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黨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要我到團中央工作，調我來北京參加成立大會。在會上，周恩來副主席見到了我，說：“這幾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你還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我表示服從組織分配。周恩來與任弼時商量后，令我立即參加南下工作隊趕赴南京。我動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談話，要我特別注意了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態度，并囑咐我要事事謹慎，多請示報告。對此，我的理解是，當時中央十分關注美國是否會對新中國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帶集中了劉、鄧、陳、粟指揮的第二、第三野戰軍一百多萬的強大兵力。

　　我于4月20日由北平乘火車出發，先在天津東站下車，乘外事處的轎車回我的宿舍匆匆取了行李，再趕到天津西站，上了同一趟火車南下。在火車上，我看見許多熟人，其中胡定一、崔烈等英語很好的同志和他們的夫人是準備到南京外事處工作的。車上還有我很敬重的《大公報》的名記者范長江。因鐵路被戰爭破壞，火車到了蚌埠，不能再向南行駛了。我們換乘解放軍的大卡車沿著鐵路線到浦口，過江進城，這時南京已經解放兩天了。

　　剛解放的南京，情況復雜，市面冷落。由劉伯承、鄧小平進駐和領導的南京軍管會的工作萬分繁忙。我作為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參加了鄧小平同志主持的市委會會議，匯報了北平的情況和周恩來同志關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對南京的外事工作進行了研究。

　　南京外事處設在原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內，我根據周恩來副主席交代的任務，組建外事處，開始工作。一面接管舊政府外交部，安置其留下的人員，將大量檔案運往北京;一面著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國使館人員和僑民的工作。

　　我一到南京就聽說有幾名解放軍戰士進入了司徒雷登的住處，引起一些外國使節的不安。在外國人的心目中，中共可能比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派還要厲害，所以他們很緊張。后來他們逐漸明白了，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既是革命之師，又是文明之師。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們宣布不承認國民黨時期的任何外國駐華人員的外交身份和特權，對留在南京的外國原外交人員均按一般外僑看待，同時宣布保護外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關于建交問題，我們聲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執行經過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我召集南京軍管會各單位的干部開了一次會，傳達中央的對外政策，宣布了幾項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

　　司徒雷登于1949年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中國人)求見我。7日，我接見了傅涇波。他首先為司徒雷登辯解一番，說司徒一年來漸漸了解過去對國民黨的認識是錯誤的，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這次國民黨撤退前，何應欽希望他去廣州，而他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國共產黨接觸，這點已獲得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同意。傅涇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與我會見，并說現在是“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時期，能在‘老校長’手中完成這一轉變，比換另一個人好些。”我告訴他，會見的事待考慮后再說，并表示，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極深的創痛，美國現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國人民恢復好感。空言無用，需要美國首先做些實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

　　我是1932年到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上學時認識司徒雷登的。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國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十一歲時被送回美國上學，主修神學，1905年又被美國教會派到中國傳教。1919年到北京創辦燕京大學，擔任校務長長達二十七年，治校頗有方略和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后，他在日軍占領的北平被秘密軟禁。日本投降后，因他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經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推薦，1946年7月他被任命為美國駐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大使。根據他的日記和回憶錄可以看到，他出任大使后，盡管也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但他的著眼點是加強援蔣壓共，維護國民黨的統治。至1948年10月，遼沈戰役開始，國民黨在東北的處境萬分危急，他還頻頻致電美國國務院推動援蔣。國務卿馬歇爾不愿美國更深卷入中國內戰，未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軍南進，所向披靡，國民黨大勢已去，司徒雷登便改變為美國效勞的做法。他于1949年3月致電美國國務院請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權接觸，建立美中新的關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于4月6日復電，授權他與我黨領導進行會談，要他不要把話說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風聲，引起國會中反對派的反對。因而在國民黨政府要求外國使館同他們南遷廣州時，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不走。4月21日，我軍渡過長江，23日南京解放。當時除蘇聯大使隨同國民黨政府去了廣州外，其余國家的使節，包括梵蒂岡的代表仍留在南京。但蘇聯在南京還留有一秘A.M.列多夫斯基外交官，同南京外事處時常保持聯系。我們就有些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的問題時常向他們請教。

1945年8月27日，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專程到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圖為毛澤東乘車送客人到美軍觀察組駐地。黃華（左一）隨行。

