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凱恩斯主義
 
作者：劉宏勛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4期

摘要： 美國《每月評論》雜志網站http://www.mrzine.org 2009年3月17日刊載了南非《阿曼德拉》雜志社編輯布賴恩·阿什利與《每月評論》主編、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B.福斯特的訪談，題為《凱恩斯、資本主義和危機》。在訪談中，福斯特指出，當前美國等國家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政策主要不是凱恩斯主義性質的：它們投入數萬億美元主要救助金融機構，而凱恩斯主義主張主要救助實體經濟和擴大就業。另外，福斯特指出凱恩斯主義有部分真理性，即承認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如果不進行國家干預將會出現長期停滯和大蕭條。但是凱恩斯主義提出的那些措施有很大的局限，不足以克服壟斷資本主義的深層矛盾。福斯特認為是“二戰”而主要不是凱恩斯主義使資本主義告別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他還據此分析了當前西方提出的綠色凱恩斯主義的不足。本次訪談內容如下。
 
 
 

　　阿什利：在世界各地的政府花費數以萬億的資金來幫助私有資本度過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時，談論回到凱恩斯政策，這不是在誤導嗎？

　　福斯特：我認為，就像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已經發生了“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而且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廣義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復活。凱恩斯主張在衰退時期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赤字財政，而現在所有的政府都在某種程度上尋求推行擴張性政策，盡管一般并未達到足夠大的規模。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發生銀行危機時，面對通貨緊縮的壓力，凱恩斯顯然也擁護政府實行再通脹政策刺激經濟的企圖。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談論凱恩斯經濟學的回歸。

　　但是，眼下真正的行動卻體現在其他方面，即政府對于金融資本的直接救助。這同凱恩斯主義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反映了危機中的金融資本繼續擁有優勢。凱恩斯遠非投機金融業的大力支持者，并曾主張對食利者實施“安樂死”。而在目前這種下降趨勢期間，美國已經調撥高達10萬億美元用于救助金融機構，來為銀行債務和資產支持證券作擔保，進行直接投資，與中央銀行建立貨幣互換協議，購買抵押支持的證卷。

　　與此相比，奧巴馬每年的全部財政刺激資金不足4000億美元。財政刺激一攬子方案中每年用于整個國家的公共工程的支出少于美國銀行在這次危機中從美聯儲和財政部的財政支持中已經得到的數目。因此，我們正在看到的是一種以前從未想到的某種規模的私人金融損失的社會化，而這同凱恩斯主義本身沒有什么關系。

　　當今那些可以被稱為某種“凱恩斯主義者”的人（盡管不像凱恩斯本人那樣對制度進行批判），例如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代表一種不同的混合政策。他們會贊成更大的財政刺激，而有可能對金融資本并不直接給予回應。另一個更加激進的凱恩斯主義或后凱恩斯主義的人物是詹姆斯·K加爾布雷斯。但是，這些人如今在華盛頓是沒有任職的，而同時那些代表華爾街利益的極為保守的經濟學家，諸如伯南克、蓋特納以及薩默斯，則被安置在美聯儲、財政部和白宮。

　　在我看來，凱恩斯主義，甚至由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所代表的溫和的那一類，今天仍在所有這些方面沒有觸及危機的本質，這與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由壟斷資本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有關。這意味著金融化日益成為經濟的焦點。我和弗雷德·馬格多夫在新近出版的《金融大危機：原因與結果》一書中就這一問題作了闡述。當前這場經濟災難在許多方面是一場金融化（即經濟重心在過去大約30年間從生產轉向金融）的危機，這一金融化危機掩蓋了若干深層的停滯問題。

　　因此，金融資本仍是經濟低迷期間的焦點。就經典的意義說，凱恩斯主義更關注被經濟學家稱為“實體經濟”的經濟領域，即與生產商品和服務相關的經濟領域，而不是適應于資產價格投機活動的金融經濟。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凱恩斯主義盡管被金融危機賦予某種重要性，但相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仍然是次要的，因為人們關注的中心仍然是金融內爆。

