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蹺的藥方
媒體報道：在3月19日主題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中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年會上，吳敬璉先生警告：用舊體制去執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中國會面臨“類似58年大躍進的嚴重經濟問題”（見董琳«吳敬璉擔憂中國出現1958年大躍進式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這讓筆者大惑不解，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體制還是社會結構與58年大相徑庭，怎么能與58年扯上關系？
為了解吳敬璉先生的原意，筆者查找了不同記者的相關報道，發現報道的基本觀點一致，都源于他2010年8月23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雙月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一次報告«對如何走出宏觀經濟兩難困境的思考»，原刊于《中國發展觀察》。（注：下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吳敬璉先生原話，均引自此報告）
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的困境
報告以“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困境及其由來”開篇。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兩難困境盡人皆知：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們采取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激進的財政策，以“擴需求、保增長”。吳敬璉先生在報告中指出，這種高強度的刺激政策導致“一方面，資源和環境超支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非常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
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采取緊縮措施，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明顯下滑，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加上地方財政問題，一旦嚴重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緊又不能松。松了，則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但一緊，增長速度就會下來，而且“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銀行不良資產會增加。房地產業在我們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既不能松又不能緊，這就是兩難困境。”
報告對兩難困境的描述符合事實，我們的財政、金融政策走在刀刃上，“左右不是人”。作為經濟學家，最基本的學術職能是深入分析陷入這一困境的根源，據此方可提出應對之策。那吳敬璉先生是怎么分析的呢？
貨幣循環：“飲鴆止渴”還是“抱薪救火”？
吳敬璉先生的分析是：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境？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
“我們驅動經濟的辦法就是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它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這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手段擴大需求，維持短期的經濟增長”
“但是，他（凱恩斯）從來沒有說這種框架可以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
可見吳敬璉先生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將凱恩斯主義這種短期手段當作了長期政策。導致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是“有效需求不足”，這是一個貨幣現象，并非社會上真的缺乏需求，只是買不起罷了。問題的癥結在貨幣循環，財政金融政策調控的對象亦是貨幣循環。因此理解經濟困境，進行政策分析，其基礎在于貨幣循環分析。
2009年，筆者為此寫了«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一文（《科學時報》2009年11月5日A3版），基于對統計數據的分析指出：在我們現實的經濟系統中，貨幣至少扮演兩類角色：一類是追逐最終消費品；一類追逐利潤，追逐“以錢生錢”。
過去三十年來，經濟系統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是“利潤極大化”，即經濟決策的主要基礎是評估資本盈利的可能性與風險。除了最終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外，推動每一個交易環節的都是利潤動機，都通過利潤將一部分貨幣轉化為逐利資金。各環節參與者所得的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最終消費者支付的貨幣。于是，這兩類貨幣間的平衡關系，決定了貨幣循環系統的動態特征，進而決定了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行。
大量的統計數據證實，過去三十年來，以GDP為尺度衡量，追逐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在緩慢而持續地下降，而追逐利潤的貨幣則高速而持續地擴張。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示相關數據了，讀者可去查閱原文。這里只展示投資總額與職工工資總額的對比，。（見圖一，圖中的點為統計值，曲線為擬合的趨勢線）
