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的深刻矛盾與危機

　　——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反思

　　發布時間：2012年06月12日 17:24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劉海霞

2011年10月5日，紐約，“占領華爾街”示威者臉戴面具，高舉寫著“階級戰爭在前方”的牌子

　　2011年9月17日拉開帷幕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距現在雖已半年有余，但不僅遠未結束，反而還可能醞釀更大的風暴。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甚至把它稱為“1968年起義以來在美國發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此次示威活動的矛頭直指華爾街的金融巨頭，運動的宣言——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羅大眾，對于僅占總數1%的人的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集中表達了示威者對金融公司的貪婪、社會不平等以及金錢政治的抗議。雖然“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構成復雜，動機多樣，但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從國際上看，“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這場運動從資本積累、政治合法性、資本主義文明和地緣文化三個層面折射出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危機。

　　一、資本主義發展空間的延展性越來越小，陷入資本積累困境

　　持續的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體系擴張和運轉的主要動力，在國內主要通過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來實現，在國際上則主要通過以不平等交換為基礎的世界貿易體系、以不合理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國際生產體系和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不對等的國際金融體系，實現剩余價值從邊緣向中心的轉移。然而，這種金融占統治地位的全球化積累制度是不可持續的，最終會陷入積累困境和“積累悖論”，誘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并進而引燃社會矛盾。“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金融——經濟危機向社會領域傳導而引發的抗議活動。

　　1、金融化和“去工業化”使華爾街與普羅大眾嚴重對立

　　金融化是當代資本主義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征。20世紀70年代以來，利潤率的下降、政策上新自由主義的大行其道、技術層面計算機運用水平的提高和適用范圍的擴大、投資主體方面機構投資者的蓬勃發展以及股票市場上的高回報率等多重因素，使資本家把投資重點從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也促使資本主義體系一步步走向了賭場資本主義。

　　金融資本的擴張使金融公司利潤所占份額得到史無前例的提高。從1970年到2007年，美國金融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3%上升至20%，美國金融業利潤占全部公司利潤的比重卻由10%左右升至40%。并且，金融化導致了金融資本家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以及他們主要財富來源的轉變，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財富構成的變化體現了大資產階級內部結構的變動軌跡。作為他們財富主要來源的金融從1982年的9%升至2007年的27.3%，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而生產制造的占比則從1982年的15.3%減少至2007年的9.5%。資本主義體系越來越依賴于投機，金融化造成的非生產性投資積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和房地產泡沫，泡沫一旦破裂，整個資本主義鏈條就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從金融領域波及到實體經濟，從經濟領域影響到社會領域，從生產方式影響到生活方式。

　　與金融化密切相關的，是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現象突出。隨著科技革命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由于自身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把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到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外包制的興起加劇的產業空心化使傳統的制造業大大減少了。制造業的下降直接造成了藍領工人就業機會的減少和失業率的提高。統計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09年，美國制造業已經損失了近500萬個就業機會，損失幅度達到29%。同期內，美國國內的工廠數量也減少了超過42000家。藍領失業情況與白領更是形成顯著對比：在大學以上學歷者當中，失業率為4.5%，在高中學歷者當中，失業率為10.8%。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勞工市場的疲弱，使藍領階層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此外，年輕人的失業情況比起其他群體要嚴峻得多，美國獨立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末，18—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為16.3%，遠高于18—64歲勞動者的平均失業率8.8%。藍領工人以及年輕人生活和就業的困境使其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制造業利潤的緊縮，金融化步伐的加快，加劇了華爾街和普羅大眾的直接對立。2007年美國勞工統計局的一項數據顯示，美國投資銀行員工平均周薪8367美元，是其他私企平均工資的10倍。不僅如此，企業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即使在經濟危機期間也在持續拉大，2008年美國銀行、富國銀行、高盛等20家受援銀行CEO平均薪酬比普通員工高430倍。在美國銀行業CEO高薪的背后，是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后失去工作的數百萬普通美國人，以及陷入困境卻仍不得不對受困公司進行無聲援助的納稅人。彭博社最近披露，美國大型銀行2007年至2009年共計從美聯儲獲得7.7萬億美元救援款，而這最終將由納稅人為其買單。一方面是失去工作的藍領工人、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一方面是領取天價薪酬的銀行高管。“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示威者喊出“資本主義就和有組織的犯罪一樣!”等口號，以此來表達對這種狀況的憤慨。

