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聲網（www.mshw.org）轉載自國企新聞網（www.chinasoe.com.cn）

 http://www.chinasoe.com.cn/news/soe/2011-10-21/12736.html

（注：這是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10月21日在“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發表的演講實錄）

“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現場直播：

http://www.chinasoe.com.cn/2011_gq_forum/

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恩富：

10:30

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恩富：首先我代表中國社科院對論壇的順利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吉林大學我也很熟，去過好幾次。這次會議我覺得和前兩次不一樣，注意了一下報道，前兩次我也注意了一下，這次會議可以聽到好幾位堅決主張做強做優的經濟學界的專家的演講，這是一個轉折，這個轉折和國資委領導，和張德江同志發揮更大的作用有關，因為去年我們也參加了一些國企雜志社的會議，跟國資委的局長有所交流，前年我還請研究局的副局長到我們馬研院來做報告，聽了以后，才知道原來國資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原來我在各地作報告，實事求是說我是批評國資委的，聽到以后，我知道有些想法不是國資委能決定的，所以我從去年開始就一直主張國資委不能低調，因為人家是高調國企，主張私有化，所以僅靠我們少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那維護，那肯定輿論幾乎是不利于貫徹中央文件的精神。所以從去年開始，國資委把那些編委大部分都換了，原來屬于消滅國有企業的人都是反對國資委的編委，現在換的都是支持國資委的編委。今天開的這個論壇是個重要的轉折，這個轉折將來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發展史上會留下痕跡。

國有企業是我長期跟蹤研究的十幾個問題之一，從92年、93年開始，我當時在上海財經大學工作，我是上海國資委的咨詢專家，他們主要的會議我都參加了。我記得國資局第一次在財政部下面成立一個副部級的國資局，第一任局長當時到上海財大去開座談會，我就向他提出我的改革模式，他聽了很感興趣，也邀請我出席第一次國資局成立大會，半年以后，他向江澤民同志匯報的時候，把我這個模式稱之為是三大模式之一，還有一個模式是（李義林）教授的模式。我在93年提的國資管理模式簡單來說是（一副兩相），國資委應該成為一個政府級單位，不應該是財政部下面的，國資委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決策系統，不應該以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其他政府部門都是沒有最后的決策權，都屬于政策調整，最后的決策權應該是國資委獨立的管理系統，國資管理系統應該是三個層次，一個是國有企業，第二是控股公司這些集團，第三就是國資委。當時90年代我提出的總經理、董事長都應該市場招聘，不應該在組織部門里面設一個專門來招聘國有企業或者控股公司的負責人，應該由國資委獨立自主地招聘。像上海這些都是組織部門的管理國資的人變到了國資委黨委里面去了，這個也是一個主張。但是三年前，因為我作為人大代表，當時要制定國資法，當時我提了五六條意見，按照他們現在的程序，他們一般是不接受的，所以五六條沒有一條接受的。他們跟我溝通，我說你們這個民主決策的辦法有問題，你都是請的是一派意見，然后制定法，最后就兩句話，誰看得懂。有的同志老是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首先你民主決策要請不同意見的人參加，你都是一派意見，召開專家座談會都是一派意見，這是中國最大的不民主，智庫很多，實際真正的智庫很少。有些是智庫單位，我說我們報的東西好象是不符合社科院身份，他們政府方面說，只要跟領導講的不一樣，他們會打招呼，所以編輯部不敢發，首先政府的決策要民主，這里我不細講了。

我在當時97年，在上海召開國際論壇就討論國有企業的問題，據我觀察，很快就會出現國有企業大規模萎縮的過程，有進有退這些方針是對的，但是如果是大規模的退出，要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我說這個沒有理論上的依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壞處，沒有好處，也不符合國際慣例。所以當時我們就開過好多會，討論國資法的時候，比如我隨便舉兩個例子，第一我說國企改制，有的非要改制的時候，應該明確經過（責帶會）會批準，但是國資法是征求（責帶會）意見，征求意見他愛聽就聽，不愛聽就不聽，這樣有時候經常會侵犯工人的利益。昨天我還收到鞍鋼幾十位工人按手印，給我寄來的書面材料，反映鞍鋼兩萬工人下崗，待遇很差，因為各地的工人也看到過我的一些文章，我每年都會收到好多信，但是按照人大代表的規定，我們是不做處理的。這種事情非常普遍，我們也管不過來，我們只能從理論上，從政策上提出我們的建議。