圖一：投資總額與工資總額
職工工資總額是社會最終消費能力的主要來源，而投資來源于利潤，追逐的也是利潤。數據顯示，在1980年前，投資總額與職工工資總額大體相當，兩者交替領先。此后投資總額加速上升，進入本世紀后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上升，而職工工資則逐步下滑。這暗示我們，追逐最終消費品的貨幣與追逐“以錢生錢”的貨幣間，失衡持續擴大。
追逐最終消費品的貨幣決定了社會購買力，而社會購買力是資本利潤的基礎。在貨幣當局的統計口徑中，貨幣供應量M2是一個嵌套式定義，其核心部分是流通中的現金M0，加上利息極低的活期存款就是M1，再加上“準貨幣”（其他存款）就是M2。銀行必須為“準貨幣”支付利息，因而必須用它來盈利，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社會追逐利潤、以錢生錢的貨幣。可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準貨幣的演化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社會單位資本利潤基礎的演化態勢（見圖二）。
圖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準貨幣
我們看到，198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準貨幣的4.21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潤；到了2010年，這個比值已降到34%，僅為1985年的8.08%。而且其趨勢是繼續下降。可見兩類貨幣失衡，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想掙利潤的錢太多，而能買東西的錢太少。
面對“有效需求不足”，吳敬璉先生提出的長期政策選擇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他沒有論述所謂“市場的綜合調節”到底是什么，但利潤極大化無疑是市場調節的核心機制，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動力。利潤極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圖將一部分追逐最終消費品的貨幣轉化為利潤，成為逐利資金的積累源。全社會數十年的積累過程，造就了圖一、圖二展示的態勢。可見“有效需求不足”，正是“市場的綜合調節”的必然結果。
“有效需求不足”的客觀現實，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數據顯示，我們將凱恩斯的這個“短期策略”當作了長期政策，貨幣發行量的增長遠超過社會真實財富的增長（見圖三）。
圖三：貨幣發行量與社會財富比較
張維迎恰當地稱此為“飲鴆止渴”（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2009年2月8日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的演講）。然而，不飲鴆止渴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經濟系統注入超量發行的貨幣，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利潤萎縮勢將導致大范圍的企業破產和民眾失業，危及現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正是利潤極大化機制導致的客觀壓力，迫使財政、金融管理當局不得不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吳敬璉先生指望靠“市場的綜合調節”來解決問題，簡直就是抱薪救火。飲鴆止渴尚有一時之效，抱薪救火無異于直接跳崖。
哪吳敬璉先生關注的“從長期來看”希望何在？凱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別管長期，只看眼前。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嗚呼！
混亂的“經濟增長模式”分析
為了給抱薪救火找出理由，吳敬璉先生提出“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作為經濟學家，要顯得言之成理，只能回避貨幣循環問題，另找由頭。吳敬璉先生是這樣分析的：
“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
這是主流經濟學中生產函數理論的思路。吳敬璉先生是贊成“以人為本”的（見吳敬璉 周瑞金«關于拆遷問題的三點意見»南方周末 第1348期2009年12月），將“勞動”（也就是全國絕大多數人口）與資本之類并列，可見吳敬璉先生的心目中，“以人為本”意味著人與資本一樣，都是資本家賺錢的手段--“要素”而已，因而可用同樣的尺度來度量、交換。
在他看來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癥結在于：
“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
這個邏輯很高明：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資本，資本家自然“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吳敬璉先生忽略了我們“招商引資”時強調的主要優勢：大量廉價而高素質的勞工。作為優雅的經濟學家，媒體對血汗工廠的廣泛報道也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只需將勞動與資本列入同一范疇，就可以作出“生產主要靠資本”的判斷，連證據都無需提供。
三十年前，中國被稱為“絕對平均主義”。正是對利潤極大化機制保駕護航的政策取向，使當時的準資本家們得以運用“杠桿效應”，“空手套白狼”實現其資本的原始積累。從歷史的視角看，是政策取向導致了私人資本的迅速積累，導致了資本家在經濟系統中的強勢地位。至于“資本在生產中的作用”，按照市場經濟的正統理論，社會平均利潤率引導著資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潤率的領域，會吸引資本進入，反之則促使資本退出。所謂“生產主要靠資本”是一個邏輯上無法求證的偽命題。
至于自然資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
