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進一步尋求國內與國際經濟增長、發展的和平之路就必須認清西方的要害--美國和西歐大部分歐盟經濟體的霸權、經濟和人口正處于衰退晚期。雖然事實如此，卻沒人敢于指出。中國能否真正崛起?中國會成為世界和平的推手還是淪為戰爭與致命沖突的源頭?這一切都取決于中國如何拿捏西方的要害。

　　中國國內的薄弱環節

　　在認真討論西方的要害前，必須建設性地引入西方地緣政治戰略家對中國國內薄弱環節的看法。首當其沖的是西方試圖通過其大量宣傳喉舌和非政府人權組織來營造這樣的印象：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高層官員與其受命服務的普通民眾日趨疏遠。

　　中國在短短30年內財富激增，自然而然誘使多名黨內高官或市政地方官員大肆斂財。如果中國共產黨容忍這種巨額斂財行為，其合法執政黨地位將會受到威脅，胡錦濤主席也在最近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和抨擊過這一事實。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垮臺，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然而這恰恰是西方情報圈的主要目標。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借助政治化的非政府“人權”組織，身披貌似合法的外衣在中國挑撥離間，制造糾紛。

　　面對日益增長的壓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可以有多種回應之道。其一是否認存在任何違法問題或官員濫用職權為自身或其家族大肆斂財的行為，然而這種做法在當今社會是極其危險的。其二是殺雞儆猴，挑出其中的一人或多人作為個別現象進行嚴懲。

　　要求黨內官員公布個人及家庭財產，嚴打濫用職權斂財的措施會令許多人惴惴不安，但會更得民心。選舉道德高尚的共產黨領導層是使群眾心悅誠服的唯一方式，且這種做法是完全可行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稠密的國度，其執政黨領導層需要肩負當今世界最艱巨的責任，只有真正廉政愛民的人才能擔此重任。就我所知，中國并不缺少這類卓越人才。

　　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人民如何處理濫用職權的問題屬于中國內政，只能由他們自己決定。唯一需要警惕的是西方情報機構及其非政府“人權”組織正在大肆挖掘備類丑聞和權力濫用案例，意欲給中國中央政府掀起一種日益增長的動蕩氛圍。如果對目前存在的實際問題置之不理，不僅會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還會危及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未來。

　　要阻止北約情報機構編造或利用腐敗現象制造糾紛，中國中央政府必須認真吸取俄羅斯總統普京和2009年由美國煽動的伊朗“綠色革命”后伊朗政府的教訓。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對西方資助的所有非政府組織(NGO)、美國和歐盟政府援助機構，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人權觀察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等下禁入令。

　　目前莫斯科和德黑蘭已明令禁止這類外國干預行為。在過去20年或更長時間里，那些所謂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一直是北約瓦解對手政權的最有力武器。埃及軍政府就是因為反應過慢而致使政權落入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領導的“穆斯林兄弟會”手里。

　　1979年中國對外開放初期，在許多情況下，中國不經意間讓許多西方情報機構趁開放之機長驅直入。如今，面對西方全球主義對手發起的隱蔽戰，中國必須采取妥善的應對措施，切不可再冒之前的風險。然而，在嚴防西方干預的同時，政府必須對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進行相關教育，讓其知曉美國和歐盟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的真正原因及其對中國穩定的危害。

　　西方金融的要害

　　以超級大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主要問題在于：其人民以及政治、精神、商業的領袖已經丟失了道德羅盤。乍一聽可能會覺得恐怖，因為從卡利古拉統治的羅馬到希特勒獨裁的德國，這些道德淪喪的帝國一直是破壞其他國家的殘暴引擎。

　　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里根革命”要求建立不受監管的自由資本市場，取消政府對銀行業的審慎控制，這導致此后3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德淪喪，為有史以來的最大金融銀行業危機埋下禍根。盡管美國和歐盟銀行紛紛否認存在危機以安撫民眾，但危機其實比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首次破滅時更加嚴重。在此有必要大篇幅援引一名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他認為這場金融銀行業危機就是在爆發后的第6年，即2013年，都遠沒有結束的跡象：

　　銀行損失超過2，000億美元(可能更多)。約1萬億美元資產重返銀行資產負債表……隨著對沖基金逐漸去杠桿化，將有更多資產重返銀行資產負債表，但具體數額目前尚不清楚。

