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的布局與陷阱，并非都像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那樣有目共睹，無可爭議。這些陷阱極具隱蔽性，然而一旦成功實施將具有極大的災難性。筆者只是在浩瀚如海的事件中發現端倪，并把它們所承載的后果展現給所有有識之士，防止災難的發生，維護人類共同的利益。

　　一、誰是中國真正的敵人

　　我們通常把“敵人”看成是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然而，中國的敵人并非美國人民，更不是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人。中國真正的敵人絕非等閑之輩，他們人數不多但關系極為密切，還有培植多年的御用智庫和財經團隊隨時聽令。過去幾十年，這些人已經實際控制了美國政府的核心部門，像財政部、國防部、農業部以及國務院等的諸多機構。

　　這些人對美國并無好感，對普通美國民眾更是視之為草芥，棄之如糞土。我們不妨將他們稱為全球卡特爾聯盟，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喬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爾·蓋茨家族，以及一些聞所未聞的名字。這些家族并非精英，他們的最終目的不過是在全球范圍內損人利己，在未來幾十年大幅減少地球人口就是其措施之一。要想實現對人類生命的終極控制，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自然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不錯，這些人確實瘋了，但是靠著鼎鼎大名帶來的神圣光環，他們竟能與“屠夫”的惡名毫不相干。

　　他們的實力來自于手中的150家跨國公司，這些公司控制著世界經濟的命脈。如果這些大牌企業聯手，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都會不堪一擊。千萬別忘了，政客們都是明碼標價的。中情局局長如果不合政治掮客的意，或許就會因性丑聞之類的借口被免職;而總統若像肯尼迪這般，必定會遭到暗殺。

　　這150家大公司構成了全球私人權力聯盟，研究這張大網頗費心血，筆者用了38年的時間才洞悉玄機。這些公司的實力令人生畏，但舵手卻屈指可數，究其理念，均來自鴉片戰爭時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其核心的核心就是對美歐金融機構的掌控。美國民眾早在不知不覺中被這個聯盟魚肉已久。

　　控制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英格蘭銀行、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有下列大牌機構：美國的資本集團公司、美商道富銀行、先鋒集團、摩根大通、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沃爾頓企業(沃爾瑪為其旗下公司);英國的巴克萊銀行、法通保險;法國的保險巨頭安盛、法國興業銀行;還有瑞銀集團，瑞士信貸、三菱日聯金融等。上述大牌機構擁有世界頂尖企業的核心股權，孟山都、波音、雷神、埃克森—美孚、哈利伯頓、BP、殼牌均俯首聽命。

　　瑞典研究人員最近對4萬多家跨國公司及其所有權進行了分析，發現僅1300家構成全球經濟的核心，而其中的超級核心就是這150家，他們占據全球財富的40%以上，擁有的權力令人瞠目。看一看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與會名單，就會對這些處于權力巔峰的企業有更好的了解。

　　不但如此，他們還擁有龐大的院外游說組織，美國商會、美國銀行業協會、歐洲企業圓桌會議始終為其鞍前馬后。

　　在美歐，全球卡特爾聯盟花大價錢下注媒體和大選，迫使政府對大企業減稅、放松管制，讓反壟斷法成為擺設。這樣一來，私人企業在過去30年間積累了巨額財富，這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世界貿易組織的創立也是由他們一手推動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獲取更大的利潤。就像俄羅斯這樣的新成員在世貿組織也沒有決定權，必須服從這150家大企業制定的規則。

　　這些企業涉及諸多領域，電信巨頭有英國沃達豐、美國AT&T、韋里孫通信、法國電信;軍工企業如波音、麥道;石油大亨像雪佛龍、埃克森—美孚、BP;農業方面是孟山都、先正達、杜邦、拜耳、嘉吉、阿丹米;房地產業包括印度的德里土地金融等。更不乏“賭城之父”史蒂夫·韋恩、微軟創始人保羅·艾倫這樣的名人。為說明他們的規模，不妨列舉一些數字，據《福布斯》雜志2011年統計，這些大公司當年的營業額達36萬億美元，凈利潤2.6萬億美元。他們的資本總額高達149萬億美元，等于全球GDP總和的2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GDP總和的6倍還多，員工更是多達8300萬人。在他們背后操控全局的，就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業屈指可數的一幫人。

　　這幫人就是華盛頓敵視中國、俄羅斯、伊朗等的政策推手，也是他們決定著是否對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開戰。普通美國民眾對他們的真實面目毫不知情，美國軍方的大多數高級軍官同樣一無所知。

