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穎：21世紀的西方新社會運動：從反全球化運動到“占領”運動　　

        西方新社會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國家伴隨學生運動而興起的一系列大規模的、有影響的群眾抗議運動的總稱，其中包括生態運動、反戰和平運動、婦女運動等，由于這些運動在運動主體、運動議題、運動方式、組織形式等方面都具有與傳統社會運動不同的特征，所以被稱為新社會運動。不可否認，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新社會運動對西方國家政策的制定、政黨執政乃至政治變革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新社會運動在國際社會先后分別以“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兩種新面孔呈現，并在國際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那么，作為21世紀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兩種面孔，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二者究竟有什么聯系，又有哪些區別?本文試圖在概述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的基礎上，具體分析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的異同，以期對21世紀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發展態勢有更清晰的認識。

　　一、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概述

　　(一)反全球化運動

　　1999年11月底，世貿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會議期間爆發了由大量非政府組織舉行的、約5萬人參加的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運動，史稱“西雅圖風暴”。以此為標志，西方社會掀起了反全球化運動的高潮。所謂反全球化運動，主要是指在全球化進程中，受到全球化傷害的群體或組織針對全球化的某種性質或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問題表示不滿并運用各種運動戰略和戰術進行抗議，意圖得到糾正、解決或引起注意的一系列群眾抗議活動。[1](p88)它最初發端于19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主要反對國際貨幣組織為拉美制定的經濟調整計劃。此后，這一運動就迅速擴散到美國、歐洲以及西方其他國家，每當大型的國際組織召開會議，反全球化運動必然粉墨登場。1999年“西雅圖風暴”的爆發，標志著反全球化運動由一個區域性的、零星性的抗議運動轉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抗議運動，并成為21世紀前十年內國際社會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備受世人關注。

　　(二)“占領”運動

　　2011年9月17日，在美國金融中心紐約爆發了由數百人參與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運動的最初目的是揭露美國金融體系的貪婪與腐敗，矛頭直指美國的經濟體制。10月7日，“占領華爾街”運動升級為“占領華盛頓”，運動的矛頭也由美國的經濟體制指向了美國的政治體制。運動在美國的影響不斷擴大，美國有100多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爆發了“占領”運動。不僅如此，運動還蔓延至美國境外的許多發達國家，德國、法國、西班牙、日本、新西蘭等國都相繼爆發了類似的抗議運動。2011年10月15日，“占領華爾街”運動迎來了第一次全球行動，抗議的浪潮席卷了東亞、歐洲和北美，這一天被稱為“全球憤怒日”。世界各地的82個國家的抗議示威者在951座城市舉行譴責資本主義、社會不公與經濟危機的游行示威活動。據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聲稱，“占領”運動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全世界超過1500多座的城市都出現類似的“占領”運動，從馬德里到開普頓，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香港，成千上萬人加入抗議示威隊伍。至此，“占領”運動由美國境內的一場抗議運動演變為備受世界矚目的全球性抗議運動，成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國際社會中吸引世人眼球的又一道風景線。

　　“占領”運動爆發后，一些學者將它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與越戰運動相聯系，認為它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乃至西方又一次具有廣泛影響的、較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無獨有偶，在1999年西雅圖風暴后，西方社會掀起的一浪又一浪的反全球化運動，其混亂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再現了1968年西方社會運動的場景，有學者指出，反全球化運動在起源、基本原則以及規模上都與1968年的新左翼運動有許多相似性。[2]或許是二者均與1968年的社會運動多少都有一定的聯系，或許二者均是一開始發生在美國、后又蔓延到全球的社會抗議運動，“許多人將占領華爾街運動與1999年發生在西雅圖并引起全球矚目的所謂的反全球化抗議運動相提并論”。[3](p57)

　　那么，作為21世紀的西方新社會運動，兩種運動的內在機制及其運作究竟有哪些相似呢，下文試圖從運動爆發的背景、運動的構成要素以及運動的影響等方面進行說明。

　　二、“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相似性

　　作為21世紀的西方新社會運動，就運動規模而言，“占領”運動雖然不能與其之前的反全球化運動相比，如1999年西雅圖抗議運動中，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抗議者達5萬之多，2001年熱那亞八國首腦峰會期間所爆發的反全球化抗議事件中，參與者多達12萬人。盡管如此，“占領”運動卻與反全球化運動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運動爆發的深層原因