　　銀行需要資金和資本來彌補虧損和因資產返回所減少的收益(IAG-非自愿資產增長)。同行拆借利率居高不下，銀行放款速度減慢，部分表明銀行正采取現金源緊縮政策，以應對非自愿資產增長。銀行通過“樂善好施”的央行和市場籌集資金，主要金融機構則大量發行高信用利差的定期債券……

　　銀行同樣需要大量新增資本來彌補損失或按規定支付監管資本以防止資產返回，具體情況如下：

　　損失：2，000億-4，000億美元;

　　追加資本：1，000億-3，000億美元[按照返回資產的10%計算，《巴塞爾協議》規定該比率不得低于8%，但很少有銀行執行該水平]。

　　對于按照《巴塞爾協議II》運營的銀行，信貸模式的違約可能性將導致監管資本增加……所需資本約為全球銀行總資本的15%-25%……

　　如何滿足這一資本需求目前尚不清楚。新資本最初由主權基金(SWF)和中國的銀行提供。鑒于大多數投資者損失慘重，近期內該資金源不太可能被使用。于是銀行開始發行“混合型”資本工具，如永久性優先股等等……在許多銀行的資本結構中，混合型證券的比例不斷上升，對此許多評級機構表示擔憂。

　　資產出售也是資本來源之一，然而資產市場的現狀使資本出售不太可行，同時資本出售將給流動性和價格帶來更大壓力。

　　衍生品風險權威、經濟學家薩蒂亞吉特•達斯隨后指出，即便美國和歐盟的主要銀行能度過當前的資產負債表危機，下階段將出現大規模的實體經濟通貨緊縮：

　　上述新增資本只能幫助銀行修復資產負債表。放款和資產的增加都需要追加資本。銀行系統的放貸能力已嚴重受損，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發生改變。全球金融體系的信貸額有明確分配，如果銀行不能重新積累資本，信貸緊縮將會加劇。

　　近幾年，表外交易工具-一資產擔保性商業票據渠道、結構性投資工具(SIV)、債務抵押債券(CDO)和對沖基金(統稱“影子銀行”系統)成為新增杠桿。這些工具對銀行資金或支持依賴性大，一旦失去支持將很快發生去杠桿化。

　　資產擔保性商業票據渠道、結構性投資工具和債務抵押債券正逐步取消，相關資產重返銀行資產負債表。對沖基金業也被強制要求將杠桿比減少1/3到1/2。主要經紀機構和銀行大規模緊縮信貸，抬高了所需抵押品的標準，即使是有優質資產的抵押品也不例外。對沖基金杠桿比每減少1/2，涉及資產超過2萬億美元，這也加速了去杠桿化進程。

　　去杠桿化進程的下一階段將集中體現在實體經濟上……

　　債務將到期的優質公司會面臨更高的借款成本。商業前景黯淡且信用不高的公司，如果重新融資可能會遇到困難……

　　過去幾年發行的非投資型債券主要集中在信貸等級較低的類別，易受經濟環境衰退影響。據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評估，2/3的非金融債券發行公司目前的評級已淪為垃圾級，而10年前該比例為50%，20年前為40%。最近幾年，約一半的高收益債券評級不超過B級。這些借款方在重新融資時將面臨重重困難。

　　個人資產負債表也將面臨去杠桿化。美國消費者以及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一小部分消費者靠借款(憑借飛漲的房地產價值)來彌補實際收入降低所產生的缺口。房地產價格下降、信貸難度升高將迫使出現去杠桿化。

　　通貨膨脹也是導致個人資產負債表去杠桿化的一個原因。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導致用以還債的現金流減少……

　　經濟增長放緩也將加劇去杠桿化……在美國經濟中，家庭用品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占到所有經濟活動的一半以上，(長期)經濟增長放緩可能難以避免。美國需求是全球活動的重要推動力。最近對全球增長放緩的預測表明人們擔心……

　　公司資產負債表呈現不斷“金融化”的現象。金融市場變化會對許多依賴“金融工程”而非“實體工程”的公司造成嚴重影響。通用電氣的問題并不是特例。

　　對于個人借款者而言，個人收入下降和失業將大大加快去杠桿化進程。隨著公司和消費者減少借款，積極儲蓄，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波動性也將加陜去杠桿化進程。