注意，憲法里將“國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從何而來？又憑什么在整個收入占有較大比重？然而現實中，確實有人靠握有自然資源而獲得巨額收入。作為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有兩個選擇：或者捍衛憲法原則，分析違憲現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對策；或者主張修改憲法以適應現實，并論證其理由。有趣的是，吳敬璉先生計不出此，卻給出了“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判斷，并以此論證“自然資源所有者”理應在整個收入占有較大比重。
想不到吳敬璉先生對現有增長模式的分析竟如此混亂。邏輯上更混亂的是：造成當今困境的癥結在貨幣循環阻滯。而吳敬璉先生的分析卻陷在生產函數理論的思路里，這個思路根本不涉及貨幣循環，豈非隔靴撓癢？作為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當然知道馬克思的分析思路，然而他在文中寫道：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么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
“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后發生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此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歸結為“平均利潤率遞減規律”。我們的經驗（見圖二）證明，資本積累導致單位資本的利潤基礎萎縮，平均利潤率必然下降，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老板感到掙錢越來越難。這是貨幣循環領域的問題，與生產力無關。這里我們看到，做為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告別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與事實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產函數理論替代了對貨幣循環的分析，似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依賴于貨幣循環，資本家不掙利潤。似乎生產力的提高可以自動解決貨幣循環的癥結。
在歪曲馬克思分析邏輯的基礎上，吳敬璉將資本主義的未來寄托于“技術進步”與“中產階級”：
“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
“技術進步”與“中產階級”？
“技術進步”和“中產階級”是兩個個被主流學者們宣揚多年的神話。技術進步能夠提高生產率，卻與貨幣循環無關，它不涉及貨幣向資本積累的經濟機制。又怎能克服貨幣循環系統的問題？
哪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根源何在？筆者在«觀察：當今主流文明與中國之二--過程：主流文明的本質»（«科學時報»2011年2月16日A3版）中做了詳細的分析。
吳敬璉敏銳地點出了“19世紀末期”，在這個時代，對馬克思理論最大的質疑在于：理論上最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西歐、北美，均未爆發這樣的革命。相反這里成為第二國際的溫床，面對帝國主義戰爭，那里的工人階級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加入本國軍隊，充當各國資產階級的炮灰而相互廝殺。
其實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傾向。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
“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1882年，當考茨基向恩格斯詢問英國工人的政治態度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恩格斯是個嚴謹的學者，當他稱英國是“剝削全世界的民族”時，決非“憤青”的情緒化之言。事實上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這樣描述1865年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正是外部資源的流入，使英國資產階級有條件減輕對本國工人的剝削，正是大范圍的殖民地貿易，使英鎊成為國際貨幣，使英國可以超量發行貨幣而不至于造成通貨膨脹。杰文斯的描述揭示了英國“紳士風度”的另一面：它建立在對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殘酷壓榨的基礎上。
于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質疑也出現了另一面：在理論上基本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俄國和中國，大學者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基于正統的馬克思理論，都懷疑本國能否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現實是，正是在俄國和中國爆發了二十世紀最為暴烈，也最具歷史影響力的革命。
吳敬璉先生主張靠技術進步來解決經濟困境，從歷史經驗看，這無異于指望依靠技術優勢來獲取國際貿易的壟斷地位，借以汲取外部資源；使國內貨幣的覆蓋范圍超越國界，以維持超發的貨幣與真實財富間的平衡。當年的英國不過1000萬人，使其國民資產階級化的代價是：包擴4-5億中國人在內的廣大地區人民淪為“苦力”。
而中國有13億人。使13億人資產階級化，需要多少外部“苦力”？他們在那里？當今已經資產階級化的民族就有7-8億人，他們早已武裝到牙齒，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我們為他們生產價廉物美的產品，以低得可憐的價格掙來一堆外匯，還要換成他們的國債，讓使他們可以濫發鈔票而不至于通貨膨脹，讓他們可以維持11.8倍于我的軍費，可以在我們的家門口舞槍弄棒。
把我們引導到這般的地位的著名學者，如果做起了當年的英國夢，就應該分析論證其可行性與實際的道路。順便提醒一下，分析時別忘了，歷史事實是，列強們壟斷國際貿易的第一步不是靠技術，而是靠“無敵艦隊”，靠炮艦政策。在工商文明標準下的“落后國家”，追趕“先進國家”，唯一成功的經驗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自由資本主義。比較一下德國、日本與印度、拉美就明白了。