　　凱恩斯的理論之所以被認為在今天意義重大，原因之一當然是關乎他所說的“流動性陷阱”：利率下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因此貨幣政策已不再能夠通過減少利率而刺激經濟。這是對大蕭條時期所發生的情況的一種描述，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再三重現。正是這一點導致“蕭條經濟學”登場。伯南克、蓋特納等人認為，如果銀行恢復了償付能力，它們將重新開始發放貸款。

　　但銀行資產負債表上所假定的資產受到難以估量的破壞，迄今已無法修復。因此，銀行牢牢抓住它們所獲得的有形資產——現金的每一個碎片。凱恩斯早就解釋過，這是銀行在這種情況下必定會做的事情。財政刺激提供了制止或減緩崩潰的希望，但更大的金額被注入看來是嚴重破產的銀行體系中。這樣的政策是不符合凱恩斯的理論的。

　　阿什利：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你談到了凱恩斯思想的劣化（bastardization）。你這樣說是什么意思？誰是真正的凱恩斯？

　　福斯特：即使在《通論》之前，凱恩斯也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的正統經濟學領域的一個杰出的，也許是最卓越的人物，是劍橋大學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繼承人。但在回應大蕭條時，他既變成了經濟學正統學說的批判家，也變成了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家。然而，他關于資本主義的批判盡管很深刻，卻指出還存在技術方法可以拯救這種制度脫離其某些最糟糕的缺陷。因此，他又是一個模棱兩可的人物。

　　存在著前凱恩斯主義的凱恩斯（在《通論》之前），作為資本主義的批判家的凱恩斯，作為制度拯救者的凱恩斯，還有后來的“劣化的凱恩斯主義”，這種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由那些追求重建新古典主義正統學說的人發明，他們對“凱恩斯革命”只作微小的讓步。所有這一切，當然造成了解釋上的復雜。當我們談到凱恩斯的時候，我們通常是指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的凱恩斯以及相關著作，而不是此前出版《貨幣論》（1930）的凱恩斯。

　　理論前沿就像凱恩斯本人在《通論》的序言中所強調的，他在回應“大蕭條”的過程中作了艱苦斗爭，以使自己擺脫早年正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需要某種革命性的突破，而他從未徹底完成這一突破，從而導致對他的理論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解釋。貨幣主義者，像米爾頓·弗里德曼，推崇《貨幣論》時的凱恩斯（即我們稱之為前凱恩斯主義者的凱恩斯），并且基本上拒絕《通論》。由所謂的“凱恩斯主義者”構成的主要群體，如保羅·薩繆爾森，試圖修復由于凱恩斯與經濟學正統學說決裂而造成的理論損傷，從而創建新古典凱恩斯綜合學派，或更經常被稱為“新古典綜合”的理論。眾所周知，瓊·羅賓遜在1962年將之稱作“劣化的凱恩斯主義”，因為它拋棄了凱恩斯關于制度的所有的主要批判。

　　理解劣化的凱恩斯主義（我在《每月評論》2008年3月號中一篇題為《一個失敗的制度》的文章中作過解釋）的一個方法，就是研究凱恩斯如何運用“通論”的概念，以及研究這一概念后來是如何被腐蝕的。凱恩斯在他的巨著的開篇解釋了正統經濟學（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新古典經濟學”）是一個有關充分就業經濟的“特殊理論”，而在現實中，充分就業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幾乎不存在。在這一意義上，他的“通論”就是要去處理由失業所構成的一種經濟的通常情況。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部分地是由于凱恩斯自己的那種曾導致財政和貨幣微調政策的影響力，凱恩斯所提出的重大困境，幾乎沒有出現。結果，凱恩斯自己的經濟學被歸為“特殊理論”，而同時，那種把經濟看作自然趨向于充分就業的正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被宣布為真正的“通論”。

