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配應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

征漢文

《當代經濟研究》

 　　[摘要]增加分配次數已經被證明不能解決我國社會分配不公問題。解決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應當成為我國的首要任務。它包括對工資性收入的按勞分配和對利潤在包括勞動要素及其他各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對工資性收入的分配，因為“效率第一，兼顧公平”而扭曲了按勞分配原則；對利潤的分配，一方面因為“勞動”創造了利潤而不能參與分配利潤，另一方面因為“勞動”不參與分配利潤而使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徹底。這兩種不正常的分配狀況都需要改變。首先在第一次分配中實現公平是一項重大的改革，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需要做出政治上的決策和具體部門科學的規劃與實施，需要國有企業做出表率。

 
　　
　　分配的公平為國人所關注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如何實現分配的公平則是見仁見智。以往許多關于公平分配的探討，雖然吸收了西方許多有益的做法為我所用，但那些做法已經為西方的實踐證明是不可能做到公平分配的。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它并沒有接觸公平分配的實質一如何在第一次分配中實行真正的公平分配。公平分配需要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
　　
　　一、“四次分配”不能解決公平分配問題
　　
　　我國社會提出了通過“四次分配”來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來了。與之相伴而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且到了社會難以容忍的地步，因而使解決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國的理論界和社會各部門探索了種種公平分配方式，概括起來為四種：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第四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指企業(它涵蓋一產、二產、三產)勞動者的工資；第二次分配，是指國家用稅收收入的一部分支付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第三次分配是指國家用稅收收入的一部分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第四次分配是指社會高收入群體通過慈善活動幫助社會低收入或無收入群體。
　　“四次分配”被國內外實踐證明不可能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把解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寄托于四次分配，人們的愿望能夠實現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通過我國實踐的簡單分析便知，所謂四次分配，并沒有帶來太多的新東西：從第一次分配到第三次分配，是我國以往社會主義分配中都曾經實行過的，僅僅是第四次分配屬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新事物。對于一個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擴大的我國社會來說，僅僅通過增加一個富裕人群的慈善活動，就真的能夠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如果說“四種分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還算有那么一點新內容，但它在西方經濟發達的國家就早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其實，我國實踐中的四種分配理論只是借鑒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分配理論的產物。在西方經濟發達的國家，他們的貧富差距解決的怎么樣?也許在一些人看來，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如我國目前這樣地突出，其具體表現就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尤其如美國，勞動者、無業人員的生活水平很高。但是，它不能否定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所謂四次分配既然在我國并沒有增加實質性內容，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也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那么，我們還能對它抱有什么樣的期望呢?
　　“四次分配”之所以不能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在于它不是解決縮小貧富差距的理論。這是因為，第一次分配與第二次分配是對于包括在企業、事業、機關等工作的勞動者之間的分配，第三次分配與第四次分配主要是對于沒有工作的非勞動者之何的分配。并且，第一次分配是直接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間接分配。它們屬于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和不同性質的分配。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對象不同，把它們合為一體談論，顯然是不對的，因而是難以得出正確認識的，進而也是難以解決現實中分配不公問題的。
　　
　　二、第一次分配公平是解決我國貧富差距的首要任務
　　
　　解決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第一次分配屬于經濟基礎，所以，我國解決分配不公，首先要解決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分配“次”數的增多，對于公平分配的實現，多少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公平分配的實現，還要靠每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尤其是首先要做到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這是因為，第一次分配屬于經濟基礎，而其他三次分配屬于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第二次分配與第三次分配是通過國家政權來分配因而它屬于上層建筑。第四次分配，以富裕人群的自覺，即以這一人群的道德為前提，因而它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所以，解決分配公平問題，首先要解決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其二，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在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所以，我國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首先要從第一次分配開始。
