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丁曉欽等 　
   

    不久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喧囂震驚世界。專家稱其為，代表99%的美國人的草根階層對代表1%的美國上層金融和政治精英的一次無奈的情感宣泄。在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沖突和普通民眾的壓力下，西方社會中涌現出替代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各種思潮，由此引發了對指向社會主義的各類替代計劃的新一輪探討。

    新主張不新要求層出窮

    程恩富 丁曉欽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暫時摒棄了新自由主義政策，采取了各種凱恩斯主義救市措施，但是被成功救助的主要是金融壟斷資本，而被主權債務危機套牢的卻是廣大的勞動者，大多數人同時忍受高失業率和降低的社會福利保障，而金融家和各種壟斷寡頭卻享受高額的年終分紅和極低的稅率。
    現階段涌現出的替代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各種思潮中，有主張局部改良的金融體制改革派，有主張全面改良的財富收入改革派,有提出革命要求的長期國有化改革派，也有主張“21世紀社會主義”的權力結構改革派。它們從不同的層次和角度，提出了替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和現實方案，并有一部分付諸實踐。

    金融體制改革派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認為，應對危機，只需要對金融體制進行改革，使金融體系更為健全、謹慎、完善即可。如“致力于金融改革的美國人”和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和SAFER專家委員會。他們的改良要求對改善工人階級處境有一定價值，即使作用有限。這一思潮的優點在于其抨擊方向集中于危機中聲名狼藉的華爾街金融體制，可以聯合的范圍較廣，甚至不少中小產業資本家也站在其統一戰線，有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認識和約束金融壟斷資本的危害性。其局限性在于，這些建議停留在對金融部門改革提出綜合詳細的建議的層次上，與眾多資本家和凱恩斯主義者所要求的相差不大，只是稍微前進了一步，并沒有揭示出金融壟斷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聯系，即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約束金融壟斷資本的，只要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金融壟斷資本就必然要興風作浪，一切技術上的監管手段都是可以規避甚至立法廢除的。

    財富收入改革派

    美國部分經濟學家曾提出一個全面改良的建議清單，不僅要求改革金融部門，而且要求整個系統返回到以人為本的目標。其主張主要包括：通過財政政策來恢復經濟；使金融部門的救助更公平，成本更低，通過提高機構的監督提高效率，并進一步利用政府杠桿作用，大大改變這個體制的工作方式；重新調控和重組金融部門，同時提升公共部門對其監督和管理的能力；扭轉社會日益增加的極端不平等狀況，繁榮和提升家庭和社區的力量；改革國際經濟治理秩序，走向一個更為平衡、公正和繁榮的世界經濟。和局部改良要求相似，這一全面改良要求不僅促進和動員了勞動人民，并且有可能被政府和國會部分接受。
    西方資本家中的較開明人士是希望從這些主張中獲取改革的思路的，盡管最后實施的方案可能會大相徑庭，但仍然抱有一些希望。在名義上，這些要求還是很能引起社會各階層的共鳴的，其中不乏一些大資本家。如股神巴菲特就曾大呼“向我開炮”，希望政府多向他這樣的富人征稅，頗似也積極響應勞動階級要求財富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呼聲。不過巴菲特的資產早捐給了蓋茨基金會，按照美國法律全部免稅，不知他是否真的希望以后取消蓋茨基金會的免稅待遇。
    盡管如此，在壟斷資本家大多反對的情況下，還有資本家在名義上支持全面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改革，仍值得嘉許。這種漸進的改良要求在部分實現的同時，原本支持這些要求的左翼勢力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還取決于左翼斗爭的策略和危機的嚴重程度等因素。