　　通過弗里德曼引入的“自然失業率”概念，充分就業被重新界定為與實際存在的失業是相容的。凱恩斯被宣布死亡，因為他的觀念在其中得以運行的蕭條—通貨緊縮狀況永遠不會再次發生。本·伯南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和研究大蕭條的學者——幾年前說過，我們已經進入了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代，在這個時代，商業周期實質上已經大大緩和，甚至消失了。事實上，這些觀點在他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這件事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已經在《金融大危機》中（同弗雷德·馬格多夫一起）討論過這一點。

　　當然，事實是，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從未消失，現在則更為明顯。但是，經濟學的正統觀念無法超越凱恩斯而解決他所提出的大問題（凱恩斯自己最終也沒有做到）。因此，保羅·斯威齊有理由在某個地方說，凱恩斯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最后一個重要的科學代表。

　　從凱恩斯以來，人們除拒絕資本主義本身以外，已無路可走。凱恩斯1933年夏季在《耶魯評論》上寫出如下話語時，遠非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腐朽的國際性的但又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我們發現我們就處于這種資本主義的掌控中），并不是成功的。這種資本主義不聰明，不美好，不正義，不善良，——并且它也不提供貨物。簡而言之，我們討厭它，我們已開始鄙視它。”但他并沒有貫徹他的觀點至其邏輯結論——拒絕這種制度，而作為主流理論的劣化的凱恩斯主義則從他的觀點后退。

　　阿什利：凱恩斯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為什么他的思想現在突然再次被看作是有重大意義的？

　　福斯特：凱恩斯貢獻的核心就在于摧毀了薩伊的市場定律。（居次要地位的因素則是凱恩斯拒絕當時有關利息的正統理論，并用一種基于流動性偏好的利息理論來替換它。）薩伊定律認為供給創造著它自己的需求，這樣一來生產就決不會產生實際的供過于求。因此，充分就業被看作這種制度的自然趨勢。如果經濟擴張存在限制，那么它們是出現在供應（成本）方面，而不在需求（銷售）這邊。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拒絕了薩伊定律。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就建立在薩伊定律之上。凱恩斯不得不進行一場艱苦的斗爭來克服這種狀況。這里的問題的一部分是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一個物物交換的經濟模型概念之上，而貨幣只是覆蓋其上的裝飾品。一旦貨幣交換被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運行中居于中心地位，那么很明顯，生產過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就可能出現了。

　　在進行這一研究時，凱恩斯在其《通論》早期的一個注釋中，實際上使用了馬克思的速記字符M—C—M′（貨幣—商品—貨幣′[貨幣′等于M+Δm或剩余價值]）作為指出薩伊定律中的矛盾的方法。（凱恩斯是從第二手材料而不是從馬克思本身獲得這一表達式的。）同時，理查德·卡恩，即凱恩斯的親密助手和凱恩斯乘數理論的創立者，提供了一個構想儲蓄和投資關系的思路，這實際上重復了（他并不知道的）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

　　作為這一批判的結果，凱恩斯能夠更清楚地分離出積累的兩個方面（儲蓄和投資），并認為正是投資決定儲蓄，而不是像以前所想的那樣是相反的方式。著名的“節儉悖論”則可以解釋為（事前）無法找到投資出路的超額儲蓄。就作為整體的有效需求而言，問題就在于因收入不平等而導致的消費需求不足，這樣就相當自然地（但不是本質固有地）導致投資需求的衰弱，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正常缺點。對凱恩斯來說，恰當的政策反應是增加政府開支來彌補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直至達到充分就業。但這種舉措通常又直接遇到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障礙。

　　阿什利：什么是凱恩斯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實質內容？他如何不同于另一個資本主義的偉大批判家卡爾·馬克思？什么是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缺點？