　　2、不合理的世界生產體系、貿易體系、金融體系造成嚴重的南北對立，“剝奪性積累”不可持續

　　世界范圍的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不平等交換以及不公正的金融秩序實現的。在當代，核心國家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對外圍國家的剝奪。

　　一是國際分工形式上的變化依舊未改變“核心—外圍”的產業格局。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僵化的垂直一體化國際分工向以外包制為主要形式的復雜生產網絡轉變，外包制由以前的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生產外包向技術密集型的服務外包發展，但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仍然由發達國家居于主導地位。現在，盡管發達國家獨霸外包行業的局面有所松動，以印度、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也在力爭發揮自己的優勢。但是，這種分工模式一方面可以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技術轉移、就業機會，促進其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就更容易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分工鏈條上，更加依賴跨國公司擁有的核心技術、銷售網絡與管理經驗。作為主要發包國的發達國家和作為承包國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中獲得的利益也是遠不相同的。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美國公司離岸外包每支付1美元，可帶來1.47美元的收益，其中美國公司獲得1.14美元，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承包公司僅得33美分。這就大大壓縮了承接國的發展空間。而且，金融危機之后，發展中國家還要時刻受到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發達國家為了提高就業率而減少外包機會的困擾。

　　二是西方國家利用國際經濟組織和發達的金融市場，掌握了國際經濟規則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的制定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嚴厲地指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推行不平等貿易時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與19世紀的戰爭幾乎一樣有效。而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和貸款所附加的很多額外條件也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有時反而會令受援國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世貿組織同樣是發達國家的代言人，發達國家不僅不肯削減國內的巨額農業補貼，還巧立名目對發展中國家發起各種反傾銷調查。頗費周折的多哈回合談判也因為發達國家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于不顧而一度陷入僵局。

　　發達國家對國際規則的制定權還體現在對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上。發展中國家對于經濟發展所急需的大宗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定價權，定價權完全由受發達國家掌控的大宗商品期貨市場所決定。紐約商品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分別是全球原油/煤炭、有色金屬、農產品價格的定價中心。這更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交換的不平等。2007年3月25日的《紐約時報》報道，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06年窮國向富國轉移的凈資本是7840億美元，2002年為2290億美元。即便像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窮的國家，現在也成了向富國輸出金錢的國家了。

　　三是發達國家通過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大肆掠食，攫取了大量財富。美國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權，以金融手段摧毀第三世界國家自主發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這些國家，從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食利者經濟。美國這一行為的實質就是通過控制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來剝削這些國家：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又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截至2012年1月底，外國主要債權人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為50480億美元。債權國被美債所綁架，不僅獲得的收益率很低，而且如果大量拋售美元資產，將會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而不利于出口。這樣，美國就利用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大做文章，或者使美元貶值，或者逼迫其他國家貨幣升值，以此來減輕美國還債壓力。然而，發展中國家卻不能跳出這個資本循環的怪圈：發展中國家為了占有美國市場的出口份額，不得不借錢給美國消費，為了維持這個資本循環的鏈條不斷裂，又不得不借更多的錢給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又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引發發展中國家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使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承擔了巨大的成本。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以上手段促進資本積累的做法長此以往是行不通的。發達國家用從落后國家榨取的大量利潤，使本國的工人階級有了較好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從而使其階級矛盾得到了緩和。然而，從長期來看，發達國家既想通過“地域分離”降低勞動力成本，又想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新的買主、擴大資本積累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世界范圍的剝削使得世界財富的分布極不平衡，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只有發達國家居民才能真正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財富的分配上所獲甚少，使消費力不足。當前金融經濟危機下，盡管主要由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引領世界經濟復蘇，但旺盛的消費力也只是屬于少數上層和精英階層，而廣大的勞動者仍然陷于無力消費、不敢消費的狀態。再加上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將是世界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中長期現象。其次，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導致制造業投資不足，“近資本、遠實業”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扭轉。1999年12月底全球虛擬資本首次超過實體資本，之后二者的差距持續拉大。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活躍，2011年，金融類衍生品交易量占全球衍生品交易量的88.7%。而且，美國等發達國家積極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再加上制造業尤其是低端制造業利潤率持續走低，這就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一方面造成流動性過剩，過剩的資金追逐房地產、金融資產以及大宗商品，形成資產泡沫;另一方面實體經濟投資不足，威脅全球經濟復蘇。衡量制造業綜合狀況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最能反映全球制造業的擴張與衰退情況。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年是全球制造業嚴重衰退的一年，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PMI都跌到了歷史的低值。新興市場國家也不容樂觀：其一，勞動力無限供給一直被視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然而現在也面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而不得不改變投入方式，進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其二，發展中國家承擔著低利潤、高污染的巨大壓力，導致環境污染成本大幅增長，已經不能無限制地接受發達國家環境成本外部化的要求。其三，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多集中在較低端的產業領域，不利于其升級換代。此外，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等很多問題。

