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晚，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張啟剛等4名兒童在家中服農藥自殺身亡，輿論嘩然。尤為引人注目的，是4名兒童的特殊身份：留守兒童。有媒體順著這次事件，整理出之前發生在畢節的類似案例：2012年11月，5名男孩躲進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死亡;2013年12月，5名留守兒童在放學路上被農用車撞死;2015年5月，7名女童(多為留守兒童)被老師猥褻。為什么又是畢節?為什么總是畢節?于是，輿論場中出現一片“是誰逼死了4名兒童”、“殺死4名兒童的兇手是誰”的責問。總理作出批示，畢節市委和七星關區委隨后召開會議，對上至七星關區副區長、下至茨竹村包村領導等干部，以及田坎小學校長、結對幫扶教師等作出相應處分。

　　問責當然是必要的，但所謂害死留守兒童的“兇手”一說，很大程度上是人們情緒激動又知識不足時對理性思考的廉價替代品。把板子全打在幾位基層干部和教師身上，能滿足我們發泄憤怒情緒的需求，但恰恰會弱化我們對問題根源和解決方案的理性反思，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都是他們的錯，我們還反思什么呢?

　　應當說，為什么又是畢節?為什么總是畢節?這背后，宏觀層面有現行經濟發展模式的原因，中觀層面有畢節地區本身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的原因，微觀層面則有4個孩子所在的家庭本身的原因。

　　首先，畢節是9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最徹底、最明顯的地方。這些問題在其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簡單來說，問題的根源是，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讓農民工面臨著“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導致家庭不能團聚的窘境；失去了家庭這層最重要的保護網，兒童自然極容易受到外界的傷害。

　　我國最近十幾年的工業化是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沿海發達省份的城市，因為優先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而能提供比在農村老家耕種幾畝薄田更高的收入，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吸引到沿海發達省份的出口導向型部門和城市。但在發達省份城市打工的收入又不足以支付把子女接來城市生活的費用，特別是無法解決子女在當地的教育問題。因此，很多農民工只好自己去外省城市打工，而把子女留在鄉村老家，以盡量節省生活成本。

　　反過來說，勞動力流出地大量青壯人口在外地打工卻無法在工作地定居，他們的子女在故鄉完成教育，這些青壯人口和他們的子女將來又都得在故鄉養老，這樣一來，流出地地方政府要用本來就因產業不發達而匱乏的財政資金，為不在本地工作的人提供教育、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在這一模式下，發達省份的城市享受了農村勞動力最有價值的部分——勞力、青春、健康，甚至消費，卻不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教育、養老、醫療等。勞動力流出地的稅收因產業不發達而不足，卻承擔著大量社會公共服務的負擔，許多需要救助的人自然無法顧及。于是，農民工勞動力生產的成本，以“留守兒童”的形式出現在他們的鄉村老家，由勞動力流出地承擔，由此形成勞動力流入地與勞動力流出地地方政府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不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局面，無論怎么加強管理、防止貪腐也無法真正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既然問題的根源是整個經濟發展模式使得農民工不能家庭團聚，要讓農民工實現家庭團聚，長遠的解決方法自然是(1)讓一部分有條件的(這個限制條件很重要)農民工把孩子接到城市，舉家在城市安家落戶;(2)鼓勵另一部分農民工返鄉就業。前者涉及到勞動力流入地的戶籍改革，這不是像貴州畢節這樣的勞動力流出地所能解決的。對貴州畢節來說，發展本地產業，讓農民工在本地就業，而不必出遠門打工，才是一項力所能及的治本之策。

　　發展本地產業對農民工就近就業、實現家庭團聚的意義，重慶是個好例子。重慶自2008年以來圍繞筆記本電腦產業進行垂直整合，培育出“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配套企業”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每年至少新增60萬就業崗位，薪酬待遇也同東部以及沿海地區相差無幾，加上公租房、戶籍改革等配套措施，于是重慶農民工不用再“孔雀東南飛”。2010年全年，重慶市有38.5萬農民工返鄉就業;2011年，重慶市用工市場出現拐點，到外省市務工人員人數降至398萬人，在重慶就業人數達489萬人，在重慶就業的人數首次超過外出打工人數;2012年1至11月，重慶市返鄉就業創業的農民工達到41.1萬人，其中創業4.3萬人，就業36.8萬人，直接減少空巢老人約13萬人，減少留守兒童約7萬人。

