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挑戰著美國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發展模式，也引起了世界范圍內對美國是否在走向衰落的討論。實際上，美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社會、政治和戰略上的。美國正經歷著空前嚴重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失范問題，也在進行著重要的戰略轉型。對正處在崛起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準確把握當下美國的戰略走向，對于作出正確的應對來說至關重要。

　　一、內外失范

　　首先，美國國內政治面臨的挑戰顯得更加突出。一是政治極化依舊、兩黨斗爭激烈。共和黨為了阻撓“奧巴馬醫改”的實施，在聯邦政府預算問題上與民主黨和行政當局較量，最終迫使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關門長達半月之久，這是17年來的首次，不免令人憶起1994年共和黨全面控制國會后咄咄逼人的態勢，更揭示了今日華盛頓政府“超級黨派斗爭”的激烈程度。有人認為，華盛頓政府的政治分裂是美國內戰以來最嚴重的。美國的政治極化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個人因素。從結構性因素看，美國的兩黨制本身就內嵌了某種程度的極化，而上世紀60年代以來民主黨政府簽署《民權法案》以后，民主、共和兩黨在一些重要的社會政策上的分歧固化，近年來圍繞“奧巴馬醫改”的博弈就是這種分歧的典型體現。結構性因素也體現在國會眾議院議員的選區劃分和共和黨議員的構成上，國會眾議員選區的劃分方式使得兩黨內部持極端立場者更容易當選，而眾議院中活躍而強硬的茶黨議員也對多數派的共和黨發揮了“綁架效應”。從個人因素看，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黑人總統，引起了一些帶有種族意識的共和黨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就常常通過黨派斗爭表現出來。

　　二是奧巴馬政治地位陷入弱勢。由于醫改問題處理不當，加之共和黨的牽制，公眾對奧巴馬執政能力的評價大幅下滑，2013年11月，奧巴馬的支持率為42%，創就任總統以來新低，其政治影響力快速下降。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公布的民調，只有40%的受訪者認為奧巴馬能有效管理聯邦政府，而53%的受訪者認為奧巴馬不誠實、不值得信賴。一般來說，美國總統在第二任期內的最后兩年政治影響力都會逐漸式微，但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內的第一年即顯疲態，確屬少見。當奧巴馬步入其執政的第六年時，他的支持率之低在最近幾十年的美國總統中僅次于小布什。2014年6月12日，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公司當天公布的最新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由于最近的退役軍人醫院丑聞和美政府與塔利班交換囚徒風波，總統奧巴馬的民意支持率創下新低。有52%的美國人對奧巴馬持負面看法，創下他2009年上臺以來的最高紀錄。

　　從深層次看，不管是政府關門還是奧巴馬陷入弱勢，都反映了美國“否決政體的”弊端。所謂“否決政體”，用美國著名評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話說，就是“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在弗里德曼看來，國會制衡權力的擴大、兩黨政治分歧的加劇、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上升等，都是導致權力碎片化和整個體制癱瘓的重要原因。

　　政治極化的加劇和“否決政體”的形成無疑不利于美國的發展。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尖銳地指出：“任何人，只要在華盛頓政界工作過，都有充足的機會體會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國政界，幾乎每個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當前的環境下卻又做不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加里·伯特利斯稱，共和黨和民主黨無法就應采取的最佳經濟政策達成一致意見，這妨礙了美國經濟的復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正是美國政治上的分裂阻礙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弗里德曼則斷言：“只要我們是一個否決政體而非民主政體，我們就不可能是偉大國家”。美國長期視自己的制度為民主的典范，如今該制度的運作頻頻失范，使許多美國人深感挫折。正如薩默斯所言，“如今在美國，人們對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擔憂”。《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在2014年1月26日進行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總統奧巴馬和國會兩黨能否采取正確行動把國家引向光明未來，普遍感到悲觀。只有35%的受訪者表示，美國正在朝著正確方向前進，而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國家已經嚴重偏離了軌道。

　　其次，美國社會的失范也變得突出。奧巴馬在2013年底發表的一次被《金融時報》形容為他就任總統以來“最讓人心灰意冷”的演講中，列舉了今日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不斷下降的社會流動性，坦承這種局面“給美國夢、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在世界各地所代表的東西造成了嚴重威脅”。長期以來，“美國夢”所代表的不僅是成功的機會，也包括一個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和社會的流動性。然而，在財富的分配機制越來越不合理以及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在下降，整個群體不斷萎縮。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中等家庭收入水平在1999年達到巔峰，之后穩步下降，扣除通脹因素后，2012年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的水平。皮尤研究中心估計，在1971至2011年間，中產階級家庭的比重從61%降至51%，他們在總收入中所占份額從197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5%。與此同時，美國的貧困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擴大。2010年，美國的貧困率達到創紀錄的15.1%， 并連續三年保持在這一水平，這是1965年以來美國的貧困率首次連續三年在15%以上。另一方面，自2009年年中經濟衰退以來，收入增長量的95%都進了占全國人口數1%的最富者的腰包;5%最富裕群體和20%最貧窮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美國統計局自1967年開始監測以來的最大值。美國已成為發達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國家。