　　無論是反全球化運動還是“占領”運動，都是西方普通民眾拋開現有的政治秩序所發出的不滿與憤怒之聲，二者均屬于草根性的抗議運動，其深層原因是社會不平等的加劇。

　　就反全球化運動而言，反全球化運動并不是一般意義上地反對代表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與歷史發展潮流的全球化，而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弊端與社會問題。其中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是反全球化運動指控全球化的罪狀和最嚴重的后果。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國際層面，也體現在不同類型國家的國內層面。就國際層面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全球技術的進步，利益分配越來越不公平，國家之間的貧富

　　差距空前擴大。2003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中指出，20個最富國家平均收入目前已達到20個最窮國家平均收入的37倍，這一比率在過去40年中翻了兩番。[4](P2)就國內層面而言，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內部都呈現出明顯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貧富差距最為嚴重。統計表明，2000年，美國最富裕的20%的人口獲得全部收入的49.7%，比1999年提高0.3個百分點;其中最富裕的5%的人口獲得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21.5%上升到21.9%，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所得僅為總收入的3.6%。[5]

　　同樣，2011年“占領”運動的爆發也是貧富分化、社會矛盾加劇的結果。“占領”運動爆發前，美國貧困人口的數量不僅持續增加，而且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據2011年月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數字，美國2010年貧困線以下的美國人口數量達到了52年來的最高值，為462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的15.1%。[6](pA1)同時，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1年的報道，90%的美國人在過去20年中實際收入沒有增長，而占美國1%的人口的富人卻增長了33%。[7]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成為美國民眾產生不滿情緒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救市政策的獲益者卻是富裕的階層而不是普通民眾，這進一步激發了民眾的憤怒與不滿，走上街頭提出利益訴求就成為其必然的選擇。因此，社會不平等加劇是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爆發的深層原因。

　　(二)運動的內在構成機制

　　作為21世紀西方社會出現的兩種新社會運動，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二者在運動的內在構成機制，即運動的參與主體、訴求議題、活動方式、組織形式等方面都具有諸多的相似性。

　　1.運動參與主體均呈現多元化特征，但以年輕人為主。就反全球化運動的參與者而言，其組成是相當復雜與多元。從參與者的社會地位上看，主要有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在經濟全球化大潮沖擊下自身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的人或弱勢群體。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他們往往是對跨國公司行為以及對國際經濟組織行動準則不滿或對現存制度和秩序不滿的人。因此，反全球化運動參與者的成分非常復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中包括青年、老年、婦女、學生、勞工、生態主義者、人權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只要是對現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或國家政策抱有不滿和反抗態度的人都有理由加入這一運動。左翼、激進分子、保守人士、窮人、富人都可以在運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就年齡結構而言，參加抗議的絕大多數是在35歲以下，如在2002年第一次歐洲社會論壇召開期間，參與反全球化抗議運動的約76.4%的人年齡在35歲以下。[8]因此，年輕人是反全球化運動中最積極、最激進的力量，在反全球化運動抗議示威中，年輕人站在了運動的第一線，據此，反全球化運動可以被看作是年輕人為主體的社會抗議運動。

　　就“占領”運動而言，其參與人群錯綜復雜，抗議者喊出了“我們是99%”的口號，在這99%中，有找不到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和退伍軍人，有害怕失去養老金的老員工，有長期失業的工人，有無家可歸的和平主義者，有白天在公司上了一天班下班后趕到運動現場的職場人士，有軍人，也有警察……這個團隊聚集著來自各個地域、各個民族的各種膚色的人。[9](P9)由此不難看出，“占領”運動參加者的政治派別和階級背景十分復雜，很多人是來自美國的左翼或弱勢群體。以至“占領”運動的組織者稱這是“一場不同膚色、不同性別、不同政治傾向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沒有領導者的運動”。[10]盡管如此，參與運動的主體是在讀大學生和其他社會青年，年齡大多在35歲以下，他們或失業，或背負沉重債務、或是自己或父母房產被銀行收回，面臨各種各樣的經濟困境。據“占領”運動的網站(www.occupywallst.org)調查統計分析，在抗議隊伍中，年齡在18-24歲之間的抗議者占24.4%，年齡在24-34歲之間的抗議者占37.9%。大約有64.2%的抗議者是年齡在34歲以下的抗議者，約35.8%的抗議者年齡在35歲以上，另外約有10%的抗議者年齡在54歲以上。[11]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盡管“占領”運動的參與者成分復雜，但仍是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社會抗議運動。

