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73年春季的貨幣出擊

1971年12月，在史密森協會達成的貨幣協議，推動美國官員把所謂的“善意忽視”赤字政策轉變為故意忽視政策。該舉動迫使其他國家要么將其盈余貸給美國，為美國赤字融資（在這一過程中，也為美國國內預算赤字提供了融資），要么讓美元貶值，從而對美國出口商而不是歐洲出口商更有利。

美國的戰略家認識到，由于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而投放的過剩美元正被兌換成馬克和日元，從而抬高一種接一種的貨幣價格。這種金融波動可能導致貿易協定失效，因為對于外國政府來說，使本國貨幣與貿易體系脫鉤，并安排實物貿易來保護變動的貨幣關系，甚至實施關稅和出口補貼浮動，是阻止美國通過美元貶值獲益的唯一方法。美國的戰略家對歐洲和亞洲將會采取這些措施表示懷疑。他們的懷疑證明是對的。國外經濟體最終選擇了支持美元，而不愿冒因美國采取行動而導致貨幣無序狀態的風險。

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盡可能長久地維持國際收支赤字。畢竟，除非其他國家真正劃定底線并停止吸納過剩美元，否則誰知道美國以借貸買入進口品甚至公司的能力能夠持續多久？美國人明白，只有發生世界性貨幣危機，才能結束免費搭車的現象。顯然，在外國的經濟生活中，外貿和外資越是重要，越意味著世界性危機對她們的打擊比對美國更大。因而，1972年至1973年，隨著美元泛濫的加劇，觸發一場世界性貨幣危機的威脅，成為美國揮舞得恐嚇世界的大棒。

早在1967年4月，人們就意識到，外國政府無力實施有意義的報復，也無法完全斷絕與美國及美元本位的聯系。兩位銀行經濟學家——美國銀行的魯道夫·皮特森（Rudolph Peterson，隨后成為皮特森外援委員會主任）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的約翰·迪瓦爾（John Deaver，芝加哥貨幣主義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門徒之一）——徑自建議，如果歐洲威脅要將其不需要的美元兌現為美國黃金，美國應該斷然中止黃金銷售，切斷美元與黃金的聯系并使美元下跌，從而阻止其他國家傾銷美元。

迪瓦爾博士寫到：“如果美國財政部開始自行隨意地買賣美元，外國中央銀行將面臨一個嚴重的兩難境地。由于它們持有的美元不能自由兌換為黃金，它們就不得不決定如何處理其擁有的美元，以及如何處理本國商業銀行為兌換本國貨幣而提交的美元。但這是一個令人最不愉快的選擇。一方面，如果它們允許美元貶值，美國出口品價格相對于它們國內產品價格就會下降。進言之，這會使美國出口品在第三方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大多數出口商和海外商人極力反對這個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如果外國中央銀行繼續支持當前的美元匯率，這會使它們更加毫無疑問地捍衛美元本位……如果毫不含糊地澄清，一旦發生危機，美國就會立即中止給予外國中央銀行自由購買黃金的特權，那么，決定是否捍衛美元的重擔就從美國的肩上轉移至歐洲和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肩上。”[1]

對于這些觀察的赤裸裸的進攻性，美國官員表現出某種窘迫。而迪瓦爾博士很快離開大通曼哈頓銀行，從此消失于世界經濟舞臺。但他的理解顯然一語中的，因為一年后，也就是1968年4月，當美國財政部從最大的中央銀行獲得“自愿”協議，不將其得美元兌現為美國黃金時，該戰略的第一階段得以運用。

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黃金禁運，這是其新經濟政策的官方支柱之一。停止黃金兌換，實際上是迫使歐洲在持有或者拋售美元（主要體現為短期國庫券的形式）之間作出選擇，從而允許美元匯率自由浮動——也就是事實上的美元貶值。這導致美國的收支赤字，即世界美元過剩，不是美國面臨的問題，而是德國、日本和其他收支盈余國家面臨的問題。

尼克松把美元和黃金脫鉤一年后，著名的自由貿易經濟學家、美國財政部顧問哥特費雷德·哈貝勒（Gottfried Haberler）敦促政府繼續追求現有目標，而不考慮貿易赤字。他強調，美國經濟政策的首要前提是，“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貨幣、財政政策，‘需求管理’）應該由國內政策目標，即就業、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來指導，而不應該用來影響國際收支赤字”。與他的自由市場觀點一致，哈貝勒敦促美國政府“不要企圖通過進口限制、出口補貼、資本輸出管制、‘購買美國’政策等等控制性手段來改善貿易赤字”。美國可以不理會貿易逆差，并“執行一種被動的國際收支平衡政策，也就是‘善意忽視’政策……事實上，1971年8月之前，尼克松政府一直是在顧及收支平衡的情況下實質性地執行被動的收支平衡政策，但官方聲明竭力否認這種情況”。實際上，哈貝勒認為，可以追溯到約翰遜政府時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大躍進”，就是“不受國際收支平衡的制約。”[2]

有趣的是，哈貝勒沒有反映貨幣稀缺的情況，美國經濟內部的自我約束迫使其他國家為了抵御美元過剩的風險，而對本國貨幣和資本市場進行管制。他的結論簡單地是，美國“不應該設法使美元貶值，而應該讓其他國家改變其本幣的平價，從而改變美元的匯價”。如果可以抬高一種接一種貨幣的價值，那么這一過程的結果是，美元將保留在獨一無二的無約束地位，相對于其它重估的貨幣繼續維持低價。這使美國政府能夠擺出這樣的道德立場：它沒有使美元貶值，而是其他國家正在重估其貨幣。但是，如果美國自己使美元貶值，其他國家可能會效仿，這樣產生的實際效果只是調高黃金價值。

哈貝勒回應了皮特森和迪瓦爾的觀點，指出世界收支盈余國應對美國收支赤字的選擇有三種：“一是通貨膨脹；二是貨幣升值或浮動；三是增加美元儲備”。所有這些措施均有利于美國，外國增加進口（特別是從美國）和削減貿易壁壘的政策也同樣對美國有利。

如果經歷美元涌入的國家使美元通貨膨脹發生作用，上述的系列選擇就會產生迷人的結果。在那種情形中，美國收支赤字將使收支盈余經濟體通貨膨脹，直至出現新的貨幣均衡。哈貝勒解釋說，“在未來的某一天，一個持有美元的外國人也能置身于美元過剩的通貨膨脹，這不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將看著自己的美元儲備逐漸縮水。如果這種情況在許多國家大規模地發生，這就將美國帶回美元短缺和輸入性通貨膨脹的時代。”[3]隨著外國以通脹價買入美國商品和資產，世界商品和資產價格將上漲，從而，以當前世界產出計算，美國官方外債的價值縮減。如果十年后物價翻一番，未清償的美國外債的真實價值就會縮水一半。

這樣的貨幣調整過程將使美國能夠以已貶值的美元清償其外債，也就是說，在美元可以兌換最大量的外匯，以此為美國投資者接管外國經濟體融資時，借入美元。到償還時，美元的匯價已急劇縮水。從而，美國投資者能夠以“廉價”的美元償還債務。

本質上，正是這種邏輯，推動尼克松總統不斷升級“善意忽視”政策。1972年末，尼克松取消了第二階段的工資和物價控制，并宣布至1974年有意取消對美國資本外流的所有控制。為刺激繁榮，美聯儲系統持續擴大貨幣供應，直接帶來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快速的通貨膨脹。