如果沒有這樣的夢想，就應該用完整清晰的邏輯和確鑿的證據，論證技術進步如何能解決貨幣循環的死結。
至于“中產階級”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了。
1926年，毛澤東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時，把中國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并列。這種分類依據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態。如果今天也從這個視角看，就應該分析當今生產資料占有量在國民中的分布，然而《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相關的數據。在經濟現實中，私人資產已經大幅度提升，導致了為富人理財的“私人銀行業”迅速膨脹。為了找到自己的市場所在，這個行業必須摸清資產在國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兩份相關的分析報告出現在網上。其一是《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云涌》（招行與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2009年11月）。
招行報告關注的是“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波士頓報告分析的是“管理資產”，它與招行報告的“可投資資產”大體相當，但表述不同。到目前為止，這是筆者找到的、最接近于“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分布的數據。筆者據此觀察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國民中的分布狀況（見圖四）。具體分析計算見王中宇«工具、視角和立場--幾個數據引發的思考» 科學時報 2010年4月7日 A4版。
圖四：資產分布曲線的高端
數據顯示，盡管兩個報告的數據不同，但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幾乎全部“可投資資產”，亦即控制了幾乎全部生產資料。在這樣的局面下，所謂“中產階級”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資產的比重亦微乎其微。從資本的視角看，相對于大資本家，他們那點資本還不夠一舔；相對于全體國民，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在利潤極大化機制下，社會兩極分化過程只會持續，“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必然降到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中，只有極少數有機會升入大資產階級之列。指望這個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何異于指望鏡花水月？
而今毛澤東的視角不時興了，對“中產階級”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定義，其中最搞笑的可能是王朔，他說：“中產階級不見得要從經濟收入上劃分，安于現狀的，尊重既有社會等級和道德規范的都可在觀念上列入中產階級。”按照這個標準，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產階級。當年，大多數農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據此劃入“中產階級”，然而紅軍、解放軍一來，他們卻成群結隊地加入了這支無餉可發的軍隊，成了讓蔣介石頭痛的“人海戰術”中的一員。
王朔是個小說家，不能用學者的標準要求之。學者吳敬璉是這樣定義“中產階級”的：“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取代傳統社會中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展，這種趨勢在中國社會中也開始表現出來。包括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的隊伍不斷壯大……”。（吳敬璉«中國該如何面對中產階級？»鳳凰網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吳敬璉使用了一個殘缺不全的定義，只定義了“中產階級”的“主體”—“各類專業人員”，并具體舉例為：“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這個定義跟本沒有涉及國民的生產資料占有狀態。現實中，這些人員的多數靠工薪為生，而非靠資產性收入為生。吳敬璉的定義還不如網民們的定義更接近事實--“小資”。
吳敬璉對“技術進步”的期望與“中產階級”緊密相關：
“那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
這個論證的隱含假設是：擁有知識和技術就能成為“專業人士”。而現實是，大學畢業后就業都困難，成為“專業人士”難度更大。在利潤極大化機制下，就業機會取決于資本盈利的機會，無利可圖，那個老板會雇人？不排除一個新技術造就一個新企業，帶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對整個社會而言，總就業量受制于總需求量，總需求量受制于社會購買力，這是個貨幣循環問題。除非改變貨幣循環機制，否則，一個企業因技術進步而興起，必然導致其他企業因技術相對落后而衰敗，不會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容量。
事實上，在資本主導下的技術進步，一定不會違背控制總成本這個原則，其結果是“機器替代人”，于是，新增一個“專業人員”崗位，往往減少許多簡單勞動崗位。一個專業人員的工資可能遠高于簡單勞動崗位的工資，但資本家算總賬一定要使總收入的增量高于總成本的增量，結果相對于產能，全社會工資總額更可能是下降而非增加。
這里我們看到吳敬璉先生的一個重要技巧：用微觀分析的思路代替宏觀分析。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言論里，這個技巧被反復運用。在利潤極大化的大背景下，微觀合理性有助于改善個體在競爭中的地位，卻無助于改善宏觀上的貨幣循環。用微觀視角替代宏觀視角，甚至用商業營銷語言替代學術分析語言，到底是出于視野卑下，還是故意為之？
