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單詞的誤譯及兩種“民族”的比較

　　阿拉伯語的“a1-Ummah”這個單詞，在漢語翻譯中常常被譯作：民族。包括新聞報導、學術著作以至古蘭經譯本莫不如是。事實上在阿拉伯語中，指稱“民族”最常用的單詞是“a1-Qaumiyh”，這個單詞在詞義上最接近“民族”(Nation);另外也用“Daulh”，它比“Qaumiyh”多了些體制的意味，類似“國族”的說法，所以同時也被用于指稱“國家”。唯獨“Ummah”一詞的涵義，與非阿拉伯語世界里“民族”(Nation)的涵義大相徑庭。

　　紙上溝通的一個小小大意，反應到現實世界里就變成了對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文化理念乃至一種意識形態的大大誤解——搭橋工作無意中豎起了一堵墻。捅破這層窗戶紙，在今天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

　　Nation及Nationalism的本質

　　先來看看“民族”這個單詞。今天漢語世界里的“民族”一詞，是近代中國啟蒙家專為“Nation”量身訂做的一個新制造。然后返身去用它解釋古代的事情，或去虛構某種“民族敘事”。據考，古代中國典籍中，對人群共同體的描述有“民”有“族”，唯獨不見“民族”一詞。稍作思量不難明白：民是民，族是族，兩個字分別代表的概念原本各有所指，強行捏合在一起就是一件刻意模糊、人為虛構的學術事情。——即便中國古籍中偶有“民族”字眼，也與“Nation”沒有多大干系。

　　關于“Nation”，拋開詞義變遷、術語源起等枝枝杈杈不去糾纏，觀其主干：在其歐洲故鄉，“Nation”被重視和強調起來，是所謂前近代的事情;重視之中，它首先被賦予的是“國”的色彩，強調的是“國民”身份，和對“國家”的效忠意識;而被提出來并被賦予新涵義的時代背景，則是歐洲大陸內部數百年的分裂割據、混戰廝殺。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韓毓海對此中邏輯有經典的揭示：“如果權力(國家)自身不能構成權力的理由，那么使得國家合法壟斷權力和暴力的理由——或曰‘國家存在的理由’，其實只能是‘民族’。”

　　順著這個脈絡，就可以看清：在歐洲，“Nation”首先是一個政治的建構。其次，它受到強調，乃是政治為自己精心琢磨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稍后不久，給它綴上一個“ism”的小尾巴，就包裝成了一種可以堂皇登陸的學說：“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鴉片、軍火、傳教士混裝，搭載殖民開拓的海盜船，一路運銷全世界……很快便流行成為一個廣俘人心的“現代世界宗教”。

　　“民族主義”這個宗教，不管它的外皮包裝多么堂皇，也不論它的教義理論多么奧深，剝開層層包裝究其核心：無論它強調何種歸屬情感和效忠意識，這些東西賴以維系的核心，不外乎兩樣——第一血緣，其次地緣。就像一個正在慷慨激昂作演講的人，不管他說什么講什么，維系他的生命讓他站在那里、能說能講的，是他的心臟和血液。而我們說，血緣和地緣這兩樣東西，其本質是自私的。

　　盡管在追求某個正義目標的過程中，它們可能被利用來發揮某些正面的、積極的作用，但這并不改變它的自私本質。正如蒸汽凝結成雨露，其凝結核是塵埃——雨水可能是有益的，但塵埃的本質是骯臟的。以血緣和地緣作為判斷是非對錯、正義邪惡的標準，是沒有道理的，也是非道德的。運用血緣和地緣的標準來辨識人際親疏、決定敵友關系，來培養集體感情、確立價值判斷并最終指導集體行動，是非文化的，也是危險的——民族主義往往容易膨脹為國家主義，國家主義一旦風云遇合就會變成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

　　a1-Ummah的意涵

　　再來看阿拉伯語言或者說伊斯蘭語境中的“Ummah”這個詞。在前伊斯蘭時期，阿拉伯人的“民族”概念可能是混亂不確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包括一個國家政權、甚至一個有威望的家族，都可能用“Qaumiyh”(民族)來指稱。但“Ummah”一詞首次在阿拉伯語文史上登臺亮相，并以今義被確定下來，則是西元7世紀的事情。622年(即伊斯蘭歷紀元)，穆罕默德出走麥地那，于此創立了一個由遷徙者和歸附者兩部分融合而成的公社，包括麥地那土著赫茲萊直人、奧斯人和猶太人，也包括遷徙歸附的各地各部族阿拉伯游牧民，史稱“a1-Ummah”。這就是伊斯蘭歷史上的第一個“Ummah”，同時也是今天阿拉伯世界語境中的第一個“Ummah”。

　　考察麥地那“Ummah”的成分構成，可以看出：顯然它拋棄了傳統社會用以區分或維系人群的兩大依據：血緣和地緣，轉而以某種超越人種、部落、地域的精神信念為維系。它的社會秩序原則為：公社成員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政權歸于全體成員，社會框架由全體成員以盟約形式簽署的《麥地那憲章》確定。——就是這個“Ummah”，成為后世各種穆斯林人群、學說流派、宗教團體包括國家政權所積極效仿或自我標榜的對象。

　　就像今天“Nation”流行于大半個世界的語文中一樣，在瀚海綠洲麥地那獲得新生的“Ummah”一詞，詞義從此固定并在阿拉伯語文中流行至今。

　　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

　　分析“Ummah”與“Nation”的涵義區別：前者以精神信念為紐帶，以共同盟約的綱領為準則，打破了人種、膚色、民族、地域直至國家等人際分割對立的壁壘，啟發人類共通的方面如人性、文明等，追求一種大同式的社會理想;后者以種族血緣或共同地域為凝聚，以共同體利益為信仰，強調的是人類之間的不同和差異(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把人類整體切割成許多“不同的”單元，在理論上制造不同“民族”人類之間的隔離墻。