　　美國社會的失范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美國社會結構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的萎縮會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更使人們對美國的價值觀和未來失去信心;不平等和貧困的加劇則會危及美國的經濟增長，損害政治與社會的穩定。有鑒于此，作為一位民主黨人，奧巴馬發誓要在第二個總統任期結束之前重建中產階級和通往中產階級的階梯，并扭轉經濟上兩極分化的趨勢。雖然今后幾年預期較快的經濟復蘇和失業率的下降有利于奧巴馬推進其上述議程，但是由于社會的失范與政治的失范存在著重要的關聯，而政治的失范又嚴重制約了奧巴馬的行動能力，因此奧巴馬在任期內的剩余時間里能在這方面有多大作為，不容樂觀。

　　最后，在國際層面，斯諾登事件暴露了美國道德的失范。斯諾登大揭秘向世人展示了美國作為一個“監視國家”的形象，在讓世人感到震驚之余，也加深了人們對美國國家特質的一系列消極印象。一是美國對其力量優勢的濫用。美國是當今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大、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但如何恰當地運用這種力量優勢去謀求合法的國家利益目標，是美國政治精英面臨的獨特挑戰。正如同美國依仗其軍事優勢頻頻對外發動戰爭一樣，華盛頓也在利用其科技優勢監視全世界，這反映了美國濫用其力量優勢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二是美國對世界的控制欲。驅動美國對全世界包括一些盟國的領導人的監視行為的，無疑是華盛頓要掌控全世界的霸權心理，這種欲望雖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受挫，卻在電子世界中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三是美國政府的虛偽。美國近年來不斷指責中國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把自己描繪成網絡黑客的無辜受害者，而斯諾登大揭秘表明美國才是網絡世界的超級黑客，美國對中國的高調指責則是“賊喊捉賊”，充分顯示其虛偽性。美國向來懷有強烈的道義優越感并樂于向世界展示其軟實力，而斯諾登事件無疑揭示了美國道德的嚴重失范，它對美國國家形象的負面影響將是長期的。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奧巴馬在2014年初宣布了對國家安全局秘密情報監控項目進行一定的調整，如限制情報機構獲取美國民眾電話數據的權限，保護被偶然收集電話數據的外國民眾的隱私，停止監聽盟國領導人等，但這些有限的措施既沒有制止美國利用其技術優勢去監視全世界，更不能消除世界因斯諾登事件而對美國產生的嚴重的負面看法。

　　二、戰略內向

　　奧巴馬本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看法與小布什有很大不同。他是美國優先論者，主張美國首先要把自己的經濟搞好，同時也是國際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在處理世界事務時要充分依靠國際合作。2010年奧巴馬政府制定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奧巴馬為此報告所撰寫的前言，提出了指導美國戰略的一些基本原則：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源自美國國內;美國的軍事手段必須與外交、國際發展等手段相輔相成;承認美國力量的有限性和難以完成其在國內外所做的所有“承諾”;奉行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建立新的伙伴關系，加強國際準則和機制，等等。奧巴馬執政后即著手推動美國戰略的轉型，其第一任期內的轉型努力主要體現在結束伊拉克、阿富汗這兩場戰爭和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上。2013年奧巴馬政府對敘利亞化武事件的應對以及與伊朗關系的改善等舉措，凸顯了外交政策上“奧巴馬主義”的一些特點。

　　首先是減少對外軍事干預。由于認識到美國面臨的許多安全挑戰包含了外交、經濟、文化等因素，難以僅僅用軍事手段解決，而是需要平衡和綜合地使用各種力量手段來應對，奧巴馬政府強調必須“明智、準確和審慎地”使用軍事力量，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它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發揮的是支持而非主導作用。對敘利亞化武事件的處理體現了奧巴馬政府對外用兵的新的原則。實際上，對運用軍事力量的謹慎態度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教訓及其所產生的厭戰情緒，也與美國的預算壓力有關。

　　其次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包括與盟友和其他大國的合作，來處理國際熱點問題。這既是基于成本分析，也符合民主黨的外交理念。在伊核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充分抓住了伊朗新總統魯哈尼上臺所提供的機遇，頂住國內來自保守派和親以色列勢力、國外來自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壓力，堅持在“6+1”框架內就伊核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從而打破了伊核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僵局。在伊朗核問題上取得的進展意義在于，它不僅(至少是暫時地)證明“奧巴馬主義”是行得通的，而且也為推動巴以和談創造了有利條件。

