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上的“卡娃”分屬兩個不同派系，從徐家匯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鐵一號線沿線以及浦東東方明珠廣場是“南方派”的地盤;南京路西起靜安寺，東至外灘是“中原幫”的天下。人民廣場是兩大幫系的緩沖地帶，只有在那里，雙方的人相遇才不會發生斗毆。

　　“小胖子”的“威嚴”

　　5月14日，下午兩點多一點的時候，淮海路襄陽服飾市場對面的襄陽公園門口發生了一點小的騷動，這天是母親節，一家女性用品商店派出了幾名紅衣少女提著花籃站在路邊給過往行人中領著孩子的母親們贈送玫瑰，一個十六七歲模樣的邋遢男孩也嬉皮笑臉地貼過來索要。

　　紅衣少女護著花籃不肯給：“你發你的卡片去，我這花只能送給做母親的人!”男孩撓了撓蓬亂的頭發，冷不丁從女孩花籃中搶了一支，見女孩委屈地拉長臉，男孩又叉開雙腿，挺起肚子，雙手撐腰：“你看，我這樣子起碼懷孕三個月了。”

　　邋遢男孩是在這條街上發打折飛機票廣告卡的一名“卡娃”，人稱“假東北”，因為他總是說自己是東北人，卻又不幸被另一些“卡娃”識破真實身份，因此送給了他這樣一個“雅號”，“他怕人欺負，因此總拿東北二字來唬人”，“卡娃” “小不點”說。

　　這邊，被戲弄的紅衣少女哭笑不得，另一邊，“假東北”已經瞄上了一名時髦的上海小姐，上海小姐穿著低胸裝，提著購物袋，一路飄香。

　　就在上海小姐路過公園門口的一瞬，“假東北”一個箭步，擋在上海小姐右前側，女孩嚇得趕緊止步，就在這一瞬， “假東北”一只手已經伸到姑娘的胸前，將一張廣告卡片“送進”衣內。

　　上海小姐尖叫著退步，還沒緩過神，“假東北”已經閃至四五步開外咧嘴壞笑，姑娘頓時滿臉緋紅，怒目圓睜罵了幾句匆匆走開。

　　“假東北”的眼神還沒有從上海小姐的背影中轉回的時候，他的小腿已經從后面挨了狠狠一腳。

　　踢他的是一個哈韓穿著風格的胖胖的男孩，“假東北”有些惱怒，但他面部肌肉抽搐又顯僵硬，顯然不敢發作。胖男孩也是一名“卡娃”，人稱“小胖子”，在這條街上“道上混的”都知道這家伙是個人物!

　　“干嗎踢我?!你發你的卡，我發我的卡，又沒礙著你……”“假東北”嘟嘟囔囔。

　　“小胖子”又是飛起一腳，被“假東北”躲開，“你這樣胡搞就礙著我了!想在這條街上混，就得給我守規矩，發卡就發卡，你占人家小姑娘便宜干什么?!”

　　“假東北”不敢再言語，灰溜溜轉開了。

　　由于毗鄰地鐵一號線陜西南路站，緊鄰百盛百貨、巴黎春天和二百永新共同構筑的淮海路商圈，襄陽路服飾市場成為上海人流量最為密集的“淘貨”寶地，有統計，襄陽路市場人均日流量達5萬之巨，甚至成為外籍游客到上海的必游之地。

　　由此，在人氣火旺的襄陽路服飾市場一帶便常年游散著近20個散發打折飛機票廣告卡的“卡娃”。

　　“小胖子”就是記者要找的人，按照此前一名“卡娃”的介紹，“小胖子”是這一帶甚至在上海“卡娃”族中都頗有聲望的一個“老大型的人物”。在這條街上，只要向任何一個“卡娃”或者“黃牛”打聽“小胖子”都可以找到他，一些十三四歲的小“卡娃”聽到“小胖子”三個字都心生敬畏。

　　“看不順眼就打!”這是“小胖子”后來對我們的解釋，所謂看不慣，往往都是因為這些“卡娃”壞了規矩，比如“ 假東北”那樣的舉動，“各有其道!發卡就好好發卡，搞那些鬼名堂只會惹麻煩!”