　　經批準，我以私人身份于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處，同他會晤。我先問他解放軍進入他住宅的情況。他對此事表現平靜，只說有幾個年輕士兵進來了，他見到了他們，問他們要干什么，他們說看一看，態度還好。我對司徒雷登說，在軍管期間，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檢查。在未同新中國建交前，原外國使節不再享有外交特權，但作為外僑，安全自會得到保護，請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國建立新關系，希望中國政府能廣泛吸收民主人士參加。并說，美國已停止援助蔣介石，不愿參與中國內戰。他已建議將美國在上海的經濟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蔣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資，待上海解放后統統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復生產。我當即表示，關于中國政府的組成，我國人民有權自己決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糧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為我們即將解放上海，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美國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就應該將美國駐青島等地的海軍艦只和陸戰隊撤走，以免發生沖突。司徒答應轉告有關方面。

　　這次會見以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涇波來見過我兩次。傅涇波除談了有關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請去滬外，還說司徒雷登對上次所談軍事問題采取負責任態度，美國艦隊已于5月21日撤離青島，一部分駛往日本，一部分駛往其他地方。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美國艦隊即行撤走。你們打到別的地方，美國艦隊也將自該處撤走。他還說，麥克阿瑟主張青島美艦不撤，國務院后來決定撤。現在美國艦隊的中心已不在中國。我說，美國如愿同中國人民重新交好，打開雙方的外交關系，首先必須撤退美國在華的一切武裝力量，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放棄一切有損中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策。

　　我與司徒雷登會晤后，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傳說，司徒雷登已與我取得聯系，要求其他外國使館同美國使館一致行動;還傳說我帶來了周恩來的信。這引起其他使節疑問，紛紛要求與我見面。10月3日，我以南京市軍管會委員兼外事處處長名義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國外交官召集到外事處會客廳，宣布我黨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以及對待在南京原各國使館和外交人員的具體政策，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一些外國人是第一次同中共軍管會官員接觸，頗感緊張。當時，我只用普通話宣布我方政策，有些外國人不懂中國話。這時在中國樊城出生的加拿大大使館臨時代辦切斯特•朗寧(穰杰德)用普通話問我，是否允許他把我的話譯成英文，我點頭同意，會場氣氛立刻變得更加活潑。

　　經請示中央，我于6月6日又約司徒雷登和傅涇波，請他們到外事處第二次會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國問題。我告訴他可按僑民身份來外事處申請。司徒雷登又說，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允許將臺灣交中國托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后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美蘇間存在誤解，遲遲未召開，何時召開無法肯定。我說，臺灣歷來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國政府從未予以承認，人民也從未停止過斗爭，而且二戰后臺灣已經歸還中國，決不容許國民黨政府出賣臺灣或外國政府借口和約另生枝節。談到中美關系問題時，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關系，美國首先應停止援助并斷絕同國民黨逃亡政府的一切關系。司徒雷登說，各國使節留在南京，這就表示了對國民黨的態度。如今后國民黨政府再由廣州他遷，則可肯定美國代表也不擬隨往。但因目前尚無一個新政府成立，沒有承認對象，國共兩黨各占一部分地區，美國對許多地區的情況很不了解，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系。如果過去對美國有所謂干涉內政的評論，今天美國更宜慎重從事，不能表明擁護或反對哪一方面。故美國采取被動態度，等待產生了為中國人民所擁護的民主政府，而這個政府也證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擔負起國際義務時，問題自然解決。至于美援問題，現在所運來的，已所剩無幾，今后再無援助。我對他說，根據我個人觀察，中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可能不久就要召開，聯合政府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產生。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美中關系問題，而且也是關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關系完善解決，對蘇美關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貢獻。

　　6月8日，傅涇波再次來見我說，經與司徒雷登研究，他們認為美國現在就美國對同新中國的關系上很難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做出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級方面的意見，回去講話才有力量。他并問我同周恩來有無聯系，能否轉達意見。我告訴他有什么話都可以談，不必顧慮。傅涇波說，馬歇爾、艾奇遜和司徒雷登同屬一派，對周恩來先生甚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國務卿魏伯來電，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見，返美活動更有力量，請我代為轉達。我問有何具體考慮，傅涇波說，今年華北旱災，糧食棉花供應將有困難，司徒雷登希望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物資能運回中國。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進行貿易，對中國工業化會有幫助。我告訴他，美國在斷絕與國民黨的關系上至今沒有正式表示，我個人認為他去北平并非易事，鐵路在戰爭中被損壞嚴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復，旅途不便。他說，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機場有一小型飛機可用。我表示這事恐不可行。

　　會見后，我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考慮通過非官方渠道同他接觸較方便，于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去信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據說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過生日)。