該戰略是馬基雅維里式的（Machiavellian，即不擇手段的——譯者注）。通過持續擴大地濫發美元，美國將其通貨膨脹傳遞到國外，結果是，世界物價的上漲又逐漸地抵消“過剩美元”的價值。根據1968年至1972年物價和匯率計算，美國財政部欠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的750億美元債務，以借入原始債務時的購買力計算，只需要可能不到400億美元就可以清償。根據金價重估的程度，若以金塊清償750億美元債務，根據1974年末以1盎司兌換200美元計算，那么借入美元的金價不到最初價值的五分之一。

金價隨后飛漲至1盎司兌換700多美元。從而，美國自私的貨幣政策推動了世界性的物價和金價上漲。隨之而來的是，這種戰略對第三世界出口商以美元計算的國家的谷物、咖啡和其他原材料價格產生了通貨緊縮效應，使得他們的產品在交換歐洲和日本的產品時價值更低。但是，對于石油輸出國組織經濟體而言，通貨膨脹成為推動她們將石油價格提高四倍的主要原因。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由于美國的世界債權國地位，外國被納入美國經濟的衛星國，而現在，外國由于美國的債務國地位而衛星國化。實際上，當歐洲面對美國的新戰略而陷入絕望的四分五裂時，“衛星化”（satellitized）和“衛星國化”（satellization）這兩個詞也加入經濟學期刊的詞匯。正如戈登·特賽爾（Gordon Tether）在倫敦《金融時報》“銀行家”專欄中所寫的：

尼克松政府已經提供了運用如下辦法的有效范例，它的意圖是采用運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通過經濟壓力來約束外部世界，正如它長期以來通過貨幣控制手段維持其地位一樣。在近期的貨幣會議上，對于在必要情況下，合作設計支持美元的安排的提議，美國采取了拒絕的態度。……總體上，美國對力挺美元缺乏任何堅定的承諾，這意味著華盛頓依然保留著完全的自由，可以允許并甚至鼓勵市場力量推動美元再一次貶值——例如，如果世界其他國家沒有表明適恰的意愿，來縱容美國尋求其它走向的欲望和野心的話。

華盛頓拒絕討論如何支持美元，其結果實際上反映在其他貨幣的升降中……一種甚至更邪惡的注解。因為，這意味著，在阻止美元由于重估而其他國家貨幣走弱的過程中，美國扮演著如此舉足輕重的角色。她能夠自由地決定壓低某種貨幣和抬高某種貨幣。

毋庸多言，這把華盛頓擺上極佳的地位，華盛頓不僅能夠指使一國對抗另一國，還能夠向在實施經濟衛星國計劃時，與其他國家相比，不愿意合作的國家施壓。因為這些國家若在匯率領域招致美國的歧視，她們就將具有單方面重評其貨幣的風險，這是她們不愿意承受的——這樣做的代價是不言而喻的。當然，這只是開始。美國正在武裝自己，以具備如下權力：在歧視性的國別基礎上，實施配額限制和關稅壁壘。顯然，這將把美國擺上更有利的地位，能夠懲罰任何反對她的國家。[4]

特賽爾先生認為，問題在于歐洲不能形成統一戰線來對抗美國。特別是，德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美國打入歐洲團結的楔子。“近來危機的后果……顯示，在面對美國威脅要從歐洲撤軍，德國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傾向于以美國的立場來看待事情。”

特賽爾先生在另一個專欄中寫道，“美國政府的最重要目標是推動美元貶值達到相當的程度，以促成美國的出口遠遠大于進口，從而為無限制的美國海外投資提供機動的空間，這不是什么秘密。”他指出，這可能有利于美國的出口型企業，但對美國的消費者不利。“畢竟，這種形勢需要的美元持續貶值將增加美國國民不必要的生活成本……”[5]但是，美國工業部門將有足夠的外匯，來收購歐洲和亞洲最有利可圖的和技術性的關鍵部門。實際上，這一直是過去三十年指引美國政策的目標，該政策在購買智利、英國和俄羅斯等國私有化的公共企業時達到頂峰。

對于歐洲持有的美元不斷增多，美國的應對戰略基于如下的認識：因為價格在美國的許多海外交易中不起作用（或者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價格無彈性和不考慮價格來進行交易），所以美國各種可能的收支赤字將繼續存在，不會由于美元貶值而減少。考慮到石油等價格敏感的原材料扮演的重大角色，美國的貿易平衡不會很快發生轉向。隨著美元貶值，從工業國進口的許多產品的美元價格將上漲，但這不會導致美元需求的成比例下降。美國的出口也無濟于事。雖然美國出口了更多的商品，但由于美元貶值，其銷售收入的外匯價值降低。

1972年春，國際經濟政策協會發布了一份報告《美國國際收支平衡：從危機到爭論》（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From Crisis to Controversy）。報告的主要作者丹尼爾恩博士承認，外國人“已難以受控，要求其付出有形商品和服務來換取‘紙幣’，這種‘紙幣’會隨著美國通貨膨脹的加劇而貶值，同時，從美國流向國外的貨幣增加了外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但體系性的力量在于，盡管外國難于駕馭，還是簡直不存在反對美國的機動空間。歐洲陷入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兩難境地。保護自己的唯一辦法將是完全與美國經濟脫鉤。準確地說，正是這種威脅，促使英國在二戰時的租借法案談判和1946年的英國貸款談判中屈服于美國的要求。

1971年的美元危機幾乎排除了又一輪削減世界關稅，所以外國經濟體不可能降低關稅來抵制美國的出口。“美元對主要的貿易貨幣平均貶值11%，有效地抵消了美國在這些談判中準予的平均削減10%關稅的影響。……可以理解，在另一輪收復失地的貿易談判中，其他工業國決定堅持互惠的讓步原則。她們還反對將貨幣談判與貿易事務討論相掛鉤。”

美國收支改善的主要希望似乎在于資本帳戶。美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可能把更多的收入匯回美國的總部，外國投資者可能增加在美國的投資。前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Mendes France）建議，歐洲應該用過剩的美元購回美國在歐洲的企業，“也許需要在強制的基礎上，從而‘驅除’美國在歐洲的投資。正如他指出的，這樣做是有些先例的，因為英國和法國都曾被迫征用海外私人資產，來向（美國）清償她們與二戰有關的國外公債。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一位官員也恰好提出這樣的建議，以之作為解決美國收支赤字日積月累的方案”。[6]

但是，美國無意向歐洲的美元持有人提供任何類似的補償。更值得注意的是丹尼爾恩報告推薦的解決方案：外國持有的100億至200億美元應該轉換為美國長期國債（最好是非市場流通的）。通過把這些美元轉換為為近乎不流動的資產，這將阻止外國中央銀行將其持有的美元兌換成流通中的貨幣。

這份報告發現了其他國家減少貿易壁壘的“道德理由和經濟邏輯”，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每年在美國追加購買的價值10億美元的食品，將保持美國駐歐洲軍隊的軍費收支平衡。……簡直難以構想比這更恰當的可兌換概念。”[7]從而，歐洲將越來越依賴于美國的糧食，這進而強化并資助其軍事依賴性。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明白，歐洲的同事們像自己一樣地清楚，即使美元貶值或外幣被迫升值，以及不考慮東南亞和平的可能性，美國收支赤字每年也是以6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只有大幅度縮減軍事行動和關閉海外軍用設施，或者重新征收被禁止的保護稅（伴隨海外駐軍的），才能把國際收支賬戶中的軍事總支出減少到可管理的比例。后者將嚴重影響征募新兵和延長老兵的服役期限，前者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產生重大政治和軍事影響。”[8]這也將挫敗尼克松總統組建一支全志愿軍的希望，至少在現有條件下，美國將在歐洲保留一支強大的軍隊。報告得出結論，美國政府應該接受一個前提，即美國將維持每年60億美元的收支赤字。