　　實體經濟的去杠桿化可能會導致違約事件增加。當所借款項無以為繼時，公司和個人將會破產。隨著資產價格和杠桿總比水平的調整，金融機構在彌補反向惡性循環時將遭遇更大損失。

　　中央銀行和政府已采取措施來維持流動性并加大對金融業的直接支持。美國和西班牙已施行直接財政激勵方案。

　　這些措施旨在防止金融業出現災難性崩盤，助推金融業向信譽良好的公司和個人提供正常貸款，防止實體經濟放緩導致去杠桿化進一步加速。如果這些措施能使不可避免的去杠桿化進程以及金融資產價格調整平穩進行，那就最好不過了。

　　上文對西方主要銀行在2009年初的情況進行了說明。此后美國聯邦儲備局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并買下了相關銀行所有壞賬，除此之外，情況幾乎沒有變化。事實上，大量印鈔使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下降，這讓人想起1923年的魏瑪德國。只不過美國大型銀行因為自身資產問題無法借貸，到目前為止一直掩蓋了迫在眉睫的美元惡性通貨膨脹。

　　對約1，600年前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經濟原因稍作分析就能有所啟發。羅馬帝國也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統治階級(稱為富有的寡頭政體也許更為貼切)欲通過侵略戰爭和掠奪外國土地來擴大帝國版圖，遂頒布相關政令。然而這樣做并不是為普羅大眾謀福利，而是統治階級想積累個人財富，提高個人權力，這也是羅馬帝國從衰退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羅馬帝國的經濟模式建立在對戰敗國的掠奪上。隨著帝國版圖擴張，為鞏固政權，統治階級向邊遠地區派駐了衛戍部隊，且對外國雇傭軍的依賴日趨增強。

　　在羅馬帝國的軍事擴張中，作為帝國中堅力量的農民卻變得窮困潦倒。他們被迫離開家園，常年在外征戰，結果之一就是導致意大利南部被毀。有錢人把買地作為唯一的穩定投資方式，遂成為大莊園主、大地主。

　　國內衰退摧毀羅馬

　　有錢人大肆買地導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由從侵略戰爭中俘虜回來的奴隸耕種。小農紛紛破產，被迫離開羅馬成為無產階級、雇傭工人。他們沒有投票權，也沒有其他公民權利，在富人看來，他們不過是可以買賣、操控和攻擊敵人的“烏合之眾”，他們是庶民、平民、普羅大眾。羅馬“民主”的實質就是操控平民為帝國效力。

　　羅馬帝國政府并未建立一個恰當的預算體系，政府大肆揮霍資源以維系帝國勢力，產出卻甚少。當從戰敗地區掠奪的戰利品不再足以支付龐大開支時，政府便開始提高稅收，將巨大的軍事負擔轉嫁到人民身上。日漸高昂的稅費迫使越來越多的小農放棄耕種，任憑土地荒蕪。形勢每況愈下，為轉移民眾的注意力，羅馬統治階級的寡頭政客開始向窮人發放免費小麥并提供娛樂消遣，比如馬戲、賽車、將基督徒丟去喂獅子，等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面包和馬戲”安民之策。

　　富人買官現象日趨嚴重，民眾則把選票“賣給”各類政客以邀功請賞，虛假民主無處不在。由于越來越多的遠方作戰不得人心，羅馬帝國政府決定將征來的農民軍改編成領軍餉的正規軍，這一根本性改變給羅馬帶來了致命打擊。越南戰爭后，尼克松總統廢除征兵，支持“純自愿軍”的做法，與當年的羅馬如出一轍。

　　隨著羅馬戰士遠方作戰任務愈加繁重，需要制定更多激勵制度來招募新兵。于是僅允許本國公民參軍的制度被廢除，外國人也可以通過參軍獲得羅馬國籍，這與當今美國政府以獲得國籍來換取青年移民為其遠赴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外戰場作戰的做法頗為相似。羅馬士兵必須發誓效忠統帥，而非國家。

　　小農場逐漸被用戰利品購買的大莊園所取代，羅馬貧富差距逐漸加大。公元2世紀，格拉古兩兄弟試圖通過農業改革來限制富有議員的權力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卻落得被有錢人暗殺的下場。

