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良心到底擱哪兒最合適?

　　貴州有一家農民的四個小孩集體喝農藥死亡，孩子留下的遺書這樣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這件事情其實計劃了很久，今天是該走的時候了。凡為人父母者，見此遺書，恐怕皆有想哭的感覺，這樣的話語是錐心的，是刺痛靈魂的。

　　再聯想到畢節曾經的五個少年悶死事件，我對“良心”一詞產生了新的想法，我認為政府也該是有良心的，雖然“政府”只是個代理名詞，但它的委托人是全體人民，如果說政府沒有良心，那就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民集體缺失良心，一個沒有良心的民族與國家是可悲的。

　　說實話，內心猶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寫下去，批評誰都可能會引起不愉快，何況自己曾多次被警告，但最終我還是決定說出來較好。我的前半生，富是沒富過，但窮日子經歷過，曾經是全村最窮的窮人，我對窮人的了解要遠比對富人的想象多得多，也深刻得多，如果要我對政府良心給一個定位的話，我將堅定地認為政府良心必須定位在窮人身上。

　　在封建時代，皇帝多數時間是坐在深宮里不出門的，偶爾游山玩水，那也是車馬千行，粉黛相伴，只有少數想有點作為的皇帝會搞個什么微服私訪。后人都會說康乾盛世，卻很少有人知道《浮生六計》的苦難也是民間實情，康乾年代的窮人數量不見得較前朝為少，不過是落得個不上戰場的太平生活罷了，皇帝下來私訪，主要是看平民百姓的生活，最能打動心弦的也是窮人的命運，至于貪官和惡霸，那總是與窮人成雙成對的存在，窮人的疾苦即因貪惡的欺凌，皇帝要改革，目標還是改變窮人的命運。

　　今天，我們可以唱贊歌，高鐵滿世界推銷，福布斯富人排行，中國人越來越多，日本馬桶被中國人搶空，歐洲名牌被中國人搶脫貨，美國的紅櫻桃隔洋大量空運而至，世界各地的海灘上躺著成群結隊的半裸炎黃子孫。這一切的一切都因為中國的富人多，這些富人讓世界感受到：中國已經是“老大”了，北京可以買下美國，歐洲人分辨東方游客的國籍就看購物，四肢全用上背貨的肯定是中國人。當然，也有說某群人是錢多人傻。

　　我們看電視、看報紙、看開會，多數的情況是接受上一段的內容描述。然而，如果打開網絡，情形就有些不一樣，富人的描述不會少，但窮人的描述也能占足夠的版面，6歲的窮孩子被逼給貴賓狗下跪，窮苦老人被扔荒郊外死亡，農民集體服農藥維權，討薪女人命絕黃泉，49歲農民被拆遷隊的鏟車活活輾死......

　　大家如果把自己置身于現實之中，你會發現，能占據新聞版面的這兩類生活都不是主體性代表，一般人都與之無關，這就是所謂的“兩頭小，中間大”現象。一般來說，政府傾向于更多關注中間大的這部分。什么情況會例外呢?當一個國家處于非平衡發展理念指導下時，富人可能成為政府關注的實質重點，中間和底層可能只是口頭宣傳的重點，這里面除了富有特色的“先富指導理論”外，還有另一種比較可笑的固化觀點：沒有富人的創富，所有人都會變成窮人。

　　從中國的表相看，上述窮富邏輯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近幾十年來的改開理論，但是，我很想說的是：無論什么歷史，富人離開了窮人，富人就失去依靠，窮人離開了富人，最多也還是窮人。

　　就政府與人民的關系而言，也是窮人最為重要，每個朝代變更的主因都是窮人造了反。窮人為什么能夠造反?因為治理者治著治著就把自己跟富人混到了一塊，忘記了自己的依靠是多數人，一小部分的窮人得不到重視，富人就會壯著膽子讓更多中間層慢慢變成窮人，逐步壯大窮人隊伍的規模，最后自然而然地積累成巨大革命力量，此鑒真切，忘必有難。

　　為什么政府的良心不必放在富人身上?因為富人手上有錢，他們知道自己怎么花錢及如何賺錢，你不理會他們，他們懂得錢生錢的理，你不照顧馬云、王建林、吳小暉、馬明哲等，他們不會收手歇息，他們會想方設法把“萬億帝國”做成“萬萬億帝國”，就算馬云垮了，牛云、朱云、文云又會取代他們，政府對富人的良心最關鍵點是讓富人守法，規范他們的行為，讓他們不致挨斷頭鍘，約束富人是對待富人的萬能鑰匙。

