臟水為何潑向中國？
 

江涌 黃鶯

《國有資產管理》2009年第5期

樹大招風。自美國次貸危機生成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有關這場世紀金融大危機根源的“文字戰”與“口水戰”一直沒有停息，如今還有愈演愈烈之態勢。令諸多中國人疑惑不解的是，這一“專利權”本來十分清晰的、純屬“美國制造”的危機，在國際媒體的暴炒下、在相關政客的渲染下，中國，一個危機的受害者，竟然成為危機的源頭、加害者與縱火犯。更令諸多中國人意想不到的是，積極向中國潑臟水的，竟然還有不少中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者。

中國高儲蓄的“罪過”

經濟學家與政客們都有寬廣的國際視角，于國際揚名、從世界賺錢，風險國際化，收益私人化。透視美國的金融危機，也有宏大氣魄，很少有從華爾街的貪婪出發，而是從全球經濟失衡著眼。認定全球經濟失衡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而此前國際經濟學界早有一系列的理論鋪墊，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一方——擁有巨額貿易順差方有中國（至于日本、東亞還有中東等資源富庶國則不論），而中國的高儲蓄是導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便結論美國的金融危機緣于中國的高儲蓄，美國似乎一下子從縱火犯變成了受害者。

來看有板有眼的理論論證，根據兩缺口模型：投資－儲蓄＝進口－出口（即I－S＝M－X），當一國儲蓄大于投資時，該國為凈出口國；當儲蓄小于投資時，該國為凈進口國。據此，相關官僚與學閥推論：正是由于全球儲蓄過剩壓低了美國利率，才使得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不斷擴大，消費者愿意花費更多的錢。雖然他們并不否認美國的低儲蓄和財政赤字對本國貿易逆差的影響，但是包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的人士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并不是美國經濟或政策導致的結果，而是全球儲蓄過剩使然。因此，儲蓄過剩的中國應當承擔經濟調整的主要責任。

“I－S＝M－X”是在一堆假設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論，這是當代西方經濟學固有的邏輯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懷疑。退一萬步，即便該等式成立，但是得出“中國應當承擔責任”的論點仍經不起推敲，難以自圓其說。

首先，在等式“I－S＝M－X”中，存在四個變量，每個變量都獨立發揮作用。除了儲蓄過少之外，出口過少、進口過多、投資過多等問題都可能導致一國貿易逆差的出現，如此，不能簡單地推論等式左邊的儲蓄失衡是等式右邊外貿失衡的原因。以美國為例，是儲蓄缺口導致了貿易赤字，還是貿易赤字惡化了儲蓄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饒舌話題，永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在儲蓄、投資、出口和進口的背后，還有眾多諸如政府經濟政策、產業競爭力、企業投資與大眾消費的意愿與能力、人口結構乃至統計方法等因素，都會對四大變量產生影響。因此，對全球失衡問題的考察顯然不能簡單停留在對儲蓄、投資、出口和進口的分析上，而應該研究四大變量背后的驅動因素。伯南克否認美國經濟或當局政策應當對美外貿失衡負責，明顯是在玩弄推卸責任的障眼法、混淆視聽的烏賊術。

其次，即便只研究儲蓄問題，也不能得出中國的高儲蓄應該為美國外貿失衡負責的結論。理由有三：一是中國的高儲蓄和美國的低儲蓄之間在一般邏輯上不存在因果關系。中國的高儲蓄是由中國的文化傳統、發展階段、消費心理等因素所決定的。同樣，美國的低儲蓄也是由美國多年的經濟發展模式、政府長期推行的鼓勵消費的政策、美國人預防性儲蓄需求較低、大眾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斷下降等因素綜合導致的。二是中國的過剩儲蓄（總儲蓄率與投資率的差額）和美國的貿易逆差之間在時間上構不成因果關系。中國的儲蓄過剩現象只在近些年比較明顯，而美國的外貿逆差已經持續了幾十年。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僅有三年（分別是1980、1981和1991年）出現過小幅經常項目盈余，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2－1999年，美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從0.8%逐漸上升到3.2％。三是中國的儲蓄過剩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在規模上相去甚遠。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的2005年，中國的過剩儲蓄占其GDP的7％，美國的貿易逆差也接近其GDP的7％，而中國GDP只相當于美國的20%。即使中國所有的過剩儲蓄都流入了美國，也遠遠無法滿足美國人的過度消費。

美國攪渾一池春水

儲蓄是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沒有儲蓄就沒有積累，而沒有積累就沒有投資，經濟也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增長。美國人原本習慣于儲蓄，節儉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在沒有信用卡與房屋凈值貸款（房屋市價與房屋按揭額之間的差額可以作為依據用來進行新貸款）等金融產品的情形下，美國經濟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但是，當美國取得對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后，在美元取得國際金融霸權地位后，美國人開始驕奢淫逸，其不斷擴大的消費胃口遠遠超出它自身的生產能力。于是，便通過在國際社會中的壟斷地位，生產一種叫做“美元”的紙張，來換取世界制造的財富。這是不合理的國際分工使然，是不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使然。

