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武器
人為什么需要武器?用宗教的邏輯來解釋:上帝創(chuàng)造人也創(chuàng)造了魔鬼,魔鬼要傷人害人而人要保護自己,所以武器就成了人類的一個天然需求。
上帝預知人類的需求,所以每個人都是攜帶著武器來到這個世界的——男人有拳腳,女人有指甲。當然,人天生攜帶的武器不止這幾樣,人體的許多部件都能夠發(fā)展成為武器:比如牙齒,比如舌頭,眼睛也能當武器……但到了有些時候,人卻不得不用自己的整個身體做武器。比如說到了21世紀,當人類的武器科學發(fā)展到了登峰造極之后。
2011年9月17日,美國憲法日,一場戰(zhàn)爭在號稱世界文明之都的紐約拉開序幕。數千名反抗者舉著標語、喊著口號聚集在曼哈頓,向金融大鱷麇集的華爾街宣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的目的是:“要生活,不要戰(zhàn)爭!”抗議者的目標是占領華爾街、砸爛金融資本教的崇拜物銅牛雕像。但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和“金牛犢”擁有披堅執(zhí)銳、武裝到牙齒的警察重兵保衛(wèi)。而戰(zhàn)爭的一方、被規(guī)定不準擁有任何武器的抗議者,只好退據附近的祖科蒂公園,把這里作為自己的大本營,宣布開展長期斗爭。
不僅不能持有武器,祖科蒂公園里的宣傳組織工作被規(guī)定不得使用麥克風。于是,人的身體派上了用場——一種被稱作“People’s Mic”(人體麥克風)的武器出現了:人們用身體圍成一層層圈子,站在中心的演講者每說一句話,周圍的人們集體重復,一層層向外傳播。——如果不能理解“人體武器”是什么,此即一例。
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zhàn)爭(一個月之后,這場戰(zhàn)爭蔓延到了全球82個國家951個大城市)。戰(zhàn)爭的一方:華爾街所代表的投機性金融交易每天增加13000億美元,另一方:在35個有統(tǒng)計數據的國家里,將近40%的失業(yè)者在一年以上的時間里找不到工作;一方擁有從辣椒水到納米武器裝備的軍隊、警察和監(jiān)獄,另一方是一群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邋遢的嬉皮士”、“失敗的窩囊廢”(美國主流媒體用語);一方擁有五大傳媒資源組成的全球宣傳機器,另一方只有用自己的身體做成的“People’s Mic”……一方由另一方輸血供養(yǎng),另一方的戰(zhàn)爭規(guī)則由對方來制定。
這就是21世紀的武器和21世紀的邏輯。什么叫超現實主義風格?這就是。
但是,用身體做武器的,還有比“People’s Mic”更極致的例子。
身體
應該說,陳勝吳廣的時代是公平的。斬木為兵揭竿而起,跟青銅戈矛比起來差是差了些,但好歹還能夠得著敵人的身體。小米加步槍也不算最壞的時代,畢竟三八大蓋和飛機大炮同屬于火器階級……縱觀歷史,原始人互擲石塊的戰(zhàn)爭,當屬人類史上最具Fair Play精神的文明戰(zhàn)爭了。
進入21世紀,寰球凜然一冷。F-22、陣風、EF2000臺風、超級黃蜂從沖繩基地、從沙特蘇丹王子基地、從西西里島基地起飛,只消數十分鐘,就能出現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頭頂,萬米高空閑庭信步,千噸烈火金鋼優(yōu)雅傾瀉……完事之后道聲“Bye!”從容返航,不耽誤飛行員喝下午茶泡妞,管你身后屋毀人亡還是哭爹喊娘!
互擲石塊的時代消失了,拍馬叫陣的時代消失了,紳士對決的時代消失了,連舍身炸碉堡的可能都不復存在了——你只有挨炸的份兒,萬米高空之上,你連對手的影子也看不見!而電視的新聞會客室里,皇帝的奴才們正在炫自己的屁股,正在高談闊論“戰(zhàn)爭”!——觀眾席上,也不會再有一個小孩子吃驚地一指:這不是戰(zhàn)爭!