　　這個全球卡特爾聯盟就是中國真正的敵人，也是世界真正的敵人。至于他們所采用的策略，不妨稱作“慢火煮蛙”。

　　二、“慢火煮蛙”與“屠龍”戰略

　　有一則古老的民諺，講的是要想把青蛙活活煮死，要先把它放進冷水鍋里，然后慢慢把火加大，青蛙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聽任死亡來臨，身臨險境卻渾然不知。這則諺語形象地反映了當前美國統治階層的對華戰略。

　　30多年前，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政策的效果出乎所有中國人的意料，世界也為之震驚。正是憑借中國人民的勤奮和進取，上世紀70年代仍一窮二白的中國一舉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巨人。說來有趣，中國飛速崛起的第二個因素要“仰仗”美英等國企業的外包政策，美英等國原本只想從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獲利，誰知卻在無形中助推了巨龍的騰飛。

　　美國政府高層很早就有推動中國融入世界的想法，關鍵人物是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他一手策劃了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歷史性事件。此外還有基辛格的助手洛德，此人后來出任駐華大使。實際上，上述安排都在洛克菲勒家族的無形掌控之中，基辛格和洛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得意門生。當年毛主席與尼克松會面時，陪同在場的美國人僅有基辛格和洛德，連國務卿羅杰斯都未能參加。對美國的決策圈而言，能在冷戰時期融化美中外交的堅冰，無疑是對抗蘇聯的頭號地緣戰略。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隨即開始了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轉折。雖征途艱險莫測，但此舉大氣磅礴。1989年，蘇聯在美國的精心設計下解體，其后不久，中情局通過駐華大使洛德和其繼任者李潔明精心布局，策劃了“天安門事件”。諸多證據表明，這些伎倆就是為了制造類似蘇聯解體前的政治混亂，削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雖然美國的行動未能成功，但對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上孤立中國卻發揮了重大作用。

　　此后，中國對外資日益開放，并且尋求加入世貿組織，這使其成為歐美跨國公司的理想投資市場。回首過去20多年，外資帶來的效應令人瞠目。按美元匯率計算，中國現在是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也是排名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

　　盡管中美之間不乏握手言歡、觥籌交錯，但這些不過是鏡花水月，美國的外交歸根結底是由其自身利益決定的，與鴉片戰爭時英帝國對清朝的策略并無兩樣。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巴麥尊一語中的——“國家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中國的決策者務必要對此保持警醒。

　　從1972年中美高層首次接觸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美國對華交往的目的多少都帶有聯中抗蘇的色彩。美國為對抗蘇聯無所不用其極，一旦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政權土崩瓦解，受洛克菲勒和布什家族控制的美國情報部門就開始對中國共產黨如法炮制。力促中國政府推行一蹴而就的經濟改革就是其中一步，這一措施的本質就是曾在20世紀90年代讓前蘇聯國家的經濟雪上加霜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休克療法”。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美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計劃用投資把中國變成世界出口基地，目的是利用其廉價勞動力降低從汽車到蘋果手機等歐美商品的成本。中國雖名為出口大國，但獲利甚微，相比之下，大筆的黃金白銀卻滾滾流向了美國。

　　這種情形延續到2005年，中國經濟一直沿著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的模式發展，因而并未被美國視為威脅，但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對原油、鐵礦砂、銅等原材料的需求與日俱增，中國開始采取更為大膽和有效的對外經濟政策，足跡遍布非洲、中東乃至全球各個角落，原本只被視為沃爾瑪等美國跨國公司廉價勞動力來源的中國，卻在不知不覺中對美國未來的霸權地位構成威脅，尤其是在非洲、亞洲和富產石油的中東地區。

　　也正是從2005年開始，華盛頓用“慢火煮蛙”的策略來對付中國，并且逐漸把火調大，妄圖重創直至扼殺中國。雖然離沸點已經不遠，但中國仍有時間，對于中國領導人和人民而言，現在絕對不能對對手的殘酷抱些許幻想。

　　三、發展“軟實力”

　　中國在近年來一直努力通過勸說和自身魅力來贏得海外影響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通過文化、教育和外交方面的來往，而非訴諸威脅或武力。從派遣醫生和教師出國工作、接收海外留學生到資助海外中文項目，中國加大了對文化交流的支持力度。

　　2005年，中國教育部推出新計劃，旨在推動美國大學和全球語言學校的漢語教學。中國文化對世界多地的影響已開始顯現，且正在逐步傳播、滲透。目前中國計劃在世界范圍內增設100所孔子學院，以傳播中國文化和語言，向漢語學生教授簡體字。美國政府一直把中國渲染成一個殘忍、處處設限的獨裁國家，為還擊這樣的惡劣宣傳，展現軟實力的另一渠道就是通過多媒體向世界正面介紹中國。中國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在開設100所孔子學院的同時，還可以實施傳統中醫師培訓項目。西方有數千萬民眾對西醫療效不滿，中醫的市場前景廣闊。