　　再次是有選擇的介入。美國在海外的實質性介入，無論是軍事的還是外交的，將取決于美國的利益關聯度以及解決該問題的預期成本和可行性。奧巴馬在2014年發表的國情咨文中表示，他只會在“真正需要”的情況下才會派兵參戰，并且不會讓美軍卷入無底洞式的沖突中。這意味著今后美國只會在有限的地區實質性地投入軍事資源。

　　最后，美國將主要依靠無人機和特種部隊打擊海外恐怖組織，避免派出大規模地面部隊。這既符合奧巴馬結束“反恐戰爭”的政治需要，又能減少美軍士兵的傷亡，并且在擊斃本·拉登等恐怖分子頭目的行動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雖然無人機打擊因造成了不少平民傷亡而受到批評，但奧巴馬政府將會繼續使用這一手段打擊海外恐怖組織。

　　“奧巴馬主義”的實踐受到了共和黨的批評。奧巴馬在軍事介入利比亞和敘利亞問題上的謹慎做法被以參議員麥凱恩為代表的鷹派批評為軟弱，小布什時期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則嘲笑奧巴馬是自己有生之年遇到的最軟弱的總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奧巴馬主義”所代表的美國戰略內向的趨勢未來會進一步發展。從美國公眾的情緒看，皮尤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自1964年以來，首次有超過一半的應答者認為“美國在國際舞臺上應少管閑事，讓別的國家自己盡其所能去應對”，這表明，由于兩場戰爭帶來的厭戰情緒和經濟危機的影響，公眾對美國開展積極外交政策的支持度達到歷史新低。以理查德·哈斯為代表的外交政策精英認為，美國正處在一個外交政策休整期，它需要克制海外行動并恢復國內實力，從而延長這個休整期。從決策者的理念和政策偏好看，作為民主黨人的奧巴馬沒有“新干涉主義”的沖動，他主張美國對世界事務的參與在目標上應該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在手段上要更多依賴外交與國際合作。奧巴馬的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坦言：“在經歷了10余年代價高昂的、充滿爭議的并且有時是看不到頭的戰爭之后，美國正在重新界定其在世界上的角色。與此同時，更多的美國人，包括當選官員在內，越來越懷疑我們國家對外部事務的參與和對外責任的承擔”。此外，從能力上看，美國國防預算的削減無疑也會制約其在海外的軍事行動。

　　三、趨勢判斷

　　美國戰略內向的趨勢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這個內向趨勢會持續多久?如果是結構性的，其變化的主要動因為何?

　　從二戰后的美國外交史看，美國在越南戰爭之后也經歷了一段戰略內向時期，然后在80年代中期轉為外向。現在美國在經歷了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后也開始了內向的戰略轉型。這似乎反映了某種周期性的變化。這里或許可以借用美國外交周期理論的解釋。按照美國外交周期理論，美國正在進入下一個外交周期，這個周期的前半段是大約20年左右的戰略內向期，內向期的特點是決策者和公眾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國內事務，減少對外部事務的積極干預，特別是在海外的軍事行動。如果這一理論適用的話，2014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有可能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意味著美國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戰略內向期。

　　然而，當前美國的戰略轉型或許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導致這一變化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世界多極化的發展——美國的相對衰落和其他力量中心的興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俄羅斯重返國際舞臺的中心，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謀求在世界事務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一些國際和地區組織作用的增強，這些都在改變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度“獨步天下”的局面。世界在變，美國也在變，在此背景下，華盛頓勢必要尋找參與國際事務的新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當下的美國戰略轉型，不管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都不意味著美國戰略的全面收縮。實際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奧巴馬執政以來，在結束兩場戰爭和調整美國參與世界事務方式的同時，打著“亞太再平衡”的旗號，加大了對亞太的資源投入，政治、經濟、安全多管齊下。政治上積極參與和介入地區事務，加強與本地區一些國家的關系;經濟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力圖打造美國主導的新的地區合作平臺;安全上提升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推出“空海一體戰計劃”，大力推進與有關國家的軍事與安全合作。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美國對地區事務的參與和領導，防止美國影響力下降和被邊緣化;制衡力量和影響力快速上升的中國，應對多種安全挑戰;促進美國在亞太的經濟利益，有效牽制東亞合作。該戰略經過數年的實施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影響，例如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感和對地區事務的參與度提高，影響力有所上升，與本地區一些國家的關系得到改善和加強，也給中國的地區政策和與某些鄰國的關系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麻煩。

　　(注：本文是作者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美國的亞太布局與我國的亞太方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2&ZD083>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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