　　6月27日，傅涇波再次來訪，攜來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6月16日給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說陸志韋已見過周恩來先生，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并說司徒雷登如要來北平，可獲當局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我去電問明北平意見。經報告周恩來并獲得指示后，6月28日我告訴司徒雷登，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當局會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員護送下乘汽車和火車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飛機。司徒雷登表示，獲此消息極為高興。但國會于7月底即將休會，時間恐怕來不及，同時國會內部派別復雜，此時去北平很易引起一些抨擊，于事不利。他決定將此事再報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

　　估計美國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國的威信和造成美國即將承認新中國政權的錯覺，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7月2日，傅涇波來訪，告訴我，艾奇遜來電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并決定司徒雷登現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評論。

　　7月25日，司徒雷登為辦出境手續，又找我談了一次，他問我對美國今后對華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訴他，現在首先需要美國放棄錯誤的政策，證明它具有對中國人民堪稱友好的誠意。司徒雷登說，他認為美國政府最近也不能做什么，過一個時期看發展情形再談。他并說，中國內戰原非美國政府所愿，但是它對形勢的看法有錯誤。他對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和6月30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評論說，前者容納各國，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還提出上海美僑問題。我回答說，我們對一切外國僑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在中國并遵守法律的，我們都保護其生命及財產安全。

　　在這里，我想追述一件有關的事，這是幾年后我才從周總理那里知道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非常想到北平見中共領導人。當年6月，司徒雷登獲悉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將于月中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他請陳銘樞向中共中央轉達他想見中共領導人的意愿。他還對羅隆基說，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五十億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貸款。陳銘樞到北京后，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轉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陳銘樞在給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明智的、正確的和堅定不移的，并轉達毛澤東的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六月下旬羅隆基到北京時，得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即將發表(其中有“一邊倒”的方針)，未敢向毛澤東轉達司徒雷登的口信，許多年以后只是告訴了周恩來。

　　最終，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偕傅涇波一行八人，乘美國運輸機按我南京軍管會指定的出境航線，從南京登機返美。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采訪。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猖獗期間，司徒雷登又遭到監控和盤查。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國

　　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三年，正值國共關系破裂，內戰激烈，革命力量全線向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進行大規模解放戰爭并取得勝利之時。國際上，美蘇冷戰日益加劇。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政府扶蔣反共、力圖阻止中國完全為共產黨所控制的政策。從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傳話說，只要中共不完全親蘇，美國愿向中共提供巨額貨款這一點即可看出，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進而影響新中國成為親美政權。自從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之時起，解放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美國當權派意識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再用幾十億美元和龐大的軍事顧問團給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府撐腰打氣已無濟于事，于是醞釀脫身政策。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公布了美中關系白皮書，在退卻中為美國的對華政策辯護，實際上宣布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失敗，司徒雷登則被限期召回，并被嚴禁公開發表言論，以免妨礙美國政府的反共反華的政策。毛澤東寫了盡人皆知的五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尖銳地批評美國政府反動愚蠢的對華政策，其說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白皮書的主旨是討論誰失去了中國。更確切地應該說是誰失去了在中國的機會。在1944年，美國在同中共的關系中，曾有過難得的歷史機會。毛澤東原是很看重美國的，他欣賞美國人在獨立戰爭中表現的革命精神，高度評價美國發達的經濟和先進的技術，曾表示愿在戰后同美國合作，促進中國的工業化。但是美國的當權者根本不聽美國一批十分有遠見的年輕外交官和記者的分析和建議，無視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力量，一味支持國民黨，并直接參與了中國的內戰。在蔣介石逃到臺灣后，美國仍支持蔣介石政權，軍方把臺灣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艦，不惜與新中國為敵。1949年10月，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正式宣布繼續承認蔣臺政府。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推行反共和培植親美政權而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極端錯誤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對歷史的反思長達二十二年，直到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訪，冰雪才開始融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將近三十年之時，中美才建立了外交關系。如何評價司徒雷登?他在中國這個大舞臺上扮演過多種角色，達數十年之久。他把燕京大學這所教會大學辦成一所出色的世俗大學，使它不愧為名校之一，聲譽甚佳。他對中國了解甚深，社會聯系寬廣，1947年，司徒雷登被馬歇爾推薦出任駐華大使，頗有人望。但他是美國利益至上主義者，執行美國政府政策，扶蔣滅共。淮海戰役之后，蔣介石率殘部遷至臺灣，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司徒雷登轉退一步，佇守南京，觀察動靜，企望與中共領導層接觸，摸清底細。說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遜等是為在美蘇爭奪中打中國牌，意在把新中國拉到美國方面。但是，歷史的車輪未按照司徒雷登的意志轉動，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本文節選自《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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