　　在讀十八大報告全文時，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中國安全、主權、健康和全面戰爭方面的威脅了如指掌，并打算采取應對措施。胡錦濤同志指出：“國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必須珍惜每一寸國土。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聞山清水秀，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推動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發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要適應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新要求，著眼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貫徹新時期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與時俱進加強軍事戰略指導，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要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

　　未來10年，中國國內是和平安寧，還是像如今的利比亞或敘利亞一樣淪為混亂滋生的溫床，十八大報告中關于全面打擊政府機關腐敗的論述以及新一任領導人習近平的相關措施或將決定一切。

　　四、亞洲新經濟空間

　　2012年11月20日，第21屆東盟峰會在柬埔寨金邊舉行，但這場盛會幾乎遭到了西方媒體的全面禁播。在峰會上，中國、東盟成員國以及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領導人發表開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的聯合聲明，為推動《自由貿易協定》(FTA)下的貿易和投資鋪平道路。

　　這屆峰會標志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的正式啟動。從許多方面來講，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創立是地緣政治的一大步，尤其重要的是，這是第一個未邀請美國參加的主要國際貿易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建立后，區域內可能形成最大的單一市場，遠遠超過美國和歐盟的傳統市場。

　　柬埔寨商務部部長占蒲拉西(Cham Prasidh)表示：“我們將打造一個超越歐美的合作區域。單看中國和印度的總人口，東盟就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且經濟實力強勁、雄厚，所以我們努力在東盟框架下通過談判來建立一個新市場，一個沒有出口關稅和配額限制的市場。雖然我們已經開啟了一扇門，但我們還需要努力開啟另一扇門來確保出口長期穩定。”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可在區域內構建一個極其龐大的統一市場，這個市場覆蓋人口將超過30億，綜合國內生產總值約19.78萬億美元，超過全球市場的一半，約占全球經濟產值的1/3。2013年初開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預計于2015年底結束，同時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AEC)。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將加強東盟經濟共同體，并建立包括16個國家的全球最大活力增長型單一市場。亞洲和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在歐洲或北美，恰恰相反，西歐國家和美國經濟的未來在中國、俄羅斯、歐亞，在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之中，那些能超越西方社團主義霸權統治夢想并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士都能看清這一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將涉及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合作，使處于各種發展水平的所有成員國都能深化、拓寬經濟參與度，充分利用各種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轉向”計劃一直處心積慮籌建反中國貿易區，而創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東盟+”模式直接給了這一計劃一記響亮的耳光。之前奧巴馬呼吁召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成員國會議。在東盟峰會積極推動內部自由貿易談判的同時，奧巴馬主持下的美國、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會議并不成功。

　　大衛·P.戈德曼(David P. Goldman，筆名斯彭格勒，Spengler)在《亞洲時報》(Asia Times)發表評論稱：“奧巴馬試圖通過柬埔寨峰會來兜售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排擠中國，但30億亞洲人民的代表更有理由青睞一個排除美國的區域組織。美國政府可能希望將重心轉向亞洲，但在金邊，亞洲領導人卻要求奧巴馬轉身回家。”戈德曼補充道：“有1項提議幾乎毫無異議地獲得一致通過，讓美國和奧巴馬本人都顏面盡失，美國的處境可見一斑。我指的是2012年11月20日東盟峰會在金邊發表的聲明：占世界一半人口的15個亞洲國家將建立美國以外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奧巴馬參會原本是想兜售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排擠中國，但他失敗了，沒人站在他那邊。”

　　進入2010年以來，西方文明的霸主地位開始搖搖欲墜，面臨深入的威脅。自工業革命開始，15世紀末歐洲成為全球霸主，哥倫布代表西班牙發現西印度群島后，也許這是首次出現這樣的局面。

　　5個多世紀后，世界迎來了屬于亞太經濟的新千年。中國及其各階層精英必須意識到美國和西方全球主義權力掮客在未來計劃上存在嚴重分歧。如果中國及其東盟和歐亞盟國(主要是俄羅斯、印度和日本)悄然、慎重地研究出幫助美國利益群體走出危機的積極道路，則中國和全世界可避免歐美為保護其垂死霸權主義而有可能引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筆者是一個美國人，在我人生60年里，美國自由和發展的逐漸毀滅讓我深感悲痛。如今霸權主義窮途末路，新的世界格局尚未成型，是在公正和平的基礎上與美國和西歐展開合作，還是發起沖突和毀滅性戰爭，這一切都取決于我們。

　　(注：此文選自《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一書的“前言”、“后記”。)

　　(作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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