　　一言蔽之，“Ummah”與“Nation”就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映射到現實世界中，“Nationalism”學說不但深刻地改造了人類的思維，并且也改變了世界的版圖——“種族分治”思路就是它枝頭上的一個成果，如巴勒斯坦分治、如印巴分治……而一言難盡的“民族獨立”，則是這個成果的二級產品。

　　最悖論的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里，“民族主義”同樣盛行。這一邏輯怪圈出現的源頭，是英、法兩個殖民大國于19世紀攜帶“民族主義”的火種，分別來到了阿拉伯半島和埃及，在兩地阿拉伯人的心中成功點燃了針對奧斯曼帝國的妒火。此后這把火一發不可收拾，取代或者說直接冒頂了“Ummah”的名義，出現在從推翻奧斯曼帝國到反抗殖民統治等歷次運動的旗幟上，也開啟了阿拉伯世界無窮盡地碎片化和無窮盡地沖突進程。

　　“民族主義”這一病菌的潛入和擴散，事實上等于顛覆了穆罕默德篳路藍縷開創、后來者苦心經營了一千多年的“Ummah”精神和模式，使阿拉伯世界重又回到前伊斯蘭時期氏族林立、部落割據的局面，在對共同體的理解上也重返“賈黑利亞”(蒙昧時代)。今天的穆斯林學者喜歡把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伯歷史籠統地描述成“賈黑利亞”，以此來證實伊斯蘭的圣明。其實，與其說伊斯蘭出現之前的阿拉伯人在文明進程中處于蒙昧(此說原本就極不尊重歷史)，不如說今天的阿拉伯人在“民族”概念的認識、對民族主義的膜拜這一點上真正是倒退入了“賈黑利亞”時代。

　　在中國，由于建國之后的前三十年在宣傳和教育方面的努力，“種族主義”基本上已經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詞，但它的上游“民族主義”卻以其在20世紀中期席卷整個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斗爭中發揮的旗幟作用，奇妙地獲得了正當性和正義性，從而逃脫了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并在主導輿論不置可否或語焉不詳之中潛伏至今。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民族主義”幽靈就像寓言故事中的那一聲“狼來了”，不時被貪玩的孩子召喚幾聲。孩子召喚“民族主義”幽靈當然是有目的的：吸引民眾對自己的注意，把大家召集至與自己同一條陣線。但這個游戲是危險的——喊多了，狼真的會來。尤其是當狼餓著肚子的時候。而狼真的來了之后，首先要吃掉的就是熱衷于這個游戲的孩子。

　　不妨重復一次我們曾經的預言：在中國，追求或放縱民族主義，無疑是一種國家自殺行為。

　　a1-Ummah的現實價值

　　今天，民族主義在世界大多數地區依然興盛，它的極端形式種族主義在局部地區也時時蠢蠢欲動。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類究竟應該如何相處，諸般不同的人類究竟能否找到共同一致的方面，抑或是仍要沿著民族主義的思路繼續強調不同和差異，多樣性與相容實踐之間的矛盾應當運用一種什么樣的原則來制約?

　　二十年前，一個龐然帝國之所以在瞬間土崩瓦解、化作一地碎片，民族主義便是其中的有力一擊。今天的美國，被奉為成功化解了民族問題的典范，但事實上，高福利制度或許才是它的救命稻草——假如經濟發展出現停頓或倒退、社會福利驟然萎縮之后，一切貌似已經消失的問題都有可能卷土重來。所以，民族問題的危機并未像樂觀主義者所評估的那樣已經可以警報解除。今天討論民族問題非但并未過時，恰恰可能正當其時。

　　今天，“崛起”了的中國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有人主張向美國學習，提出對少數民族問題“去政治化”，鼓吹以“國民認同”替代“民族認同”(如馬戎)。實質上就是以國家主義替代民族主義，其本質無非是以一種更大的“民族主義”來應對民族主義。殊不知早在兩百年前，梭羅就已對美國人自私狹隘的國家主義意識提出了尖銳諷刺：愛國主義是他們大腦里的蛆。《南風窗》近期刊文《我們如何敘述中華民族》，作者李北方提出：“重提中華民族”，必須承認中國革命的歷史敘事，才可能以此確立中華民族敘述的根基。這顯然比前者高明得多。無論如何，我們面對的是任務是：以超越民族主義的追求，來應對民族主義的問題。

　　面對這道舊世紀留下來的老命題，一切熱愛多樣性、相信人類擁有相通一致的基本面、信仰平等精神、以和平為最高追求的人們，理應去到豐富深厚的人類精神遺產中尋找參照、獲得啟發，來促進思考。例如燦爛的中國古典思想，例如伴隨著中國近現代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確立起來的“中華民族”理論，例如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中的“Ummah”模式……

　　從人類歷史實踐的相對比較來看，“Ummah”也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實現了對文化多樣性的寬容(“安達盧斯時代”即為典型一例)。以一種超越了人類的生物特征和世俗利益的精神理念，把不同民族的人類團結為一體，共同恪守和平原則，這無論如何也比民族主義高明而且高尚得多。這也就是為什么說“Ummah”的實質是文化的，而出產于近代歐洲的“Nation”其本質是非文化的。

　　總而言之，“Ummah”是一種精神烏托邦，并且它確實曾在人類實踐中真實地出現并存在過。“Ummah”的正確譯法，文藝一些可譯作“公社”，學術一些可譯作“共同體”——無論如何，都要比譯成“民族”準確得多。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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