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1957年的整風反右

——駁《炎黃春秋》的謬論兼及郭羅基的《歷史的漩渦——1957》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在最突出的位置（第一篇）刊登姚力文、劉建平的《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一文（簡稱“新文”）外，還在相當突出的位置（第二篇）刊登了郭道暉的《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一文（簡稱“郭文”）。兩篇文章，一篇是從經濟方面攻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篇是從政治方面攻擊毛澤東的整風反右，稱得上是雙管齊下，全面反毛。我已經寫過一文批駁了“新文”，現在再寫此文來批駁“郭文”，并兼及郭羅基的《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一書中的謬論。

一、關于整風的初衷

“郭文”說，“我認為毛澤東原初還是要整風的，不過，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眾、知識分子所企望的改進黨群關系、黨政關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數民主黨派人士要求改變‘黨天下’、‘黨專政’的政治局面和體制；也和黨內其他領導干部對整風的理解有區別。他發動整風，動機是多元和復雜的，我以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見者。”文章還說，“這是初級層次的緣由。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后，生怕得而復失，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險的是敗在內部的腐化。”

事情是不是如“郭文”所說的那樣呢？

我們知道，整風的問題實際上是1956年就提出來的。195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多事之年，既有好事，也有壞事。說好事，是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說壞事，首先是赫魯曉夫在年初召開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而在此之后，又先后爆發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針對國際上的這些事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寫出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著名文章。兩篇文章講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毛澤東考慮更多的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這年的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風的意見，他說，“我們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人民群眾。我們搞階級斗爭是從十月革命學來的。十月革命，無論城里、鄉里，都是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現在蘇聯派到各國去當專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時候不過幾歲、十幾歲，他們很多人就忘記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他還說，“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的差不多了，……。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他還說，“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有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這次會上，他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來解決。”（《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8頁）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整風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蘇共20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郭文”雖然也引用了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但卻把整風的初衷歸之于“防腐”和所謂“敲打不同意見者”，還說什么“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后，生怕得而復失，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也不保”。說“防腐”當然沒有什么不對，但是把毛澤東為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考慮說成是為保自己“黨國之尊的地位”，并且和所謂“敲打不同意見者”相聯系，總之看作是為了一己之私，這樣說是完全錯誤的。

人們要問，毛澤東是“農民革命的領袖”嗎？

在這方面，有人把馬恩關于農民和農民戰爭的某些具體論述當做普遍真理，對中國的農民和農民革命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同時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說成是農民革命。并以此來貶低和否定毛澤東。郭文也是如此。當然，馬克思曾說印度“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無害于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歷史首創精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頁）恩格斯也說過，德國“農民在這樣可怕的壓迫之下受著折磨，可是要叫他們起來暴動卻不容易。他們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協議都困難無比。農民世代相傳，習于順從；在許多地區，已經戒絕使用武器；剝削的重擔隨主人之不同而或輕或重；所有這些情況，都促使農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們在中世紀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農民暴動，但是——至少在德國——在農民戰爭以前全國性的農民暴動卻一次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8頁）但是，馬恩的這些論述并不是對農民革命的根本否定，而只是針對具體國家的具體情況對這些國家農民革命不甚發達的原因所作的分析。應該看到，中國的情況與印度、德國并不不同。由于中國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也由于中國長期以來都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農民的狹隘性相對來說要小些，他們之間的聯系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些，因此，中國農民爆發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就遠遠高于印度和德國這樣一些國家，農民革命對于社會的推動作用也遠遠大于印度和德國這樣一些國家，印度農村公社“表現不出”的“偉大和歷史首創精神”，在中國農民身上卻表現了出來。

毛澤東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做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了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頁）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是對農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它既肯定了農民革命的進步作用，也指出了它的歷史局限，同時還指出了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顯然，全盤否定農民革命，并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貶低為農民革命，把毛澤東貶低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都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偉大革命，毛澤東理所當然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怎么能把毛澤東說成是“農民革命領袖”呢？

“郭文”把“防腐”和所謂“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后，生怕得而復失，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也不保” 聯系起來，這完全是污蔑。毛澤東為了中國革命，動員自己的親人投身革命，其中有六位親人為革命而捐軀（包括其妻楊開慧，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長子毛岸英、堂妹毛澤建、侄兒毛楚雄）。對于這樣一位為革命獻出了一切的偉人，怎么可以說成是為了保“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呢？這里要指出，毛澤東對于所謂“地位”其實并不看重。我們知道，毛澤東很早就有退居二線的想法，1959年為了有更多精力從事理論研究，他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為毛澤東非常看重名譽地位，這除了說明將這話的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郭文”說，“不排除毛澤東對整風也還有其他目的。他對整風是情有獨鐘的，一貫視整風為統一全黨思想、排除不同政見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風就清算了王明路線及其對毛澤東權威的挑戰。據現今一些老干部的回憶和歷史學家的考證，當時還著重迫使周恩來檢討、臣服，最終樹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