　　我國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具體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企業中勞動者(包括企業的高層、中層、低層)的勞動所得嚴重扭曲了按勞分配原則；二是勞動者創造了利潤但在分配利潤時卻完全被排斥在外。對于前者：在一個企業內部，高管與普通勞動者的年收入差距，有的達十幾倍，有的達幾十倍、上百倍；在不同企業之間，其差距就會更加離奇，最低年收入僅為約一萬元(每月約800元)，高者年收入有千萬元，他們相差達千倍之多。對于后者，勞動者通過勞動創造了利潤，卻不能通過勞動分得哪怕是一分錢、一個股份的利潤。由于按勞分配原則被扭曲，由于勞動者不能參與對企業利潤的分配而使按生產要素分配也變得虛偽起來，所以，公平分配就成了一句空話。
　　解決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因而也決定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解決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首先要在工資收入方面重新確認按勞分配原則。公平與效率之爭使工資性收入方面的按勞分配原則被嚴重扭曲。改革開放以前，按勞分配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原則；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通過與以往公有制企業的比較不難發現，在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之間勞動報酬的取得，也以按勞分配為原則。二者所不同的是：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從高管到普通員工之間的工資有著明顯的差距。于是，所有的企業都逐漸地并且是迅速地拉開了管理者尤其是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其中特別是，由于第一次分配講效率、第二次分配講公平的理論甚囂塵上，徹底否定了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性，因而嚴重扭曲了按勞分配原則。為了使按勞分配原則被重新確認，必須要辯證地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一方面要體現效率，使不同的勞動者之間在勞動報酬方面體現出必要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要體現公平，不僅同一企業的不同勞動者之間，而且不同企業的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報酬方面的差距必須掌握在一定范圍。在同一個企業里，不同的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收入非常有必要確定一個倍數關系，例如，企業最高領導的工資是普通工人工資的八倍、十倍還是十五倍，等等，要有一個界定。現在有的企業最高領導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過于懸殊，這與按勞分配相距甚遠。一切由企業自己說了算，整個社會就沒有了規矩。其二，解決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還要在對利潤的分配方面徹底貫徹按生產要素分配原則。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取得工資，資本取得利潤”成為天經地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聯、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實踐認為，“勞動取得工資”是天經地義，但企業的利潤應當為國家或勞動者集體所有。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首先產生了貨幣資本、土地、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知識信息等除“勞動”以外的生產要素也能夠參與分配利潤的理論和實踐。甚至在美國的一些州、法國等國家和地區，曾出現“勞動”也可以參與分配利潤的法律條文。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與實踐逐漸實行并確立起來，但與西方的主流一樣，“勞動”這一生產要素被排除在利潤的分配之外。這樣的分配，顯然是對“勞動”的歧視，因而它是不公平的。如果說按勞分配可以取代按資分配，那么其本質是：原來被資本分配的利潤，改由勞動者來分配。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資本在經濟的發展中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還有參與分配利潤的必要。但是，“勞動”也要適度參與對利潤的分配①。由于現實中的“勞動”一點也不參與分配利潤的這種不公平，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在企業的管理者人群中，他們的資本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相比往往成為其收入中的主體；在普通工人中，他們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于工資。企業中管理者的工資收入本來就數倍或數十倍于普通工人的工資，這時再加上他們的資本性收入，無論是二者收入的相對差距還是絕對差距，都必然繼續擴大。如果“勞動”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公平地參與對利潤的分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就可以增加一定份額，而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就會減少一定份額，這樣一增一減，無疑會使貧富差距得到一定縮小。
　　解決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當前要注意兩個方面的認識問題。第一，有觀點認為，需要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以縮小收入差距。這種做法能取得多大成效?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的參照系，是要與他們實際生活的需要相適應，而不是與一部分富裕人群奢侈的生活水平相比較，也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相比較(如果能達到那種程度更好)。當前普通工人的工資收入確實需要增加，但其理由，并不是為了縮小收入差距，而是為了確保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另外，由于國民經濟基礎建設、國防建設等許多建設還需要大量資金，所以可能還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相對低工資的時期。第二，有觀點認為，通過收取收入調節稅來縮小收入差距。這種做法的效果同樣不會太明顯。在這兩個問題上，人們可以算一算，無論是增加工資收入，還是通過稅收。在縮小收入差距上，能產生多大的作用?