　　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手段逐漸失效，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矛盾的深化，資本主義國家自我調節的能力不斷下降，出現了政治合法性困境。

　　1、緩解社會矛盾的方法相繼失靈，“美國夢”的神話被打破

　　美國式民主遭到質疑。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美國民主的虛偽性，逐漸喪失了參與的興趣。《紐約時報》2010年11月1日報道，2010年11月舉行的美國中期選舉共花費39.8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花費最多的一次選舉。華爾街的捐款對美國總統的選舉尤為重要，在2004年的美國大選中，華爾街、銀行和保險系統為布什捐款高達1500萬美元，今年華爾街金融業大亨把共和黨的羅姆尼視為總統候選人押注對象，為其募集了大量競選資金。這些大公司的利益集團壟斷了公眾參與政治的途徑，因此，“占領華爾街”運動指責大企業與立法部門相互串通，使法律為大企業而不是為普通民眾利益服務。“將金錢踢出選舉”、“譴責金融巨頭利用金錢收買政治”、“華爾街應該花錢買股票，而不是去買通政客”等口號集中體現了人們對現行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滿。2011年11月“雅虎財經”進行的民調顯示，41%的受訪美國民眾表示他們的“美國夢”已經失落。

　　其次，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中間階層地位動搖，社會結構發生改變。美國在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居于前列，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統計報告，2009年美國最富有1%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1.2%，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7.1%，余下90%家庭的收入只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2.9%。被沃勒斯坦稱為“全球體系中的政治基石、福利國家的引擎、穩定發展的主要力量”的中間階層并沒有在美國長時段的經濟繁榮中得到好處。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長期以來在該為富人減稅還是增稅、是否為中產階級永久性減稅以及降低公司稅而爭論不休，卻并沒有改變中產階層的處境。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2012年4月10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接近1/4的百萬富翁所繳稅率低于年收入10萬至25萬美元的中產階層。一言以蔽之，金融危機造成了美國中產階層的日益分化，上層越來越富，很多中下層卻掉入了社會底層而日益拮據，甚至成為無家可歸者。以前讓美國人引以為豪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正在變成兩頭大中間小的沙漏型社會。“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還打出了“中產階級，中年人，也憤怒”的標語。

　　2、解決國際矛盾的機制日益受到質疑，謊言背后的真相令民意出現分裂

　　發達國家積極主張的“民族自決”、“人權高于主權”只不過是“新干涉主義”的幌子，結果是使邊緣國家內外戰爭不斷。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幫助利比亞反政府武裝的戰爭莫不如此。這些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維基揭秘網站2010年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3月至2009年底在伊拉克戰爭中喪生的10.9萬人中有63%為平民。而這些沖突的背后是美國公司的巨大利益。英國《獨立報》報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合同為美國石油巨頭哈利伯頓公司帶來了超過160億美元的收入。厭戰情緒在美國逐漸蔓延，“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中不乏反戰內容，示威者發出的“要工作、不要戰爭”、“伊拉克戰爭，失業。阿富汗戰爭，誰在賺錢?華爾街的投機分子”的呼聲，揭示了戰爭與華爾街、石油、金融之間的緊密聯系。