　　2.運動議題均體現出復雜性與包容性的特征。一般而言，運動的議題與運動的目標緊密相連，由于參與兩種運動的主體十分多元，因而運動的議題是相當復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就反全球化運動而言，失業、人權、環境污染、毒品、貧富差距、南北不平等、和平問題等都可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議題，但諸多的議題歸納起來，主要涉及關注環境保護和社會公正兩方面。就“占領”運動而言，由于不同政治派別、不同膚色、不同性別者參與其中，其訴求是五花八門，十分豐富：從控訴金融領域的貪污腐敗到控訴經濟不平等現象，從控訴社會不公到控訴失業上升，從控訴人民權利被剝奪到控訴錢權政體，從控訴警察暴行到控訴對外戰爭，從控訴環境污染到控訴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和欺騙，不一而足。[12]盡管抗議運動的目標非常多元化，但是這場運動的訴求大致主要有三個：反對貧富分化、反對金錢政治與反對戰爭。

　　3.運動方式均采取非常規的直接行動與網絡反抗相結合的方式。直接行動是比較傳統的一種運動方式，主要包括人們所熟知的游行、罷工、示威等。由于直接行動對運動參與人員一致性的要求很少，即對參與活動者的性別、年齡、職業、政治信仰等其他方面都沒有嚴格的限制條件，因而不需要花太多的代價或成本就能協調、組織參與者的共同行動，從而備受運動參與者的青睞。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均采取了街頭游行示威這種直接行動的“顯示效應”，引起世人和媒體的關注，最終才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美國蔓延到全世界。

　　不僅如此，借助網絡進行反抗也是二者的共同之處，無論反全球化運動還是“占領”運動，均利用互聯網這一便利的工具來表達其利益與訴求，協調行動，向參與者提供集體行動的具體信息。同時，也正是應用互聯網絡，才促使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跨越民族國家的范圍，使一時一地的抗議運動迅速發展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社會運動。

　　4.運動組織形式均具有網絡組織形式的分散性特點。對于社會運動而言，擁有強有力的組織機構與領導核心是運動取得最終成功的關鍵因素。但這對于借助網絡這一便利工具而開展活動的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來說明顯是個軟肋。

　　就反全球化運動而言，其組織結構主要有兩大類型：固定的、正式的運動組織和非固定、臨時的活動群體。在反全球化運動過程中，雖然有一些正式的固定的組織(如工會組織、人權組織、環保組織等)的存在，但這些組織在運動中相互之間卻很少協調，各有各的動機和目標，各呼各的口號，也不存在一個中心機構或組織對它們的活動進行約束。運動一結束，這些組織重又回到它們自己所追求的事業中去，在運動中隸屬于各個組織的群體或個體，也一哄而散，回到各自的國家過原來平靜的生活。更不用說那些非固定的、臨時的活動群體了，其分散性更強。他們只是在活動期間通過互聯網發表倡議，互通情報，商定跨國界的行動方略，輕而易舉地安排一些國家的反全球化人士到另一些國家參加抗議活動，組成一個沒有權力中心的松散聯盟。

