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來，網絡安全問題在世界各地全面涌現，主權國家、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乃至普通個人都不能置身于外。理解全球化時代的網絡安全，首先需要理解網絡空間的特性;其次可以對比不同類別行為體的網絡安全戰略;最終則可提煉出若干適應時代需求的應對策略。

　　如約瑟夫•奈等學者指出的，網絡技術革命的發生，網絡空間的形成，不是在一片真空的環境下，而是在人類社會既存的結構下發生的，因此在實現網絡安全的路徑上，可以發現各種新舊不同觀念的碰撞，自2010年底以來，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倫敦之夏、華爾街之秋、莫斯科之冬以及最后戲劇性登場的火焰病毒和班加西使館襲擊，初步讓包括霸權國家、霸權盟友和新興大國輪番在網絡安全的舞臺上展現了從支配、追隨到自主合作在內的三種代表性戰略選擇。

　　在短期內，不同類別行為體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可以繼續照搬和遵循源自冷戰時期的戰略觀念與行為模式;但事實證明，沿用傳統觀念實踐網絡安全，即使是占據技術與非技術壓倒性優勢的霸權國家，仍然無法真正保障自身的網絡安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的網絡安全，有賴于新興大國憑借技術、制度和觀念層面的全面創新，推進全球范圍內的自主性互助協作，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應對網絡安全挑戰的治理體系。

　　美國的支配型網絡戰略

　　在互聯網用戶數量方面，發展中國家已經顯著超過了發達國家，但在基礎設施尤其是關鍵基礎設施方面，發達國家仍然保持壓倒性優勢。如果考慮到以發達國家為母國的跨國公司，在互聯網應用開發和商業化運作方面的領先優勢，則這種用戶與核心技術的不對稱分布特征，就顯得格外突出。這種不對稱分布，是構成影響網絡空間政治屬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造成這種不對稱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各國經濟實力的巨大差異。這種不對稱性對網絡安全帶來了直接的影響：占據技術和硬件優勢的霸權國家，試圖構建以“控制”和“塑造”為主要特征的支配型網絡安全，謀求網絡空間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同時確保實現三個存在沖突的目標：確保關鍵網絡基礎設施的安全;享受網絡技術帶來的經濟收益;借助網絡獲取不對稱的優勢，借助網絡空間挑戰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

　　作為互聯網技術的發源地，美國深知網絡技術的戰略影響及其對國家安全的挑戰。近年來，美國正式確立了以“控制”和“塑造”為主要特點的支配型戰略，作為美國實現網絡安全的戰略主張。

　　這一戰略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自那時開始，經過階段性的演進，美國逐漸從最初的靜態防御，演變成了強調內容與行為監視的“控制”，進而又變成以“積極防御”為主要特征的“塑造”，最終則是“控制”與“塑造”的融合，共同撐起了符合美國超級大國思維習慣的支配型戰略。

　　在美國網絡安全戰略從靜態防御向動態控制演化的轉變過程中，“9•11”事件是關鍵的轉折點。這一事件引發的恐懼情緒，消除了美國國內的政治反對意見。以技術情報、信號監控為主要內容的控制戰略，得以順利成型。

　　具體來說，這種監控意味著美國完善、發展和改進了兩套監控體系：一套是對外監控體系，主要由國家安全局負責，其基礎源自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對蘇情報技術搜集系統，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了面向全球網絡通訊的“梯隊”(Echelon)的監控系統，具備全面監聽電話、手機、傳真、電子郵件、網頁瀏覽、即時通訊等通訊手段的能力，每天能夠處理接近或者超過10億次的通訊。

　　另一套系統是對內控制系統，即在美國國境范圍之內，尤其是針對美國公民信息活動的監控。“9•11”事件之后，國防部的全面信息感知系統、聯邦調查局的“食肉動物”系統以及2009到2010年被媒體披露的“完美公民”系統，都屬于這種對內控制系統。