盡管說真話的小孩幾近絕跡,但皇帝還是預備好了對付質疑的理論——繼“先發(fā)制人戰(zhàn)爭理論”之后,又推出了一個“非對稱戰(zhàn)爭理論”:“今天,我們擁有無可匹敵的常規(guī)作戰(zhàn)能力和有效的核威懾能力,但潛在對手會越來越尋求訴諸不對稱手段……發(fā)展出利用美國潛在弱點的完全不同的戰(zhàn)法。”(美軍《2020年聯(lián)合構想》)通俗地說就是:今天,老子擁有無可匹敵的想打哪個打哪個的能力,而任何反擊或者報復行為都將被視為針對美國的“非對稱戰(zhàn)爭”。
赤手空拳對“無可匹敵的常規(guī)作戰(zhàn)能力”,手無寸鐵對“有效的核威懾能力”——看起來,21世紀的戰(zhàn)爭是打不起來了。但人民對于武器的想象力超越了任何一位超現實主義藝術大師:
一名瘦弱的巴勒斯坦小孩撿起石塊、瞄準一輛巨型馬加齊7型坦克的形象,無疑是21世紀最具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面。連年近古稀、大名鼎鼎的薩義德都被這個形象給迷住了,2000年7月3日,他專程趕到被以色列侵占了十八年的黎巴嫩南部谷地,彎腰撿起幾個石塊,向傲然高矗的以色列隔離墻擲去——表明自己加入了彈弓石塊武器的超級粉絲團:“當我加入的那一刻,現場的每一個人都有一股相同的沖動……”
一方黑白兩色織成的網格狀頭巾,自從1936年在抗英起義中登上歷史舞臺以來,如今已成為國際上人盡皆知的巴勒斯坦斗爭旗幟。甚至已超越了巴勒斯坦事業(yè)本身的象征意義,成為包括歐美在內的世界各地進步青年喜愛的飾物,在各種抗議活動中流行。不止一方頭巾,T恤、手環(huán)等各種各樣印上巴勒斯坦國旗的飾品都已流行成一種國際時尚的符號武器。
2008年12月14日,在巴格達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一名伊拉克記者脫下鞋子向臺上的布什總統(tǒng)砸去,表達伊拉克人對總統(tǒng)的歡迎和對民主的感激。事發(fā)不到十二個小時里,“扔鞋視頻”在Youtube上的觀看次數超過了700萬次。自此,“扔鞋”成為風靡全球的抗議行為藝術,后來出現在世界著名學府劍橋的會場……伊拉克記者的那雙鞋子,真該成為人類戰(zhàn)爭史和武器博物館里最有收藏價值的藏品之一。
在21世紀的人類戰(zhàn)場上空飛來飛去的,遠遠不止石塊、頭巾和鞋子……當武器被壟斷為強大秩序的專利和軍火集團的財源,人民對于武器的想象力空前地被激發(fā)出來了:手雖無寸鐵但至少還有一雙手。——只要人還能用自己的身體戰(zhàn)斗,那么抗爭就不能被放棄,統(tǒng)治者就別想高枕無憂,軍火商的惡夢就得繼續(xù)做下去。
當手中的武器被剝奪,雙腳就會馱載著人們去抗議。21世紀,腳的戰(zhàn)斗被賦予了一個新名稱:散步。當你聽說一群人相約去集體散步的時候,那指的可能是一場為爭取吃飽肚子的戰(zhàn)斗,而不是為了去消化胃里過剩的食物。腳的戰(zhàn)場也已經從一條街道擴展到了數個城市之間的長旅,2011年,在西班牙、在智利、在美國,人們發(fā)起一場接一場“新長征運動”,數萬民眾從各地出發(fā),徒步跋涉,沿途匯合,向著一個目的城市聚集。
聲帶和臉,也是21世紀的重要武器。不僅People’s Mic,各種抗議的音符從人們的嗓子里迸射而出時,劇烈顫抖的聲帶,威力不亞于被憤怒灼紅的槍膛。隨著一部叫《V怪客》的電影流行,全世界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來了億萬張V面具:神秘的微笑,安靜迎對著兇殘而下流的世界秩序。剩下那些裸露的臉上,則印滿了“FREE”、“NO WAR”、“PALESTINE”、國旗等五花八門的抗議符號。
2003年反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全球示威游行浪潮中,一群西班牙女郎排列成隊,一齊用屁股對著政府大廈——從此美女的屁股成為一種武器,在世界各地嘲笑著統(tǒng)治者的殘暴或無能。2006年墨西哥瓦哈卡市的示威者排成一隊沖著防暴警察的盾牌撒尿,2010年倫敦抗議緊縮政策示威活動中大學生在邱吉爾銅像上撒尿,2011年紐約的抗議者對著警車撒尿……男性生殖器官也變成了一種武器。