　　就“占領”運動而言，網絡媒體在運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運動不可缺少的工具并貫穿于運動的始終。在運動前，意見領袖將網絡新媒體作為倡導工具，在網民中發起討論議題，爭取支持者和同情者，進而發出集體行動的號召;在運動初期，網絡媒體成為抗議者的組織協調平臺，向參與者提供集體行動的具體信息;在運動進行中，網絡媒體起到了放大、擴散運動的作用，使一時一地的抗議運動不僅迅速遍布全國，甚至通過互聯網平臺跨越國界擴散到全球。運動后期，網絡媒體發揮著沉淀運動成果和記錄集體記憶的作用，抗議者借此交流各自的故事、觀點與情感，建立身份認同并形成自我持續的社區。[13]

　　不可否認，這種網絡組織形式具有開放性的特點，它能夠迅速和有效地聚集抗議者并擴大運動的影響，但同時也暴露出其分散性的缺陷，由于沒有強有力的組織機構領導，運動在遇到一些現實問題和困難時，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甚至是導致運動的終結。

　　(三)運動的影響

　　作為一種抗議運動，無論其成敗，均會在國內或國際層面產生某種影響，就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而言，也是如此。對于反全球化運動的影響，[14]筆者曾經從實質性影響、制度性影響與敏感度影響三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在此不再贅述。就“占領”運動而言，其影響也主要體現在這三個方面。其中，實質性影響屬于運動的政策影響，制度性影響屬于運動的政治性影響，敏感度影響屬于運動對人們價值觀或認知態度的影響。

　　就“占領”運動的實質性影響而言，“占領”運動有助于改善美國的政治決策，推動經濟決策向良性方向發展。自奧巴馬上任以來，開始推行重鑄美國基礎、打造“巖上之屋”的戰略，變革之風雖席卷美國各個領域，但困難重重。“占領”運動的爆發表明了公眾對相關法案的支持態度，尤其是對奧巴馬政府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實施起了促進作用。抗議者對華爾街的不滿與憤怒促使奧巴馬政府調整自己的經濟刺激策略和重點，推動政府對經濟進行多方面的干預和調控，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體系和稅收政策。不僅如此，“占領”運動還促使政府關注收入不平等、公司責任、就業、環保、教育等方面的問題并作出一定的改革。如2011年10月26日，美國政府提前實施國會通過的為學生貸款“減負”系列措施，將其生效日期從2014年提前至2012年年初。奧巴馬政府宣布自2012年1月起，學生貸款的每月償還上線不得超過負債者月收入的10%。這使大約160萬正在就讀的大學生和已畢業工作的美國人從中受益。[15](P84)

　　就“占領”運動的制度性影響而言，“占領”運動對美國兩黨政治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占領”運動的發生，不僅成為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各方利用和博弈的籌碼，另一方面，“占領”運動也“促使美國政黨政治和利益表達、聚合及博弈機制發生微調”。[16](P88)就“占領”運動的敏感度影響而言，“占領”運動推動美國政治文化轉型。[17](P45)

　　一般而言，社會運動爆發后，經過運動的洗禮，公眾的情感、價值和文化心理都會出現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會通過社會教育、文化傳播等方式凝聚成一種新的文化思潮信仰導向，進而在社會中衍生出一種支配人們價值觀念和認知態度的新型的政治文化。“占領”運動自然也不例外。在“占領”運動過程中，抗議者喊出了“我們是革命的一代!”、“我們需要工作，我們需要革命!”、“反對債務奴役!”、“消滅資本主義!”、“反對兩黨政治”等響亮的標語口號，從而對美國民眾的文化價值理念形成了沖擊，是一次觸及靈魂的精神洗禮。不僅如此，抗議者還通過利用網絡、借助新技術等手段，提出了包括“占領家園”、“占領文化”、“占領虛擬空間”等一系列新的策略，對現實的政治制度、信仰體系進行深刻地揭露與批判，這不僅充分顯示出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制度的危機，同時也警醒了西方政治家去重新審視貧富差別與西方現行制度的弊端，從而有助于推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構建。正如YES雜志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總編吉爾德(SarahVanGelder)所言，占領運動“加深了大家對新文化的渴望：一個徹底的、懂得包容、懂得尊重、互相支持的橫向文化”。[18](P12)

　　三、“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之處

　　盡管“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在運動爆發的深層原因、運動的構成機制以及運動的影響等方面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作為21世紀不同時間段爆發的兩種運動，“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相比，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運動爆發的宏觀經濟背景不同