　　這兩套系統的發展，加上美國在軍事、政治上具備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催生出了以更具攻擊性的“積極防御”為特色的支配型網絡安全戰略：2011年，美國正式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提出了要綜合運用3D手段，即外交(Diplomacy)，防御(Defense)和發展(Development)，確保戰略目標實現。其中與防御(Defense)相關的部分，首次將原先限于國防戰略的“威懾”戰略引入網絡安全領域，提出將綜合運用網絡空間的技術手段和實體世界的物理殺傷手段來應對虛擬數字世界的信息攻擊。而在美國國防部依據《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細化落實的《網絡空間行動戰略》中，進一步明晰了“積極防御”(ActiveDefense)的內涵，明確指出“當發現美國境外的計算機內存儲有可能危害美國的代碼時”，可以“主動”采用包括物理毀傷在內的手段，“越境”攻擊，以消除這種威脅。其戰略的“攻擊性”由此可見一斑。

　　2012年5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國際特種部隊大會上，親口證實了由美國反恐戰略溝通中心實施的一次特殊行動：在“基地”組織也門分支的宣傳網站上，借助技術手段植入了展示也門平民在恐怖襲擊中死傷慘重的畫面，并阻止“基地”組織的修補行動，從而在“基地”組織的普通支持者中引發混亂與不滿情緒，削弱了他們宣傳動員民眾的效果。此外，在2012年“火焰”病毒等疑似網絡武器的出現，乃至正式用于攻擊伊朗鈾濃縮離心機系統，更加凸顯了美國這種支配型戰略的攻擊性色彩。

　　除了黑客行動和高科技的網絡武器，脫胎自冷戰時期和平演變的滲透顛覆隱秘行動，也在網絡空間獲得了新的形態，并成為美國外交的重要工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這種支配型網絡安全戰略在中東北非地區的實踐，已經扔出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回旋鏢，讓整個世界因此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考驗。

　　大國網絡霸權引發安全挑戰

　　在“阿拉伯之春”中，尤其在埃及，網絡傳播直接引爆了民眾的情緒，促使局勢升級，并且充當了協調跨國行動的動員工具。在危機爆發與升級階段，網絡主要發揮了“協調者”、“燃料提供者”與“放大器”的角色：首先在錯綜復雜的組織者之間共享信息、資料，生產并傳播具有凝聚力的象征符號;其次為參加游行示威的人群提供堅持下去的動力，這種動力主要來自外部力量的持續干預、自我實現的心理滿足感以及“正在逼近成功”的成就感;第三，通過影響信息傳遞，放大自身力量，動搖政府應對危機的信心，鼓動更多地旁觀者加入。

　　然而，事態很快蔓延到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因貧富差距、就業低迷而不滿的歐美青年，開始效仿埃及同齡人占據地標建筑以及用網絡展開政治動員的經驗，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不過人們很快發現新媒體革命這種事情并非隨處都可以成功實現。“阿拉伯之春”開始之后，網絡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彼此互動炒作，國際輿論高度關注，最終直接動搖乃至顛覆了上述國家的政權;“占領華爾街”運動盡管在運用新媒體發布信息方面，做得更加完善與成熟，卻最終被美國政府成功化解，其原因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剛性，掌握話語權的歐美主流媒體實施區別對待，以及因此造成的不同的信息流動模式。

　　最后，在2012年9月，一段含有侮辱宗教領袖內容的視頻被放到了視頻分享網站上，被激怒的民眾在埃及、利比亞等地掀起了反美示威，同樣借助于新媒體實現了有效的組織。到9月11日，在利比亞“民主革命”的搖籃班加西，對推翻卡扎菲貢獻巨大的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死于暴力襲擊。這是美國支配型網絡戰略遭遇的重大挫折，2013年1月，作為這一戰略主要倡導者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國會接受質詢時，仍然無法面對這個極具沖擊力的巨大難題。

　　建立對等合作的網絡新秩序

　　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可以無視自身戰略的局限。但新興大國如中國，就不能簡單采取追隨和封閉的兩分選擇，而是必須超越這種戰略的局限，找到一種全新的實踐，來應對網絡空間的安全挑戰，有效實現新型的全球網絡空間戰略治理。