應該說，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當然應該有統一的思想，而通過整風即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本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郭文”卻將其說成是毛澤東要“排除不同政見者”、“定于一尊”，這顯然又是對毛澤東的惡意攻擊。在歷史上，王明路線給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損失，為什么就不應該對其進行批評呢？如果沒有整風，共產黨能夠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嗎？而且，整風的原則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怎么能夠說成是“排除不同政見者”呢？實際上，在延安整風以后，毛澤東也根本沒有對王明采取排斥的態度。在七大和八大，毛澤東還做工作要人們繼續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這個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再說，在1956年決定、1957年進行的整風中究竟排除了哪些所謂“不同政見者”，“郭文”卻說不出一個來。“郭文”如此毫無根據地發表意見，是很不嚴肅的。

“郭文”還說，“更有甚者，黨的八大受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影響，在黨章里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使他很不滿，嘴上不說，心懷怨氣，認為是挑戰他的至上權威。”

“郭文”此說更是憑空杜撰。我們知道，“毛澤東思想”是劉少奇在七大提出來的，并且寫進了黨章。毛澤東對這個提法其實并不贊成。1948年8月13日，時任華北大學（人民大學前身）校長的吳玉章發了一個電報給周恩來，主張在華北大學的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至于“這樣說是否妥當”，它也不能斷定，因此要求“請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賜以指示。”（《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頁注釋⑵）毛澤東在知道此事后即在8月15日給吳玉章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很嚴肅地說，“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這一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由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非常堅決，所以，這以后，不僅沒有人再講“毛澤東主義”，再把毛澤東與馬恩列斯并列，連寫進七大黨章的“毛澤東思想”也沒有人再提了。1949年3月，中央舉行七屆二中全會，也談到了這個問題，并且作了規定。毛澤東后來在1953年8月12日的講話里曾再次提到，“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點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頁）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又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學習馬列主義。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列，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后別人提的。各國共產黨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馬列主義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頁)可見，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很自覺的，早在1956年之前就已多次提出，根本無需等到蘇共20大以后才由別人提出，更不會因為不提毛澤東思想而耿耿于懷。“郭文”所謂“八大受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影響，在黨章里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使他很不滿，嘴上不說，心懷怨氣，認為是挑戰他的至上權威”云云純粹是一派胡言亂語。

總之，在整風問題上，“郭文”對毛澤東的所有攻擊都是毫無根據的誣陷，是應該推倒的不實之詞。

二、關于反右派的必要性和“擴大化”問題

關于反右的必要性和擴大化問題，鄧小平曾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1949年到1957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侯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款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上擴大化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頁）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更明確地指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些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三中全會以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頁）

“郭文”顯然不同意鄧小平和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上述看法。文章說，“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全國被錯劃右派達55萬人。據中共中央公布的資料，1957—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占99.99%。所謂“必要性”只占萬分之1.736。又據解密后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萬，而是55萬的5.6倍！（參見ks.cn.yahoo.com　2007-10-03）清華大學劃了571個，其中教職工222人，學生349人（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編印的《清華大學九十年》,清華大學所劃“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評斷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論斷至少有違“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

“郭文”的這些說法能不能成立呢？

毛澤東說，“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頁）所謂左，是指先進者，就是能夠隨著社會的前進而前進，并且能夠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那一部分人；所謂右，是指落后者，就是不能隨著社會的前進而前進，想把社會拉向后退的那一部分人；而所謂中，是指介于進步分子和落后者之間的那一部分人。不能說毛澤東把人群分為左中右不對，因為這是客觀存在，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會有先進和落后之分。按照毛澤東當時的估計，中間派“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頁）問題在于，社會上一部分人（左派）要把社會推向前進，而另一部分人（右派）則要把社會拉向后退，因此在左和右之間發生矛盾，發生斗爭應該是必然的。當然，僅僅這樣說也還不能說明應該發動一場反右派的運動是必要的。如果因為存在右派就必須開展反對右派的運動，那豈不是天天都要開展反右派運動了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我們說，左派和右派之間由于方向相反，他們之間當然會有矛盾，有斗爭，但是，這里所說的“反右”，并不是在一般意義上說的左右之間的斗爭，而是在特定意義上說的。所謂特定意義，就是說，它是具有特定含義的一場政治運動。“反右”是一個簡稱，為了弄清它的特定含義，有必要恢復其當年的全稱。“反右”的全稱應該是“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這一全稱不僅見之于毛澤東著作，也見之于黨的文件。1957年6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社論開始“反右派”的那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用的題目就是“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也就不會有繼之而來的反擊。對1957年的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反右”我們正應該這樣來認識。