20世紀70年代初，以美元匯兌本位制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壽終正寢，原因是美國無法擺脫所謂“特里芬難題”，在出現巨額外貿逆差后，無法維系美元與黃金之間的比價。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崩潰了，但是其陰魂未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仍然存在，美元的霸權地位仍然保持，美國對國際金融秩序的主導仍然維系。而且美國比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更加行動自由，只享受鑄幣稅特權，而不再承擔國際匯率與金融市場穩定的義務。甚至有意與無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場動蕩，以便讓投機資本（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對沖基金）火中取栗，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選項。

在經濟自由化的誘惑與壓力之下，眾多發展中國家選擇了不斷開放，但是由于缺乏對宏觀經濟的駕御以及國際金融的應對能力，他們往往通過事實上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來尋求經濟環境的穩定。為了抵御外部投機資本對本國貨幣乃至金融市場的沖擊，這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家惟有通過貿易順差來積累大量外匯儲備，這必然形成對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的需求，從而為美國獲取更多更大的鑄幣稅提供了市場。在黃金被美國人為非貨幣化、國際大宗商品主要受美國壟斷資本操縱、其它主要儲備貨幣不斷受美國無情打壓的前提下，國際外匯資金一般只能流向美國，而美國眾多有戰略價值的資產都被以國家安全之名被嚴格保護，因此購買美元債券資產成為當然的選擇，而這又為美國人持續過度消費提供了融資。這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對于主導當今國際秩序的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從內部尋找此次危機的原因更具有說服力。自上世紀70年代后，在日本與歐洲的迅速趕超下，美國制造業競爭力持續下降，美國的商品貿易由此也就進入了一個難以逆轉的入超時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美國國內的制造業受到成本壓力紛紛轉移到其他國家，導致國內產業的空洞化。與此同時，美國在信息技術、通訊技術和金融服務等領域的優勢雖然擴大了服務貿易的順差，但是遠不能抵消商品貿易的逆差。因此，對外貿易失衡便成為美國經濟的一種常態。2000-2005年，美國工業產值僅增加5％，美國私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最高不到4％下降到接近-2％，而同期耐用商品消費卻增加了30％。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一方面陷入非理性的負債消費漩渦，一方面消費增長尤其是對進口品的需求增長過快。與美國制造業不斷萎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欣欣向榮，競爭力持續提高。外國直接投資、外國先進技術與本土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相結合，使這些國家獲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

其實，歷史總是在不斷地螺旋般往復，今天眾多國際紛爭總感覺曾似相識。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曾將本國經濟失衡歸咎于日本的高儲蓄，由此迫使日元不斷升值，直接導致日本經濟泡沫，但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減反增。削弱對手的競爭力，損人就是利己，這已經成為美國霸權的一貫邏輯。如今，美國又故技重施，指責中國的高儲蓄，壓迫人民幣升值。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士一般都明了美國攪渾水的司馬昭之心，只有中國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似乎一直在“很傻很天真”，為美國將臟水潑向中國幫腔。

金融危機：美國自導自演

在制造業日漸萎縮的情況下，美國越來越依靠大肆海外舉借來維持經濟的繁榮。在虛假繁榮的泡沫背后，美國政府、美聯儲和華爾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鼓勵消費，美政府窮兵黷武。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消費主義在美國呈現嚴重泛濫之勢。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曾達到12％，之后出現不斷下滑的趨勢，2000年這一比例已降到2％左右。2005年和2006年，美國家庭已經入不敷出，儲蓄率降為負值，而上一次美國家庭儲蓄率為負值是1933年和1934年的經濟大蕭條期間。如今，美國人每天必須從海外借入25億美元，才能維持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近年來，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如讓國人全都擁有自己的住房）和不負責任的信貸擴張（如向沒有還款能力的人提供貸款）為赤字消費主義推波助瀾。

在20世紀60-70年代的越戰，美國總統約翰遜犯了一個大錯。他認為，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黃油和大炮”可以兼得，即在發動戰爭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巨額的軍費開支導致國內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外部出現巨大經濟失衡，美元與黃金不得不脫鉤，布雷頓體系崩潰。21世紀初的美國政府并沒有吸取歷史教訓，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加上推行減稅政策，由此美國財政從克林頓政府時期好不容易積攢的盈余很快轉為赤字，并且債臺高筑，終成天量，乃至紐約時代廣場的“國債鐘”從13位數調至15位數。美國國債市場規模大、流動性強，風險小，一向被視為全球最安全的資產。但是，政府債務過度膨脹，勢必破壞美國政府的還債能力，提高還款風險。如今，美國正通過開動印鈔機來稀釋債務，使美國國債的持有者面臨資產縮水的巨大危險。

自由放任，美聯儲監管失當。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滯脹，美國經濟政策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調控，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強調市場自動運轉即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1980－1982年間，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2000年，在美國政府的極力推動之下，國會又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期貨市場、信用違約互換交易的監管，為一些復雜的投資衍生品交易亮了綠燈。由此，次級貸款如決堤之水。