至于被吳敬璉隱藏在“中產階級”中的“經理人員”，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錢，不分紅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稱為“鐵公雞”（見朱寶琛«鐵腕治理“鐵公雞” 監管層力促多項分紅新政出臺» 2011年03月24日證券日報），這樣的“經理人員”與吸血鬼何異？一度甚囂塵上的MBO說白了是“經理人員”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稱這些人為“中產階級”，以為他們不同于“權貴階層”，簡直就是笑話。在他們的勢力范圍內，其專制獨裁不亞于歷史上任何權貴者。所謂“民主”不過是他們向社會要求權勢的口實。他們治下的員工，有幾個敢跟他們講“民主”的？你還要不要端我的飯碗了？將“經理人員”與“技術人員”、“教學科研人員”混為一談，也不怕低了他們的名頭！
其實，他們的專制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無論在哪個行當，有可能扮演資本家和“經理人員”角色的絕對是國民中的極少數。只有這極少數人有能力追求利潤極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經濟人”的角色，而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視其能否剝奪勞動者的理性選擇的空間。于是在高端行業，勞動者感受到的是饑餓紀律，是“女生當作男生用，男生當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業，勞動者就只能服從棍棒紀律了。黑窯事件、13連跳事件，將利潤極大化機制血淋淋的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會面前。
吳敬璉引證道：“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正是經理人員的“創新”，“經理人員”的貢獻就是利潤極大化，他的“貢獻”越大越能推動整個社會的貨幣循環失衡。吳敬璉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指望擴張這樣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中產階級”，這樣的模式能將中國引向何方？
藥方：政府、企業與市場
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時髦理論來掩蓋當前經濟系統的癥結--貨幣循環阻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企業一詞在英語中為“enterprise”，它由兩個部分構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獲得、開始享有”的含義，可引申為“盈利、收益”；后者則有“撬起、撐起”的意思，引申為“杠桿、工具”。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表示“獲取盈利的工具”。
“利潤極大化是企業經營的基本目標”，多年來，這既是主流的理論，也是基本的現實。“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這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統計數據告訴我們，正是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基本現實，導致了我們今天面對的貨幣循環困境：資本的高速積累和社會有效需求的相對低下。
然而吳敬璉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企業還不夠自由，政府管得太多。他以“大家”的名義提出四條意見：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
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
政府確實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的長期滯后是其明顯的表現之一。作為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本應分析這現象的原因，只有事實判斷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對策。然而，他到此為止，轉而講起了“破”、“立”問題：
“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回避對事實判斷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國策建議，難免讓人疑惑。如果吳敬璉先生引證的“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符合事實，那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欠賬源于地方財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導向的三十幾年中，地方國企紛紛陷入困境，然后在“陳賣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產權明晰”成了資本家的私產，為數不多的國企，大多是央企。靠“陳賣光”們和MBO誕生的新生資本家，與官僚系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恰如吳敬璉先生是前“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指望這樣的體系能保障地方財力，豈非白日做夢？
聰明的吳敬璉先生將矛頭一轉，指向了中央財政：“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中央財政當然有值得檢討之處，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囂張的富豪、闊綽的官僚和破敗的學校與貧困的大眾。社會公共資產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財政窘迫，靠賣地維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財力是遏制分裂勢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礎。先讓地方財力陷于被富豪綁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長速度，靠賣地度日；再向中央財力發難，吳敬璉先生意欲何為？此次鹽荒再次證實，資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常態，資本邏輯是“有錢不賺王八蛋”。幸好鹽業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鹽業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如果政府行為受制于私人資本的逐利動機，他們又豈能放棄這聚斂貨幣的大好時機？而這對國民意味著什么？網友們生動地答道：“鹽荒子孫”。這與“大核民族”成一佳對。