    長期國有化改革派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圍繞對金融企業加強監管還是國有化曾引起很多爭論。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資本家支持國有化，而很多左翼不支持國有化。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為國有化至少分為兩種，一種是短期國有化，即靠國家財政幫助金融企業度過危機后重新將其私有化；另一種是長期國有化，即徹底擺脫私人資本家的控制。資本家當然支持前者，而左翼雖然支持后者，但又怕最終變成前者。
    這一派的學者認為，要超越資本主義思維，最重要的過渡性問題是能否實現經濟民主化。國有化必須首先是長久的，更為關鍵的是控制，必須明確控制是社會的、民主的，并包括轉變行業，使其服務于社會福利。金融部門的轉型還必須涉及到工人自身相應的轉變，這就涉及到更寬廣的范圍。
    雖然這類國有化改革方案只是過渡性的，看上去和先前的全面改良方案相差不大，甚至要求更少，實際上卻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改良范圍，因為他們開始要求長期穩定的政治權利，而不僅僅是一時的經濟權利。經濟權利是隨時可以被資本家當權者剝奪的，而政治權利是相對不容易被奪走的。不過，這里的政治權利還只是低層次的，是參與政治的權利，或者說要求享有政治權利的權利，而非真正的政治權力。
    其實，方案中的許多內容也是資本主義政府所喊的競選口號的內容，這些口號在任何資產階級政黨上臺執政后都不了了之。

    權力結構改革派

    以拉美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學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紀社會主義”為代表之一的權力結構改革派，強調權力在社會主義改革中的重要性，也是更為激進的思潮。
    迪特里奇的“21世紀社會主義”理論及其過渡方案比國有化改革方案更進一步，并更富想象力，如提出了勞動時間計量的貨幣改革等激進方案。這一方案如果能夠成功實現，將極大地改變社會景觀，挑戰人們的思維定勢。迪特里奇曾經影響到拉美，產生了具有拉美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雖然還沒有付諸實踐，但在左翼思潮里依然享有盛名，雖然其很多具體改革思路因其鮮明的革命性而難以引起資產階級的共鳴，并超出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想象力；但在理論創新性上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將吸引不少有志之士繼續發展和改進，最終發展成為更易實行并保留其革命性的改革方案。方案對很多資本主義的經濟難題提出了簡潔明了而又大快人心的解決方案，有朝一日若能實現，必然是一次令人期待的改革試驗，并將豐富社會主義發展的模式選擇。
    （作者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修正資本主義時候到了

    約翰•普蘭德爾

    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任遭受沖擊，因為銀行家、高管和富商在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剩下的全世界要為此節約。如果資本主義想繼續生存下去，那它需要被重新發明。
    發達工業國家的民眾顯示了對資本主義的不滿?，F在普遍流傳的印象是，資本主義體制無法再提供什么。有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英國人和美國人認為現在的經濟運行是有效的。這樣的結果僅稍強于俄羅斯。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體制遇到了合法性危機，其“運行執照”被侵蝕。
    對資本主義信任的下降有其原因，主要是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性。經合組織調查顯示，過去30年美國最富有階層幾乎壟斷了所有收入增加。英國的情況類似。《不平等的代價》作者斯圖爾特•蘭斯雷在書中寫到，現代經濟在雙速道上行駛，一條是超富有階層的快車道，而另一條是給其他人的堵塞車道。
    歐債危機引發了歐洲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大西洋兩岸都在追求機會均等，但該追求顯然受到了侵蝕。因此這也增加了政治不穩定風險。
    資本主義受質疑由來已久。從工業革命開始到20世紀的大危機時代，直到凱恩斯提供了較為人性化的資本主義。今天的危機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區別在于危機并非誕生于人們對生活的絕望。實行福利政策的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比較人性化。曼哈頓和倫敦的抗議者并非無法生存，他們自愿參加占領運動，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不同的。
    今天的抗議者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綱領要求，其原因在于他們的挫敗感來自不平等，而不是貧窮。這些挫敗感部分來自于銀行業。銀行業現如今的業務和交易以及它們的社會功能已經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圍。
    當對企業經理來說短期收益目標變得最重要，而且他們的收入也與此掛鉤后，美國企業開始殘酷地解雇員工。勞動力不再是人力資本，而是純粹的成本負擔。
    今天華爾街和倫敦市的金融高管們組成了最強大的游說團體。他們資助選舉，給黨派捐贈。作為回報他們得到保護，使他們面對社會時無需負責。他們不斷阻止銀行業的改革。在美國和歐洲與這些利益集團進行斗爭，是危機后時代最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它是分散對資本主義體制合法性進行質疑的金鑰匙。
    （原載《金融時報》德文網，本報駐德國記者黃發紅翻譯整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5期，摘自2012年1月16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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