從當前的角度看，當時美國希望維持的赤字顯然少得可憐！其赤字成百倍的增長標志著美國的成功：美國已實現讓外國人為她似乎無限大的收支赤字融資。

考慮到美國的收支赤字主要來自于軍事支出，而不是貿易逆差。丹尼爾恩實際上建議，為了使美國政府能夠支付其單邊決定的冷戰計劃和其它國際政策，美國應以自己的勞動力和資本代替歐洲和日本的勞動力和資本。外匯收入將移交到海外公司的美國買家手中，并且外國市場不計價格地對美國出口商做出承諾（特別是對于農產品出口），這一切將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買單。

在丹尼爾恩報告中，最新奇的建議是，通過建立美國公共發展公司，為美元匱乏融資，該公司“將依法建立，以有吸引力的利率，還可能提供保值，從外國中央銀行、個人、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長期地借入美元現金。保值的實現可以通過以特別提款權或者與特別提款權可兌換的外匯，計價公司票據。其收益將貸給美國的市、州和其他機構，用于城市發展、學校用房、運輸、污水處理工廠和其他需要改善的方面。其利率將接近于免稅債券的利率。”[9]

所提議的金融中介機構將減少美國以稅款和國內借款為政府支出融資的需求。這將允許減稅，并不經意地為美國出口商帶來競爭優勢，因為外國政府將對其國內居民征稅，以獲得向美國政府的公司放貸的美元。除了國內的征稅需求得到降低之外，美國國會還將解除其對美國政府海外和國內支出計劃的限制。

此建議將為美國聯邦支出建立一種有效的長期動力機制。美國政府將維持國內預算及國際收支赤字，為其軍事及相關支出融資。這筆錢將積聚到外國的中央銀行手中，它們把其再貸給美國，為美國的發展融資，而不是為本國經濟發展融資。

丹尼爾恩報告建議，美國財政部應提供保值的條款，它將取決于外國同意“承擔其共同防務成本，并根據絕對數量提供更大比例的外援”。換句話說，外國政府將通過世界銀行、美洲發展銀行和其他由美國政府控制的機構為美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援助融資，而不是通過歐洲和亞洲的各自機構服務于本國利益。另外一個條件就是，歐洲應放棄其共同農業政策！[10]

顯然，這份報告形成了美國官方需求的基礎。1973年1月，《總統經濟報告》敦促美國政府若沒有獲得實質性的外貿和投資讓步，特別是農業方面的讓步，就不參與任何國際金融改革。這種立場被稱為“單方一攬子方案”。其目的在于針對德國和日本等收支盈余經濟體，單方面地提高美國關稅，而又不違反所有國際貿易協議之基礎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經濟受損國注定會運用關貿總協定原則實施報復，正如1962年發生于美歐間的玻璃和雞肉關稅戰。盡管已實施了上述貿易制裁，美國政府還得到國會和全國工會的支持，提高關稅和施加“自愿”配額等特別的非關稅壁壘。美國財政部長舒爾茨在197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就此事表示：“‘非競爭性貶值’和‘最惠國待遇’等基本規則已經為美國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們和其他規則需要重新評估、補充，以適用于當今的條件。”換句話說，這些原則不再適用于美國的經濟哲學，應不予理睬。

在1973年的《經濟報告》中，美國清楚地表達了第二個目標，即通過凍結相關水平的世界中央銀行儲備，建立金融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financial Procrustean bed）。收支盈余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到超過世界總儲備的一定比例，她們將有義務重估貨幣，可能是基于這樣做雖然將打破她們的國際收支平衡，但將恢復國際經濟平衡。相反，當一些國家發現其外匯儲備低于一定界限時，她們可以實施貨幣貶值，即使她們的赤字是由軍事支出所致，而不是由私營部門的貿易所致。只有她們的儲備水平，才能作為“調整的客觀指標……而不是區別一系列交易與另一系列交易。”[11]

從而，調整的重任由收支盈余國承擔。如果由于投機資本介入、美國軍隊開支或美國對她們的經濟的投資接管，德國馬克或日元的價值被抬高，那么西德和日本將不得不重估貨幣和重組經濟，以適應華盛頓單方面決定的經濟政策，從而懲罰她們的出口商。

對于累積的美元負債，《總統經濟報告》建議，把美國債務轉換為特別取款權，也就是轉換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一般性債務，而不是美國的特別債務。當然，擺在面前的一個問題是，在某種程度上，國家必須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因此，經濟顧問們主張，美國財政部欠外國中央銀行的750億美元官方債務應該在沒有相應負債的情況下注入世界儲備資產！與丹尼爾恩報告放出的試探性話語一樣，他們倡議，外國中央銀行建立“投資基金”，購買美國的普通股和其他有價證券。該計劃的目標特別針對“具有相當大規模國外資產的石油生產國”。[12]不是要求收支盈余國運用其出口收入，推動經濟現代化，而是要求她們為美國的支出和投資融資（如此具有深遠意義的建議從未向具有赤字的第三世界國家提出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Tanaka）在檀香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會晤，同意日本從美國增加10多億美元的進口。該進口總額包括增加4.5億美元購買美國的農產品，3.2億美元購買以現金支付的民用飛機，3.2億美元的鈾濃縮器。日本還同意購買10億美元的氣體濃縮設備，用于和平地利用核能。但是，盡管日本采取了這些措施，她持有的美元10月份還是增加14億，使其國際儲備達到232億美元。[13]

在資本賬戶上，1972年，美國持續地放松銀根，刺激大約85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外流，美國的總債務大幅度增加了103億美元。這大大地超過了69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以今天的標準看，該數額似乎很小，但是，當時，它超過美國1971年貿易逆差的3倍，若美國維持黃金可兌換性，它將減少美國一半的黃金儲備。1972年，美國把軍費開支保持在47億美元，雖然美國在東南亞的支出較少，但她在世界其它地區的軍力增多。

美國官員對消除赤字無動于衷。美聯儲繼續增加貨幣供應并壓低利率，以促進國內生產擴張。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反對花旗銀行提高最低貸款利率，并說服其壓低到6%。這樣的利率刺激美國資本流向海外，因為在海外資本可以獲得更高的利率。僅在1973年第一季度，美國收支赤字就上升到103億美元，它相當于1972年全年的赤字。美國官員繼續若無其事，似乎美國的赤字是外國的問題，只是老生常談。他們建議歐洲通過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也就是讓美國農民取代歐洲農民，處理歐洲的過剩美元。對于這個要求，法國總統蓬皮杜明確指出，“歐洲沒有理由通過購買彌補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根本就沒有任何理由”。他表示，赤字“首先是美國的問題”。[14]

1973年2月－3月，事情發展到危機的程度。這時，美國的貨幣戰略已經成形，并一直貫穿于20世紀80年代。起初，美國官員抱怨，史密森協議不允許美元充分貶值。2月7日，美國國會議員威爾伯·米爾斯（Wilbur Mills）宣布，“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兌換關系將不得不再進行調整”，其幅度將遠遠超過1971年12月11%的貶值。持有美元的私人和投機者得到暗示，開始拋售美元，而買進馬克和日元。在這周結束時的2月9日，西德的中央銀行發現它必須買進大約60億美元，以保證馬克不上漲，其中包括僅在星期五米爾斯聲明之后就買進的20億美元。[15]2月10日星期六，東京關閉了外匯市場，以應對美元對日元將貶值25%和美國將對日本出口征收特別附加費的謠言。

