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一場傳媒的戰爭：以巴沖突中媒體報導的偏差

亞洲周刊張翠容

最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葡萄牙作家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在聯署聲明中指，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算不上是戰爭，因為哈馬斯根本沒有可對抗的正規軍隊，聲明進一步指這其實是一場大屠殺，因為在全面封鎖下的攻擊對象已包括民用設施，例如聯合國學校、救援車隊、記者集結的建筑物和民居等，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其中不少為婦孺。

可是，從以色列到美國以至歐盟的領袖怎么說？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主流媒體又怎么說？他們幾乎每次都重復著：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哈馬斯火箭抱威脅以色列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哈馬斯首先挑釁，能否停火在乎于他們，以色列有權作出自衛行動。盡管世界各地有不少示威抗議戰爭，但仍有一股很強的民意勢力，視對以色列的批評就是反猶言論。民意得以被操弄當然歸功于傳媒不斷重復當權者的話語，因此，每一場戰爭也都是傳媒的戰爭。

不過，時至今日，多元化的媒體訊息已使得有心人操弄民意的可能性比以前困難，但主流媒體還是較有優勢，他們的滲透率仍然很高，特別在保守封閉的地方如美國內陸城鎮，有不少是布什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事實勝于雄辯。只可惜今次以色列不僅封鎖加沙，也企圖封鎖消息，禁止媒體進入加沙采訪，能夠在加沙采訪的只是原本已在加沙設有辦事處的西方通訊社和阿拉伯媒體，現在半島電視臺是唯一一間在加沙的外國電視臺。

這樣公然侵犯新聞自由，很多記者表示極度不滿，甚至上訴至以色列高等法院，我奇怪，總部設在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為什么對此保持沉默﹗雖然《紐約時報》駐耶路撒冷辦事處新聞主管Ethan Bronner抗議以色列限制國際媒體前往加沙，認為以色列違背它自稱的民主原則，但《紐約時報》在紐約總部依然沿用美國領導人和以色列官方發言人的觀點大造文章，而《華盛頓郵報》、ABC、NBC等大媒體更不在話下，自由派與保守派媒體在以巴問題立場上沒有分別，要知道，美國國會于上周的辯論中，共和民主兩黨以大比數通過支持以色列。

在主流媒體的「轟炸」下，巴人被描繪成自殺式民族、崇尚死亡的族群、要消滅以色列的種族主義者、不愿接受和平的好斗分子等等，外界有不少更視阿拉伯世界如鐵板一塊，所有婦女都是一身黑袍的封建產品，當發覺有世俗化打扮，都認定是給西方解放了，這種東方主義主宰了不少人的腦袋。

當然，阿拉伯世界有它自身的問題，這可另文再述。返回以巴沖突上，我想指出一點，哈馬斯等激進組織是怎樣形成的？要知道，早年以色列資助哈馬斯對抗當時由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

無論如何，只要有親身目擊過巴人在占領下的生活狀況，便明白激進主義的滋生原因。在媒體上，我們較少看見巴人在幾百公里隔離墻下的生活，又或上千個檢查站對巴人造成的騷擾。以色列對此可以辯解為反恐，但，當我親臨現場，才發現隔離墻其實已是偏離了六、七年的綠線(Green Line)，深入巴人土地，這綠線為聯合國所界定的以巴國疆界。因此隔離墻被視為反恐之馀亦有吞并土地的目的，這目的與以色列國家安全無關。

至于以軍檢查站，其設在巴人自治區內限制巴人活動的真正理由，乃是要保護自治區內的猶太殖民區(屯墾區、定居點)，這點亦是美國主流傳媒甚少提及的。猶太殖民區的興建與國家安全也沒關系，它的所在地全是巴人自治區的水源地方，因此被視為霸占土地、控制資源的手段。而隔離墻與殖民區令到巴人土地支離破碎，失去建國及發展的條件和可行性。

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確是和平進程的障礙，他們必須停止以平民作籌碼用暴力達致政治訴求，或許巴人真的需要甘地精神，但以色列也一樣否認巴人的生存權利，只要占領的一方一味靠軍事強勢作不公義行為，那么和平更遙不可及。

我曾經隨著以色列一個和平組織「反對以色列拆屋委員會」(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跑到耶路撒冷，看見以軍在巴人措手不及下清拆民房，迫使他們離開，但他們與恐怖分子完全無關，而拆屋政策亦與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無關，而他們興建隔離墻是要毀掉巴人經濟命脈的橄欖樹，這種做法只會挑起更多的仇恨和暴力。

這是一個土地的沖突問題。從以色列上述手段來看，以色列最深層的策略就是要建立大以色列國，火箭抱只是開戰的表面原因，在表面原因爭論是毫無意義的。歪理重復千遍便變成真理，美國和以色列有足夠龐大而強勢的宣傳機器來塑造民意，制造言論的代理人。現在就要看國際公民社會和另類媒體如何發出他們的另類聲音，好好去打這一場傳媒之戰﹗

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者，曾多次前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區采訪，著有《行過烽火大地》等書。

巴以沖突挑戰記者

2009年01月17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著名戰地女記者，多次深入向來有“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地區）

　　 沖突每天都在上演，但，不同的文明必然會產生沖突嗎？我在以巴地區現場看見了一場悲壯的和平運動，原來，沖突不是該地區唯一的結局。

　　 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走到以巴地區，筑起一幅動人的和平之墻，要向發動戰爭者說不，他們要指出一條出路——公民社會。透過國際民間社會之間的團結與努力，不同文明與民族之間，是有能力以合作、共存代替對抗。可是，在這方面的報道不多。