在吳敬璉看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的障礙”主要的問題在于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見董琳«吳敬璉擔憂中國出現1958年大躍進式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資源配置”莫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投資主體構成演化見圖五：
圖五：社會投資主體構成演化
在投資主體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務于社區就業的集體經濟和社會底層的個體經濟也在下降。惟獨以利潤極大化為宗旨的“其他經濟”（包括股份合作、聯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臺商、外商等）迅猛擴張。饒是如此，吳敬璉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莫非讓資本家控制整個經濟，才能令吳敬璉先生滿意？在這樣的狀況下，貨幣循環只會迅速鎖死，“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根本無從談起，而這卻是吳先生留給政府的職責。到時我們的著名經濟學家會不會以“無能”為由，要求更換執政者？
由此看來，主流經濟學界關于“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義深可懷疑。
學者的“普世價值”
為了讓市場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吳敬璉先生給政府開的藥方中，設置了諸多限制。這些看起來頭頭是道的戒律，綜合起來就是一句話“財富控制權力”（哈耶克語）。據說這是對社會最有益的狀態，這個判斷能成立，以下兩個前提至少需要滿足其一：或者，私人資本均以天下安危為己任；或者所謂“看不見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資本的逐利動機。考諸現實，若相信前者，非迂即偽；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釋資本的指數增長與社會消費能力的相對萎縮？事實上，連亞當•斯密對此也不托底，在出版《國富論》（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年）。
然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卻宣稱“經濟學不講道德”，這句話犯了眾怒。曾有主流經濟學家回應，經濟學本身的性質決定了經濟學家是“道德中性的”。此言意味著經濟學家們將自己的專業定位于“科學”—回答事實判斷問題。
致力于事實判斷的科學，其學術規范是“真實”。這要求科學家不被價值傾向左右，不陷于“主義”之爭，徹底地直面現實，用完整清晰的邏輯、確鑿的證據，揭開復雜現象間的因果關系。而今的圣之時者們愛講“普世價值”，對科學家而言，直面現實，一切論證只基于事實與邏輯，就是科學家的“普世價值”。與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訟棍……，唯獨不能稱為“學者”。有趣的是，這些角色那個都比學者掙錢多、勢力大，卻都有動機將自己打扮成“學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學者型官員”，商人要打扮成“儒商”，為此不惜購買甚至偽造學歷，似乎一紙證書就能讓他們變成學者。或許，這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
學者作為具體的個人，難免有價值偏好，比如馬克思就公開宣稱，他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偏好何種價值，站在那個立場，鐘情什么主義，是他的自由，別人無由置喙。但以學者的面貌出現，就必須遵循科學家的“普世價值”。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關切與推崇，從未成為他的論據。他的論據只來自事實與邏輯。在他的理論中，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是論證的結果而非起點。恩格斯則不避諱指出英國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事實，沒有一絲“為尊者諱”的意識。所以，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在內的學術界，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本來意義上的學者。
然而吳敬璉先生的論證，回避完整清晰的邏輯，攪亂不同領域的問題，混淆微觀與宏觀，回避基本的事實與證據。由此作出的“事實判斷”與科學的學術規范不相干；據此提出的國策建議，背后明顯是資本家集團的私利，卻要包裝成社會公共利益。這樣的工作與其說是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價值辯護。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網看看公眾的評論，這很難不讓人想魯迅對梁實秋先生的評價：“乏”，和古人的詞：
“莫聽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宋·朱敦儒«減字木蘭花»）
（注：圖表中未注明數據出處者，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歷年«貨幣統計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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