　　2011年9月12日，中國、俄羅斯等向聯合國提交“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文件，并呼吁各國在聯合國框架內就此展開進一步討論，以盡早建立規范各國在信息和網絡空間行為的國際準則和規則。這可以看作是新興大國試圖超越霸權國家的傳統安全觀念，力求實踐全球化時代網絡安全治理的一種新選擇。

　　然而，美國并不愿意接受這種新的提議。2012年12月，當150個國家在阿聯酋的迪拜就國際電信聯盟管理國際網絡空間的條約進行多邊會談時，美國毫不猶豫地拒絕了ITU取代ICAN管理互聯網的任何提議。

　　不過，美國可能有意無意的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互聯網作為技術發展的最新代表，其天然的要求是超越主權國家的界限，在全球市場中運行，其治理原則也必須適應這一要求。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美國可能更熱衷“帝國”的選擇：將美國的主權擴張到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則自主地向美國讓渡自己的主權，接受美國的標準來處理和應對網絡安全問題。在政治、軍事上依靠美國的國家，如菲律賓、日本大概不會反對這類方案;歐盟的立場，應該會更加獨立;至于新興大國如中國和俄羅斯，大概很難就此妥協。

　　相比于“帝國”的方案，如果各國難以達成一致，網絡空間就不免被分割成一些碎片化的“互聯”網，這將是個巨大的悲劇。

　　從理論上來說，建立在對等基礎上的自主型合作當然是最佳選擇。但對國際社會來說，能否實現這種合作，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穩定、有序、開放的網絡空間，可以看作是各大國面臨的共同考驗。無論2030年的世界是否存在一個霸權國家，一個安全的網絡空間對這個世界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存在。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第3期《社會觀察》)

　　鏈接：被互聯網挑戰的時代

　　王世偉

　　互聯網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正呈現以下的幾個特點：移動、快速、泛在、互動、巨量。互聯網的新發展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這種挑戰和機遇可以從六個維度來觀察。

　　新時間觀的挑戰——信息發布的分鐘時差

　　如果說報紙的新聞傳播是以天(日報)或上午(晨報)、中午(午報)、下午(晚報)的時差來計算，電視和廣播的新聞報道是以小時的時差來計算的話，那么互聯網的傳播時間則已進入了以分鐘時差計算的新形態。信息的發布存在一分鐘的時差就會有反應快速和時滯落后之感。同時，錯誤信息的先入為主和受眾的將信將疑使真實信息的糾錯傳播增加了成本。因此，信息傳播在注重準確、全面、權威、專業的同時，爭分奪秒的第一時間的信息發布將成為未來信息傳播發揮影響力和引導作用的重點。

　　互聯網作為新型媒體，其最大特點是快捷與互動。這種快捷與互動，是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其他媒體所無法相比的。這就給我們的管理帶來了新課題，即要順應互聯網的發展，將網下管理與網上管理相結合，主動把握信息的第一時間發布，及時回應網上的各類訴求，敏感、快速而有效地積極引導網上輿情，從而使網絡管理邁上新的臺階。

　　新空間觀的挑戰——信息傳遞的泛在跨界

　　移動互聯網是移動無線通信和互聯網融合的產物，既具有移動通信隨時、隨地、隨身的特點，又具有互聯網開放、共享、互動的特點，形成了泛在、跨界、互動、微信群、點對面、一人對無數受眾的信息傳播特點，使信息傳播力以令人稱奇的速度在難以估量的范圍內傳遞。互聯網打破了原有的機構、城市、區域乃至國家的界限，“海內一鍵連，天涯若比鄰”，無論何處何地，無論何人何事，網絡的統一平臺使原本互不相連的人和事聯系了起來，并可能在瞬間產生出巨大的化學反應。如果說以往的信息傳播更多是用戶的主動獲取，那么，現在的用戶則經常處于“被信息”、“被關注”、“被粉絲”的狀態，信息的洪流推動著人們向前邁進，信息不用你去找，它已隨時“喂”到你的眼中和耳中，呈現在你隨身攜帶的觸屏上。如果不順應信息發展泛在跨界的潮流，就可能被邊緣化，成為社會信息化的落伍者。

