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積重難返，安逸繁華的美國夢正在褪色，美國亟需一個設計精巧、執(zhí)行有力的長期經濟戰(zhàn)略

　　華爾街被“占領”、奧克蘭街頭火起。一個多月時間里，占領華爾街運動迅速蔓延到全美70個城市，令克魯格曼式的命題熱度再升：美國怎么了？

　　金融危機引爆了美國國內累積近40年的三個結構性問題——社會貧富分化、政黨政治極化，以及產業(yè)空心化。以“變革”之姿上臺的奧巴馬政府，三年來卻沒有讓民眾看到解決其結構性問題的希望。于是，2011年9月17日，一個占領華爾街的念頭，將美國部分民眾的焦慮和不忿拋向了街頭。

　　其實，上述三個結構性問題是緊密纏繞在一起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正是在那個十年，美國社會左右兩極推動的文化戰(zhàn)爭，使墮胎、槍支存廢等無關國計民生大局、卻又意識形態(tài)色彩濃厚的議題重新籠罩了選舉。兩黨內部的溫和派被極端分子替代。1933年以來建筑在羅斯福新政共識基礎上的所謂“中樞政府”逐步成為歷史。

　　共和黨右轉，重拾大蕭條前偏向富裕階層的經濟政策。民主黨左傾，平權運動贏得了少數(shù)族裔的青睞，卻丟掉了南部貧苦白人的選票，后者同樣缺乏社會競爭力。而美國選舉中吊詭的一幕開始出現(xiàn)，因為反對民主黨照顧少數(shù)族裔的政治主張，白人下層投票支持共和黨，咽下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減稅政策。

　　政治的極化加之凱恩斯主義陷入滯脹泥淖，最終為1981年至2008年間，新自由主義一家獨大鋪平了道路。高福利廣受詬病，效率壓倒公平，所有這些令上世紀50年代達到巔峰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安逸繁華夢漸漸褪色。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制造業(yè)驅動下，德日經濟勃興，十余年后亞太新興經濟體起飛。美國制造業(yè)遭遇巨大挑戰(zhàn)，并迫于成本壓力開始外移。美國經濟自里根時代開始，產業(yè)空心化加速，日益依賴消費驅動。上世紀90年代的股市泡沫誘使美國企業(yè)高管為操縱股價套現(xiàn)，而推動海外擴張。IT泡沫破滅后，房地產業(yè)成為美國政府吸納制造業(yè)勞動力，繼續(xù)經濟繁榮的支柱。金融監(jiān)管部門容忍、甚至放縱銀行為房地產提供不負責任的違規(guī)信貸。金融危機前，新自由主義政策近30年的繁榮，終于把產業(yè)空心化問題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

　　一俟泡沫破滅，一切積重難返。

　　美國出路何在？“休克療法”之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需要一個設計精巧、執(zhí)行有力，至少以十年為期的長期經濟戰(zhàn)略，加大對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和創(chuàng)新技術的投資；美國經濟的未來復蘇須由這類新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出口增長驅動。

　　這要求政治家有不在意一時選戰(zhàn)得失，不拘泥于本黨教條的無畏精神。當奧巴馬等政治精英乏力承擔此任之時，走上街頭的民眾聲稱，要借助運動壓力，結束明星化的選戰(zhàn)，聚焦實際執(zhí)政能力。

　　一場迄今還是自發(fā)的、多元的、協(xié)調和組織不甚周密和嚴謹?shù)恼碱I運動，能否實現(xiàn)這一雄心？一個深陷無就業(yè)復蘇陷阱的、卻又充滿了創(chuàng)新精神的經濟能否走出困境？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說，美國像是一個巨大的鍋爐。只要下面點著火，它會產生無限的能量。能量或許就存在于美國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調節(jié)能力中。

　　占領者會在什么時刻撤離？夢斷時分的美國將向何處去？世界拭目以待。

——編者

　　美國經濟長疾

　　【作者：《財經》記者 金焱 王宇 】

　　持續(xù)低迷使人們對美國經濟的韌性產生了懷疑：也許美國并沒有失去創(chuàng)新能力，但或許已喪失了生產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就業(yè)供給能力

　　2008年的金融海嘯，令美國引領全球經濟長達25年的增長之勢戛然而止。

　　在巨額資金救助及隨后的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美國經濟增長依舊緩慢。

　　而“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則正蔓延升級。華爾街“占領者”表達著對高失業(yè)率和政治分裂的不滿，還有對社會不公的憤怒。

　　尋找這些不滿和憤怒的解藥之前，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美國面對的是去杠桿化過程中的短痛，還是經濟結構本身已病入膏肓？