　　羅馬寡頭政治愈加墮落。到羅馬皇帝統治被推翻前，富人階層已暴食成性，甚至修起供人吃飽喝足后嘔吐的大通道，吐后再吃，暴食之風盛行。

　　尼祿大帝曾說：“我們要征稅，’征稅，再征稅i我們要看到他們一無所有!”購買東方香料、絲綢和其他奢侈品榨千了羅馬的黃金儲備，很快羅馬連制造硬幣的黃金都不夠了，他們不得不減少硬幣中的金屬含量，到最后干脆一點金子都不摻。

　　隨著時間的流逝，維持羅馬龐大軍事體系所需開支愈加高昂，為此政府不斷增稅。到公元3世紀，各種苛捐雜稅繁重不堪，人們想方設法逃稅、避稅。從奧古斯都大帝到戴克里先大帝，羅馬軍隊規模擴大了一倍，其間由于羅馬貨幣中金、銀含量不斷減少，導致爆發了長期的通貨膨脹。此外，國家政府開支激增。到戴克里先當皇帝時，羅馬一共有四個皇帝，這意味著要供養四個皇朝、四支禁衛軍、四處宮殿、四組帝王人馬!維持羅馬國家治安所需費用日漸龐大。最終，隨著羅馬帝國停止擴張并開始收縮，支持其全球野心和國內經濟的戰利品越來越少。軍事上過度依賴外部資源導致整個國家死氣沉沉、毫無斗志、墮落頹廢。將美國在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無功而返后的情形拿來與其一比，再相似不過了。

　　羅馬帝國開始逐漸走向衰亡。北方蠻族不斷攻擊這個一盤散沙的帝國，羅馬皇帝氣急敗壞，開始大肆收買軍心，導致國家負債累累，社會道德日趨淪喪，基督徒遭到迫害，競技場內各色人等死于暴力競技，而嗜血人群卻冷眼歡呼。

　　公元3世紀，羅馬貨幣不斷貶值導致羅馬帝國最終走向滅亡。隨著人們對貨幣價值的信心漸失，貿易下滑、莊稼歉收、軍隊像遭遇連連敗仗一樣士氣低迷。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也經歷了大幅貶值，美國被迫于1973年放棄美元黃金本位，并決定采用浮動匯率。美國政府仰仗其全球軍事大國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迫使其他國家(如日本以及過去20年在經濟上崛起的中國)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資助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戰爭。目前，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超過萬億美元。過去30年里，美元悄然通貨膨脹，且日趨嚴重，導致美國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1%的富人越來越富，而99%的窮人卻越來越窮，社會分裂加重，抗議不斷，比如“占領華爾街運動”。

　　在經歷20世紀60年代后期毫無意義的越南戰爭后，美國人民對于美國這個自由之國的意義愈加麻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反利比亞戰爭后，美國負債累累，與此同時，其經濟基礎不斷外包至墨西哥、東歐，尤其是中國。

　　美國債務陷阱

　　美國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美國和美國人民深陷其中。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允許華爾街的重要銀行自由斂財、創造虛假財富，而不受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監管措施約束。2012年底，隨著奧巴馬的再次當選，美國債務負擔空前繁重，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創下歷史新高。包括私債和政府公債在內，美國債務負擔總計達到國內年生產總值的336%。從2005年到金融危機爆發的2007年，包括房地產在內的美國債務總額在短短3年間激增11萬億美元即30%，令人咋舌。

　　美國國債大部分集中在外國政府手中，首當其沖的是中國、日本、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早在2007年，美國總審計長就曾警告說：“美國經濟更多掌握在外國利益群體而非美國人手里，這對于整個國家的金融而言并非明智之選。越來越多的美國國債集中在外國手里，其中一些是我們的盟友，另一些則不是。中國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大量持有美國國債，這些債務可能淪為他們對付美國公司和謀取外交利益的有力金融武器。”這說明，即使中國拋出一小部分美國國債，都可能撬動美國經濟。

　　目前美國私債水平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高出許多，且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似乎借債無須承擔后果，且無還債限制。大蕭條后，美國債務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40%(戰爭中總債務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0%)，20世紀70年代降回至20%。喬治•W.布什擔任總統以及兩次戰爭期間，美國聯邦債務翻倍，從2001年的約6萬億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11萬億美元。