　　從全球的角度來觀察，網絡空間也已日益成為世界范圍內各國博弈的新領域。2011年5月和7月，美國先后發布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和《網絡空間行動戰略》，首次將網絡空間列為與陸、海、空、太空并列的五大行動領域，將美國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延伸到整個互聯網空間。互聯網的這種泛在跨界的新空間觀把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提上了議事日程。同時，互聯網帶來的新空間觀也為正能量的傳遞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我們應當把握社會信息化的進程與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和持續推進的時代機遇，變被動應付為主動應對。近年來許多政府和機構以及新聞媒體的微博與社會的互動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

　　可以預測，凡是現實中有的東西，現在和將來都會在網上呈現出來，現實中有商店，網上便有網店;現實中有銀行，網上便有網上銀行;現實中有圖書館和博物館;網上便有數字圖書館和數字博物館;現實中有醫院學校，網上便有遠程醫療和遠程教育，如此等等。隨著網絡空間的發展，未來某一天也許會出現網上政府。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事業機構，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已成為需要并重的兩大空間，需要同時加以管理和服務;從世界范圍而言，還需要進行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和競爭合作。

　　新價值觀的挑戰——信息互動的自由平等

　　互聯網為發揮公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搭建了平臺，提供了載體，使公民的言論發表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社會已進入人人都可具有麥克風的自媒體時代。億萬公民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以及感覺都可以快速地通過網絡發布并進行互動性的討論，極大地提高了信息的民主性、平等性、多樣性和立體性;信息的民間性和草根性倒逼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快了信息公開的改革步伐。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互聯網的管理如同物理空間的管理一樣，需要文明、公正、誠信和法治。自媒體時代的政治發動和社會宣傳具有動員、放大、催化的巨大作用，其效應前所未有。人們在充分享受信息自由流通的過程中也面臨公共安全的威脅和虛假信息的誤導，依法治網成為互聯網管理的新要求。

　　此外，互聯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來了新一輪信息鴻溝的擴大，這種信息鴻溝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信息基礎設施發達地區與發展中地區之間、信息素養較高人群與較低人群之間、信息技能較強群體與較低群體之間、不同年齡段在信息應用習慣和接受程度上的代溝等。春運網上售票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這就需要在信息自由平等的新環境和新背景下注重在全社會中構建起信

　　息無障礙的管理和服務的新體制和新機制。

　　移動新媒體的挑戰——信息載體的首選

　　據2013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第三十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12年6月手機首次超越臺式機成為第一大上網終端。截至2012年12月底，手機網民規模上升至4.2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占比由69.3%提升至74.5%。手機已成為信息載體的首選。

　　在數字信息服務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環境下，廣大的數字服務消費用戶期盼數字信息服務能跨越所有設備，構建起統一整合的體驗和服務，手機便成為眾多商家和信息內容提供者的聚焦點，越來越多的內容和服務不斷被整合于手機觸屏上，“手機一屏通”已逐漸成為現實。

　　移動互聯網的泛在互動功能與隨意的體驗情趣對廣大青少年而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眾多80、90、00后已很少看報紙和電視，成為新一代的“低頭族”(低頭看屏)和“指尖族”(手指觸屏)。如微信已成為智能手機的最熱門應用，自從騰訊公司2011年1月推出了這一手機聊天軟件后，兩年后的2013年1月，其注冊用戶已迅速突破3億，遍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譽為“微信之父”的張小龍也被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版授予2012年“中國創新人物獎”的科技類獎項。作為手機上的即時通信工具，微信既能發短信，又能發語音，還能發視頻和圖片;既能單聊，也能群聊，讓人感受隨時在線的興奮與激情，讓人體驗隨時隨地拍照片后即時上線的生動與情趣，還能根據地理位置進行人際互動，與陌生人群進行移動的社交體驗。手機傳遞圖像所受到的廣泛歡迎使人們對以往的“讀圖時代”予以再認識，因為圖像的信息傳遞更加集約、更加形象、更加生動，也能夠順應節奏快捷、信息海量環境下的新需求。