周末，共同市場國家討論了如何應對美元流入。德國提議，由9個歐共體國家帶頭為實行聯合浮動制融資，但是遭到意大利的反對，因為其國際收支平衡不如歐共體其他國家那么健康。法國既反對同等提高法郎與馬克的價值的浮動，又反對單邊的德國馬克升值，認為這將損害共同農業政策。因此，法國和意大利提出一種雙重兌換結構。資本投資交易率將自由地上升，以阻止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美元投資，但外貿率將下降，以不損害法國和意大利的出口機會。

德國不想重估馬克，在此前的三年，馬克對美元已經升值超過25%，對歐洲其他貨幣升值超過15%。德國的汽車業、造船業和鋼鐵業由于持續上升的匯率而低迷。例如，大眾三分之一的汽車是在美國銷售的。雖然以貶值的美元計算，德國向美國的出口品價值仍然小幅地提高，但以馬克計算，卻大為縮水。

周末，美國副財長保羅·沃克爾分別會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但避免與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市場正式會談。他分別與歐洲國家央行行長進行討論，就是試圖使這些國家相互爭斗。《華爾街日報》認為，“15個月前，在羅馬，沃克爾先生和康納利先生不得不與一個機構打交道，他們非常不喜歡這樣做。共同市場的部長們作為一個集團召開會議時，除非集體同意，否則根本達不成任何協議。”美國已汲取教訓：“若不得不與共同市場打交道，就避免。”還是分別去柏林、巴黎和倫敦合適。《華爾街日報》預期這樣的政策可以產生更好的結果，它總結道，“本周在歐洲幾國首都所提的問題是，這種（分而治之的戰略）是否是未來危機的處理程序，若是如此，共同市場將注定不具有實質性意義。”[16]

美國已經發出地緣政治攻擊。歐洲拒絕放棄其農業政策，這迫使美國只能從貨幣領域解決其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在這方面，歐洲感到沮喪。波士頓聯儲銀行在《新英格蘭經濟評論》上寫道，針對美國的貨幣侵略，“千真萬確的是，存在著反抗運動”。“但那是一場不流血的反抗，其范圍受到限制，目標飄忽不定。”[17]

《華爾街日報》列舉了一些美國正從貨幣混亂得到的好處。“美國駐倫敦的一位官員笑著說，‘力量存在于柔弱之中’。馬克和日元的升值越快，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就越有競爭力。”[18]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正有助于美國政府的國內預算赤字融資。“因為外國的中央銀行通過其市場干預才獲得美元，為了保值，它們從紐約聯儲銀行購買美國有價證券，以便從它們的儲備資產獲益。這類購買截止上周三（2月7日）的一周內達到16．6億美元，有助于美國的預算赤字融資，并降低了在美國市場借款的成本。

在截止1973年3月31日的整整一年中，日本共投資34億美元于美國國庫券，而歐洲投資了136億美元，其它地區投資5億多美元。這使美國居民無須借錢給美國財政部，他們可以將這筆錢用于國內資本消費和對外投資。

美國指出，她寧愿直接控制進口，而不愿美元再貶值，并威脅稱，針對來自日本、德國和其他收支盈余國家的進口，要重新征收1971年8月非法的15%的進口附加費，輔之以特別關稅和配額。一位法國商人問道，“這難道就是美國在圣誕節轟炸越南的對等經濟舉措嗎？”。[19]

2月12日星期一是林肯誕辰的日子，美國關閉了貨幣市場。由于貨幣危機，歐洲和日本的貨幣市場仍然是關閉的。次日，外國拒絕重估貨幣，迫使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貶值近10%而顏面盡失，這是美元十四個月來的第二次貶值。

但是，對于歐洲國家來說，促使美國采取行動，而不是如美國官員一直所真正想要的由歐洲采取行動，這乍看起來似乎是一場勝利。新的美元貶值除了使外國商品比美國產品更昂貴之外，還導致持美元儲備的央行遭受10%的外匯損失。美國談判代表給予歐洲的唯一讓步（或者如所稱的“微小讓步”）是，金價升值10%，達到每盎司44．20 美元。這使外國中央銀行能夠以其黃金儲備的美元價值的名義紙幣收益抵消其美元的匯兌損失（但是，當然不會提高其本國貨幣的價值）。

尼克松總統警告稱，在美國，一場更大規模的金融混亂即將來臨。美元貶值“至多只是一個臨時方案……只有通過加強貿易立法和改變或減少巨額赤字，美元的壓力才能解除”。他進一步明確指出，貿易改革的思想很難預見“新一輪的貿易壁壘減少……我們必須適應貿易壁壘的增加和減少”。他充分利用好好先生的神話，反映美國參加了“太多同國外的貿易談判，我們所作的只是讓步，別國所作的則是得寸進尺”（他沒有舉例）。

保護主義壓力曾在威爾伯·米爾斯貿易法案中得到釋放，現又在總統層面得到肯定。《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總統很可能要求授權，基于國別施加進口附加費……針對正積累大量收支盈余的特定國家，有選擇地運用。”[20]但是，正如197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所指出的，關貿總協定規則禁止因為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而征收進口附加費。[21]這有再次發生國際關稅戰的危險，因為其他國家注定會根據基于最惠國條款的關貿總協定規則進行合法報復，自二戰以來，最惠國待遇條款一直是貿易自由化的管理原則。不過，眾議員米爾斯趁機宣布，他支持征收10－15%的新進口附加費。尼克松總統威脅，首先對法國鋼鐵施加特別進口配額，并敦促外國政府對所有急劇上升的銷往美國的產品實行“自愿”出口配額。

由于撕掉了所有自由貿易花言巧語的偽裝，美國的行為刺激日本作出反應，歐洲也帶來“出乎意料的壓力”，默認美國開出的條件。[22]在狂熱的交易中，隨著日元對美元飆升14%，日本反對黨重申他們的要求：田中角榮首相應辭職。田中角榮先生否認對貨幣發展承擔責任，“把矛頭直指美國，并聲稱自己對日本財政部長和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在日元貶值前的會議一無所知”。

歐洲官員催促盡快達成完全貨幣同盟的計劃，這將使歐洲獨立于美國的國際收支進攻。自由市場的金價，在2月9日星期五收市時，1金衡制盎司兌72．30美元，到2月14日星期三市場最終開市時跳高至1盎司80美元，星期四達到1盎司92美元。與此同時，隨著投資基金撤出美國，到海外尋求更穩定的避風港，美國股市星期二下跌5個百分點，星期三下跌17個百分點，星期四又下跌6個百分點。

所有的一切未能促使美國采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場危機。美國財長喬治·舒爾茨對美元貶值火上澆油，他宣稱，美國政府還將再次使美元貶值，但沒有詳細說明他希望貶值多少。《紐約時報》解釋稱，“貶值目標的聲明會動搖華盛頓的立場，因為如果目標實現，華盛頓將可能決定，貶值還是少一點。”舒爾茨先生強調了美國政府的進攻性貿易立場，他堅稱，美國政府具有“征收特定關稅或配額或兩者同時征收的選擇性授權，以捍衛美國工業”。[23]美國國會授予了尼克松總統史無前例的個人權力，對世界其他國家發動一場關稅戰。