　　剛剛發(fā)布的美國三季度數(shù)據(jù)多少令人感到些許鼓舞：消費者支出增長2.4%，耐用消費品支出超過二季度，非耐用消費品和服務的支出也有所增長，企業(yè)也顯示出更多信心，實際非住宅固定投資從10.3%飆升至16.3%；設備和軟件購買支出增長17.4%；聯(lián)邦支出增長2%；進出口增速較上一季度加快，分別增長1.9%和4%。

　　但是，更多的人懷疑這次“小陽秋”的持久性。三季度美國GDP年率增長2.5%，暫時平息了美國正陷入衰退的擔憂，但出于對經濟前景的擔憂，企業(yè)還是削減了庫存。而支出的增加，更多是因為消費者的儲蓄率從5.1%降至4.1%，考慮到去杠桿化過程的漫長，這種儲蓄率的短暫回調顯然不會持續(xù)。

　　奧巴馬政府也警告說，需要實現(xiàn)更快的經濟增長，才能降低失業(yè)率。自今年4月以來，美國失業(yè)率一直保持在超過9%的水平。經濟的持續(xù)低迷已使人們對美國經濟的韌性產生懷疑。

　　野村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主管保羅·謝阿德(Paul Sheard)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經濟的基本問題在于：美國家庭在繁榮時期，也即房市和信貸泡沫時期借貸過多，而隨著房價崩盤，美國家庭負債過多，不得不進行去杠桿化。這抑制了美國家庭的需求——此一需求是驅動美國GDP的最大推手——并間接抑制了商業(yè)投資。在謝阿德看來，美國家庭為減輕債務進行的去杠桿化，或者說家庭需求受抑制的情形還將持續(xù)四年到五年，雖然其影響會隨時間而減弱。這將制約總體GDP增長，并會減慢美國經濟重返充分就業(yè)狀態(tài)的速度。

　　縱觀歷史，美國經濟經歷過一系列的衰退、恐慌、泡沫和萎縮，其中既有人們熟知的1929年的“大蕭條”，也有不太熟知的1873年的“漫長蕭條”，似乎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但這一次不同：奧本海默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投資官杰里·韋伯曼 (Jerry Webman)對《財經》記者說，從減稅到增加支出，再到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人們終于意識到，政府刺激經濟的手段極為有限，修復了資產負債表的金融市場終須為實體經濟的脆弱性找到定價之途。

　　債務驅動型經濟末路

　　如今，美國家庭、企業(yè)及政府為應對各自的財政挑戰(zhàn)而忙亂不堪。在韋伯曼看來，美國經濟的增長之所以趨緩，就是因為巨額債務的牽絆。

　　作為消費國而非生產國，美國已然是債務驅動型的經濟。美國的低儲蓄和高負債由來已久。

　　奧巴馬總統(tǒng)稱，過去20年間，美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擔當最終采購者和進口國的角色，“過去，我們總是刺激我們的經濟，美國消費者買下全世界的產品”。

　　從上世紀90年代晚期起，美國的私營企業(yè)和家庭，自戰(zhàn)后以來第一次進入赤字消費。

　　美國人通過借貸而非儲蓄來接受教育，通過抵押貸款購買房子和家用物品及其他消費——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賒賬方式等透支未來，幾乎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發(fā)動機，個別人到中年以后才付完部分此類款項。

　　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談到消費者支出變化的趨勢時說，“2004年的平均個人儲蓄率已經下降到只有1%的水平——與此前30年近30%的平均個人儲蓄率相比，這一數(shù)字已非常低了。”

　　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在上世紀60年代是9%或10%，遠遠低于日本和德國，后者分別是20%和15%。之后是長達20多年的向下滑動，到80年代美國居民儲蓄率已下降到3%或4%，且大部分儲蓄是按合同規(guī)定的形式而非以資源的形式儲存——以保單和養(yǎng)老金的形式存儲，而居民債務——負儲蓄——已從1965年的3590億美元增長為1988年的將近33萬億美元。

　　其間，1981年里根總統(tǒng)提出減稅計劃，希望增加儲蓄，從而促進投資增長，但以失敗告終。以減稅刺激儲蓄是供給派經濟學的信條，構成了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保守稅收政策的基礎。自上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供給派的減稅聚焦于收入高端部分的所得稅的削減，但個人儲蓄率、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并未見到提升。

　　據(jù)經濟學家統(tǒng)計，當美國的邊際稅率從70%降低到28%，留存收益似乎都已被用來消費，而不是被存到銀行和進行投資。一些儲蓄保留著流動資本的形式，但進行的是資產交易，而非用于生產的投資設備上——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巨額資本流在某段時間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而這些資金從未投入到生產性投資。

