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向何處去？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心語：在耶路撒冷，豎立一座雕塑——一對巴勒斯坦父母和一對猶太父母擁抱在一起，淚眼與歡笑，都望向他們8條手臂上的一個孩子。

 

2005年11月3日，12歲的巴勒斯坦男孩艾哈邁德·哈提卜在以色列士兵的槍口下飲彈而亡。艾哈邁德的父母吞咽著痛苦，卻毅然把兒子的心臟等器官捐贈給急需救治的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少年的心臟在以色列兒童的胸腔里跳動。
巴勒斯坦父親伊斯梅爾希望捐獻行為能夠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傳遞一個和平的信息：“讓我們的心貼得更近，讓和平離我們更近”； 母親阿卜拉悲痛地呼吁：“別再奪走孩子的生命！”

期待有一天，巴勒斯坦的大師和以色列的大師會攜手為這對父母塑像，就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土地上，就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心上，就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

《塔木德》說：“人首先是以個體被創造出來的，這樣做是要教導人們無論誰毀滅了一條生命，上帝便視其為毀掉了整個世界；無論誰拯救了一條生命，上帝便視其為拯救了整個世界。”

如果說一部猶太史冊記載了猶太人太多的自省的訴說，那么，他們這種訴說的使命并未完結。當以色列的坦克碾碎巴勒斯坦的難民營，以色列士兵槍口的子彈射向黎巴嫩少年時，自省與救贖的懺悔就更沉重地壓在猶太民族的心窩。他們無法躲避自責，他們終究有一天要擔起這個自責。這是他們的民族根性。然而這是偉大的根性！猶太復國運動的著名思想家馬丁·布伯在100多年前為救贖的自省，終究會強烈地震撼以色列國民的心弦：“通過重建猶太國而使猶太人重新進入各民族的歷史，也深深地打上了那種裂縫的痕跡。實現我們存在的原則的家園與自由重新給予了我們，但是以色列和它的存在原則已經分道揚鑣了。”（《論猶太教》）

什么是“存在的原則”？
“我們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而且是唯一的道路，它就是經過錫安山通往人類共同體復興的道路。” 以色列國“一定不要成為一個占有取代存在、相互利用取代相互幫助的共同體”，不能加入“所有人反對所有的戰爭”。他說：“只有當民族的人性成分（即渴望解放又渴望救贖，既為一個人自己的土地而奮斗又為真正的共同體的土地而奮斗）都被焊接成一種新的形狀時，也只有到那時，猶太民族才能獲得新生。”（馬丁·布伯：《論猶太教》）

復國的新生，已經變得苦澀。猶太民族已經成為了資本主義爭權奪利、弱肉強食的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員。

曾經，納粹的魔爪扼殺了600萬猶太生靈。
上帝為什么不拯救猶太人？
上帝為什么要拯救猶太人？

資產階級革命否定私有制的本質訴求，使猶太人踏上了解放之路。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畸變，革命因素被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內涵得到充分張揚。在這個畸變中，猶太人引領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惡”的貪婪又鎖定了猶太人，猶太人成為資本剝削的同義語。

上帝該怎樣拯救猶太人？
理查德·盧本斯特恩在《猶太信仰的現狀》中寫道：“希特勒集中營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最可怕的、違反人性的總爆發，正是上帝意志的一次意味深遠的表達。”

表達什么？
表達著在私有制羈絆下追求解放的悲劇。

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的血債， 無可爭辯地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賬上。猶太人背棄先知的教誨，將對金錢的追求異變為資本的殘酷，成為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同盟軍和剝削人民大眾的“夏洛克”。 屠殺猶太人，成全了希特勒轉移階級矛盾來維持剝削統治的陰謀；奧斯維辛集中營，吞噬著資本集團——帝國主義為私欲爭奪的“替罪羔羊”。

善良不會清算善良；邪惡卻時刻準備謀殺邪惡。資本集團最先屠戮的，決不是人民大眾，而是較弱的其他資本集團。

當年， 納粹黨魁希姆萊看到毒氣室的旁邊，堆放著從大批死亡猶太人身上搜刮來的美元、英鎊、法郎、里拉……他明白：屠殺猶太人，同時是在剝奪他們的財產，用以支撐德國的經濟。
猶太人成了私有制的犧牲品。