歐洲被迫在如下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要么允許美元再貶值，要么“自愿”地默認美國的關稅和配額進攻。美國官員公開承認，此種危機局勢如何有利于美國的機動。舒爾茨先生解釋道，“在人們所認為的危機氣氛中，如果一國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她就會明白她能干什么。美國政府發現了一場它占據主動的危機，并獲得它想要的結果。”舒爾茨的副手保羅·沃爾克回應了他的評論，認為貨幣危機和美元貶值有助于“加強國際貨幣體系的建設性改革”。該觀點得到整個華爾街的認同。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 & Co.）首席經濟學家山姆·納卡伽馬（Sam Nakagama）認為，“過去兩個月出現的所謂的貨幣危機，實際上是尼克松總統為了實現其貨幣目標而故意促成的。為了創建一個更靈活的貨幣體系，財政部長舒爾茨似乎已經得到他想要的一切”。[24]

歐洲的反應是火冒三丈，但是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美國挑戰》（The American Challenge）作者雅克·舍溫-施雷伯（Jacques Serven-Schreiber）攻擊稱，“美元貶值是‘殘忍的行為’，它將影響歐洲各個家庭。”法國社會黨反對派領袖弗朗西斯·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警告，“美元貶值標志著貿易戰的開始”。[25]皮埃爾－保羅·施韋澤，即將離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試圖通過強調美元已經成為一種估值偏低的貨幣，而回避美元再貶值這個議題。但是歐洲擔心，由于尼克松總統已宣布，他試圖在1974年消除所有美國對外投資的限制，美元的持續流入將大大加劇，在歐洲從事更多的投資接管交易。在當年1月，該項管制確實被取消了。

對于所提議的美元問題解決方案，美國學院派經濟學家像美國官員一樣油腔滑調。耶魯大學教授理查德·庫伯（Richard Cooper）、麻省理工學院的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布魯金斯協會的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Krause）一同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不加限制地將特別提款權貸給美國，若必須限制，可以放貸60億美元，償還期是40年。[26]到那時，通貨膨脹無疑將抹去這筆資本的大部分價值。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消除現有的單個國家特別提款權“持有限制”。為此，各國將發現，她們要像以前盯住美元一樣盯住特別提款權。

《紐約時報》指出，“從1969年末到1972年秋，美國僅僅通過要求其他國家增加美元貨幣儲備數額[也就是將這筆儲備投資于美國短期國庫券]，就為她對其他國家增加的455億美元負債提供了融資。美國官員認為，這種美元本位運行良好，無須匆忙地改變。一些歐洲人抱怨，美國通過印刷美元創造國際貨幣儲備的能力，為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不勞而獲，而且，實際上，美國已迫使其他國家為其冒險活動如越戰買單。歐洲人認為，美國毫無國際限制地獲得信貸的能力，就是晚期戴高樂將軍所稱的‘過度特權’。有人依然記得，伊曼紐爾·康德1795年所寫下的，國際信貸體系由單一國家操縱是‘通向永久和平之路的最大障礙’。耶魯大學羅伯特·特里芬教授指出康德還說過，‘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抵抗這樣的國家及其要求是正義的’。”[27]

與歐洲和日本一樣，原料出口國也遭受損害。“澳大利亞的大礦業公司，其礦石合同（主要和日本）一直是以美元簽定的，估計這周美元10%的貶值將造成該行業一年減少2．5億美元的收入，除非澳大利亞也降低貨幣價值。”[28]美元貶值已經迫使許多澳大利亞煤礦倒閉，預示著新南威爾士棉花種植者的損失超過650萬美元，小麥種植者每年損失200萬美元。石油出口國的損失更大。

歐洲經濟學家加快了始于1974年的共同市場經濟與貨幣聯盟計劃的步伐。他們急切期望以一種更穩定的價值標準取代美元，這樣，本位貨幣就不會迫使歐洲通過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為美國政府的國內預算赤字融資。英國的約翰·威廉森教授和意大利的高官們提出了一項希望發行歐元的計劃，在28年后的2002年，歐元才得以引入。該計劃“設想由歐洲儲備銀行向各成員國中央銀行發行歐洲貨幣（Europas），交換它們的貨幣儲備及配額。儲備銀行就擔當中央銀行的職責，它向各商業銀行發行以歐元標價的債券。各成員國央行將管理歐洲貨幣在本國的平價，而歐洲儲備銀行將管理歐元與美元的匯率”。[29]這些歐洲貨幣將取代歐洲資本市場上的歐洲美元，從而恢復對歐洲貨幣供應的控制。歐洲美元將無處可去，而只能撤回美國，這使美國經濟而不是歐洲經濟發生通貨膨脹，作為交換，良幣可能驅除劣幣。

歐洲的選擇是，要么被分而治之，要么繼續開足馬力，走向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大部分歐洲人喜歡后一種選擇，但是從美國外流的美元已達到如此高的速度，以至于西德和其他收支盈余國不能保護自己。3月5日，世界外匯市場再度關閉，并持續了兩周，這是近代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

在這場危機中，美國談判代表拒絕就任何議案向歐洲做出讓步。美國財長舒爾茨甚至拒絕如下建議：美國應提高利率，以吸引更多美元回國。其理由是“國內信貸措施的采取將根據國內經濟發展情況”，而不是根據外國的關注。[30]這種立場的內向性讓人想起1933年夭折的倫敦經濟會議。

隨著金價被推向1盎司100美元，法國的雅克·魯艾夫（Jacques Rueff）敦促官方金價至少得翻一番，達到1盎司80美元。這將使美國的黃金貨幣價值從100億美元上升至200億美元。他建議，歐洲或許應該以低利率把黃金升值后的利潤貸給美國。但美國官方卻敦促采納相反的政策，降低黃金的官價，以導致其非貨幣化，這樣，歐洲和亞洲就不可能使用它們的黃金儲備對付美國，而美國在19世紀20、30、40和50年代就是那樣使用黃金儲備對付歐洲。

美國的經濟戰略家討論了美國財政部突然傾銷其黃金儲備到世界市場的前景，或許英國和其他一些代理國的中央銀行也會加入這一行動。如果美國失去其黃金，她的鐵桿盟友，依此類推，一些其他國家也會失去黃金。這將消除對一國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維持收支赤字的能力施加客觀限制的最后一線希望。[31]

1973年2月和3月初，西德中央銀行不得不購買80多億美元，支持美元對德國馬克的匯率。最后，3月14日，西德再次重估馬克。兩天后，13國加上美國的財長在巴黎會晤并發表聲明，除意大利、英國和愛爾蘭外，其它9個歐共體成員國及瑞典和挪威將維持其貨幣上下2.25%的浮動區間。三個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同意，一旦新的歐洲固定匯率體系啟用，就與之掛鉤。美國不同意于1974年消除其對貨幣外流的控制，除非美國的貿易赤字得到改善，并承諾“消除對資本流入美國的控制”。但正如事實證明，美國食言了，其行為剛好相反，取消了對資本流出的管制，同時使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和其他美元持有國承諾不得收購美國任何重要的公司。[32]

3月19日星期一，當世界外匯市場最終重開時，歐洲人采取了許多措施，力挺美元。法國宣布，允許法國銀行的外匯存款實行免息支付，對外匯存款實施100%的存款準備金率。更嚴重的是，這項新規定的有效期追溯到1月4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宣布了相似的措施，西德已經施加同樣的限制。比利時和盧森堡針對非本地居民的銀行賬戶增加額超過一定水平，執行每周支付0．25%的負利率。

這些行動使歐洲美元持有者失去了運作的空間，其中，外國投資者不可能贏得利息；國內銀行發現其外匯存款被凍結。甚至西班牙也采取措施，防止其貨幣成為投機資本的工具，她禁止外國人和非本地居民使用可兌換的比塞塔賬戶進行自由的貨幣交易。外國人等原來可以把其賬戶上的資金兌換成其原始貨幣，然后帶出西班牙，但此后比塞塔只能在西班牙國內使用。對所有外匯賬戶都禁止付息，并實施100%的存款準備金率。