　　福斯特：就像我在《一種失敗的制度》中所闡釋的，凱恩斯明確指出了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兩個“突出的缺陷”：收入的巨大不平等分配和持續的、固有的失業，這兩個缺陷趨向于應被稱為“失業均衡”的情況。正統經濟學出于本性對這兩方面的缺陷是視而不見的，而且在凱恩斯看來，正統經濟學又是“沒有能力解決失業問題和經濟周期問題”的。凱恩斯明確表示，他確信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投資或積累功能從長期來看受到系統壓制。

　　正如瓊·羅賓遜在1955年的一篇論馬克思、馬歇爾和凱恩斯的文章中所論述的，凱恩斯認為，“對一種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存在著進入長期停滯和永久性失業的自然趨勢，而且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其本性來說是高度不穩定的”。然而，凱恩斯從來沒有提出關于停滯的完整理論，而且那些早期的基于他的提示這樣做的凱恩斯主義者，例如阿爾文·漢森，也沒就發達資本主義停滯趨勢提出可被視為完整理論的學說。因此，進一步發展這種理論的事情被留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諸如米哈爾·卡萊茨基、約瑟夫·斯坦德爾、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

　　到寫作《通論》的時候，凱恩斯不再確信和諧的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而由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正統路線正是強調這種和諧的自我調節）。正如羅賓遜所言，凱恩斯代表著“對資本主義的幻滅性辯護”。他試圖通過各種技術性修復解決那些被他視為該制度重大缺陷的問題，同時他可能也知道這些舉措永遠不夠。他從未能夠使自己進行一種全面徹底的批判。

　　就像我在我的文章《理性資本主義的終結》（《每月評論》2005年3月）中所說的，凱恩斯仍然對某種理性資本主義抱有希望。但是，他的批判在其意蘊上是如此激進，以致他的分析對于這種制度來說是不能接受的，除非到了窮途末路之時。凱恩斯竟然走得如此之遠，以致指出了“某種程度的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食利者“安樂死”、減少收入不平等、對國際資本流動進行有限控制等建議。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看來，凱恩斯依然是一個“危險”人物。

　　若要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說明凱恩斯的局限性，把凱恩斯同在凱恩斯之前就闡發了“凱恩斯革命”的大部分要點的波蘭經濟學家米歇爾·卡萊茨基做一對比是有益的。卡萊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對于界定凱恩斯主義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卡萊茨基那里，人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和盧森堡的思想遺產。他的著作不僅包含著對以階級為基礎的積累和帝國主義的有力批判，而且也包含著關于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了的理論。而凱恩斯缺乏所有這些因素。凱恩斯存在一個特別的缺陷，就是他繼續堅持純粹而完全的競爭的觀念，盡管他的年輕同事、劍橋學派的成員、曾幫助他完成《通論》的瓊·羅賓遜，是不完全競爭理論的最初開拓者之一。卡萊茨基的“壟斷程度”的概念（以對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加價為重點）成為在具有積聚、集中和經濟停滯等現象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馬克思看來受剝削率的支配）下整合階級收入分配的方式。所有這一切實質上是源自馬克思，并被置于當代的背景下。卡萊茨基的工作導致了約瑟夫·斯坦德爾的《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以及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壟斷資本》的闡述。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剝削率。而對于凱恩斯的意向來說，這一點完全不存在。卡萊茨基則用他的長期收入分配理論提供了馬克思和凱恩斯之間的聯系（從馬克思主義方面）：工人們花掉所賺取的錢，而資本家則賺取他們所支出的錢。麻煩的是，資本家基于積累的支出受到基于新的投資的預期利潤的影響。如果（除其他因素之外）消費由于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和失業問題而不足，那么基于新投資的預期利潤就會變得很低。

　　卡萊茨基說：“投資的悲劇正是在于，投資是有用的。”如果資本擁有由廠房和設備構成的大量閑置生產能力，并且認為如果新工廠的建設和終端市場的可預期的疲軟會導致這種過剩生產能力的繼續增長，資本就不會投資。這種最終與收入分配相關的積累的矛盾，解釋了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為什么近幾十年一直處于緩慢爬行的停滯狀態——這一事實在災難降臨之前部分地被債務的長期增長掩蓋了（例如金融化）。