　　介紹我們跟“小胖子”認識的是“卡娃”“小四川”，不久前做建筑工調查時，記者曾到一個建筑工的宿舍蹲點采訪，“小四川”當時就借宿在那邊。

　　我們開門見山亮明身份，“小胖子”果然如介紹的那樣，很仗義，只要不壞了他的規矩，還是非常隨和的。

　　“小四川”跟“小胖子”說：“這個記者不嫌農民工的宿舍臟臭，挺尊重建筑工的。”“小胖子”接過一根煙，笑道：“這就好。想暗訪的記者見多了，當我們傻瓜啊?!道上走的，看一眼就清楚!你不暗訪，明著來，是守規矩的人。”

　　“上海灘發卡的人中數我做得最好，每個月一千多元工資，在上海，可以說你找不到第二個!”這個脖子上一道顯赫刀疤的18歲男孩幾乎悉數將“卡娃”的內幕告知記者。

　　輟學來滬

　　“小胖子”姓陳，來自甘肅，按照與他的約定，我們不公開他的名字。3年后的今天，“小胖子”依然記得當初從老家到上海的情形，他用“悲壯”二字來形容。

　　我2003年離家出走到上海時才15歲，但我是深思熟慮后才作出這個決定的。老家在甘肅農村，窮得叮當響，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父母每年在家種田豐收的話也掙不到兩千元，甘肅那邊又是出名的干旱，要是遇上一個災年，那就得指望救助了。

　　因此，從我上小學時起，父母就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到頭只能見到他們一次。2003年，哥哥考上了大學，他是學鋼琴的，一年費用起碼一萬五千元，爸媽打工一年也供不起他的學費。

　　姐姐本來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學，但是家里實在太窮，最后放棄了，但姐姐不愿意這樣一輩子守著那片黃土，于是一邊打工一邊復習。

　　家里就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成績其實很好，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是班長，但這么多年，我一直一個人守在家里，冷冷清清，有個心思也找不到人說，越來越抗拒這個家，害怕那種孤獨的感覺。

　　這一年臘月，我漸漸萌生念頭到上海打工。我想用我的力量支持哥哥姐姐念完書，因為我的成績雖好，但是沒有他們好，我擔心萬一我考上大學，將來畢業找不到工作，那這幾萬元學費就等于扔水里了。

　　我覺得哥哥姐姐靠我的支持念書，以后工作了會幫我一把的。從萌生念頭到最后離家出走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沒人發現。

　　那一陣上課的時候，老師不管問我什么問題我都不回答，哪怕問我一加一等于幾我都說不知道，我的反常引起了老師和同學的不解，但我每次微笑著回答：“沒事!”

　　春節越來越近，寒假快放了，爸媽和哥哥姐姐馬上也快回家了，我要趕緊行動。這一天，我到學校后，老師問的所有問題，我都搶著一個人回答了，老師覺得奇怪，你今天怎么了?我說，沒什么，老師。其實我自己心里明白，這也許就是我這一輩子最后一次念書了。

　　下課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根本沒什么可以收拾的，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足足三頁紙。我告訴他們我輟學的理由，并告訴他們我到上海來打工，要他們不要找我，就算找到我，我也還是會跑回上海的。

　　我把信壓在床頭柜上，拿了幾件衣服，花5塊錢買了十幾個饅頭就鎖門出發了。我一直沒有哭，我把家里的牛托給了鄰居，撒謊說要去學校住，然后頭也不回地出發了。

　　和我一起偷偷走的還有村里的另一個伙伴小華，他倒不是因為家庭困難，而是因為不想念書了，想早點出來賺錢，在我們那里，小孩子到了十四五歲后就到城市打工的人不少。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隨身只帶了五六十元錢。我買了一張到甘肅省內天水的火車票，然后一直坐到上海，中途幾次被人發現逃票，被列車員從前一個門趕下來，我就從后一個門鉆上車。