美國報紙把美元遇到的困難歸因為跨國公司和阿拉伯石油生產國酋長。2月12日，關稅委員會報告稱，美國跨國公司持有2680億美元的流動資產。這筆錢的大部分指庫存貨款、應收賬款、子公司和其它公司的短期信貸，因此，它們不能用于貨幣投機，但給人的印象是，這些短期資產的貨幣價值只要發生5%的變化，就能導致世界貨幣危機。

當然，千真萬確的是，這些公司控制的金融資源是巨大的，它們只要提前買入那些即將升值的國家貨幣，賣出那些貶值時機已經成熟的國家貨幣，就可以導致國際貨幣波動。國際公司能夠把存款從一種貨幣兌換成另一種貨幣，但是大部分公司不愿意其財務人員成為貨幣投機者。許多公司和銀行非常痛恨這種行為，而且許多大公司擔心，如果它們像惡劣的貨幣投機者那樣行為，就會被施加控制。

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選中的惡棍。有些人因反對阿拉伯國家而居心叵測，他們緊緊抓住如下謠言：科威特酋長已經把他持有的25億美元基本上兌換成黃金和硬通貨。[33]費蘭茲·匹克（Franz Pick）指責俄羅斯，控訴俄羅斯的外匯銀行從大規模的美元杠桿性投機買賣中獲利。上述公司、阿拉伯酋長和可能的共產主義國家擠兌美元的行動，被刻畫為造成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困境的罪魁禍首，美國政府似乎僅僅是一個天真的旁觀者。

同時，美國官員繼續發表煽動性聲明，表示美國需要美元繼續貶值、放松銀根和解除資本控制。保羅·沃爾克在巴黎的美國銀行家協會會議上演講時表示，美國“質疑把如此高度的自由裁量權授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因為這將損害美國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34]

歐洲人回答說，他們處于美元的十字路口，實際遭受的磨難威脅著其經濟主權。當法國官員再一次要求美國支持美元時，被美國一口回絕。在3月份的最后兩周，德國聯邦銀行吸收了主要來自比利時、荷蘭和法國進行貨幣交易的15億美元。到6月末，流入西德的美元迫使德國馬克在6月29日再次升值5．5%。這是自1969年以來的第5次升值，四年前，1馬克兌25美分，現在1馬克兌41美分。

導致德國貨幣升值的因素之一是，在黃金官價每盎司44．22美元時，沒有任何國際黃金交易發生。黃金的非貨幣化消除了黃金對國家或者至少是美國維持國際收支赤字的能力的限制。3月末，黃金的自由市場價格飆升到1盎司100美元的水平，到6月，已經上升到1盎司125美元。傳聞意大利在自由市場上賣出300噸黃金，以獲取的美元結算其對共同市場其它中央銀行的國際收支赤字。但是大部分具有國際收支赤字的國家都試圖保留黃金，而使用其不想要的美元支付西德和其他收支盈余國。[35]據說，蘇俄一直持有黃金，直到金價上漲至1盎司200美元。

7月6日星期日，美國外交官顯然已同意與歐洲平等地分擔歐洲貨幣貸款可能帶來的任何外匯風險。“缺少這樣的協議是達成中央銀行干預共識的主要障礙之一。”[36]其思想是，如果美國借入馬克或荷蘭盾來支持美元，在償還這些借款之前，美元貶值，那么美國只需承擔一半的美元貶值損失，另一半損失將由向美國提供外匯貸款的中央銀行承擔。過去，英國等債務國必須完全承擔其海外借款貶值帶來的全部損失，但現在為了適應美國，而改變了規則。作為對這種準讓步的交換，美聯儲把與外國中央銀行的信貸額度從120億美元提高到180億美元，即提高了50%，包括與法國、西德、日本和加拿大的信貸額度提高了10億美元。這樣，美國官方才做出承諾，進行干預，支持美元匯率，而從3月份到6月份，美國沒有提供任何支持。

但是，美聯儲具有進行干預、支持美元的更大能力，并不意味著美國事實上會如此做。美國政府外匯交易主任查爾斯·庫姆博斯（Charles Coombs）在紐約聯儲銀行《每月評論》上撰文稱，－美元的弱勢不在于美國拋售越來越多的美元到世界市場而形成的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而是因為“零星的陣發性恐慌和時而的大規模交易，這些交易認為關于美國收支地位的任何理性評估都是不正確的和不合理的。”他認為，問題在于美國商品和服務相對于外國的價格，而不是軍事支出和收購外國工業的資本外流規模。

庫姆博斯正提出經濟學家所稱的匯率購買力平價理論，有時被通俗地稱為“麥當勞原則”，它界定一國的“自然”匯率就如同麥當勞的漢堡在全世界出售的統一價格。如果不是國際“扭曲”，情況就是如此。當然，真實世界是由學院派經濟學家所輕視的“扭曲”推動的，這些“扭曲”主要來自于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資。美國的上述觀點早在19世紀中期就得到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駁斥，20世紀20年代凱恩斯對之進行了更嚴密的批判。他們倆人均指出，資本轉移或非貿易支出對國際定價具有影響。

半個世紀以前，德國和法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顯示匯率與結構性因素、資本流動和相對利率的關系比與相對產品價格的關系更密切。在歐洲，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種活生生的事實。米特蘭德將美元貶值作為一種新型的保護主義，呼吁法國聯合抵制定于9月舉行的世界貿易自由化談判。在布魯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法國官員威脅，要推動“建立歐洲共同市場的黃金集團，這實際上將造就更高的黃金官方價格。”[37]歐洲和美國已經準備在9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展開斗爭。

貿易談判已經陷入僵局。由于美元貶值使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所做出的大部分關稅減讓已經失效，更自由的貿易已不在考慮之內。這點在7月14日得到強調，那時，比利時航空公司（Sabena Airlines）訂購了10架波音737噴氣式飛機，每架價值約600萬美元，而沒有訂購法國的雙引擎Mercure飛機，其售價已提高到每架近800萬美元。[38]1969年，兩種飛機的售價大體持平，但是法國飛機具有優勢，因為其有140個座位，而美國波音飛機只有115個。該結果動搖了歐洲的如下希望：建立歐洲的自主飛機制造業，以之作為軍事獨立于美國的基礎。

美國對自由貿易造成的另一個打擊是，尼克松總統得到了美國議會的授權，如果外國不默許美國的貿易計劃并對其生產商施加“自愿”出口配額，他有權在國別基礎上征收進口附加費。由于共同市場擴大，英格蘭、愛爾蘭和丹麥加入其中，美國貿易談判代表還要求補償由此而來的美國出口損失。他們估計，共同農業政策將使美國谷物對上述三國的出口每年減少1000萬噸，并擔心未來5年內，共同市場可能成為一個凈谷物出口商。美國拒絕參加全球貿易談判，除非其他國家進一步承諾“農業部門進行有意義的和現實的談判”，特別是廢除共同農業政策。20世紀90年代，美國仍然堅持這項要求。

美國想從歐洲和日本得到的東西通過美國向韓國提議的協定而明朗化，“韓國的對美出口商有義務從美國市場進口一定量的原材料”。[39]另一方面，美國明確表示，不會向給予其他工業國關稅優惠的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新的關稅優惠，從而打擊了共同市場提出的賦予其非洲前殖民地國家以聯系成員國地位的建議。