　　20世紀90年代，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的時代，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形勢是不錯的。美國取得了二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周期(從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歐盟的經濟表現雖說不如美國，但其經濟發展也是可圈可點，實現了12國貨幣的統一，建立起了歐元區。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經濟增長率為發達國家的兩倍，其中尤為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盡管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具有不均衡性的特征，但總體上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是處在發展繁榮的時期。因此，1999年爆發的反全球化運動抗議浪潮是“在世界經濟繁榮的巔峰中對資本主義采取行動的”。[19](P58)

　　一般而言，在經濟光景比較好的情況下，要去針對一個以貪婪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其動員是非常艱難的。然而，十年之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僅與之前無法相比，而且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也在不斷深化。2007年7、8月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到2008年9月發展為以華爾街為震中的金融風暴，并迅速蔓延和影響到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最終釀成了一場資本主義世界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據發達國家2008年第四季度宏觀經濟的初步統計，GDP增長折合成年率：美國下降了3.8%，歐元區下降了5.9%，英國下降了5.9%，日本下降了12.7%。[20]

　　可以說，主要發達國家都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經濟危機中。雖然西方發達國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應對金融危機，但是不受約束的貪婪已經破壞了全球經濟和整個自然生態，經濟的災難和生態的災難已經成為擺在世人面前不爭的事實。因此，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對現實的憤懣與不滿使“占領”運動比反全球化運動更容易團結公眾，更快速地發起運動。

　　(二)運動的具體目標不同

　　反全球化運動把峰會組織作為目標對象，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八國集團峰會等等。每當國際社會中有峰會或國際組織召開會議時，反全球化運動必然會粉墨登場，與之唱對臺戲。然而由于峰會或國際組織召開的時間較短，一般只是持續一個星期左右，因而每次反全球化運動持續的時間也較短，峰會結束，運動也就結束。不僅如此，由于峰會組織召開的地點并不是固定的，因而反全球化運動也不能長時間地在某一個國家或城市持續地開展運動，一般情況是，峰會組織的地點變化，爆發大規模反全球化運動的地點也會發生變化，從而使運動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不能在原地扎根生長并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反全球化運動不同，“占領”運動有自己固定的目標，即運動不僅指向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而且還指向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只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沒有解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危機沒有消除，資本主義體系的弊端仍然存在，運動就沒有結束之日。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認為“占領”運動雖然在2011年11月15日遭到清場后走向低谷甚至是迅速沉寂，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占領”運動的社會基礎與資源基礎仍然存在，運動遠未終結。[21]不僅如此，其社會影響也會在以后漫長歷史過程才能逐漸顯現出來。

　　(三)運動所表現的暴力性質不同

　　暴力行為是社會運動所采用的一種吸引新聞媒體關注的行為方式，同時也是警方和抗議者之間戰術相互作用、沖突不斷升級的結果。當然，不同運動在開展過程中其暴力行為的表現是不同的。

　　就反全球化運動而言，其暴力色彩相對濃厚，雖然部分抗議者主張用和平的非暴力的行為方式開展運動，但是由于運動中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少數極端分子熱衷于采取暴力行為，他們認為暴力行為以及警察的彈壓有助于運動產生轟動效應從而獲得媒體和公眾的關注，進而可以達到迫使參與國際會議的政治精英們認真考慮抗議者要求的目的。采取暴力行為的最終結果往往是導致示威者與警察發生的暴力沖突也愈演愈烈，甚至造成人員傷亡。如1999年西雅圖抗議運動中身穿黑衣的無政府主義者實施破壞財產的行為，以及2001年熱那亞反全球化抗議事件中“藍色群體”的暴力行為都是組織者所始料不及的。而警方為了壓制反全球化運動，常常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胡椒粉、高壓水槍等來對付抗議者，甚至對抗議者進行逮捕和監禁。面對警方的壓制，抗議者在采取了種種防護措施的同時，也與警方針鋒相對，向警方投擲石塊和酒瓶，以暴還暴，結果造成雙方傷亡人數不斷增多。