　　美國債務水平創下新高，且該致命弱點波及面頗廣。人們紛紛用存款購買政府債券而非投資工廠和計算機等生產資料，致使產量和收入下降。向世界推銷國債的利息成本不斷上升，將迫使政府削減項目。

　　2013年初美國經濟將面臨的最大危機是：全球可能聯合抵制美國兜售其國債，迫使美國大幅提高國債利率。此舉可能會使不堪一擊的美國銀行體系出現大規模違約和危機。美國常被稱為“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但事實卻是美國人民靠借錢度日。

　　縱觀整個美國經濟，政府、公司和消費者負債均創下新高。銀行等私營實體在過去30年里發行的私債激增。通過信貸購買車房、股票和其他消費品的行為使消費額上升，卻加劇了債務。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聯邦政府僅有小額負債，然而如今其負債卻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3%，且還在迅速增長。

　　美國“財政懸崖”

　　2012年底到2013年初，按照美國國會控制聯邦赤字和債務指數飆升的愚蠢計劃--“休克療法”，將發生一系列進一步震動美國經濟的重大財政事件，包括2001年以來的減稅方案到期，政府就業計劃的終止以及1.2萬億美元全面“自動減赤”方案的啟動，聯邦醫療保險中醫生費用的迅速大幅削減，現行的替代性最低稅(AMT)優惠到期以及提高國家負債上限的再次需要。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manke)稱這一系列計劃措施為“財政懸崖”。

　　按照計劃，2013年聯邦預算自動削減額和增稅額將總計達到7，000億美元。如果無法扭轉，這將導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減少約4.5%，使經濟進一步陷入低迷。

　　2007年，美國房地產投機泡沫破滅后，負面影響不斷，包括抵押還款違約或銀行收房等。從這些方面來看，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到2012年，首次抵押危機出現已進入第五個年頭，美國國內仍有逾500萬套私人房產處于違約狀態或無力向銀行償還抵押貸款。然而，美國經濟的新“休克療法”計劃將接踵而來。

　　除全美房地產業崩盤外，美國50個州繳納的國稅也發生銳減，情況最為嚴重的是美國經濟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亞州。如果將加利福尼亞州看成一個國家，那它的國內生產總值可以排到全球第八位。在危機爆發后的第六年，加利福尼亞州的預算赤字翻倍，2012年達到160億美元。根據法律規定，加利福尼亞州不得有赤字，這說明州預算需要削減1 60億美元或等額增稅，或兩者并施。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曾連續發布三份預算，大額削減對公共教育、州立大學和社會福利計劃的資助，同時為維持收支平衡采取的措施造成企業再三裁員，卻未見成效，在2012年加利福尼亞州還是出現了預算危機。

　　2013年初，美元處境危險，恐慌性拋售一觸即發。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巨大，需要海外投資來阻止美元下跌。而要吸引海外投資，美國必須實現經濟增長。歐元則沒有這個壓力，因為其大多數貿易都集中在歐盟內部。只不過過去三年對歐元危機的持續關注阻止了美元出現自由下跌。

　　歐元區危機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在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方施壓下，希臘和其他歐元區弱勢經濟體被迫實施苛刻的緊縮政策。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希臘和西班牙官方失業率均超過25%。歐盟主要銀行瀕臨破產，靠歐洲中央銀行的應急措施勉強支撐。

　　歐盟國家雖然處境不同，但與美國一樣深陷債務陷阱。美國在格林斯潘時期就依靠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廉價美元信貸結余度日。2012年底，歐元區深層結構危機愈演愈烈。意大利和法國的貸款需求陡降50%，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6%，2013年恐升至30%。柏林、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策略是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歐元和與歐元掛鉤的大銀行，犧牲歐盟人民和經濟體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如果整體經濟形勢持續走低，歐盟主要銀行將面臨4萬多億歐元的信貸緊縮。這將導致所有歐盟國家深陷衰退，比如德國，因其約有60%的出口是針對歐盟出口市場。

　　到2013年，美國和西歐這些盛極一時的經濟強國將深陷債務危機、腐敗、經濟衰退和道德淪喪，站在對中國有利的角度必須意識到這點。中國應該根據這一現實局勢制定有效經濟策略來遏制北約和歐盟串通起來挑釁中國。