　　最近，已越來越得到公認的是，凱恩斯也明確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三個突出缺陷，而這一點對于他的全部理論是至關重要的。凱恩斯強調說，隨著工業證券市場以及發達的金融體系的出現，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兩個價格結構，一個與國內生產總值相關，而另一個則與資產價格的投機活動相關。這兩個價格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不穩定的，它依賴于不可預知的社會心理壓力。

　　這種情況造成了巨大的投機狂歡，給凱恩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29年的股市崩潰之后更是如此。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隨后的著作中論述了凱恩斯的批判的重要性。由此明斯基提出了其著名的金融不穩定理論。

　　不過，明斯基分析的出發點還是解釋周期性的金融泡沫或者危機，而并非主要是解釋長達數十年來的長期金融化過程。作為對于停滯的回應的對金融化的分析，是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哈里·馬格多夫和保羅·斯威齊在一系列著述中系統完成的——諸如《美國資本主義的動力》、《繁榮的終結》、《美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停滯和金融爆炸》、《不可逆的危機》，這些著作寫于20世紀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之間（隨后他們在90年代也寫有一些文章）。

　　這些著作植根于馬克思—卡萊茨基的思想，但是也從凱恩斯那里汲取思想材料，尤其是凱恩斯晚年對投機的批判。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認識到，金融爆炸不僅是一個直接先于商業周期的頂峰的階段——這是明斯基最終的觀點，而且還是一個同延伸于多重商業周期之中的停滯具有內在因果聯系的過程。

　　阿什利：是否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隨著危機日益加深，就會出現朝向凱恩斯主義政策的轉變，特別是如果在面對緊急財政援助時出現了新的斗爭和抵制浪潮的時候？

　　福斯特：出于急迫的必要性，確實已經有了某種朝向凱恩斯主義式的政策的轉變。但凱恩斯主義并不足以解決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此外，對凱恩斯主義措施還存在大量來自資本家階級的結構性的抵制，在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層面也存在對凱恩斯思想的抵抗。

　　人們必須記住，凱恩斯有助于說明大蕭條，但凱恩斯主義和政府非軍事開支并沒有使經濟走出蕭條。毋寧說，大蕭條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的。因此，不存在任何一個能有效說明凱恩斯主義解決蕭條狀況的歷史事例（除非你列舉那種所謂的“軍事凱恩斯主義”，亦即隨著希特勒而開始于德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面開花的那一種）。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與政府非軍事支出的擴張有關的新的新政的可能性。就其靈感而言，新政本身從來就不是凱恩斯主義的，但它確實導致了政府非軍事支出的適度（雖然不足）的增加，更為重要的是，在創造就業和工作援助計劃、社會保障等方面，即真正有益于人口的大多數的那些規劃中，支出是有相應增加的。

　　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自下層的新反抗（例如20世紀30年代與產業工會的崛起有關的反抗）有可能產生類似的規劃，現在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方案證明其合理性。有些人已經試圖這樣解釋奧巴馬在美國實施的刺激措施。但是，現行的刺激措施力度太小，在目前情況下不足以產生多大的效果，而且40%的措施是由減稅承擔的。（應該指出的是，與新政后期相比，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并不具有進步性。）事實上，美國文職政府支出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有一個最高限度（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最先指出這一點），70年來一直如此。鑒于這種情況已經存在這么長時間，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有一種極為強大的階級力量在維持這個最高限度。因此，任何要增加政府非軍事開支在國民產出中的份額的企圖，甚至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期間，都面臨著強有力的抵制，就像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那樣。

　　政府非軍事開支的最高限度被維持不變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政府造福普通民眾的開支水平一直得到保持。與此相反，近幾十年來在“刑事司法系統”方面，即警察和檢察官、監獄、監禁設施等方面的開支有了巨大增長，這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監禁人口百分比最高的國家，遠遠高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