　　我們倆就這樣一路和檢票員捉迷藏，因為沒有票，擔心被抓，到上海后，我們從火車站后面的圍墻上爬了出來。

　　這是“小胖子”第一次到城市，看到滿街的高樓大廈，他傻眼了，“天啊，我不是到了天堂吧。”

　　“小胖子”至今還記得初到上海時的陰冷。因為沒有出遠門的經驗，臘月的季節，他只穿著一身校服，連普通話都不會說，兩個孩子在火車站一帶不知所措。

　　他們去應聘飯店的服務員，但人家都以“不能雇用童工”為由拒絕。夜晚，兩個孩子就睡在地鐵出口、商場屋檐下，沒有被子，就找馬糞紙、塑料袋把自己裹起來。

　　兩天后，所有的饅頭吃光，盤纏也用光了，可工作還沒找到，兩個孩子慌了。就在“小胖子”躺在火車站天橋上望著下面的車流發呆時，一個30歲左右的男人在他面前蹲下。

　　“一看你這身打扮就是從鄉下來的，沒飯吃?跟我發卡怎么樣?包吃包住，每個月給你500元。”

　　500元!在老家，一個成年工在工廠打工一個月也不過300元，“小胖子”興奮地連連點頭。

　　就這樣，他走上了“卡娃”的道路。

　　混進“江湖”

　　“小胖子”一開始并不知道發卡是怎樣的一個工作，他連飛機都沒有見過，更別說對飛機票打折有什么概念了，因此，他惴惴不安地問那個男人，“這么高的工資，我不懂怎么辦?”

　　男人笑了：“傻子都能發卡!只要看到像老板的人，遞上一張卡片就可以了!”“那什么樣的人才像老板?”小胖問，“就是穿著光鮮、夾著公文包、拿著手機的。”男人對他的無知有些惱怒。

　　2003年的時候，上海街頭發小廣告卡片的人還不是很多，應該說剛剛興起，因此人們對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重要的是那時這些孩子還蠻守規矩，輕易不敢冒犯行人。

　　“小胖子”他們就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那是火車站北廣場附近的老棚戶，兩個孩子擠在一個小房間，每天早上7點多喝一點稀飯就出發，一直發到夜里七八點鐘，他們不敢偷懶，因為老板就在附近看守著他們，誰知發了一個星期左右就“出事了”。

　　老板吩咐我們看到城管和警察來了就要拼了命跑，但是我們哪認識什么便衣啊，有時候城管也穿便衣的，那天，我和小華正在發卡，老板在附近忽然叫了一聲“快跑”，我跨過馬路上的欄桿就跑到對面去了，小華慌亂中跑反了方向，一頭扎進城管懷里。

　　小華被警方送到他一個在蘇州打工的親戚那邊，接著又被送回了甘肅，從此再也沒有來上海，他回到甘肅的時候，我爸媽也剛好回來過年，看到我留的那封信，滿世界找我的線索。

　　我給家里掛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工資很高，每個月有500元，媽媽在電話里哭得很厲害，哥哥也愧疚得不知道說什么好。

　　因為小華和我一起工作過，所以我家人就都相信了我的話，他們要來上海找我回去念書，我說你們要是來，我就躲起來。

　　父母也就放棄了，不久就是春節，我沒有回去，看到城市里很熱鬧，我心里難受，沒敢給家里打電話，老板特意給我加了幾個菜。

　　“小胖子”說，過完年，家人又各奔東西，背起行囊各自謀生活去了，而他也逐漸在上海“卡娃”中樹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連續兩年沒有回甘肅，每個月省吃儉用，除了買書花些錢，其余的都寄給了念書的哥哥。

　　在那個將他領進“發卡族”的男人那邊，“小胖子”做了一年多，后來發生了一次爭吵后他甩手不干，投奔到一名山西老板手下。

　　2004年，做打折機票生意的老板開始多起來，競爭激烈，我這個人應該說是比較聰明的，我會看人，別的小孩子一天發幾百張卻沒有一個顧客買票，我一天發一百張，就起碼有三四個人打電話去問票價。

