要優勢，他稱之為“適度的利己”。重點在于“適度”二字。
每個人都有狹義上的利己思想，“適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認為關注別人的利益——換句話說，關注公共福利——是實現個人最終利益的先決條件。托克維爾并不認為這種想法有多么高貴。事實恰恰相反，他認為這是一種美國實用主義的標志。精明的美國人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關心別人不僅對靈魂有益，對生意也有好處。

塔尖1%的人群住著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醫療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錢是買不來的：那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取決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v觀歷史，無數1%的人群最終都明白了這一點，但往往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