　　印度、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地緣政治弱點

　　從美國金融和經濟現狀可以看出：華爾街和軍工集團中主導美國政策的團體將越來越傾向于通過現有軍事優勢來迫使其他國家成為“美國世紀”的附庸國。

　　到2013年初，華盛頓政府一直千方百計地要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變成遏制中國經濟力量增長的工具。表面看來，中國戰略安全形勢嚴峻。

　　2012年11月，奧巴馬競選總統成功連任后，軟弱的日本政府同意與美國加強導彈防御合作，以期遏制中國。此前幾周，日本在美國的默許之下決定購買位于中國東海的釣魚島列嶼的幾個小島。釣魚島的主權一直存在爭議，日本對釣魚島進行實際管轄，但中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宣稱對釣魚島享有主權。

　　日本駐華盛頓大使佐佐江賢一郎表示：“美國政府明確認為這些島嶼適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談到日本政府就是否應當正式購島咨詢美國意見時，“美國并未(對此舉動)表示反對”，佐佐江賢一郎說道，“(美國認為)這應該由日本自己決定”。日本東京都知事、民族主義分子石原慎太郎曾在4月宣布購島計劃。佐佐江賢一郎辯解說日本政府此舉旨在搶占先機。

　　顯然，日本商界和政界精英們在中日關系未來走向上進退兩難、深陷困境。釣魚島爭端使中日經濟關系遭受重創，且日本沒有基本戰略理由來公開反對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強國。在當前形勢下，需要中國政府采取睿智的外交戰術和戰略來化解中日緊張局勢。

　　2012年底，日本國內風云變幻，日本首相野田領導的政府極可能面臨不信任投票危機。與此同時，日本小黨派結盟，由日本民主黨前黨首小澤一郎領導。此前，小澤一郎退出民主黨，與其他民主黨退黨人士共同組建了新黨“國民生活第一黨”。國民生活第一黨計劃從其支持者中選出一名候選人來反對津輕海峽青森縣的大間町的在建核電廠，以強調其反核立場。小澤一郎一直公開反對美國插手阿富汗和其他重大問題，如果其聯盟能成功組建下一屆日本政府，中日關系將出現轉機，然而這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

　　澳大利亞是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另一難題，當然對于澳大利亞來說也是如此。2011年，從澳大利亞西北部黑德蘭港出口的貨物中，有70%運往中國，而2005年僅為45%。黑德蘭港成為澳大利亞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仍無法滿足中國的龐大需求。過去8年里其產量翻了3倍，且預計2016年會再次翻番。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品，尤其是原材料的需求是澳大利亞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未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未來幾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依賴性將逐漸增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過去10年里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有約12%源于中澳貿易，且在未來10年這一比例可能會達到35%。黑德蘭港所在的西澳洲州長科林•巴奈特表示，中國可能是該地區在大衰退時期表現強勁的“唯一支柱”。“中國對于自然資源的無盡需求將繼續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巴奈特說。

　　位于悉尼的智囊團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曾在2012年進行過一次相關調查。57%的調查對象表示，澳大利亞政府過度允許中國在澳投資，65%的人認為，中國想要主宰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在潛意識里越來越擔心(中國)”，洛伊執行官邁克爾•韋斯利表示。

　　澳大利亞總理茱莉亞•杰拉德采取雙向策略，一方面增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來對付中國，另一方面增加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中國外交政策向來老練、靈敏，同時中國虛心接受對其海外公司(包括澳大利亞公司)做法的中肯批評，因此中國完全有能力平息澳大利亞關于中國經濟崛起的擔憂。

　　隨著中國對澳大利亞經濟的貢獻增大，澳大利亞對中國愈加警惕。2010年，中國法院對英國一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力拓集團4名雇員受賄和竊取商業機密案進行了非公開審理，所做出的有罪判決讓澳大利亞人感到震驚。澳大利亞總理茱莉亞•杰拉德一直試圖在中美間尋求一種微妙平衡：2012年3月，澳大利亞做出友好保證來討好美國政府，同時又在4月訪問北京時與中國簽約促進貿易和旅游業發展。