　　解決我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首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要使它成為社會主流的思想認識。雖然我國社會多年來不斷探索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路徑，并也確實采取了若干措施，但事與愿違，社會的貧富差距依然在擴大。對此，人們在不斷反思：究竟應當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實現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本文提出首先從第一次分配中的兩個方面人手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與以往有關公平分配的認識可以用大相徑庭來形容，對一些利益群體而言也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筆者希望，從第一次分配人手以解決公平分配問題，能夠成為社會主流的思想認識。筆者相信，惟有從作為第一次分配的生產關系中的分配關系開始研究公平分配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分配的共同促進，才能使全社會公平分配目標最終實現。
　　
　　三、實現第一次分配公平需要在一些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
　　
　　在第一次分配中實現公平分配，將是一場重大的改革。這在我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社會幾乎不能容忍的今天，是人們切身利益的一次大調整。若要發起并完成這樣的一場改革，必定要有巨大的勇氣和魄力，必定要有堅強的領導和決心，必定要有周密的計劃和步驟，還要有長期奮斗的意志和耐心，等等。
　　第一，社會各界要開展廣泛、深入的理論研討。從第一次分配開始解決公平分配，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全新的課題，它要求我們提出一個全新的理論來解決這個課題。要通過理論的研究，揭示從此人手的必要性及意義；要通過理論的研究，提高人們對此認識的自覺性；要通過理論的研究，為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一切有志于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都有義務、有責任投身于這個問題的研究。不進行廣泛的理論探討，想從第一次分配中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是難以想象的。
　　第二，中央要適時地做出政治決策和戰略部署，國家相關職能部門要做出科學的規劃與設計。從第一次分配開始解決公平分配問題，需要由中央做出政治決策。與研究任何問題一樣，理論可以對如何從第一次分配人手解決公平分配問題進行研究。但是，作為涉及全局性的問題，如果中央覺得有必要，也可以號召理論界對此進行重點的研究。通過重點的研究，為國家做出正確的決策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撐。另一方面，理論研究是為實踐服務的，但是理論何時為實踐所采納，是要由各種主客觀條件決定的。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由于它是涉及國家全局的大事，所以，何時、以何種方式進入操作層面，必須由中央做出政治決策。中央要在認為有必要以及認為時機已經基本成熟的條件下果斷、迅速地做出戰略部署。這樣在解決我國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上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對于具體的企業來說，可以不分所有制的性質，可以不分企業規模的大小及員工的多少，首先進行一些試點，為全社會的實踐積累必要的經驗。沒有中央的政治決策，想要在社會上實施從第一次分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國有企業要成為率先垂范的試驗田和試金石。從第一次分配人手解決分配公平問題，所要面對的對象，是全社會不同所有制類型的所有企業。要在這樣一個范圍內實施國家改革分配的計劃、方案、措施等等，不是一紙文件、一個指令可以實施的。它也要像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開辟如深圳特區那樣，選擇若干典型企業進行試驗，從中取得經驗，并將經驗提升政策，進而成為機制、制度。這樣的典型，首先應當從國有企業中產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原來的國有企業一般地都已經成為公司制企業或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選擇這類企業做為從第一次分配中解決公平分配問題的典型企業，一方面，是對這類企業內部的各種情況比較了解，尤其是對其內部的分配情況有較為清晰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國家的政令在這類企業內部更容易暢通，尤其是當國家決定要調整(縮小)企業人員收入差距時在這類企業更容易實施。國家的有關政策，通過在國有企業的試驗，不斷地得到補充和完善，在這一試驗過程中，會使全社會所付出的代價趨向于最小化，如果由國家承擔國有企業所可能付出代價的一部分也理所應當。國家政策的可行與否，最終由這類企業的試驗成果來決定。直至國家政策在企業試驗中暢通、順達，方可向全社會推廣。當然，由于所有制的差別，即使在國有企業可以無障礙通行的政策，對于非公有制企業也只能是一種參照，國家還需要產生一種與非公有制企業相適應的分配政策。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我國將會是一種長期的現實存在。要從第一次分配開始就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如果不首先在國有企業中進行試驗，同樣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國從第一次分配中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必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導下具體實施。由于從第一次分配中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對于解決全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問題的重要性，所以筆者相信，這個問題或遲或早地被社會所認識，進而也會或早或遲地成為我們黨所要解決的問題。具體何時會提上日程，這就要看解決該問題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我期望這一天盡早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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