　　手機作為移動的信息載體，其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正在改變固有的信息傳播形態和方式，從而為數字服務和信息管理提出了新課題，帶來了新機遇。此外，手表承載的信息功能也在不斷創新，可能扮演“手機第二”的角色，將來也可能成為可選擇的隨身信息載體。

　　大數據的挑戰——海量數據的分析挖掘

　　有人認為，2013年將是中國的大數據元年，此言并非無稽之談。數據顯示，過去3年產生的數據量比以往4萬年的數據量還要多，且2020年全球電子設備存儲的數據將達35ZB。在信息量龐大的時代，數據價值和數據挖掘成為重要命題。

　　數字應用正在快速向我們走來，據預測，在未來十年里，網絡將徹底變成應用的世界，網絡信息的存儲特點正在被移動應用的特點所取代，所有信息的內容將以服務為中心，以應用為導向。應用的爆發性增長引爆對數據的深入挖掘的需求。如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澤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支付工具“碧云炫卡”，成為集成了RFID、磁條和芯片三種介質的銀行卡，可實現“菜場買菜、門禁開門、地鐵自助購物”等功能，還可實現醫療掛號、餐館訂餐、水電表自動抄報和自動繳費，物業繳費等功能。上海現有菜市場989家，如能采用該企業所嘗試的智能刷卡支付的“輕支付”，則這一信息平臺可帶來巨量的商業數據，對這些海量數據做好分析挖掘，藉以了解市民菜藍子工程中的有價值的動態信息，將為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質量提供信息咨詢和決策支撐。

　　大數據可能帶來的巨大效益已初步呈現，各行各業都需要逐步建立真正的動態數字信息的神經系統，讓大數據的應用成為智慧經濟、智慧交通、智慧環境、智慧居住、智慧管理等領域推進轉型發展和科學管理的重要方法，讓數據流插上智慧的翅膀。

　　不僅如此，局限于本機構本部門的本地安裝、管理和運行軟件的時代將隨著云端軟件的不斷崛起而在不遠的將來宣告終結。因此各行各業的整個業務和產品應遵循云計算的理念和實踐進行整合集群，在各個領域中創造平臺即服務的“端到端”解決方案。一些行業機構應當富有遠見地放棄原有系統的鄉間小道而加入到云管理與云服務的整合集群的高速公路上來。

　　信息安全的挑戰——信息安全面臨空前威脅、侵害和誤導

　　信息安全指國家、機構、個人的信息空間、信息載體和信息資源不受來自內外各種形式的威脅、侵害和誤導的外在狀態和方式及內在感受，是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方面。信息安全的來源既來自外部和內部，也有主觀和客觀的形式，還有精神和物質的因素。信息非安全的主要狀態和方式是威脅、侵害和誤導，如網絡空間戰的威脅、黑客攻擊的侵害、傳播虛假信息帶來的誤導等。

　　如今，信息安全與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金融危機、嚴重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一起構成了全球非傳統安全的體系和要素。互聯網在帶給廣大公眾跨越時空、快速便捷和互動交流的同時，也給網絡攻擊、網絡犯罪、信息泄漏、窺探隱私提供了可能。

　　2012年7月，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大力推進信息化發展和切實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見》，其中對于健全安全防護和管理及保障重點領域信息安全、加快能力建設和提升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完善政策措施等分別做了具體部署，2012年12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我國首個個人信息保護國家標準《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從今年2月1日起正式實施。以上法規標準的推出，正是積極應對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安全的威脅與侵害所采取的措施。

　　2013年初，美國新聞媒體披露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可能獲得權限實施先發制人的網絡攻擊，美國國防部也正計劃將網軍擴大5倍，這就給維護全球網絡空間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我們不能等閑視之，而要用底線思維進行未雨綢繆，加以積極防范。

　　互聯網的發展所帶來的網絡空間威脅與機遇是一個全球性的命題，需要運用人類的智慧加以積極應對，興利除弊，發揮其正能量，規避其負效應，讓網絡的世界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發展與合作，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的共同利益。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7期，摘自2013年第3期《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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