　　中國是澳大利亞采礦業的命脈。2011年，中國占到澳大利亞礦物出口量的37%，而10年前僅占5%。隨著中國需求不斷增大，2010年，采礦公司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超過400億美元，是2005年的3倍，另外還有1，400億美元的采礦和能源項目正在進行中。澳大利亞農業與資源經濟和科技局的評估數據顯示，這與6年前相比翻了差不多7倍。“澳大利亞即將迎來1850年淘金熱后的最大礦業投資潮”，最近澳大利亞財長韋恩•斯萬炫耀說。這一切都源于中國。

　　在澳大利亞增強與北約和五角大樓遏制中國的軍事合作后，巨額投資為中國贏得了與澳協商減少軍事敵對的巨大空間。

　　在中國外交上，印度是一個更令人頭痛的國家。居心不良的布什政府在印度設立據點作為其在亞洲次大陸遏制中國的又一陣地。就印度而言，印度政府過度依賴英國，現在又依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評估，印度立場始終不夠獨立，這點可以從筆者與前印度外事服務處高級官員的多次討論中看出。其實這樣做對印度極其不利，這將會阻礙其在地區和平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印度能與中國展開真誠對話，那中國可以對巴基斯坦的某些對印政策產生積極影響。

　　一個印度智囊團最近提出了多項建設性方案來增強中印兩國的對話與合作，強調了以下三個方面：兩國應認清彼此在遏制宗教激進主義方面的共同利益;印度需更加重視北京對遏制的擔憂;印度的殖民地痕跡依然濃重。

　　該印度研究院還呼吁：“印度和中國在維護邊境和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有許多共同利益，中印兩國應積極發展包括兩國邊境地區和周邊小國在內的次區域合作;兩國應增加國防交流，確保進行初、中級官員對話;共同參與人道主義救援、賑災和聯合國維和行動，可改善兩國在這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鑒于兩國所處地區極可能遭受非傳統安全因素威脅，中國和印度必須增強這方面的雙邊合作，其中尤以地方政府參與的次區域合作受威脅影響最大，但必須鼓勵這類合作。目前中印經濟關系主要集中在貿易上，必須進一步擴大合作，尤其是鼓勵自由投資和金融服務。由此產生的復合型相互依賴關系將成為可持續經濟合作的基礎。”

　　他們總結說：“印美關系在過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里迅速改善(導致中國相當不安)，恰恰凸顯了印度政府對印美關系與印中關系所投政治資本的巨大差異。事實上，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由其官僚部門和軍事機構決定。在印度體制中官僚部門包括內政部、情報局、商務部和外交部，這幾個部門在決定對華政策時并未積極拓展新思路，反而更注重如何避免出錯和維持現狀。”

　　“經歷了多年反叛亂戰爭和購買核武器后，印度軍事機構在思考對中軍事目標時同樣未能擺脫傳統思維。所以，印度仍然將重點放在沿實際控制線部署武器和部隊這類常規軍事實力上。印度國家安全政策常常建立在懷疑和最壞打算的基礎上，導致許多資源未能物盡其用。印度外交官對中國或中國國內情況不甚關心，僅在不得已時才做出回應。2005年簽署協議后，印度幾乎沒有提出過任何重大政策方案。官僚部門認為兩國關系持續‘穩定’發展，經常在雙邊和多邊論壇平臺上進行高層會晤。”

　　中國的機遇

　　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正處心積慮地對中國施加威脅性遏制。在全球動蕩日漸加劇的今天，如何巧妙利用這些威脅來加強穩定與和平，一個絕佳的機會擺在中國面前，擁有燦爛歷史文化和儒家傳統的中國可以大打文化牌。在海外的中國公司必須堅持卓越，在亞非欠發達地區要積極利用自身優勢，而非一味模仿其歐美競爭對手。中國中央政府已頒布有利稅收措施來鼓勵中國海外公司營造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從非洲的殖民經歷來看，非洲對中國公司的開放和善意是中國的寶貴財富，切不可因為缺少道德監督而白白浪費。所以打造良好企業公民形象，刻不容緩。

　　盡管當今中國仍存在不少實質性問題，但中國也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寶貴資源。近些年在中國國內與學生、教授、工人和農民進行大量討論后，筆者認為，大多數中國人都肩負著一種使命感，他們堅信中國會成為創造歷史的大國。盡管本書滿懷期待，但真正做起來卻并不容易。過去60年，甚至是過去2，5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優秀國家領導人的卓越遠見指引下，中華民族定能創造輝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42期，摘自《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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