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未超越馬克思的邏輯
——訪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趙磊 
 
記者　孫明泉  光明日報     
 

　　從1929年美國大危機爆發起,經濟學界就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再次引發了這一問題的討論。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趙磊認為,一些反思似乎不得要領,總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上轉圈子。他說,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1929年大危機的導火線是有效需求不足;當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卻是有效需求“過度”；但從根本上說,資本世界的古典危機與現代危機并無本質不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由于危機根源于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內在矛盾,僅用“風險-監管”的分析框架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因此,必須對危機作“馬克思的追問”。

　　趙磊說,如果只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上轉圈子,頂多也就是把這些人為的過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比如,在追究危機根源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指出:“現在回顧來看,這其實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聯儲縱容了上世紀90年代末所創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資產依賴型的美國經濟”。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解雖然有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顯然要比他的那些同行清醒得多:“危機遲早都會發生”。當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美國主流經濟學的眼界:危機的根源最終被框定在“投資者低估了風險”。

　　如果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投資者會低估風險呢?美國經濟學的標準答案除了歸咎于人性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對這個追問聳聳肩膀了。看來,這種將危機根源追溯到人性貪婪的“本體論”,大概也算是美國主流經濟學的最高境界了。

　　危機的元兇一旦捉拿歸案,美國主流經濟學就急忙宣布立即結案,停止反思。誰是“無辜”呢?趙磊說,話說白了,這個“無辜”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美國主流經濟學看來,你可以追究“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背后的人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貪婪的“原罪”,但決不允許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說三道四,有絲毫懷疑。這是他們“反思”的底線所在；超越了這個底線,你就會被取消話語權。正因為如此,除了少數非主流的學術網站之外,在美國官方的報刊上,我們很難看到超越這個底線的話語。

　　把危機的根源最終鎖定在人性的貪婪上,似乎已經是美國主流經濟學的“終極關懷”了。但問題在于,比照它的“經濟人假設”(逐利是人的天性),我們發現,這個“終極關懷”經不起如下追問:同樣都是逐利的經濟人,為何次貸危機只發生在資本主宰的世界,而與資本不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無緣呢?

　　與美國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不同,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從來就不承諾無條件地認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且,對于人的基因是否有貪婪“原罪”的血統論,馬克思也并不感興趣。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這個邏輯包括以下要點:(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產過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馬克思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經受得住現實的拷問嗎?

　　不少人認為,對于192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以及之前的古典經濟危機,馬克思的理論或許還有較強的解釋力,可是對二戰以后的世界經濟就幾乎不再有什么說服力了,因為“此資本主義”已非“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具備了克服危機的“免疫力”。表面上看,當下的金融危機,其導火線的確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于旺盛,以至于“過度”。正是這種“需求過度”造成了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導致信用崩潰。

　　面對不斷擴張的生產能力,避免出現生產過剩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提高個人消費需求。怎么才能提高個人消費需求呢?從歷史上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用過以下辦法:(1)削減產量,比如把牛奶倒進大海。這種辦法既殘酷,又與資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當今時代,簡單地削減產量已被視為一種愚行。(2)擴大政府公共支出。這是在私人缺乏消費意愿和實力的背景下,窮人買不起,富人不愿買,由政府充當“消費者”和“投資者”。由于1970年以來的“滯脹”并發,西方國家政府對這種辦法的效果已頗持懷疑態度。(3)調整分配格局,比如通過稅收政策來促進購買力。由于這種辦法本質上是“劫富濟貧”,有違自由資本主義信條,所以不到萬不得已,這種“讓步政策”決不會提上議事日程。(4)透支消費,比如分期付款、貸款消費、信用卡購物、次級房貸等。這種辦法雖然有損于資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費者提前支付了遠期利益(即“寅吃卯糧”),故既能為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接受,也能為囊中羞澀的普通勞動者認可,這已成為目前西方極為流行的一種生活方式。

　　從實踐來看,“透支消費”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透支消費”的支撐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居民的個人消費增速不僅沒有收縮,反而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透支消費”與“透支經濟”暫時填補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從而掩蓋了本國的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趙磊指出,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費”畢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透支消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癥患者的疼痛而不斷加大嗎啡的注射劑量一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把當下的危機延遲到未來爆發罷了。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以至于沒有“未來”可以透支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不停止,那么即便沒有“次貸”問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趙磊認為,次貸危機的病灶在于違約率不斷上升;違約的原因在于未來預期遭到了沉重打擊;未來預期的悲觀在于“透支消費”的不可持續;透支的起因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內生的制度性矛盾。這樣,一個馬克思的邏輯便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制度的內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經濟危機。

　　以馬克思的邏輯看來,資本主義的古典危機與現代危機并無本質不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把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爆發從當下推到了未來。

　　早在2001年,趙磊教授就針對當時美國政府預防危機的降息舉措,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出:“不論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經典分析框架都沒有過時。坦率地說,格林斯潘力圖阻止衰退的努力不過是在‘和歷史對著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過是延緩衰退的到來。”他強調,這個結論不過是馬克思邏輯的具體展開罷了。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對危機的反思能夠做進一步的“馬克思主義追問”,那么可以預計,類似次貸危機的災難今后肯定還會發生,而且在虛擬經濟嚴重超越真實經濟的大環境下,這種危機將會越來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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