  上個月我在中國社科院召開了大型智庫論壇，第五屆智庫論壇，提出了我們對國企應當如何發展，如何改革，如何做強做優，甚至應該做大，我寫了一篇文章，我現在不讀了，我主要是回應學術界包括有些政府部門，我們也聽過一些省委書記講話，這些觀點我把它概括為十個觀點來加以評論，比如說我現在講一個總的，我們這次討論叫經濟發展模式，有沒有中國經濟模式呢？鄧小平認為有。兩三次講話明確指出，我們有自己的模式。但是我們社會上不少人認為，不再談中國模式，說中國模式有兩大缺點，第一國家宏觀調控太多，應該像美國像香港，第二國有企業太多，觀點鮮明的人很多，我這里舉一個例子，去年還是前年退職的香港招商集團的董事長（秦曉）先生說，我們要用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替代中國模式論，就把這個觀點挑明了，又一次思想交鋒，大家可以在網上看他的文章，是不是符合黨中央的精神，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要替代中國模式。國有企業你要堅持憲法、黨章、黨中央文件所說的全國人大委員長歷次報告，三月份報告都提出過，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經濟為主導。
      俄羅斯經過二十年的改革，目前國有企業什么樣呢？它的國有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8.2%，它的國企就業總數占整個社會就業總數的31.5%。它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的40%，它的GDP占一半，50%。他們把這個叫做社會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果你看了這四個數字，企業數少這個不是主要的，因為他大，就可以少，主要是前三個數字，就業總數占31.5%。我們國有企業就業總數有沒有31.5%，因為89年以后國家統計局不再統計國有企業某些指標，尤其是資產的指標。兩會委員不少人提過意見，提過建議書，希望國家統計局能夠繼續統計，可是國家統計局不愿意統計，不愿意統計的動機是什么？我想這個很明確，大家可以想像的。所以我們中國改革在世界里面，主張改革的第一人也就是（劉國邦）教授，這兩年分別發表意見，既然憲法這樣規定，黨中央文件這樣規定，國家的各個部門，各個省市都有權圍繞這點，要維護憲法，維護黨章嚴肅性，不能各搞一套。現在很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手上沒有資料，來證明國有企業資產所占的比重等等，而是靠全國工商聯說民營經濟占65%，倒推國有經濟還有多少，這也是不負責任的一個表現。如果要改那就先改憲法，改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沒有意見，如果憲法黨章沒有改，這樣做是不是政令統一？是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國，是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應該做的？這個意見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是所有主張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在座的張全景同志。
     我在那篇文章里回應了十個觀點，我在這里提其中的幾個，比如說認為國有企業只是拾遺補缺的，這個是西方資產階級執政黨以及他的理論家提出的觀點。他們是私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為私有經濟服務的，平時如果這個行業是虧損的，或者投資收益比較低，私人不能干，國家去干。干了盈利了，再賣給私人，什么叫資產階級政府？什么叫人民政府？在國企上面就是最典型的表現。一個是我們辦國企是私企是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按照鄧小平講話是為了鞏固公有制，所以才發展私有制，他們是為了鞏固私有制才發展一點公有制，這個性質不一樣的，特點功能不一樣的。十年前我就聽到，當時某一個省的省委書記說，國企不要與民競爭，這就是資產階級典型的口號，他那個民不是人民，是資本家，尤其是大的壟斷資本家。
      第二個觀點，包括人民日報兩個退休的副總編都寫過文章，國有企業不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大年前我在中央領導中南海開會討論國企的時候，我就直接批評了這個觀點。我說你可以看，不要說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了，我們就看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一有篇鞏固社會主義基礎，34頁就說了一個觀點，公有企業主要是指國企，是共產黨執政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包括非公經濟的，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就是單指公有制。你去看美國出的經濟學大辭典，當講到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時候，運行機制、調節方式主要是市場機制，但是公有制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有一些學者也看到這一點，如果都是一樣的話，還搞什么非公有化、私有化，民營化，沒有必要了。我們知道國內外學術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認為只有私有化才有效率，第二種觀點就是超效率，私有化和公有化跟效率沒有關系，郎咸平是這樣主張的，他是在臺灣讀過本科，受三民主義的影響，認為國家應該辦企業，國有銀行、工業、商業，大的不能控制在私人手上，這是三民主義之所以叫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原因之一。02年江澤民同志在上海開座談會，當時我在常規匯報之外，我當時提了兩條，十六大要搞清一個理論問題，就是鄧小平理論和三民主義有何異同，我去臺灣也收集過資料，我說他是認為國民黨是抑制資本，抑制資本就是抑制私人大資本。所以現在有些人認為，很多大的企業也都可以私有的，可以國家不掌管的，這個跟三民主義是不同的。經濟制度特別是所有制制度和諧是分配和諧和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方面發展的一個基礎，這是一個爭論。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什么，當然我在那次會議上提出，我說在撒切爾夫人、日本、葉利欽包括中國人有些人的講話，三個概念是一個概念，私有化，非公有化，民營化是一個概念。葉利欽搞資本主義顛覆共產黨的時候，他用的是私有化，民營化是日本的資產階級愛用，所以很多報刊，你講私有化不行，你講民營化就可以。有一位工商聯的副主席提出要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人民大學的教授還專門寫了文章，說這樣的做法是背離了憲法。