1945年，歐洲殖民主義瓦解，解放后的結果是，美國試圖鎖定全世界的經濟體，形成一種對美國的新依賴，首先是依賴于美國的農業、航空業和軍事及其相關技術。美國的計劃是，外國在基本的糧食谷類、武器和技術方面依賴于美國的供應，并向美國的投資者出售她們的制高點，而無須考慮如下事實：美國經濟已經不能贏得外匯來支付此類控制。

5月9日，美國財長舒爾茨通知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即將進行的與其他主要國家的貿易談判“也許不應該是‘互惠的’，并補充說，‘由于涉及到其他國家的人民，‘可能必須給予的多，索取的少’”。談判“不會針鋒相對”。尼克松政府威脅歐洲，如果不能滿足美國的條件，美國國會將通過支持勞工的伯克－哈特克法案（Burke-Hartke bill），這將預示著削減美國80億美元的進口。法國領導共同市場伙伴國，抓住該聲明強調，不進行貨幣體系改革，將排除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40]

美國之所以擺出如此偽善的姿態，是因為美國正在嚴格執行其曾批評歐洲的那類配額限制。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多項農業法案包括令人吃驚的對乳制品施加長期進口配額的條款，而美國《農業調整法案》第22條已經對乳制品進口進行限制。該法案要求長期地限制乳制品進口，當年最多只能進口前一年美國國內消費量的2%。“總統只有決定和宣布，提高進口配額是出于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的需求，他才能提高配額。正常情況下，大概難以做出這種決定。”[41]

更重要的是，在批發價提高15%和食品價提高近50%的壓力下，美國對出口實行禁運，廢除了以前的銷售承諾。二戰后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意識形態也僅此而已。早在3月份，美國官員就要求日本對美國的木材實行“自愿”進口配額，以抑止日本對美國出口的需求。這些配額將補充日本對向美國出口的紡織品和鋼材實施的同樣強制性限制。但是，如果日本不進口美國的木材和農產品，她又如何能夠減少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呢？

6月27日，事態繼續惡化，美國對大豆、棉籽及其加工品實施禁運，只有事實上已經裝載上船的貨物除外。這違反了美國的出口承諾，特別是損害了日本。一周后，美國對舊金屬和另外41種農產品，包括家禽飼料、食用油、動物油脂、花生、豬油和牛脂等，施加進一步的出口管制。

美國一系列的單邊行動表明，歐洲和日本不再能夠依靠美國的供給，而只能充當美國農業和工業過剩品的后方市場。當美國提高產品供應時，她們就可以提高美國產品的消費量，僅此而已。當美國減少產品供應時，她們就必須減少美國產品的消費量，這樣，美國國內的消費與價格能夠保持穩定。

美國的貿易戰略家敦促積累巨大貿易順差的國家購買指定的美國出口品，特別是軍用產品，因為軍火交易是美國仍然保持競爭優勢的少數幾個領域之一。為了平衡從伊朗的石油進口，美國向伊朗出口噴氣式飛機和其他總額約4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它們包括激光炸彈、直升機和其他能夠成為伊朗國王5年軍事現代化計劃的軍用品。[42]6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向沙特和科威特銷售20億美元的武器，包括約1400萬美元的F－14戰斗機，這些飛機是如此先進，以至于還沒有來得及裝備美國武裝部隊。從而，美國從近東不斷增加的石油進口，得到了其向該地區不斷增加的武器出口的融資。

看來，美國只需要武裝世界其他國家，就可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該過程隱含的結果是軍事對抗。在美國眼中的理想圖景是，伊朗、沙特和其他美國軍事代理國侵略那些不選擇將其石油出口收益投入美國國防部的歐佩克組織成員國。恰恰相反，阿拉伯國家在10月襲擊了以色列。

甚至美國的對外援助計劃也變得軍事化。6月5日，尼克松總統指出，美國正在丟失的外國軍火市場已被法國和俄羅斯生產商占領，他拒絕官方禁止對軍事出口的財政資助。美國甚至將共產主義的智利也包括在美國武器援助的候選國名單，以力圖誘使智利放棄購買俄羅斯的MIG－21s戰斗機。美國國務卿威廉·羅杰斯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論述了這種政策變化是合理的，“美國不再試圖為拉丁美洲國家決定她們合理的軍事需求是什么。”[43]美國應該賣給這些國家想要的任何武器，其欠款由他們的下幾代人支付。

美國的援助戰略家思考出口信貸的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1972年2月，美國國際貨幣與金融政策咨詢委員會認為，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阻止了美國政府促進非現金、事后支付的出口。其撰寫的報告敦促各國消除信貸“作為外銷競爭的因素之一”，從而避免出口融資方面的“信貸競爭”。[44]換言之，其意圖就是防止其他國家政府利用其國際收支實力提供更有利的條款，該委員會還敦促，“建立國際安排，確保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貸沿著理性的方向發展。”其他國家應該相應地縮減她們的出口融資，盡管她們已成為債權國，這使她們能夠仿效美國傳統的信貸政策。自從二戰結束以來的四分之一世紀，美國已經贏得第一輪信貸競爭，現在美國努力叫停這場競爭，因為她看到其他國家有追上自己之危險。

隨著美國的生產率落后于其他工業國家，美國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已不具競爭力。美國已失去她在戰后初期擁有的金融和商業實力，不再具有以信貸結算出口的手段，而只能以現金結算，但是其他國家現在具備了這些手段。美國經濟正在進入觀察家們所稱的后工業化社會，但是，它顯然就是去工業化。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指責，原因在于美國已陷入“五角大樓資本主義”，其簽定的成本加定價的合同，使美國的主要軍火制造商的成本急劇膨脹。

國際上，美國每年在全世界負擔6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即將在東南亞遭受不光彩的失敗，她不能從歐洲和其他地區撤軍，否則她將回到作為由平等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的普通一員。這是美國拒絕做的。美國日益衰敗的運輸系統限制了其公認的巨大農業生產能力，而且美國正在違背其與世界所有地區的出口合同，這促使它們更加迫切地尋求必不可少的糧食自給自足。

其它國家的自給自足，正是美國的經濟規劃者在1945年及隨后的干預年那么賣力打擊的。美國僅存的貿易優勢在于軍事產品。從而，如果美國要恢復有利于自己的貿易平衡，似乎取決于全世界其他國家武裝自己的程度，而不是取決于她們根據類似于美國一直執行并成效顯著的農業保護主義政策，通過促進農業投資而發展養活自己的能力。

從根本上改善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前景是暗淡的。1973年，美元貶值10%，加上1971年12月史密森會議協商的11%貶值，兩者計算在內，軍費總額大幅度增加，據報道，每年增加3億美元。[45]由于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支出的不斷增長，貿易赤字日益加大，與之同時，即將崩潰的股市正挫敗外國投資的流入。

美蘇共管?