　　咨詢公司RCF Economic & Financial consulting副總裁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對《財經》記者說，對于信貸問題的爭議是，信貸不是少了，而是存在錯配，更多的信貸進入了房地產、金融或基建部門，而沒有進入制造業(yè)企業(yè)，即便是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型制造業(yè)企業(yè)也沒有足夠的信貸。

　　超額信貸轉化為更高的資產價格，這些信貸最終形成了個人消費；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經濟生活，而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資金卻屈指可數(shù)，兩者間出現(xiàn)嚴重的失衡。“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說，投資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投資效率就是在萎縮。”伯恩斯坦說。

　　若從全球平均水平上看，美國的凈投資額幾乎最低，因為美國是在超越自身實際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借錢和花錢去實現(xiàn)經濟增長。

　　伯恩斯坦認為，在過去的十年間，美國的消費型社會的特點尤為突出。2006年前后，美國的儲蓄與收入的比率幾乎是零，非常之低，而30年前，這個比率差不多是10%。

　　美國依賴于舉債的增長又被史無前例的房市繁榮掩蓋，這種繁榮部分由低利率創(chuàng)造。低利率幫助美國走出20世紀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襲擊之后的低谷，然而時至2007年，長期發(fā)燒的房地產市場終于崩潰，暴露了十年來高風險房貸的脆弱面，使世界經濟陷入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當經濟變得很糟時，人們發(fā)現(xiàn)沒有一個緩沖地帶，因此需要長期的調整。而現(xiàn)在很多人開始儲蓄，這是好事情，但新的悖論是，經濟轉型卻需要消費的刺激。”伯恩斯坦說。

　　在多數(shù)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等式中，美國消費者的儲蓄率要達到10%，才能推動美國經濟向前走，但是美國經濟結構性的制約因素會使這個數(shù)字可望而不可及。

　　增減稅裂痕

　　整個20世紀，美國的債務一直在不斷地增長。而圍繞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本身的糾纏不休也使問題更加復雜化。現(xiàn)在，政策制定者們終于就一個關鍵議題達成了共識。

　　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扎迪(Mark Zandi)對《財經》記者解釋說，這個共識就是，實現(xiàn)財政可持續(xù)，需要在未來十年達成一個4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計劃。政策制定者同意采取一個機制，用合理的方法——很可能通過削減政府支出——來進行2.4萬億美元赤字的削減。至于另外1.6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個人所得稅削減到期后才發(fā)生。扎迪指出，屆時政策制定者需要通過一個新法案，其結果很可能是對高收入家庭實行高稅率。

　　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曾在9月下旬提出一項增稅方案，以解決擬議中的4470億美元就業(yè)促進計劃的資金問題。這個方案中最具爭議的一項提議是，任何一個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所繳稅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都不應低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共和黨秉承一貫的立場宣稱，對富人實行低稅率，對經濟增長、改善就業(yè)形勢至關重要。而民主黨則把大幅削減針對該收入階層的稅賦斥責為增加低收入階層的負擔。

　　根據(jù)美國國稅局(IRS)的數(shù)據(jù)，美國富人的稅率在過去25年里大幅下降。收入最高的1%納稅人(按2008年水平指年收入超出38.0354萬美元者)，在1985年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有效所得稅率分別是33%和29%。到了小布什政府時期，有效稅率已降至23%。據(jù)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在年收入只有3萬至4萬美元的人群當中，大約四分之一負擔的綜合稅率高于億萬富翁巴菲特，由此這一法案也被人戲稱為“巴菲特規(guī)則”( Buffett Rule)。

　　在此背景下，對富人增稅被認為是確保減赤成本由所有收入階層公平承擔的唯一辦法。

　　11月23日，由12名議員組成的“超級委員會”，將公布他們根據(jù)7月份協(xié)議條款制定的減赤計劃。

　　美國預算與政策優(yōu)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表示，根據(jù)該計劃，削減開支與增稅規(guī)模之比高達六比一。這一比率比去年鮑爾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委員會，以及今年夏季參議院“六人幫”(Gang of Six)提出的方案都要嚴厲，但是共和黨人能否買賬還是未知數(shù)。

　　芝加哥聯(lián)儲高級經濟學家、經濟顧問理查德·馬頓(Richard Mattoon)對《財經》記者說，大家希望在政府支出減少的時候，私人支出能夠及時彌補，但現(xiàn)在私人支出低迷，所以政府削減開支項目，很難對實體經濟發(fā)揮正面作用，尤其是現(xiàn)在很多就業(yè)是來自政府的公共部門。

　　在經濟學家們看來，解決預算平衡，只需常識性建議：提高生產率；增加儲蓄和投資；調動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商企業(yè)家的積極性等。扎迪說，目前的任務要使美國經濟進入軌道，這對解決長期財政問題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兩黨政治導致的政策裂痕使此一任務幾乎變成無法完成的使命。