我最后講一個問題，就是說國有企業和民生有沒有關，和經濟危機有沒有關，你看西方的觀點都可以看到，私有制為主體，肯定美國若干年會出現經濟衰退的，這個自馬克思以來都是這樣的，當代也是這樣，無非是大小。包括瑞典在內，他仍然是一個貧富分化的社會，只是他最低水平比我們中國高，瑞典不是一個共同富裕的典型，也是一個兩極分化，只不過他分化的程度比美國高一些。貧富分化主要看財富占有，美國一位學者說1%的美國人控制了40%的財富，他用的指標是整個社會財富指標，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而且他斷定，如果這樣的話，1%和99%將形成對抗，美國可能會發生問題，他是新凱恩斯獎的獲得者。
     去年我在會議上，國資委應該自己辦報刊，應該只是低調，應該來回應一些誤解也好，偏見也好，攻擊也好。現在國資委領導已經接受這個意見，準備辦了。第二條，我說利潤，財政部或者國資委只允許交5%的利潤，后來又說5%到15%，我說這個定得太死，應該根據每一個集團的情況，國家需要你這個集團繼續大規模發展，那么你就是一分錢不交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太需要你發展，那他就應該交超過15%的利潤，應該是個靈活的情況，而不是一個死規定。因為我在安徽團，黃山的管理局局長，他說你們每年賺多少？他說好幾千萬，我說你們交多少？他說我們交，黃山不需要大規模投資，像這樣的就應該讓他交50%甚至80%。現在做的比較好的就是重慶模式，總的來說，重慶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科學發展觀落實得最好的一個模式。其中包括國企，他是國進民也進，不是國退民進，而且他是大規模走出去的，他的利潤明確30%交財政，然后財政里面50%用于民生。所以現在從自由派，從有些糊涂的人他批評國企，主要是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說你國企跟民生沒有關，你的利潤都是自我循環，所以這個批評我認為應當要注意，注意的辦法就是靈活交，很多企業可以超過10%。第二就是批評國企，你利潤不交，但是你老總的工資那么高，你工人的福利那么好，所以你是私分或者國家允許你自己留下來了，這樣就激起了廣大群眾對國企強烈的不滿。有些人利用這點，為消滅國企奠定了輿論基礎。這兩條誰規定的，誰規定不能多上繳利潤，誰規定國企的管理層拿那么多的薪水，根本不符合國際慣例，國際慣例最低的，北歐的一個國家他的國企的負責人的平均收入只相當于公務員的1.5倍，只增加了50%，當然也有略高一點的，但是沒有高出十幾倍的，所以根本不符合國際慣例。你經常講國際接軌，該接軌的卻沒有接軌。現在部長也就十萬左右，我們沒有聽過哪個部長跳槽，國企員工的福利普遍高于私有企業，這就是國企的特征，共同富裕。三年前制定國資法，我就主張要加的，當然我說加不是只說國企，還有私有企業，企業一般的職工收入包括福利，應該和高管層的收入和福利掛鉤，他漲他也漲，絕對不能像美國，管理層增加了300多倍，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幾十。第二掛鉤就是和企業的勞動生產力掛鉤，和企業三五年內的利潤掛鉤，還有就是和當地的物價掛鉤，應該四掛鉤，但是人大都沒有接受，都是抽象地維護工人利益，勞動者的利益應該靠國家來維護的，是國家主導型。國家如果不主導，事實上就是私人壟斷，資本家壟斷，他里主導。像帝王就是這樣，帝王是供求關系決定的，也不是國企退出了，地價就降下來了，沒有這個關系。
   還有一些內容，時間關系，我不再講了，我講的比較激烈，我想把我們這塊的主要意見，我們創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在國資問題上我們做一個比較透徹的介紹。謝謝各位！

 附：

“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

http://www.chinasoe.com.cn/news/soe/2011-10-21/12732.html

10月21日，由吉大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中國恒天集團有限公司、《國企》雜志社聯合主辦，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協辦的“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局副局長、中央黨建領導小組秘書組副組長唐方裕，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喬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韓德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新城，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斌，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湯吉軍等專家學者將發表演講。

另外，論壇邀請了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和企業家，他們將就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國有企業與中國模式、國有企業與世界未來發展等核心議題與中國的學者和企業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