當然，是德意志民族的罪孽支持了希特勒。
但德意志民族為什么支持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被迫簽署了割地賠款、條款苛刻的《凡爾賽條約》。從此，德國經濟蕭條，喪權辱國之痛令德意志民族在心頭淌血。帝國主義戰爭侮辱了德國人民，資本主義的貪婪剝削了德國人民，私有制將自己的罪孽轉嫁給德國人民。于是，“德國復興”，“民族崛起”，讓全體德國人激情躁動。這種激情在希特勒“人民高于一切，你卻微不足道”的冠冕下，在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所允諾的美好憧憬里，在清算猶太資本家剝削的煽動中，迅速地膨脹了，幾乎全體德國人，默許著“水晶之夜”迫害猶太人的瘋狂，渴盼著一個無比純潔無比強盛的新德意志帝國的誕生。“真理和謬誤，相差只有一步。”（列寧）德國戰車在膨脹的民族激情里，“義無反顧”地卷起“大德意志”民族沙文主義的巨瀾，成為戰爭狂人。

被兩千年屈辱所壓抑的以色列人，比及受辱于資本——帝國主義戰爭的德意志民族，有著更充足的理由為民族振興讓激情膨脹。從購買巴勒斯坦土地到復國，從為自身生存到驅逐數百萬阿拉伯人，從憂慮國家安全到侵略擴張，直至“大以色列”野心的蠢蠢欲動……德國戰車的前車之鑒， 不值得以色列人深思嗎？難道讓后代子孫為前人的罪孽而羞恥而懺悔而自責嗎？

一位以色列要人曾憤憤不平：“在猶太人歷史上，一代又一代重復著的一個現象就是自責，猶太人自己應該受到譴責。如果有人要殺他，那是猶太人的錯！有人要放猶太人的血，也是猶太人的錯！” 這憤憤并沒有錯，因為，私有制對競爭的崇尚畸變為狼的嚎叫，而猶太人“唯一的希望是加入狼群。”（馬丁·布伯：《論猶太人》）

猶太人真的要加入狼群嗎？
“一個人拜會拉巴并說：‘我們的鎮長一次又一次命令我去殺人，否則他就殺死我。’拉巴說：‘讓他殺死你吧，你不應承擔謀殺罪名。為什么你要認為你的血比他的更紅呢？大概他的血比你的更紅。”（《塔木德》）猶太先哲的冷酷回答，卻在對惡的憤然中，捧出一顆熱愛人類的滾燙的心。

2000多年前，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對于被侵略的亡國之痛，不滿于僅僅歸結為 “祖先之罪的報應”，而是痛責猶太人“各自所犯的罪”。（《塔納赫·耶利米書》）

2000多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不是被侵略，而是驅逐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奪占了阿拉伯人民的家園，這時，自責卻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為私欲的貪婪和狼的嚎叫。

鮮明的對比！
資本世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以其無恥與丑陋，玷污了猶太精神。

人民，渴望結束這無恥的戰爭。
“那些平凡普通、不善言辭的猶太人、阿拉伯人，他們中絕大多數都不希望戰爭。他們渴望理解，渴望合作，為了這一目的他們愿意做出妥協和犧牲。” 巴勒斯坦“既不能說是猶太人的土地，也不能說是阿拉伯人的土地。阿拉伯人在這里有他們的天賦權利，很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這里，在這里耕種。而猶太人在這里也有自己的歷史的權利， 很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渴望著這片土地；圣經就是產生于這里， 而最近的時間里猶太人所付出的辛勞證明，他們配得上享有他們的這項歷史權利。”（馬格內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聯合體》）

2002年11月，前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針對以色列把他趕走的威脅，激動地說：‘我是阿拉法特，我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2004年11月12日 《燕趙都市報》）