繼續(xù)羅列,人民發(fā)明出來的“身體武器”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種:比如墨西哥笑話中指望從美國手中收復失地的子宮,納吉·阿里漫畫中Hanzala刺猬一樣的頭發(fā),環(huán)保主義者則干脆用整個赤裸的身體作武器……假如人類有一根尾巴,也一定會用作反抗的武器。
盡管如此,即便有一天人類真的被逼到進化出一根尾巴來當武器——那也還算是一個允許用身體做武器的世界,畢竟最后一條縫隙還未被堵死。
生命
很難讓人相信這樣一件事是真的:在21世紀,你買一臺電視,等于自己花錢買了一把沖鋒槍每天對著自己的大腦掃射。
“人民進行正義斗爭的所有大門都被關閉了……”假使菲德爾·卡斯特羅今天還能想起來他在1955年說的這句話,他一定會意識到這話說早了至少半個世紀。電影《我是古巴》里有一個細節(jié):一個在政府軍轟炸中家毀人亡的印第安人找到密林中的游擊隊,要求發(fā)給他一支毛瑟槍。游擊隊員們哈哈大笑:“傻瓜,你以為我們手里的槍是誰發(fā)的嗎!想要槍,跟著我們到戰(zhàn)場上去搶一支吧!”這說明,在卡斯特羅的那個年代里,一名赤手空拳的復仇者至少還有冒死搶到一支槍的余裕。——那時的大門,還露著一條縫兒。
但到了21世紀,在真的武裝到了牙齒的海軍陸戰(zhàn)隊和防暴特警面前,這種余裕不復存在。更別說面對萬米高空之上的F-22了。
當然武器不唯刀矛槍炮,更文明更高級的應該是話語。比如社會輿論,比如辯論——打不過你,講理我還講不過你嗎?但在21世紀,社會輿論進化成了一種產品。說產品,因為它不再是出自社會大眾道德或本能的一種自發(fā)自覺評判,而是由控制全球輿情的傳媒集團按需成批生產;不說它是商品,因為它缺少交換環(huán)節(jié)——生產者自己組織生產,投入社會,形成效應,然后自己在下游張網收益——不存在中間銷售環(huán)節(jié),沒有人向傳媒受眾支付費用。最簡單的例子就是2003年,當布什先生需要向伊拉克開戰(zhàn),五角大樓就會調動全球媒體大軍,向全世界撒下一個叫“大殺器”的魚苗,借著傳媒受眾的大腦來養(yǎng)魚,等到威脅理由、恐慌情緒、道義優(yōu)勢……想要的全有了,這條魚就算養(yǎng)肥了,戰(zhàn)爭可以開打了。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向媒體受眾支付費用嗎?電視是你自己掏錢買的,想看你還得交收視費和電費。至于“大殺器”的事兒,時過了境遷了,戰(zhàn)爭已經打完了,該辦的事兒也全齊了,下一場戰(zhàn)爭又該開始了,不會有人再關心那點兒事了。——社會輿論的武器,完全掌握在一方的手中。
“話語”是一個勉為其難的概括。它指的是:“話語權的剝奪或獨霸—宣傳對思維(精神)的控制—秩序理論的構建與合理化—用你的錢買子彈殺你”這么一個怪異的武器生產過程。網絡上有個詞兒叫:洗腦。
或許歷史上真的出現過給劣勢對手以辯論機會的事情,也確實有人曾成功地把法庭審判變成了一個絕地反擊的戰(zhàn)場,比如卡斯特羅在1953年不但把敵人對他的審判變成了他對敵人的審判,還打出了一顆著名的子彈——《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但那屬于20世紀。
而21世紀的方式叫作“一槍爆頭”。2011年,在世界的圍觀中,本·拉登和卡扎菲一前一后被一槍爆頭。如果再往前數數,被一槍爆頭的還有切·格瓦拉、阿連德、馬爾科姆·X、金牧師……甚至肯尼迪。其實,“一槍爆頭”這個新聞說詞本身即是一種戰(zhàn)術,一種語言學上的二級戰(zhàn)術,它本身就掩蓋了真實的戰(zhàn)略意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叫作“一槍封口”才對——既然你想要違反規(guī)則、既然你已經闖進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引起了觀眾的好奇,怎么可能為你提供一個出場受審、讓你妖言惑眾的機會!