　　這樣，老板就把我的工資調整到了600元一個月，因為出道較早，我在卡娃中逐漸有了一點聲望，有一次，一個小伙伴被人欺負，我跑去幫他打架，浪費了一個小時，老板一直在監工，月末說要扣我100元曠工費。

　　我一下子火了，你個大老板一年賺十幾萬元，100元對你不算錢，對我而言就大了，我沖他發火：你干的什么買賣，你自己也清楚，我光腳不怕穿鞋的，你自己掂量。你要是不把錢給我，我把你這里砸爛。

　　老板到底害怕了，趕緊息事寧人。我就到了現在這個山西老板這里。

　　“小胖子”現在跟的這個山西老板是一個20多歲的女孩子，因為他工作勤懇、聰明、為人仗義，老板對他很器重，見面第一天，“小胖子”叫她老板娘，老板說，以后就叫我姐，我給你每個月700元，包吃包住。

　　他還是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這是一套兩室兩廳的公寓樓，每個月三千多元房租，老板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衣服也可以借老板的洗衣機洗，房間內還有空調、電視。

　　從此“小胖子”鐵心跟著這個老板。

　　兩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頭泛濫，為爭奪客戶源，他們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攔在天橋、人行道中央，強行將廣告卡塞進行人的手、口袋、提包……這樣的擾民之舉，引起了公憤。

　　“卡娃”們逐漸形成派系，爭奪地盤。“小胖子”率領了一幫弟兄，經過近一年的棍棒交戰終于在淮海路穩固了地盤。

　　上海現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幫”，其中，從徐家匯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鐵一號線沿線以及浦東東方明珠廣場是“南方派”的地盤;南京路西起靜安寺，東至外灘是“中原幫”的天下。人民廣場是兩大系的交接地，只有在那里，雙方的人遇到了才不會發生斗毆。

　　我屬于“南方派”的，系的劃分并不是以老板決定，而是由卡娃的來源地決定，比如，我們老板是山西的，我是甘肅的，但我們就屬于“南方派”，因為在淮海路、東方明珠發卡的主要是江南一帶的小孩。

　　這邊因為襄陽路市場人氣很旺，有一批北方的卡娃經常跑來發卡，2005年十一長假前，幾乎每天都因為爭奪地盤發生斗毆，我和20多個卡娃一直守在淮海路，他們分別屬于十幾個老板，我帶領這批弟兄，看到“侵入”的卡娃就打，有時候一天都要打幾場。

　　你看，我的手上、脖子還有后背到處都是傷疤。我還結識了襄陽服飾市場的黃牛，讓他們幫著我們，這樣打打斗斗，到2005年年底，格局才穩定下來。

　　本來上海還有其他派系的，但是逐漸被擠掉了，“中原幫”打的是人海戰術，他們在上海很多地方，比如火車站、梅隴車站都有，那些地方我們不去，便衣很多。

　　在這場混戰中，“小胖子”最終以他的號召力和“不要命”的戰斗力成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幫”。

　　他成了各大老板爭搶的“人才”，這個時候，老板們也發明了新的管理方式，不必再在“卡娃”附近監工，只要給每個“卡娃”分別固定一個電話號碼，是否偷懶，老板只要坐在家里統計一下對應的電話來電數就一目了然。

　　“小胖子”自己總結了一套經驗，他說，有些“卡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搭拉著腦袋，見人就伸手，身上臟兮兮的，只能招人罵。

　　他穿著干凈整齊，普通話也專門訓練，甚至學起了滬語，見到穿著講究的游人和提著包的白領模樣的人就微笑著遞上一張卡片：“打折飛機票要嗎，先生?”