　　但這項措施真要實施起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牽涉到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即本地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畢節市地處貴州高原屋脊，為烏蒙山區的腹心地帶，全市總面積2.6853萬平方公里，高原山地占93.3%;同時，畢節還是喀斯特巖溶地貌，土地貧瘠，全市石漠化面積廣、等級齊、程度深、危害大，人口、環境承載能力低;又位于烏江源頭、長江珠江上游，是重要的生態屏障，生態環境脆弱。在這樣貧瘠的土地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下，畢節貧困人口分布廣，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于一體，8個縣區中有5個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市262個鄉鎮(辦事處)中有173個鄉鎮是扶貧開發工作重點鄉鎮。除金沙縣外的所有縣區均列為烏蒙山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片區縣，是全國最貧困地區之一。2013年末，全市戶籍人口870萬人，其中農村貧困人口166.58萬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前述勞動力流入地與勞動力流出地地方政府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一般問題，遇上畢節自身貧困問題嚴重的特殊情況，就使得其中的矛盾以“畢節留守兒童”的形式，比其他地區更加尖銳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而且，畢節不大可能復制重慶的經驗。重慶作為直轄市享受到的政策優惠、原先的工業基礎、全域統籌的制度優勢，加上領導人個人的能力和資源，都是畢節區區一個地級市無法企及的。不過，畢節目前抽調干部下基層推動“精準扶貧”、“產業鏈扶貧”，并實行生態移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例如，截止2014年10月，畢節市縣鄉三級共明確了1854個單位，抽調18239人，組建了2273個駐村工作隊;明確干部86147人，與2014年度擬減貧的11萬余戶40余萬農村貧困人口結成幫扶對子，實現“一村一扶貧工作隊、一戶一幫扶責任人”，做到了“單位到村、干部到戶、責任到人、措施到位”。又如，2015年，七星關區將選派258名“第一書記”深入到全區258個貧困村開展幫扶工作。同時，畢節計劃在2012—2020年間，全市生態移民7.4萬戶32萬人。以畢節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固然無法像重慶那樣培育出垂直整合的全產業鏈集群，但若保證政策的連續性，也能盡量地創造本地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民工與子女兩地分居導致的留守兒童問題。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種種跡象顯示，4名兒童之所以自殺很可能并非因為物質上的貧困和缺吃少穿，而更可能是因為家庭本身的缺陷。公開報道表明，4個孩子的物質生活并不匱乏，溫飽有余。村干部和當地村民甚至認為，該戶生活水平在當地屬中等水平。但是，孩子的父母的感情不和、家庭暴力，尤其是母親的婚外情(據報道，母親2014年3月回家期間，曾翻出手機里一張她和別人生的小女孩的照片，要求離婚，夫妻倆因此發生激烈沖突)，直接導致4個孩子，特別是長子張啟剛性格的自閉與心理的極度壓抑和絕望。對于這種家庭本身瀕臨崩潰的情況，即便父母在本地就業，也無法提供孩子在成長期間需要的關愛和家庭/課外教育。

　　但恰恰在這一點上，當地政府短期內可以有所作為并立竿見影，可資借鑒的例子還是重慶。寄宿制學校計劃，是重慶市破解以留守兒童為代表的農村學生住讀難題的主要舉措。2006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啟動了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到2013年9月已累計建成2123所。隨后，重慶進一步計劃到2017年再建設1002所農村寄宿制學校。截至2014年12月，已開工的寄宿制學校493所，面積101.7萬平方米，其中已完工373所，面積73.87萬平方米，累計完成投資14.6億元。同時，重慶市教委投資幫助已有的學校翻修學生宿舍、購置床鋪、定制衣柜，改造學校食堂、新建教師周轉房等。農村孩子上學步行超過半小時的，當地教育部門都會盡可能為他們安排適當的寄宿制學校住讀。

　　有了寄宿制學校，學校和教師就可以暫時承擔起教育、照顧孩子的責任——既然留守兒童缺乏良好的家庭成長環境，那么住讀在學校、延長在校時間自然是比較便捷高效的應對辦法。對留守兒童來說，學校往往能夠提供比父母更好的知識和課外教育，教師的關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父母關愛的不足，就此而言，學校甚至是比家庭更好的成長環境。事實上，這種思路與美國的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學校系統有異曲同工之處。在KIPP學校系統上學的絕大多數孩子來自窮人家庭。既然他們的家庭和環境因素不好改變，就干脆讓學生每天在學校多待幾個小時。KIPP系統的學校每天上課的時間比其他中小學早，放學時間又比其他中小學晚，不但如此，KIPP還在星期六上半天課，他們的暑假也比別人短。KIPP取得的成就令人敬畏。KIPP的學生在五年級入學的時候，其數學和英文水平比同齡人落后的可是一到兩個學年;到八年級時，他們的成績100%超過平均水平。KIPP在其所在的整個城市內，比如紐約市，在所有學校中名列前茅。

　　留守兒童問題，當然反映出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但說到底關系到社會公平問題。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后代，他們物質方面的生、養、吃、穿、用都廉價，如果連非物質的父母的關愛和得到的教育也同樣廉價，那他們必然只能充當未來廉價勞動力的后備軍，重復父母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命運。在我們這個有著深厚平等主義傳統和二十世紀平民主義革命政治遺產的國家，這是我們必須直面并解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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