但是,不可能對遍地叢生的民眾一一“一槍爆頭”,何況統(tǒng)治者需要更多的奴隸。那么,武器權利被褫剝殆盡、連鑰匙鏈上掛把英吉沙小刀也要被視為犯法的民眾剩下的,就只有自己的生命了。于是,阿富汗、巴勒斯坦、車臣……世界各地的復仇者決意用自己的生命,向著海豹突擊隊、防暴特警、F-22和阿帕奇做最后的一次復仇了。這是真正的孤注一擲。體驗孤注一擲者的心情,應該意識到:他們除此一注之外,已無任何生活或抗爭的本錢了。媒體和媒體的受眾們給他們取了各式各樣極富時代氣息的名字:“人彈”、“肉蛋”、“黑寡婦”……其實還應該加上一種,為抵制強拆而燃火自焚的人們,姑且叫作“人蠟”吧——總之,這些都是21世紀高度發(fā)達的人類文明制造出來的人肉武器。
比“人彈”、“肉蛋”更具有實用價值的命名是:Terrorist(恐怖分子)。它從倫理和法理兩面對“恐怖分子”實施夾擊、置于死地。它替“恐怖分子”虛構出一套“恐怖主義(Ism)”,然后對應地構建起一套“反恐主義”——前者是虛構的,后者卻是真實的。溫斯頓·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清楚而誠實地闡述了“反恐主義”得以奠基的邏輯原理:首先,“我們擁有并非清白的記錄,我們不成比例地壟斷了世界財富的份額,我們獲得了龐大和輝煌的財富……這些,主要是通過暴力獲得,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暴力維護”;接著,“我們要求和平,即:無憂無慮地享受所獲之物的秩序。我們必須運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來維護這一秩序。這是我們的權利”;然后,假如“他們意欲破壞這種和平、擾亂了我們的生活,那么,‘塵世的恐怖’就將伴隨著正義的怒火降臨在他們的頭上。”
反恐主義的理論框架建立起來,然后國際法、區(qū)域合作公約、國家法律包括各種細則、專業(yè)學術機構、專職軍隊、專門監(jiān)獄……一項一項填補進來,一個令世界恐怖得發(fā)抖的反恐體系血肉豐滿地矗立起來了。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真刀實槍地干了。至此,卡斯特羅所說的“人民進行正義斗爭的所有大門”,才算是最后地被封嚴焊死了。
“人彈”是21世紀流行的武器,“反恐”是21世紀橫行的主義。主義是使民眾變成麻木奴隸的學說,“人彈”是少數醒來的民眾;主義想要干掉“人彈”,用的子彈卻由民眾買單——逐年上升的天價“維穩(wěn)經費”,是從民眾身體中抽來鮮血煉成子彈,再向民眾射去。21世紀的邏輯,就是這么擰巴。