　　美國金融家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日前表示，和卡特里娜颶風相比，美國國會關于國債上限的爭吵給經濟造成的“寒蟬效應”更為嚴重。

　　去實業(yè)化之痛

　　扼殺美國經濟活力的除了消費支出外，還有企業(yè)競爭力的下滑。過去，美國經濟的優(yōu)勢來自于對全球制造業(yè)市場的“統(tǒng)治”，而現(xiàn)在美國制造業(yè)產出的利潤遠遠低于美國國民的消費水平。

　　戰(zhàn)后美國大部分時間都享有貿易順差，這一紀錄在1960年到1977年間更是被不間斷地保持。此后，美國經濟表現(xiàn)開始出現(xiàn)螺旋式下滑，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雖然年貿易額一直在增長，但貿易赤字卻成為美國進出口貿易中不變的主題。與一些國家高投資率導致貿易赤字的狀況完全不同，低儲蓄率、高消費和低投資，成為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推手。

　　制造業(y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在20世紀50年代，制造業(yè)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達到頂峰，而到1980年，日本和西歐的制造業(yè)水平已和美國并駕齊驅。從1964年前后到80年代末，美國的生產率在經濟形勢惡化的過程中江河日下，而伴隨生產率下降的是一個資本向金融領域大規(guī)模轉移的過程。

　　與此同時，為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以及工資和福利的上漲，美國制造商逐漸把業(yè)務活動轉移到國外，同時購買外國的零部件，重點生產因技術革新而享有競爭優(yōu)勢的高價值產品。

　　在這期間美國經濟完成了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從以農業(yè)為主轉向以制造業(yè)為主，由歐洲的資本催生了美國19世紀的經濟擴張。第二次轉型則指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美國開始應對金融貿易領域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競爭，將資本從大規(guī)模制造業(yè)向金融、商業(yè)服務、零售、專項制造、高科技產品和醫(yī)療保健等領域的轉移。

　　美國經濟結構向服務業(yè)傾斜，導致制造業(yè)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值比重逐漸減少。高工資的制造業(yè)工作隨之不斷減少，并逐漸被低收入的零售業(yè)工作所取代。

　　2006年，制造業(yè)占美國國內產品和服務產出的12%，而1980年這一比例為20%。也是在那一年，金融和房地產貸款行業(yè)超過制造業(yè)，占美國經濟產出的21%。而包括律師、咨詢人員在內的專業(yè)服務人員就創(chuàng)造了等同于制造業(yè)的價值，占國內經濟產出的12%，而該比例在1980年僅為7%。

　　在伯恩斯坦的眼中，美國的制造業(yè)確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大衰退，由于技術水平的提高，制造業(yè)產出也在大大提高，衰退的是制造業(yè)部門的就業(yè)率——如今，美國的勞動大軍中只有10%是制造業(yè)工人，而1980年這一占比在20%以上。

　　馬頓對比危機前后的狀況說，制造業(yè)的衰落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發(fā)生，那是因為全球需求減弱；但經濟危機之后，情況已然發(fā)生了改變。制造業(yè)復蘇的勢頭比美國總體經濟復蘇要快得多，有些是因為出口的提振，有些是因為經濟環(huán)境的壓力使企業(yè)提高了生產力。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蕾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10月25日在國會聽證會上說，自200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61%，增幅幾乎為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qū)出口的2倍。

　　獨立風險分析師克里斯·維倫(Christopher Whalen)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的再實業(yè)化過程已然發(fā)生，隨著美元的進一步貶值，美國會日漸回到工業(yè)強國的位置。

　　扎迪發(fā)現(xiàn)，隨著美國企業(yè)資產負債表的逐漸修復，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已有顯著的提高，在過去一年差不多提高了1%，而就業(yè)市場目前的問題，更多的是因為需求和產量的疲弱增加，而較少是由于生產力提高所導致。

　　但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產能過剩。

　　在金融危機前美國的產能利用率也只有70%，隨著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新興市場的經濟迅速發(fā)展，大量投資轉向新興經濟體。十年前，新興國家政府的儲備一年總計增加1000億美元。2009年，這個數(shù)額達到1.6萬億美元。如今主權財富基金控制了全球投資的12%。

　　維倫說，我們的系統(tǒng)面臨著1920年所面對的問題：高技術、創(chuàng)新，以及生產率提高導致的產能過剩。

　　全球經濟的變化形成了新的經濟財富和影響力中心，而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白宮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成員、哈斯商學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勞拉·泰森(Laura Tyson)聲稱，“我們美國還沒有丟掉創(chuàng)新能力，但或許已喪失了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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