在強調權力制衡的美國政治體系中，美聯儲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機構。無論是美國國會還是美國總統都不能對美聯儲主席直接發號施令。在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能可以像美聯儲那樣獨立。這種特殊地位賦予了美聯儲完全的貨幣政策制定權，但也為美聯儲與某些政治力量的合謀預留了可能。9·11恐怖襲擊后，為防止國民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將存款利率削減至1%，為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超低利率催生了美國房地產泡沫，并造就了次貸神話，超過1.3萬億美元以次級方式貸出。面對房產泡沫危局，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并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反而發明了一種叫做“本國偏見”（home bias）的新理論，來論證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次貸危機爆發后，在國會聽證會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認，這場危機暴露了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存在缺陷。他承認錯估了形勢，過度相信金融機構的自律而放松了監管。

挽袖豪賭，華爾街遺禍世界。20世紀早期，在紐約和美國其他大城市中出現許多投機公司，出入這些公司的人們不是購買股票，而是對股票上升或下降進行賭博。這種毫無束縛的投機導致1907年的恐慌以及股票市場的崩潰。隨后美國立規將該類投機定為“重罪”，明確加以禁止。然而在100年后，美國再次重蹈覆轍，失去監管約束的華爾街成為豪賭者的天堂。2000年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取消了聯邦部門對金融衍生品和信用違約互換交易的監管，大大刺激了金融產品的“創新”。美國的金融產品被高度證券化，2007年美國的房貸、信用卡、汽車貸款、學生貸款等均被打包上市，債券市場規模是經濟的2.2倍。

從本質上講，這些新產品是針對美國借貸市場的表現和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償付能力的一次豪賭。例如，許多衍生品是針對利率或匯率升降的賭博。過去幾年興起的一種新的賭博——信用違約互換，賭的是次級按揭貸款的借款人是否會拖欠還款。這個賭博如今引爆了華爾街，導火索就是住房市場的崩塌，炸藥是大型投資公司為“分散風險”在全球發行并出售的復雜抵押貸款債券，而在這些抵押貸款證券上下注的信用違約互換交易規模達到數萬億美元，成為金融危機的放大器。根據美國2000年通過的新法律，信用違約互換交易完全不受監管，出售它們的大銀行或投資機構根本不必預留任何資金，以補償它們的潛在損失。然而，隨著利率提高，按揭住房價格不斷降低，信貸資金鏈終于斷裂，最終引發大型金融機構的內爆。歐洲的眾多金融機構因為大量持有此類債券，也陷入了金融恐慌之中。美國的次貸危機因此“走出國門”，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借來的繁榮，能撐到幾時？

從很早開始，就有經濟學家批判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稱之為虛假繁榮。認為這種繁榮猶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難以持久，因此未來某日轟然崩塌，也實屬意料之中。在英語中，虛假繁榮也叫“借來的繁榮”（borrowed prosperity）。“借”有兩層意思，一是美國人從國外借錢支撐美國的繁榮，二是當代美國人向未來美國人借錢支撐當前的繁榮。因此，它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果外國人突然對美國人的還款能力產生懷疑并停止借貸，美國經濟將受到多大沖擊？二是如果當代美國人一味透支未來美國人的消費能力，美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到什么時候會戛然而止？

目前第一個問題已經為世界矚目。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不斷出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政府財政赤字不斷上揚。3月20日，美國國會預算局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本財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將達創紀錄的1.85萬億美元，而2010至2019財年政府的財政赤字總額則會高達9.3萬億美元。美國的還債能力已令多方質疑。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承認，如果赤字問題處理不慎，美國經濟有可能“從危機轉變為災難”。

至于第二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重視，但是美國國內已有一批有識之士行動起來，成立了“彼得森基金會”。他們于美國四處奔走，希望能幫助普通美國人了解美國面臨的危機。按照美國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國政府長期債務達到52.7萬億美元（相當于2007年全世界GDP的總量），這意味著每個美國居民必須負擔17.5萬美元，每個職工41萬美元，每個家庭45.5萬美元。正如美國前總審計長大衛·沃克所言，美國“患上了財政癌癥，如果不治療，它將給國家帶來災難”。

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說，治理不良的政府會慣用兩劑萬用藥，第一劑是通貨膨脹，第二劑是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暫的繁榮，但從長期看都會造成毀滅性的后果。在21世紀之初，美國接連發動兩次海外戰爭，現在仍深陷戰爭的泥潭無法全身而退。而在美國經濟因金融危機陷入全面衰退的今天，美國無視通貨膨脹的災難性后果，而開始瘋狂印刷美元，向全球轉嫁危機。最糟糕的是，美國的政客與學閥卻顛倒黑白，竟然一味指責其他國家，而不思己過，抑或如同華爾街一樣，已經失去了道德羅盤，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危機時代美國唯一的出路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扭轉消費模式、調整產業結構、重建金融業監管制度、正視自己應當承當的國際責任，并以更加謙恭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金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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