用生命作武器的最后權利,被立法定義為“非法”——然后,人類還剩下些什么呢?所以,當有人向你宣傳“運用法律的強大武器”時,你可得聽仔細了:沒錯,法律正是一種致你于死地并且不準你站著去死的野蠻武器。
幽默
伊朗電影《先知所羅門的王國》中,在一場鎮(zhèn)壓邪靈附身的叛亂分子的戰(zhàn)斗前,所羅門(Suleyman)在沖向敵陣時大聲告誡他的將士們:“用刀背打他們!”這個細節(jié)表現了一位宗教先知的悲憫情懷。所羅門是古代以色列王國大衛(wèi)王朝的創(chuàng)始人大衛(wèi)(Daoud)的愛子,是今天的猶太人引以為傲的“民族”英雄。猶太復國主義團體挖空了阿克薩清真寺的地基,據稱就是為了尋找三千年前的所羅門圣殿(即所謂“第三圣殿”)。2000年9月,沙龍率領大批武裝警察闖入阿克薩清真寺,激起巴勒斯坦人第二次Intifada(起義),據說也是為了尋訪所羅門遺跡。
然而在仁慈和悲憫方面,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及其政府卻不愿繼承先知的絲毫品質。2008年至2009年的加沙“鑄鉛行動”中,以色列軍隊制造了一場恐怖的火雨——向彈丸之地加沙傾瀉了大量白磷彈。那是一種“一沾上人體,皮肉會被穿透、一直燒入骨頭”的烈性燃燒彈,三十年前被國際公約列為禁用武器。
正當以色列的武器白磷彈在加沙焚燒人肉的時候,維吾爾典籍《阿凡提故事大全》的首發(fā)儀式在北京召開。穆斯林作家張承志在即席發(fā)言中,首次提出“幽默也是一種武器”的理論。
白磷彈的恐怖火光,不光鉆入巴勒斯坦人的骨頭,也照亮了畫滿了加沙隔離墻的涂鴉(Graffiti)。一個小女孩,抓住一只冉冉飛升的氣球,渴望飛過隔離墻;一個卡通人物,從高處跳向蹺蹺板的一端,想把另一端的伙伴彈出隔離墻;一條從墻頂垂到墻腳的繩梯,帶人的沿著想象爬出隔離墻;一扇半邊窗簾被拉開的窗戶,呈現著藍天、白云、碧海,和自由的海風……弱者對自由的想象和涂鴉,在美國出資、以色列建立、穆巴拉克政權幫助加固的、地上地下各9米的混凝土隔離墻上,向世界展示著一種悲傷而無聲的武器。
涂鴉的武器中,最深刻的,是一個用粗嘎筆跡刷在隔離墻上的單詞:Ghetto。“Ghetto”被解釋成一個猶太人專享的詞匯,特指:納粹德軍占領下的猶太區(qū)。在猶太人的宣傳里,這個詞隱含著“種族迫害,殘忍,非人道以及苦難”這樣一種語感意味,它所強調的是猶太人對納粹德國種族迫害史的記憶。但是,到了21世紀,這個詞被國際和平志愿者刷滿了猶太人為巴勒斯坦人夯筑的種族主義隔離墻!——涂鴉作為一種幽默藝術的深刻,幽默作為一種抗議武器的有力,在加沙隔離墻上的“Ghetto”一詞中,被集中證實了!