　　對待窮人則不一樣，窮人之所以窮，原因是復雜多樣的，除了少數因智力因素和身體因素致貧外，絕大部分窮人是因代際傳遞和政策制度所致。比如說世代為農的人家，他們要走出家庭并且成為中間的大多數，所要付出的努力就遠遠大于其它群體，窮人跨入中間層和上層的比例遠低于其它群體。再比如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制度，那個“一部分人”也不是優先于窮人身上，通常是以某一時期的既得利益者為主，不排除有極少數窮人也摻進了其中。從群體的大樣本來分析，窮人的隊伍主要還是根植于工農階級，他們從社會進步獲得的紅利要遠小于其它群體。

　　政府如果把良心定位在富人身上，其結果只能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只有把心思花在窮人身上，窮人才能越變越少，社會的危險性也會隨之減小，窮人的危險性在于窮，而不是其它，窮則思變，變則有路，如果讓窮人看不到希望，他們就會用絕望的辦法解決問題，這完全不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凡為政者不能不明此理。

　　政府是人民的代理機構，其中的工作人員應該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有沒有良心關系著政府的形象。曾經在一個機關的工作區內，看到一位保衛人員將一個賣土黃鱔和土腳魚小販的桶子猛力往地上一砸，黃鱔到處跑，那個大男人哭了，我看著心痛，幫著他收拾，但是，我這個從農村出來的人內心知道，這些黃鱔能活下去的不多了，身上有干土又缺水的黃鱔活不久的。保衛人員打著保衛機關的名頭將武力投向了靠賣幾條黃鱔為生的窮人，這種小事折射了政府人員良心的偏離，他們與窮人的感情越來越遠了。

　　還有一件事也為我所了解，一位校友在廣西某市，幾年前，患了白血病，經過骨髓移植，命暫時保住了，但工作能力沒有了，他帶著老婆每晚在街邊擺地攤賣些小貨，經常被城管趕得東躲西藏，后來，我給他出了主意，讓他把自己的病歷和手術證明擺在地攤上，讓城管網開一面，他照著做了，仍然沒有收效，他說人家根本不相信。從城市管理的角度看，我理解城管的正常工作，但是，從政府的制度設計角度看，我是非常不滿的，既然可以體驗到有一個較大的群體需要擺地攤，而且這個群體多數是窮人，那么，你就不能一趕了之，正確地安排窮人才是政府的良心所在，簡單驅趕是缺良心的設計。

　　還有那個砸飯碗的話題，多年來，我也是一直在向政府呼吁，不要老是把“砸飯碗”掛在嘴上，政府的職責是讓足夠多的人盡量保住飯碗，并且是幫著底層人保飯碗，而不是縱容或要求企業砸工人的飯碗。前幾十年，被砸飯碗的絕大多數是窮人，砸了一個人的飯碗，至少可以帶來三個人的逆向心理，他們有很多人是背著怨恨在生活。

　　良心擺正了，好的政策便會隨之而出，良心放歪了，政策就會謬以千里。很多人總是認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之所以不見好效果，都是被下面搞壞了，階層的兩極分化也不是政策造成的，是下面的不作為官員造成的。錯，錯，錯。好的政策，公正的政策，它不易得走偏，幾十年來，政策容易走偏的根本原因還是良心定位出了問題，服務對象和依靠對象錯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產出平衡的結果，不管社會如何發展發達，優先滿足少數人吃飽蛋糕的政策只會不斷地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相對窮人，進而制造出滿社會的牢騷空氣。

　　留守兒童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窮人的問題，還原到改革理論上去，就是一個“平衡”與“非平衡”的取舍問題，如果繼續選擇極端性的非平衡理論作為改革發展的指導理論，我相信窮人會變成一個無解的群體，良心關照不到的群體會設法去“注視”不要良心的群體，社會的惡循環會湮滅所有的物質浮華，“死了人再重視”的補丁行為頂多只能補補失責的官員，補不好窮人受傷的心。

　　我還是要繼續呼吁政府，你們務必要用“平衡理論”取代“非平衡理論”，唯有如此，方有人民共富與社會和諧的可能性。

　　政府，如果所有的政策制度都是把良心置于窮人身上，窮人必然會越變越少，窮人少了，富人不就更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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