　　他絕對不會去強行往行人手中塞卡片，因此，他往往每天發的卡片不及其他“卡娃”的三分之一，客戶卻是其他“卡娃”的幾倍。

　　2005年年底，一個老板想挖走他，許諾每個月1300元工資、包吃包住，這已經是上海灘“卡娃”中工資最高的。

　　山西老板知道后，很光火，大罵對方挖墻腳，“他給多少，我也給多少!”小胖的工資于是一躍而上，成為“卡娃” 中的“金領”。

　　“小胖子”還饒有興致地對記者講解了兩大派系的不同之處。

　　“中原幫”和“南方派”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人員結構，“南方派”主要是十五六歲以上的男孩子，待遇一般在600 元到800元左右;而“中原幫”不少都是十五六歲以下的孩子，甚至七八歲的小孩都有。

　　“中原幫”的老板比較摳門，為了節約成本，他們從偏遠農村雇來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講好每個月給500元錢，包吃包住，在一些貧困山區，一年也不過收入一兩千元，小孩上不起學，一些父母見有人愿意帶自家的孩子出來賺錢便是求之不得，這就和為什么有那么多小乞丐是一個道理。

　　這些孩子很慘，老板欺負他們，我們每天從早上8點到干到晚上6點，老板給我們飯貼、車貼，平均10元一天，我最高，15元一天，早上出來的時候老板就給。

　　“中原幫”的孩子甚至每天工作到夜里11點，外灘、南京東路步行街就是。我們每個月結賬一次，老板很少拖欠、克扣，而“中原幫”的孩子，每年或者每季度結算一次，老板時常以各種理由克扣工資。小孩子又不敢言語，要是頂嘴還會被打。

　　“中原幫”的卡娃不大守“業內規矩”，前一陣子在南京西路，幾個卡娃圍著一個老外，把人家幾萬元的數碼攝像機偷走了。他們中有人甚至還調戲女孩子，因此常因為人家報警被抓，所以“中原幫”又有另一個特色，那就是，小孩子的穿著很破舊，幾元錢一件，這樣一旦被城管抓住，他們就來個金蟬脫殼，衣服也不要了。

　　之所以雇用七八歲的小孩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年齡太小，城管、便衣都沒法處理他們。

　　“經營”之道

　　“小胖子”有點羨慕自己的老板，他經常琢磨這個山西女孩的發展歷程，以期得到一些啟示。

　　她以前還不如我，剛來上海時，做飯店服務員，每個月300元工資，包吃包住，老板說，她那時候只要能吃飽飯，就很知足了。2001年左右，老板聽說在虹橋機場有一個專門做打折飛機票生意的人雇用了兩個卡娃發卡，一年就賺了24 萬元，她就動心了。

　　老板與她哥哥借了2萬元起家，買了一臺電腦、租了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安了一部電話，雇了兩個小孩子就做起來了。一年后，電話增至了四部，生意越來越紅火，老板就提出和哥哥分開單做。她分到了三部電話，不久就擴大了生意。

　　現在，老板手下有三個發卡的，一個是我，在淮海路，還有一個在徐家匯，還有一個專門到各家酒店送卡，跟酒店服務員說好，客人每定購一張票，獎勵10元。

　　做這個“生意”根本不需要注冊什么公司，老板的辦公室只有一個接電話、打電腦的女孩外加一個專門送票的快遞員。

　　現在，在這一行里，我們老板可以說是排行第二，每個月收入都有三四萬元，做得最好的是一個東北老頭，每個月有五六萬元收入。這個老頭的業務電話有十幾部，發卡的小孩子有十幾個，這已經算是最大規模的了，基本上每個老板后面只有兩三個卡娃。

　　目前淮海路上的這十幾個“卡娃”受雇于近十個老板，但并不是每個老板都生意興隆，“小不點”的老板就剛剛接手了另一個老板的生意，“卡娃不賣力，所以做不好”。

　　“小胖子”認為自己的老板生意做得好是因為她會做人，逢年過節都會給“卡娃”發獎金，天熱還給他們買冷飲送到淮海路。

　　不過“小胖子”他們只知道老板是靠拿機票提成賺取利潤的，卻不知道具體怎么操作。

　　“小胖子”竟然很自豪地告訴記者，幾乎所有的“卡娃”都有被城管抓過的經歷，唯有他一次也沒有被抓過，在襄陽服飾市場，他是唯一一個可以自由進出市場發卡的“卡娃”，其他人只要一進市場就被抓、被罰。

