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樣的新聞，我感到悲傷，并為自己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卻不曾為他們做過什么而羞愧。

　　2015年6月9日晚，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在家集體服農藥自殺身亡。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僅5歲。他們的父親長年在外打工，母親則被人拐跑。

　　畢節似乎是兒童被詛咒之地。

　　2012年11月，也是在畢節，5個男孩在冷雨夜躲進垃圾箱生火取暖，結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歲，最小的9歲。他們全都是留守兒童。

　　2013年12月，畢節5名兒童在放學路上被農用車撞死。城里的孩子放學有家長接送，他們放學只能自己走路回家。

　　2014年4月，畢節曝出小學生被教師強暴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僅8歲。受害女生大部分也是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被侵犯的她們只能長期隱忍，再不堪的屈辱痛苦也無人傾訴。

　　我們的祖國是花園，但留守兒童的家園不是花園，而是荒原。在荒原上，他們被悶死，被撞死，被強暴，或者再也無法忍受孤獨與貧窮，集體服毒自殺。

　　服毒自殺的留守兒童的心境我們無法得知，但在新聞跟帖中，我讀到一位鄉村教師的留言，從中可以窺見更多留守兒童的處境：“我是在鄉村教書的，這種單親家庭不在少數，我教過一個學生，家里三姐妹，都是小學生，媽媽跑了，家離學校很遠，每天上課都無精打采。開始我還說她怎么和沒吃飯一樣，而她總是低頭，后來得知她每天中午走很遠的路回家，如果家里的姐姐從親戚那討到米，就有飯吃，姐妹三人就會拿五角錢去買包辣條就著吃，有時回家沒得吃就直接回學校。我知道以后那個心真是五味雜陳。可學校這樣家庭的孩子不少，教得越久越感到無奈與心酸。”

　　這些留守兒童，就像黃燦然寫的那樣，總是在淚水中默默吞忍，從黑暗中來，到白云中去，從根莖里來卻不能回泥土里去;在時光中注滿怨恨，在痛苦中模擬歡樂，做磚、做瓦、做牛、做馬，做那被制度阻隔的團圓夢，就是這樣，在淚水中結束一生。

　　5少年悶死垃圾箱事件之后，當時的畢節市長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會在全市范圍內排查城鄉留守兒童，對留守兒童建檔管理，并逐步落實相關救助措施，實行縣(區)長、教育局長、鄉鎮長、校長、村長(村委會主任)及家長“5加1負責制”。

　　信誓旦旦的口水未干，慘禍已接二連三。在中國，災難降臨是那么容易，問責卻那么艱難;災難后的承諾是那么宏壯，兌現卻那么渺茫!

　　畢節留守兒童的悲劇，只是全國眾多留守兒童命運的一個極端縮影。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城鄉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也即是說，有近億兒童，或在異鄉為異客，或在故鄉為異客。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他們都不能擁有一個完整而溫暖的家。盡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規定，兒童“享有擁有家庭的權利”、“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有權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而中國加入該項公約已有23年。

　　如何破解留守兒童這個存在已久的困局?多年來也有不少談士諫言，比如農民工帶薪休假，比如政府給予一定財政補貼，比如督促農民工承擔起兒童監護責任等等。我覺得都是皮相之言，有些說法甚至近似于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源，在中國畸形的城鄉二元結構與由此演出的不平等的權利格局。中國大城市比重太高，資源與機會幾乎都集中在大城市，缺乏中級城市，小城市增長緩慢，甚至談不上增長。地域分布也不平衡，全國城市化主要偏向沿海地帶發展，各省則以該省的政治中心省會為重心發展。美國社會學家楊慶堃多年前就說過，等級失衡的城市布局無助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失去城市化推動現代化的作用，以至于中國的大城市近乎資本主義世界之摩登，農村則依然舊我是原始的世界。

　　倘若農村真是原始的世界，留守兒童都還不至于如今日這般凄涼。城市對農村是侵略與掠奪的關系，城市的豐乳肥臀是吸了鄉村的血才長成的。如今鄉村的社會生態鏈可說已經斷掉，不要說四世同堂，就連老中青幼的基本結構都無法保全。壯年人走了，留下老弱病殘，鄉村如何不凋殘?

　　鄉村之所以凋殘，還因為鄉民對自己的命運根本沒有決定的能力。土地是否流轉，新型城鎮化如何建設，鄉民都沒有批評的權利，更別說政治參與了。沒有自治權利與自治能力的鄉土，注定只能凋殘。而留守兒童，只是鄉村凋殘中一道最為觸目驚心的傷口而已。

　　鄉村被破壞和遺棄，一切利益都被集中到大城市。所有野心家都費盡心機為自己尋找出路，其余的人則死氣沉沉。個人迷失在違反自然的孤立狀態中，只是生活在急速變化的現在，像原子一樣被拋撒在繁華或荒涼的土地上。而留守兒童，就是原子化人群中最孤苦可憫的一個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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