《塔納赫》記載，閃族的祖先亞伯拉罕生有二子，長子以撒，次子易司馬儀，前者即猶太人祖先，后者則是阿拉伯人祖先。然而，今天的兩個兄弟民族，“相煎何太急？”

以色列總理拉賓訴說以色列人民對戰爭的厭倦：“巴勒斯坦人，讓我對你們說，我們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同樣的土壤上，我們的軍人已從鮮血染紅的戰場上回來；我們親眼目睹了我們的親朋好友在我們的面前被殺害；我們參加了他們的葬禮，卻不敢正視他們父母的眼睛；我們來自一塊父母掩埋孩子的土地；我們來同你們巴勒斯坦人作戰，今天，我們用宏亮又清晰的聲音、飽含著鮮血和熱淚的聲音對你們說：‘夠了！’”（《睦鄰友好的新起點》）

阿拉法特則向世界敞開阿拉伯人的肺腑：“在我們說到巴勒斯坦人的明天時，我們也包括了那些與我們和平共處的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我們不希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再流一滴血，我們也不想再有殺戮。”（（《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1月13日）

拿破侖曾經聲稱：猶太民族可以在法國找到一個耶路撒冷。那么，猶太人能夠像拿破侖那樣，將耶路撒冷開放給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整個世界嗎？

林太等在《猶太人與世界文化》中確信：“盡管猶太人長期以來一直處于悲痛苦惱中，但他們卻能回歸到和解的信念。” 當世界各民族奔忙著爭奪私利，揚起一張張蒼白而貪婪的臉時，期待猶太人——“上帝的選民”第一個扛起和解之旗。

今天，巴以沖突，乃至于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沖突，是西歐基督教社會與猶太教社會沖突的轉移，歷史，不希望這種沖突再度轉移。但解決沖突，不能僅靠以色列、巴勒斯坦，更不能靠親親疏疏將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甚至阿拉伯世界當作棋子擺布的大國外交。

解鈴還須系鈴人。當年，是聯合國的決議創立了以色列，同時創立了巴勒斯坦和整個阿拉伯人的屈辱，公正與偏頗，正義與邪惡，是聯合國在中東地區留下的印記。

猶太教的經典，立足于公正的基礎上。
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經典，以及一切人類文明史的偉大經典，統統立足于公正的基礎上。然而，聯合國，這個貌似公正的國際聯盟，在公正的面紗下，每一個成員國都有著自己的“小九九”，心中的算盤珠子撥拉得很精。公正被私利撕扯著，被撕扯的公正在各方面力量的均衡下得到顯露，而借著公正的顯露，每一個民族、國家、統治者的私利也得到顯露，這就是猶太復國的公正和公正后面的邪惡，其實，假如每一個聯合國成員可以放棄1%的私利，都會給巴以問題一個公正的解決。然而，每一個國家都在民族振興的旗幟下向別國攫取更多的經濟、科技、軍事乃至土地的權利，又有誰可以當“賣國賊”而讓出1%的民族私利呢？印度總理尼赫魯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說得十分坦率：國家領導人不得不追求“本質上是自私的政策，每一個國家都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如果國際政策與一個國家的國家政策相符，那么這個國家就會理直氣壯地運用國際政策，可是，一旦國際政策與一個國家的利益和自私自利相違背，那么這個國家就會找出一大堆理由不遵守國際政策。”

以色列人不相信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安全保證，實在無可指摘。這不但顯示了猶太人自力更生的錚錚硬骨；而且很顯然，猶太人的立國與否，首先是英、美等資本巨頭的利益需要，然后是包括蘇聯、東歐等一切民族國家利益的考慮。在爭奪中東的戰略地位和石油資源中，“援助”只是為獲利的投資，“友好”則是對利用價值的認可。這種“棋子”命運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史和阿以沖突的戰爭史。

公正，被利益弱化。
這樣一個被私欲的勾心斗角扯得四分五裂的國際社會，豈能真有力量給以色列一個安全？如果以色列人放棄“猶太人國”的狹隘，在虎狼相視的“世界大家庭”里，其自身的存在難道不是一個問題？