　　相反，“占領”運動要比反全球化運動溫和許多，除歐洲個別國家的“占領”運動出現暴力行為外，運動多是在相對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的。究其原因在于抗議者一直堅持無暴力的多元化策略，這集中體現在“占領”運動直接行動委員會發布的示威活動綱領中：一是不挑撥不慫恿警察或行人使用身體暴力;二是遵守多元化策略，但在采取行動前要先考慮行動可能對整個團隊帶來的影響。[22](P47)因此，抗議者在運動過程中拒絕出現讓媒體拍到他們特別想要的破壞行為，而對這一紀律的恪守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展示了警察鎮壓行為的殘忍和無情，從而支持運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不僅如此，運動參與者在運動過程中還推出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從運動初期的演講、交談，發展到雕塑、繪畫、戲劇、彈奏、人體彩繪等各種藝術形式，從而避免了與警察的直接沖突。但是對一些地方性的“占領”運動而言，抗議者與警方的暴力沖突仍不可避免。

　　(四)運動對媒體的應用程度不同

　　雖然反全球化運動與“占領”運動都借助了媒體尤其網絡媒體這一便利工具來開展運動，但是與反全球化運動相比，“占領”運動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傳統媒體的被邊緣化與社交媒體作用的凸顯。

　　在2011年9月17日“占領”運動爆發后，西方傳統的媒體如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整體反應是比較淡漠與中立，不僅對運動的態度是麻木不仁，而且報道的數量少、極不客觀。“占領”運動是在沒有傳統媒體的參與下取得了較高的認知度和支持度，而這完全歸功于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體的推動作用。對于世界各地伴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一起成長起來的年輕活躍分子，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在“占領”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與組織中，社交網絡成為運動組織者的“廣播電臺”，為他們發出聲音、爭取支持，以最少的人力、非專業性的媒介平臺制造著最大的傳播效果。[23]

　　不僅如此，“占領”運動有一個媒體組，負責經營運動的網站“聯合占領”，對運動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網絡直播。媒體組還有專人維護Twitter、Facebook與YouTube上的專用賬號，通過Skype等軟件與其他地區的抗議者聯絡。[24]從而使運動的影響不斷擴大，迅速跨越民族國家的范圍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社會運動。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占領”運動在利用網絡媒體這一宣傳工具過程中，還采用的一種“人民麥克風”的形式來宣傳抗議者的主張。“人民麥克風”的使用是“占領”運動總集會的一大特色，在開始說話前，一個人先喊一句“麥克風核實”，讓大家安靜下來并將注意力集中到說話人那里，接著，發言者就開始說話，一次說幾個詞，讓人群中其他接受者可以依次傳遞到后排的參與者。最初，這種形式只是在“占領”行動中用于大聲地提出反對意見，后來它的使用范圍逐漸擴大。這一形式的運用不僅使聽眾對發言人所說的話聽得更清晰，而且也有利于集中，因為這一技術的應用使得幾千人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也使得直接參與到街道現場行動的團體在忙碌中仍能制定民主決策。這種形式是反全球化運動所沒有出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新形式的運用可以看作是“占領”運動在以前運動基礎上的一個創新。

　　四、結語：未來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發展趨勢

　　通過對“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相似與不同的分析不難看出：一方面，“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相似點說明二者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作為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左翼社會運動，二者都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所不同的是反全球化運動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進行批判，而“占領”運動則是把矛頭指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盡管如此，二者都代表了西方社會底層的、較激進的部分民眾的訴求，具有草根的性質。另一方面，“占領”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也表明了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活力與因素。在此，筆者結合前文所述內容，對未來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發展作以下預測：(1)科學技術尤其是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對新社會運動將產生更重要的影響。(2)運動的多元化特征將表現得更加突出。這種多元化不僅指參與者呈現出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年齡結構的多元化，而且還指運動訴求議題范圍的多元化。(3)新社會運動的行為方式將趨于更加理性、更加溫和。(4)新社會運動的組織管理將趨于更加完善，但其分散性與基層民主的色彩也將更加濃厚。總之，未來西方社會的新社會運動將會以一種“美麗的抗議”形象展現于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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