“幽默是一種優(yōu)美的、健康的品質。”——列寧這句話聽著令人生疑。把它放在196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世界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中來觀察,只能說要么它深刻得如同神諭,要么則淺薄得如1980年代初的中國小資情調。今天,當我們面對滿街洶涌的V面具重新體味“幽默”(Humor)一詞的意味時,越來越覺得也許這個詞從一出生就專為援助弱者而來——作為民眾的武器,才是它的本質。至于弱智的電視Talk Show、幫閑的文人機巧、燒包的BoBo格調,只是幽默的不屑子孫、三聚氰胺喂大的一代。倒是弗洛伊德對幽默一詞的定義更深刻一些:以社會許可的方式表達被壓抑的思想。
考察幽默的戰(zhàn)斗史,我們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甲殼蟲、嬉皮士,20年代的語絲體,世紀初的卓別林……如果還能追溯得久遠一些,擅用幽默武器的一個鼻祖級人物就出現在了我們面前:阿凡提。阿凡提不僅把幽默這件武器用得滴溜溜轉,讓權貴、富翁和學者們的道貌岸然在他的三言兩語之間稀里嘩啦垮落,并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件武器——被民眾推樹在前面當掩體。所以,考據阿凡提哪年出生、籍貫何處本身是一件非常不幽默的事兒。阿凡提從來就活著,一直活到21世紀,聽說他最近創(chuàng)作的一個幽默是這樣的:阿凡提驚慌失措地從外面跑進來:“達達,壞了壞了,咱家的小羊羔吃了鄰居漢族家的豬奶了!”爸爸頭也沒抬地說:“沒事,那只羊留著等你民考漢的哥哥假期回來,宰了給他吃。”據說甘地聽了這則幽默之后,評論說:“假如沒有幽默,很久之前我就自殺了。”
幽默是一把銳利的武器,幽默也是一把軟弱的武器。幽默在出手之前,總是首先傷害弱者自己。因為它的邏輯,往往以弱者的自嘲自貶為基礎才得以成立。使用幽默這件武器,輕則自我示弱重則精神自殘——多多少少有些類似要離斷臂聶政黥面。不過弱者的方式,到底只能如此。到了微博時代,這種自嘲自貶更是發(fā)展到了自損、自辱甚至自污,滿眼的“草民”、“賤民”、“蟻民”、“屁民”自謂,戰(zhàn)斗的幽默與沉淪的自辱之間,只剩下一線分界了。
據說1964年,一名14歲的加拿大小男孩偷偷溜進列儂的旅館跟他聊天,列儂說過這樣的話:“他們(統(tǒng)治者)擁有全部的武器和所有的錢,他們知道怎么來對付暴力反抗,因為許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做這樣的事……他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還有和平和幽默。”約翰·列儂和他的伙伴是極端和平主義者,是全面反對暴力的。但當面對“用音樂和愛能阻止希特勒和法西斯嗎?”這樣一個挑釁性問題時,列儂的妻子小野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個希特勒時代的猶太女孩,我將會接近他并成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會按我的思路進行思考。這個世界需要溝通,而做愛是一種溝通的絕妙形式。”
幽默至此,已經讓人很難看出幽默的底色了。不管怎么說,作為一種武器,幽默在21世紀的世界里能夠被普及到如此廣泛、被發(fā)揮到如此極致——若是用弗洛伊德的定義來反證,便可幫助我們認識21世紀是怎樣的一個時代了。
筆
如果說幽默被涂上太濃的戲謔油彩,本意被藏得太深,就會變得底色難辨,那么比幽默更黑暗的則是沉默;如果說幽默甚至戲謔都可以作為武器,那么沉默呢?
沉默是什么?是迫害的共謀犯罪,還是一種更深沉的抵抗?梭羅寫過一篇《論公民的不服從》,指出人生而有不服從的權利。若允許再奢侈一點,人是否還應當有表達不服從的權利?借著弗洛伊德的幽默定義說,那么,當社會不許可以幽默的方式表達被壓抑的思想,人民就會集體隱入一種沉默,貌似馴服。《國語·周語上》記載,厲王止謗,國人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最終不過落了個“厲”字謚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新疆大地,處處可見這樣的情景:車站碼頭、巴扎飯館,在一切民眾聚集的地點,都會有一群一群的維吾爾人圍坐一處,不時爆出一陣聲浪震天的快樂大笑……到了21世紀,這種現象再也見不著了,在整個新疆消失了。公共場合里能見到的,多是戒備警惕的眼神。