以色列胸懷的博大，有賴于人類社會的普遍進步，有賴于世界大家庭中的每一個民族“把視野及財富施及家人、朋友和社會，從只想自己轉變為強調自我以外的世界的重要性。”（《塔木德》）

聯合國需要更新！
聯合國需要精神層面的提升與超越！

誰來促成這種提升與超越？
我們能把希望寄托在猶太人身上嗎？

“誰是強者？化敵為友的人。”（《拉比納坦對“神父們”一詞的闡釋》）猶太人能成為強者嗎？

兩千年流離失所的猶太人，只有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園，在世界挺起了腰桿。因此，邁出自省與救贖的一步，才是對巴勒斯坦人和整個阿拉伯人民的回報，才是對資產階級革命解放猶太人的回報，也才是對世界人民認同猶太復國，走出富強之路的回報。

全世界人民（包括伊斯蘭人民）的本質愿望，共同支撐了以色列的復國。
沒有這樣一個世界大勢，弱小的以色列民族是不可能重返世界民族之林的。

失去多少，便會得到多少。
猶太人失去太多，于是，得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回報。

得到多少，便應該奉獻多少。
神對亞伯拉罕說：萬國因你得福。
萬國真的會因你得福嗎？

亞伯拉罕的子孫，會在萬國的史冊上，也鏤刻下震撼人心的一章——“華沙之跪”嗎？

1970年12月7日，空氣肅穆，正在波蘭訪問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前往當年的猶太人隔離區，向死難者紀念碑敬獻花圈 。當迎接儀式上奏起聯邦德國國歌時，勃蘭特被震動了，他置身在波蘭人民悲憤的目光和滾動的淚水中——當年的納粹就是在這里，在德國的國歌聲中，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民的。
 
勃蘭特將花圈敬獻在紀念碑前，就在他垂首致意時，雙膝彎了下去，跪在冰冷的石階上！勃蘭特以他發自內心的真誠，震撼了波蘭人，震撼了世界，成為世界歷史瞬間的偉大定格。（摘自《世界博覽》2005．8）

勃蘭特是替希特勒下跪嗎？一個反法西斯的老戰士怎能替人類的罪人贖罪？
勃蘭特是為德意志民族贖罪，因為是一個德國人的整體支撐了納粹黨徒和希特勒。

沒有德國人民的認同，希特勒不會上臺，不能掀起屠殺猶太人的惡浪，也不能發動殘酷的侵略戰爭。
“大德意志民族”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偽善，讓年輕人發狂，甚至讓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發狂，他們認同希特勒，認同納粹分子殘酷迫害猶太人。

這就是德意志民族，一個令人詛咒的民族。
為了這詛咒的贖罪，勃蘭特向猶太人下跪，向世界人民下跪。

這不是勃蘭特個人的一跪，這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一跪，是整個歐洲的一跪。這一跪，跪出了德國人民以及歐洲的本質——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歐洲！

救贖，從這里開始
日本人能夠向“南京大屠殺”的被害者下跪嗎？
以色列人會向被逐出家園的阿拉伯人和成千上萬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下跪嗎？
以色列人，該如何解讀勃蘭特的“世紀之跪”？ 

懺悔！自省！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勃蘭特勇敢地捧出了“世界良心”，整個世界何時分享他的偉大真誠？這無聲之跪，洪鐘大呂般地呼喚著日本人、以色列人和人類整體捧出“世界的良心”。

邁蒙尼德說：猶太人的理想是，“當彌賽亞到來的時候，世界上將不再有饑饉和戰爭，沒有嫉妒和沖突，福澤無邊，人人享受安逸。”（《塔木德》）

猶太民族的自我解放，有待于全人類的共同解放。
人們期待著：在這個“上帝選民”的民族，一個“先知”像勃蘭特那樣崛起，再跪下，為以色列，為阿拉伯，為美利堅，為整個世界的罪惡——強權與恐怖，屠戮與暗殺，毒品與腐敗，還有偽善、縱欲以及資本主義和私有制。

    這是猶太人的先知，也是全世界的先知。
彌賽亞，你注定要產生在猶太民族嗎？
    “上帝的選民”，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