　　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發展援助”計劃被認為幾乎是一場災難，且官方援助大多是杯水車薪，口惠而實不至。2004年美國政府對外發展援助的開支僅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17%，遠遠低于聯合國規定的0.7%。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將美國和日本列入“最吝嗇國家”之列，并指責美歐的貿易政策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加貧困。“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也提出“為什么會出現第三世界?”“占領華爾街是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等響亮口號。

　　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矛盾的深化，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的限度已近極限，體系漸趨分裂。在資本主義國內、國際調節機制雙失靈的情況下，民心必亂，“占領華爾街”運動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就是這種民意分裂的表現。

　　三、資本主義精神的光環逐漸褪色，陷入資本主義文明危機和地緣文化困境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最直接針對的就是華爾街的貪婪和巨大的債務問題，不過，金融的貪婪和民眾的巨額負債不能僅僅歸因于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精神和文化層面出現了斷裂。

　　1、消費模式的杠桿化導致資本主義精神單翼化

　　與“新教倫理”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精神曾被認為是西方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個根本區別，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理性精神和宗教約束力。馬克斯·韋伯這樣概括二者的關系，“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8頁)相對于韋伯從禁欲苦行主義角度闡述資本主義的起源，桑巴特則論述了它的反面——貪婪攫取性，丹尼爾·貝爾曾對此進行過詳細而深入的論述。禁欲苦行和貪婪攫取就像資本主義精神的正反面，一直此消彼長地膠著在一起，隨著資本主義物質的日漸豐裕，量入為出、勤奮節儉的一面逐漸消退，而入不敷出、貪婪攫取的一面逐漸成為主流。“近50年來，由于宗教倫理遭受嚴重侵蝕，個人收入的自由支配部分大幅度增加，致使文化掌握了倡導變革的主動權，而經濟領域日益被動員起來去滿足新的欲求。”([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5頁)

　　當前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社會危機很大程度上既源于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禁欲精神喪失、資本主義精神的兩面只剩下了“貪婪攫取性”的事實。昔日曾起約束作用的資本主義精神已經被“經濟沖動力”取代，而新的價值體系并未建立起來。消費模式的杠桿化和去杠桿化的博弈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體現在金錢和財富上，更體現在人的心靈和精神層面。“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重塑美國”，號召大家直面整個消費體系的弊端，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反思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一個重要契機。

　　2、“普遍主義——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矛盾加劇，地緣文化危機凸顯

　　資本主義所宣稱的“普遍主義”從未真正實現過。占美國人口16.3%的拉美裔和12.3%的非洲裔美國人等少數族裔的不利處境真實地展現了普遍主義與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對立。少數族裔不僅在次貸危機中損失慘重，失業率也普遍較高。經濟的緩慢復蘇并未給少數族裔帶來就業市場的繁榮，美國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1月美國黑人13.6%的失業率、拉美裔美國人10.5%的失業率遠高于白人7.4%的失業率。少數族裔的貧困率更是居高不下。近年來，隨著右翼勢力的抬頭，不同種族相互融合的問題變得更為嚴峻。

　　但是，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這些少數族裔的表現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么積極。根據美國著名的《快速公司》雜志所做的調查，“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中81.2%是白人，拉美裔為6.8%，亞裔2.8%，非洲裔僅占1.6%。這一現象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受的剝削少，就像2011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的，“美國黑人針對收入不公的戰斗不是在華爾街上，而是每天都在為生存而戰。他們更需要為房東的驅趕、警察的殘暴和街頭犯罪而抗爭。”

　　從目前來看，“占領華爾街”運動尚待形成一支訴求統一、組織嚴密、階級意識明確的變革力量，但“大風起于青萍之末”，若資本主義體系依然按照當下的模式來運轉，那么“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蝴蝶效應”就將發展成為動搖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大地震。即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調整，也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因為，“體系可能會通過減慢某些使之精力耗盡的活動以延長其壽命，但死亡的幽影總在地平線某處顯現。”([美]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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