　　按照規定，發放非法廣告卡可以處罰50元，但我們身上都不帶錢，被抓到，罰款吧沒法罰，沒收卡片吧，我們又帶得很少。

　　在我發卡的那一帶，我不許卡娃亂扔垃圾，不許調戲女孩子，更不許和小偷勾結偷東西，你也看到了，這一帶卡娃相對比較規矩，地面上沒有以前那么臟了。

　　現在，只要這里的卡娃惹事，市場里的人第一個找的就是我“小胖子”。雖然大家受雇于不同的老板，但這里是大家 “吃飯”的地方，誰要是不服從我的要求，我就把他趕走。

　　各色“卡娃”

　　“小胖子”介紹，上海灘上還有諸多形形色色的“卡娃”，各種“卡娃”之間經常產生瓜葛。前不久，“小胖子”就和一群專門散發色情卡的山西“卡娃”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械斗，他的脖子上那道七八厘米長的傷疤就是見證。

　　發色情卡的卡娃一般人是認不出來的，他們穿著時髦，受雇于一些發廊和“會所”，行蹤不定，主要在高檔賓館和酒吧附近游蕩，那天，我和兩個小伙伴在靜安公園拍照，上來八個發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其中有一個曾經發過飛機票打折卡，在爭奪地盤時被我打過，因此懷恨在心，看到我們只有三個人就上來挑釁。

　　打架對誰都沒好處，但他們毫無征兆對著我們就是一陣拳打腳踢，我帶著兩個伙伴圍著那個曾有過節的人狂毆，其他的人一看我們這么拼命就趕緊跑了。

　　“小胖子”說，在前幾年上海房市緊俏、一房難求時，一些“卡娃”還兼職幫人徹夜排樓號，雖然饑寒交迫，但一夜有一百多元不菲的收入。

　　現在在徐家匯、人民廣場、陸家嘴金融區等繁華地段還有個別發房產廣告的“卡娃”，不過，這個市場已經逐漸被一批退休的本地老太太奪走，據說“在地鐵口發卡的老太太每個月可以賺一千多元。”

　　之前，來自四方的“卡娃”還有人受雇于制造各類假證件的不法分子，但現在這個市場也逐漸被一批不知來路的女孩子壟斷。

　　“這些女卡娃主要在長途車站、火車站附近活動，不過十六七歲，據說，她們家鄉造假證件的現象幾乎在全國都有名，上海做假證件的很多就是她們的老鄉甚至是親戚。”“小胖子”說。

　　記者了解到，上海灘上還有一種奇特的“卡娃”現象，俗稱“卡門”，“卡”在這里是動詞，有“搶占”的意思。

　　夏日酷暑、數九寒冬以及滂沱大雨的時節，在陸家嘴金融區、古北生活區以及茂名南路、衡山路酒吧街，一車難求，經常有一排老外或者白領焦急地等待.

　　這樣的天氣，“卡娃”們也無法繼續在街邊發卡，因此就有機靈的“卡娃”跑到酒吧區幫白領、老外搶出租車。

　　一名出租車司機這樣描述：“夏日的夜晚下著大雨，老外站在酒吧門口，放空的出租車來了，一群小孩圍過來，其中兩個一前一后把著前后門。”

　　待老外在車內坐定，這些“卡門”的小孩便手一伸，“卡”一次門的行價小費竟達50元。

　　光靠發飛機票打折卡賺不了多少錢，因此，有時候，我們也幫助外灘、東方明珠廣場拍照的人拉攬生意，我們之間都很熟悉，我在外灘就讓他們免費給我拍過好幾次。

　　前途迷茫

　　第二天中午，記者如約再次來到襄陽公園，找到了“小不點”還有“假東北”，卻不見了“小胖子”，“小不點”剛在襄陽市場附近的一家盒飯店吃完午飯，他說“小胖子”應該去了附近的一家網吧，平時發卡累了，他們就會去網吧打游戲。