美國發現自己處于與德國在20世紀20年代所不同的地位。美國無法在與其資本主義盟國的競爭中取勝，她只能轉向蘇聯，以獲得預期的出口增長。這種大轉變有助于緩解美蘇的冷戰緊張關系。畢竟，美蘇經濟總體來說是互補的。俄羅斯需要小麥，并是主要的黃金和石油生產國。

1945年，美蘇貿易看起來對遭受戰爭毀壞的蘇聯更為重要，而現在俄羅斯顯然能夠為美國提供同等的利益。對新形勢的認識導致美國的冷戰經濟體系發生諷刺性的轉變。為了獲取現金或黃金，美國同意出售過剩的谷物給蘇聯。

冷戰的重要副產品之一，是美國的盟國央行大量地吸收美元。現在，該過程不再是美國及其非共產主義盟國所愿意看到的，美國官員尋求以新出現的最有前景的途徑使外匯流入美國財政部，也就是與蘇聯和中國進行貿易。鐵幕開始上升。

早在1960年大選期間，美蘇已嘗試著接近，以謀求建立某種正常的商業關系。美國要求俄羅斯清償8億美元的二戰債務，蘇聯支付了3億美元。美國國際貨幣與金融咨詢委員會后來是這樣描述談判的，“美國不可能接受蘇聯的立場：債務問題解決之同時，雙方締結協議，給予蘇聯其最惠國待遇，并延長美國對蘇聯的長期信貸”。[46]現在，在12年后的又一個選舉年，美國愿意接受蘇聯的條件。尼克松總統1972年7月訪問莫斯科結束后，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該宣言要求美國國會給予蘇俄最惠國關稅待遇，其條件是雙方滿意地解決源于二戰時租借法案的債務。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美國不久就向蘇聯出售谷物，通過為駐扎在北約邊界的蘇聯軍隊補充給養，而實現為美國駐歐軍隊的支出融資！

蘇聯一直按照1945年10月15日與美國財政部達成的協議，定期支付那部分債務。當時，蘇聯“同意分22年支付總額為2．225億美元的管道運輸費，利率為每年2.375。因此，蘇聯每年都進行償付，到1970年10月31日，已經支付1．87億美元”。但是，蘇聯對債務作了美國并不承認的扣除，包括由于美國襲擊北越，對位越南海防港的蘇聯商船所造成的8800萬美元損失費。另外，美國聲稱，蘇聯一直使用美國在二戰末留下的民用產品，對美國負債約26億美元。1972年夏天，蘇聯談判人員到達華盛頓，將通過談判最終解決這些債務。

美國起初要求蘇聯償還約10億美元，并聲稱自1960年談判以來債務利息增加了約2億美元。蘇聯則以其1960年支付的3億美元來計算。最終以2．5億美元達成協議，償還條件另待協商。蘇聯要求得到二戰后英國所享受的同樣待遇：期限為30年，每年2%的利率。美國解釋稱，這樣的條件很難滿足，建議30年期限，每年6%的利率。10月18日，達成最終協議，蘇聯在以后29年支付7．22億美元。“作為交換，尼克松總統授權美國進出口銀行延長對蘇聯的最惠國待遇，這將使蘇聯產品能夠以最低的關稅進入美國市場。”[47]俄羅斯基本上實現其目標。她提出支付7．22億美元，解決其遺留的租借法案債務。她在利息和債務清償方面做出的讓步，在7月8日間接獲得了回報，那天，蘇聯與美國簽訂了為期3年、購買美國價值7．5億美元谷物的合同。在這筆款項中，5億美元由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由于美國已經獲得蘇聯和中國的谷物市場，她減弱了其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并遵守共同農業政策的調門。只要蘇聯被擋在歐洲市場之外，她就可以成為美國的農產品市場。

許多美國公司紛紛宣布開發西伯利亞巨大的天然氣和油田的計劃。大約價值100億美元的天然氣和石油將出口到美國，用于美國開發西伯利亞油田和建造油氣輸出的油輪艦隊。1972年11月4日，三家美國公司——田納科（Tenneco）、得克薩斯州東部運輸公司和哈里伯頓輔助工程公司（Halliburton Company engineering subsidiary）——宣布，它們預計60天內，將簽訂投資37億美元的協議，其生產的蘇聯天然氣出售給美國。[48]它們還將提供和資助30億美元的天然氣運輸設備，包括1500英里的48英寸鋼管和壓縮機，壓縮機用于使天然氣液化，方便以桶裝船運至美國東海岸。在25年內，蘇聯每天將向美國出售20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其出口收入總額約189億美元，使用其中的80億美元償還美國的投資貸款。最重要的是，除了償還貸款之外，蘇聯剩下的108億美元出口收入將用來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實際上，美國將以價值鎖定的美元購買進口的能源——20世紀30年代，美國倡導自由市場的外交官曾就類似政策批評德國。

根據能源協議融資要求，蘇聯提供7億美元的現金，美國進出口銀行以6%的利率貸給蘇聯15億美元，并保證在15年內由私營部門以7%的利率貸出另外15億美元。美國同意建造20艘油輪，每艘價值1．3億美元（總共26億美元），此外，投資37億美元開發西伯利亞油田。與該計劃相關的建設預計將為美國國內提供242600個就業機會。[49]

1973年1月12日，通用電氣公司和蘇聯簽訂了一項技術交換合同。4月，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Oil）宣布投資80億美元，建造一個蘇聯化肥綜合廠，獲得該廠生產的氨水、尿素和鉀肥。[50]相關的投資還有在莫斯科建造幾家飯店和一個貿易中心。

這是冷戰時期難以理解的轉折點之一，人們大都認為，這是為了保障西方內部的和平，共同將軍事對抗的威脅指向共產主義國家。而新的緩和政策鎖定了西方與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和平。實際上，美國越是失去對其非共產主義盟國的控制，她與蘇聯就會走得越近，準確的說，就是以亨利·基辛格所稱的美蘇共管來威脅歐洲和亞洲，也就是說，美國和俄羅斯的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對付各自的衛星國。

美國實施緩和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國際收支赤字來自于她在海外的冷戰支出，以及她向蘇聯出售谷物以獲得長期的出口市場。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通過如下雙管齊下的辦法得到解決，一是盟國軍事化，二是轉向蘇聯，以她作為新的主要出口市場。

正如美國的收支赤字源于軍事一樣，其解決辦法也越來越依賴于軍事。美國通過向其全世界的盟國進行軍售，平衡其在東南亞和其它地方的對外戰爭支出。而且，美國通過加強與蘇聯和解，潛在地以歐洲和日本為代價，就可以刺激對美國的軍售需求。

實際上，美國沒有做出任何保證，她將成為蘇聯和中國的有利的工業品提供國。正如蘇聯為了信貸而在全世界采購一樣，她利用美國對其原材料提供的投資作為杠桿，以從日本和歐洲獲取更優惠的合同條款。1972年11月，蘇聯和日本就2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達成意向性協議，蘇聯還與其他國家進行著類似談判。[51]

因此，美國發現，其擁有的不利條件使自己存在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擠出局的危險。顯然，蘇聯冀望得到中長期貸款為其進口融資，而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具有提供這種信貸的更有利的國際收支地位。

最后的一幕是1973年10月的石油戰爭。當埃及和敘利亞襲擊以色列時，阿拉伯國家禁止向美國、荷蘭和丹麥出口石油。油價漲了四倍，這反映出1972－73年早期糧食出口價的模式。

石油禁運改變了國際收支模式，使美國恢復了國際收支盈余，但是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劃下了一道裂痕。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銀行，而不是歐洲和日本的銀行，成為積聚美元的主要行為體。它們視自己為第三世界國家，提議團結起來，支持全面地提高原材料出口價格。由于美國在國內外的冷戰支出所造成的國際收支赤字重負，美歐日三邊關系搖搖欲墜。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選擇的辦法是，向蘇聯出售其庫存的谷物。這使得世界谷物和大豆價格上漲3到4倍，并導致上述的出口禁運，它有效終結了戰后走向自由貿易和投資政策的舉措。在美國的領導下，非共產主義國家變得越來越信奉國家主義。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似乎已經取代戰后經濟秩序。

本書的續冊《全球分裂(1977)》，描述了這一階段的戰后世界經濟以及美國如何通過挫敗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歐洲一體化，向積累美元儲備的所有外國央行竊取財富，從而實現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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