表達不服從的武器是什么?冥思“沉默”這個詞語,會有非常的啟發(fā)意義。四十歲之前的先知穆罕默德曾長期去郊外的希拉山洞(Hira)里獨處,享受沉默。直到一天黎明,一種巨大的非常體驗緊緊擁抱了他,指示他:“以創(chuàng)造你的主的名義宣讀吧,他曾以凝血創(chuàng)造人,最有尊嚴的主,他教授人類以筆……”這就是古蘭經給人類的第一句啟示。——當穆罕默德走出山洞,天下大白。
光明降臨了,黑夜被照亮:以筆為武器,由沉默走向表達。
后來陸續(xù)降臨的啟示里,將出現更多與“筆”和“表達”這一對概念有關的經文:“以筆和它所書寫的盟誓”,“他曾教人修辭”,“你當以智慧和善言勸導,你當以最好的方式與他們辨明……”——這樣的言辭,這樣的指示,與其說是給7世紀的阿拉伯人的,不如說是留給21世紀的人們的。因為:只有當你活在今天這樣一個世界里,才可能更清楚地醒悟這些言辭在說什么,以及為什么要這樣說。
在任何一個以往的古典時代,在公平原則尚能是多數人的共同理想的時代,在受壓迫者擁有各種反抗的可能的時代,特別是在人們尚未如此普遍地麻木沉醉如21世紀的時代,很難想象——誦讀者能夠理解Gelam(筆)這個單詞為什么要出現在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句指示中。
只有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的看臺下被毫無懸念地一個接一個圍剿、戲辱而后獵殺的穆斯林統(tǒng)治者,被迫沉默在阿富汗山洞里數十年而后被宣布勝利爆頭了的本·拉登,年復一年揣著一腔血迎向槍口爭取回家權的巴勒斯坦難民,在世界民主與科技之都紐約被剝奪了使用麥克風權利的起義者,在“高壓態(tài)勢”下被集體沉默、被極少幾個文化雜種代言了的美好民族……在黑夜與黎明的一刃分線上閱讀古蘭經、在肆虐的謊言與殘酷的真相之間顫抖的靈魂們,只有他們,才可能明白那句話的真義:筆,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武器。也只有他們,才可能將是古蘭經的最好聆聽者。
一則穆斯林全民皆知的圣訓是:學者的筆墨勝于烈士的鮮血。——這則圣訓的深義,并未被揭破。它指示的絕不僅僅是學者與烈士的拱北級別或者后世待遇問題,更在暗示:筆的戰(zhàn)斗,比刀矛和槍炮的戰(zhàn)斗更優(yōu)越、更文明,也更有力!一個在筆墨的戰(zhàn)場上失敗了的民族,也許才是更深刻的失敗。
但在更深處,這則圣訓會不會是一個留給21世紀的武器理論呢?因為在21世紀,筆確實已成為捍衛(wèi)信仰真實、表達不屈服的唯一僅有的武器了。
不必再三地強調筆的重要性了。21世紀的道理,可以用幼兒的話語說清楚:你欺負我,我打不過你;我去向我爸爸或者老師告狀,可我是一個孤兒,也沒有一個公道的老師;我指望圍觀的同學們主持公道,可同學們都睡著了;我想大聲喊叫,可是你捂住了我的嘴……那么,我寫下一篇日記,把它留給后世。
“日記”,將作證一個人的信仰——將見證一個人沒有污辱創(chuàng)造者賦予他的生命尊嚴。
值得思索的是古蘭經關于“修辭”、“智慧的言辭”、“最好的方式”的強調。首先的層面上,它告訴我們:武器沒有階級性,筆可以掉轉槍口,用來向民眾、向真理開火。筆可以用來游戲文字、用來獻媚、用來乞食、用來營謀個人的出世。其次,這些強調的經文在指示:筆的表達,應當朝著智慧和美的方向努力,應當向最高的水平求索。
一枚小小的木片,一端斜削一刀,飽蘸濃墨,瀟灑一揮,便寫出美輪美奐的阿拉伯字。這就是伊斯蘭最初的筆。用它,人們不僅宣揚了真理和文明,也創(chuàng)造了藝術的美——阿拉伯書法就是其中一種。但在今天,握著阿拉伯語這支筆的人,有人試圖把闡釋真理的筆壟斷為特權,有人誤將“書法”當作筆的唯一使命……安拉教人類學會使用Gelam(筆),絕不是教我們沉湎于精心描摹幾個美術字當“書法”的自娛自矜之中。
“當武器的批判被迫后退的時代,批判的武器——筆,登上了硝煙彌漫的前沿。”(張承志《獻給你的都瓦》)21世紀,思想可以成為武器,甚至人的姓名和職務、筆名和網名都可以成為武器——如“切”、“X”、“馬科斯”、“副司令”,但是這些,都必須經由筆的槍膛射出去。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2012年國際勞動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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