　　但網吧內只有幾個來自西部某省的“卡娃”，不一會，“小胖子”主動給記者打來電話，“有弟兄說你在滿世界找我。”

　　原來，“小胖子”一直躺在襄陽公園的樹林里看書，上午，他剛在襄陽服飾市場發了十幾張打折廣告卡，就接到了兩筆到廣州的單子，按照規矩，他可以提成20元。

　　今天可以了，我決定休息。我現在是最自由的卡娃，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定，小安徽他還要發好幾百張呢。平時中午，尤其是夏天，我們都在襄陽公園休息，公園的工作人員還有一些常來鍛煉身體的老人都認識我們。

　　他們都知道我愛唱歌，我在甘肅上學時是班上的文藝委員，嗓子很好，去年夏天，一群音樂學院的老師來練聲，我坐在旁邊聽，后來大家熟悉了，他們就教我唱歌。

　　雖然做得不錯，但是我也漸漸厭倦了發卡的生活，覺得沒有奔頭。尤其是今年春節回家過年后更想找個正當的職業。

　　這是我自2003年離家出走后第一次回家過年，鄉親們夸我有出息，有人給我介紹村里的姑娘，還有人希望我把他們家的孩子也帶到上海發卡，但我都拒絕了。

　　我看到了離家時寫的那封信，被父母疊好放在抽屜里。我已經不想回老家生活了。

　　“小四川”、“小不點”當初都是與父母鬧別扭后跑到上海做“卡娃”的，他們也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營生，“被老鄉看到，實在太丟人!”用他們的話說，“卡娃”圈子烏煙瘴氣，經常有“卡娃”的手機、錢物被同伴偷走，他們互存芥蒂，斗毆時有發生。“地鐵二號線里有二三十個卡娃，有一次打架，其中一個被推進軌道差點出事。”

　　“卡娃”們多處于青春期，蠢蠢欲動，借著發卡機會騷擾時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嚴重的是，有些“卡娃”會和小偷勾結起來偷東西。因此“小胖子”擔心長此游走在犯罪的邊緣，很容易走上歪路。“卡娃”們除了上網、喝酒、打架外幾乎沒有其他業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歲就學會了抽煙，“小不點”現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煙。

　　他們還經常逃票尋求刺激，有時在浦西發卡膩了，“小胖子”會帶領眾弟兄鉆進地鐵站，從檢票口一躍而過，任憑后面檢票員追喊，然后到浦東陸家嘴站又如法炮制。

　　不少“卡娃”住在一個車站附近，那里“發廊”較多，有“卡娃”坦言每次回家都會受到不良誘惑，一名“卡娃”承認自己喜歡去那種浴室“洗澡”，“那邊的小姐很不錯……”

　　“小胖子”聽到這樣的話就會大罵“沒出息”，他興奮地把手機打開給記者看，里面是一個女孩子的照片。

　　女孩子17歲，在蘇州打工，兩個人是地道的網戀，五一節期間，女孩子還來上海住了幾天，也就是在這期間，“小胖子”花了一千多元給自己買了這部手機并添置了幾百元衣裳。

　　這是他在上海3年來最奢侈的一次，迄今他已經給上學的哥哥寄去了近2萬元，但新聞看多了，“小胖子”心里也開始嘀咕：哥哥會不會像報紙上曝光的那些人一樣忘恩負義?

　　他不由地為自己的將來擔心，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該怎樣繼續下去，作為上海打擊假冒偽劣、規范市場秩序的一個重拳舉措，襄陽服飾市場6月30日將被取消，現在市場內的攤主、黃牛都在謀求退路。

　　“卡娃”們也在擔心，到時，這邊的人氣會大大減少，那么他們是不是又要新覓地盤并棍棒搶奪?

　　不少“卡娃”想另謀職業，但“小四川”不久前到一家公司去應聘，稀里糊涂就被騙了300元報名費，被騙的經歷大多數“卡娃”都有過，這讓他們不敢輕易改行。

　　“小胖子”的“宏偉藍圖”是開一家“真正的蘭州拉面店”，屆時將女友接來做老板娘，但他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仍將繼續“卡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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