　　如果你看看那些采取了某種凱恩斯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家，那么你會看到，他們對制度的批判力度比起凱恩斯本人來就顯得很柔和。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突出缺陷”或“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沒有任何提及。

　　這意味著，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真正辦法不在于凱恩斯經濟學，而在于擁有潛力改變游戲規則的民眾自下而上的反抗。瓊·羅賓遜在某個場合說過，一個強大到足以改革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也將強大到足以引入社會主義。其中有著我們的希望和他們的恐懼。

　　阿什利：是否有可能通過轉向綠色資本主義走出這次危機？就是說，通過對可再生能源及綠色技術進行大規模投資、實行新經濟學基金會的人們提議的某種“綠色凱恩斯主義”來走出危機？

　　福斯特：近來，出現了很多關于“綠色凱恩斯主義”的談論。去年，羅伯特·波林等人在馬薩諸塞州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于“綠化恢復”的報告，主要就是基于這些術語構想的——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工作也是這樣，對此我不大了解。在這種背景下，奧巴馬的經濟刺激一攬子方案被許多人解釋為“綠色新政”或“綠色凱恩斯主義”，因為該方案強調發展節能技術。

　　從理論上說，政府支出的任何增加在此時都能幫助減緩經濟下降，甚至促進經濟增長的最終恢復。正如凱恩斯所說，即使政府僅僅以讓人民在地上挖坑的方式安排人民去工作，這也將有助于在這種情況下刺激經濟增長。因此，毫無疑問，環境保護方面的開支會像任何其他支出一樣，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

　　當然，一個政府所進行的開支對于經濟的影響的程度，是同這種開支直接提供的就業機會和它對于社會的有用性的程度密切相關的。投資在未來技術上的美元比起工作援助計劃，在安置人民立即工作方面當然效率要低。環保開支當然可以既是這種情況又是那種情況，但是我認為，列入奧巴馬計劃之內的龐大綠色支出，是用于長期技術項目的。這在促進就業方面不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實際上，奧巴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產業補貼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那些被提出的舉措與其說是綠色凱恩斯主義，不如說是“綠色熊彼特主義”，因為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用新技術刺激投資。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花費在環境上的開支，和世界各地一樣，都會碰到根深蒂固的階級力量的抵制。那些為解決生態危機能夠做到的事情并沒有著手去做，例如關閉煤電廠，將其大規模替換為其他形式的能源，或者如美國宇航局詹姆斯·漢森所提議的開征100%用之于民的二氧化碳排放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不會準許這樣做。這些事情或者干擾經濟增長，或者妨礙利潤增長，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期間非常強調繼續支持大型煤炭企業。

　　的確，這里真正存在著兩個問題：綠色凱恩斯主義可以導致經濟復蘇嗎？我們能夠以這種方式拯救環境嗎？我對綠色凱恩斯主義的看法是，它本質上過于局限，過于受技術驅動，不能構成充分的經濟復蘇的核心。事實上，我們正面臨著深刻的、持久的經濟停滯和金融化危機（正如《金融大危機》中所討論的），而凱恩斯主義就其性質來說基本上不可能予以解決。

　　至于環境——這是我們時代最為嚴重的挑戰，因為氣候、地球上的物種以及人類文明都受到了威脅，當前所需要的不是一個經濟復蘇計劃或更快的經濟增長，而是一場生態革命。這必將是一場社會革命，一場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規模都大得多的社會革命。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即將出版的新書（4月份出版）《生態革命》中進行了討論。

　　凱恩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缺陷，但他不能帶領我們沿著應對21世紀挑戰的道路走很遠。我們需要的不是凱恩斯（或熊彼特），而是更加革命的——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和生態方面——馬克思（見我的《馬克思的生態學》）。凱恩斯是“理性資本主義”最后的捍衛者，但這種“理性資本主義”現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劉宏勛：河北省邯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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