　　 “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Virginia Woolf

　　 以巴有太多真相，等待記者去發掘，去解剖。

　　 舉個例子，哈馬斯的上臺，不是一次偶然，但，大家感到意外，乃是由于傳媒的失職。過去，我們一直所閱讀到的以巴沖突，就只停留于恐怖分子與人肉炸彈。

　　 我作為一名記者，同時也是讀者，總渴望能窺探新聞故事背后的故事。可是，從美國到以色列以至歐盟一言堂的記述，弱勢的一群總是無法表述自己，那得要靠記者親訪現場，并且忠實地作出記錄。

　　 我曾兩次走進哈馬斯的世界——加沙地帶，我對加沙的小孩有過這樣的描述：“一位看來九歲大的小孩踢了我一下，他怒目而視，用力強搶我的背包，他可能不是想拿走我的背包，只是想宣泄心中的憤怒……

　　 這里的小孩與西岸相較，來得特別暴戾，我的翻譯賈巴爾 （Zaber） 為他開脫說，他的家國被毀、哥哥 ‘殉道’、爸爸失業，而天上不時盤旋的 F-16 戰機，把他僅余的童真拿走了。不要以為他九歲，他已經13歲了，因以軍的封鎖政策而造成長期物資短缺，加沙的小孩嚴重營養不良。他拿起一塊石頭，跟著他后面的小孩也拿起一塊石頭。在這塊石頭上，刻劃著他們的心靈創傷所帶來的全部痛苦。”

　　 2006年法塔赫被指貪污腐敗而下臺，但，哈馬斯上臺，國際社會仍然沒有認清或是不愿正視激進思想萌芽的主因，竟發動起杯葛行動來，加沙緊張局勢加劇。

　　 傲慢與無知，我夠膽這樣說，造就了今日的中東局勢。就好像目前以色列再次濫炸加沙地帶，不知會導致何種結局？

　　 向加沙揮別的時候，我想起一首詩︰她說／床／你已做好／現在到了躺上的時候／我是如此堅強／希望活得更加長久／至于你／我希望／死在那里／無怨無尤／現在的我滿臉淚流／雖然只有二十三歲／對死神已經不再苦苦哀求／不明白為什么你要殺我……”

　　 我向他們深深鞠了一個躬，那些戰爭的受害者，我誠懇地答應他們，會好好把那里的一切，表述出來，因為，即使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其實早已發生了。

　　 事實上，每一場戰爭同時又是傳媒的戰爭。

　　 在媒體上，我們較少看見巴人在幾百公里隔離墻下的生活，又或上千個檢查站對巴人尊嚴所造成的摧殘，不過，以色列對此可以辯護稱是反恐，但，當我親臨現場，才發現隔離墻其實已是偏離六七年的綠線(Green Line)，深入巴人土地，這綠線為聯合國在共識下所界定的以巴疆界，將來巴人建國以這界為準。因此隔離墻被視為反恐之余亦有吞并土地的目的。這目的與以色列國家安全無關，而且已給國際法庭判為違反人權的措施。

　　 至于以軍檢查站，其設在巴人自治區內限制巴人活動的真正理由，乃是要保護自治區內的猶太定居點 ，這點亦是美國主流傳媒甚少提及的。

　　 猶太定居區的興建與國家安全也沒關系吧，它的所在地全是巴人自治區的水源地方，因此被視為霸占土地、控制資源的手段。而隔離墻與殖民區令到巴人土地支離破碎，失去建國的條件和可行性。

　　 哈馬斯不認以色列的確是和平進程的障礙，他們必須停止以平民作籌碼用暴力以達致政治訴求，或許巴人真的需要甘地精神，但以色列也一樣否認了巴人的生存權利，只要占領的一方一味靠軍事強勢作不公義行為，那么和平更遙不可及。

　　 我隨著以色列一個和平組織“反對以色列拆屋委員會”(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跑到耶路撒冷，看見以軍在巴人措手不及下清拆民房，迫使他們離開，但他們與恐怖分子完全無關，而這拆屋政策亦與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無關，而他們興建隔離墻而要毀掉巴人經濟命脈的橄欖樹，這種做法只會挑釁更多的仇恨和暴力，不利以色列的安全。

　　 這是一個土地的問題，征服與被征服，占領與被占之間的角力，而不是一場文明的沖突。

　　 可是，歪理重復千遍便變成真理。美國和以色列有足夠龐大而強勢的宣傳機器來塑造民意，制造言論代理人。作為新聞工作者、作家、以及知識分子，必須常警惕，不要做強權和戰爭的打手。

　　 我們很容易用東方主義來解讀以巴問題，但，不要忘記，除伊斯蘭激進主義者外，還有那些基督教原教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帝國與民族的擴張意圖，讓這個中東紛擾而多事。

　　 記者的記錄，是否也可被視為歷史的初稿？那么，人們就會用放大鏡看你算不算客觀。可是，在中東，特別在兩派鮮明對峙的以巴地區，不論你如何客觀報道，總會有一方認為你不夠客觀。

　　 有記者以為各打五十板就叫做客觀，但我終于明白，應該要打八十板的，就打八十板，四十板的，就四十板。如有偏袒的話，那我只能說，我所偏袒的是事實，和那慢慢受到蠶食的公義。

　　 加沙的悲劇，不僅挑戰著記者的良知，同時也挑戰著全球倫理價值，和國際社會維持和平的能力。現在，就要看國際公民社會和另類媒體如何發出他們的另類聲音， 好好去打這一場輿論之戰，只有公正的認知才能推動公義，而只有公義才會達至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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