我在本文的前一部分已經指出，1956年先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作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在全世界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接著又先后出現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正像中央在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重要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代理商經驗》里所說的，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后對于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有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陰謀被擊退以后以美國為首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操縱聯合國通過反對蘇聯和干涉匈牙利內政決議，一方面在整個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美帝國主義盡管利用英法侵埃戰爭的失敗，竭力企圖奪取英法在中東北非的利益，但是還是聲明保證同英法消除“誤會”，取得“更密切更親密的諒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亞非人民和反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統一戰線。

中國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國際上的這些事件當然也影響到了中國。本來，就國內形勢而言，情況還是較好的。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情況比預期的還好，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改造也已基本完成。但是，經濟戰線上的勝利還要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勝利來鞏固。實際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并不是一回事。資本家的工廠可以在一夜之間就轉為全行業合營的企業，轉為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但是資本家的政治思想卻不能一下子就轉變過來，作為一個社會的人，他也不能一下子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他們可以敲鑼打鼓地進入社會主義，但是，其世界觀和其思想深處的東西卻不能馬上就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一點，從上海資本家李康年在195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贖買20年”的主張就可以看出來；而當他的這一主張受到千家駒和廣大群眾的批評后，他又在6月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重申他的觀點，并與千家駒進行商榷。從這里人們不難看出，已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些資本家對于“亡國”（沒有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和“共產”（對生產資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實是心有不甘、十分痛惜的。

不過，歷史早已證明，中國的民族資資產階級并不具備與共產黨對抗的實力。但是他們在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中都有代言人。這些代言人從蘇共20大后西方反對共產主義的惡浪里看到了希望，也從波蘭、匈牙利發生的事件里受到了鼓舞，加上共產黨整風又為他們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于是一個個跳出來“大鳴大放”、“仗義執言”，一個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猖狂進攻就這樣開始了。一時間，什么“黨天下”，“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個主義的根源”，“下轎下臺”等言論鋪天蓋地，而不同意見則橫遭干涉，不讓發表。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曾經在1949年參與國共和平談判并擔任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秘書長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比較客觀公正的意見。他說，最近民主人士對黨的領導提了許多意見，如機關中黨組織如何工作，學校改變黨委制，合營工廠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層以黨代政，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問題。這些意見看來雖然承認黨的領導，但恍恍忽忽又有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他提醒說，我們不要忘記，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我們舉了手的！盧郁文反駁章伯鈞，他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指國務院核心領導起草好的文件給大家的討論本）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后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伯鈞先生的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談到黨與非黨關系，盧郁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他說，他覺得黨員同他之間沒有墻和溝，他和黨員一起工作、學習、下棋、打撲克，并沒有感到有墻，自己也沒有自外。他以為拆墻是兩方面的事，并且以為應該允許反批評，這并不是打擊報復。對于盧郁文的發言，同為民革成員并在國務院任參事的譚惕吾馬上進行了駁斥。她說，“盧郁文說與黨員毫無隔閡，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說，我們要說真話。領導黨選擇人也要注意，要選對黨進忠言的人。她說，很多黨與非黨的關系問題，常常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由無恥的民主人土弄出來的。這些人隔離黨，隔離群眾，借機會向上爬。會上，甘祠森認為譚惕吾是太主觀了，不能說盧郁文的意見是話不由衷。第二天，這些發言都登在《人民日報》上。6月6日，在國務院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揭露，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849032有人寫匿名信給他進行辱罵和恐嚇。匿名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制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墻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后來盧郁文在一次會上講到了匿名信的事，譚惕吾一再毫無根據地認為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搞的，她甚至說，“我百分之百地保證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寫的。”（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直到80年代末，一位記者在自己的文章里還說，“筆者至今傾向于這是一場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戴晴：《儲安平》，《東方紀事》1989年第1期）就是說，匿名信是為了反右派而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但是，郭羅基在他的書中卻證據確鑿地說，匿名信“確有其事，并非‘小把戲’。1959年，寫信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來，又是我們歷史系55級的學生，名楊秉功。1958年，全年級分赴邊疆地區進行少數民族史的調查。楊秉功在廣西聽說某些地方餓死了人。1959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貼了一張小字報，公安部發現，小字報的筆跡與1957年匿名信完全一致。縮小了范圍，一下子就查出了作者。楊出身于貧下中農，不是‘階級敵人’，但還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楊被捕時是四年級學生，刑滿出獄后，北大仁慈地給他補發了一張畢業證書。這些都是楊親口告訴我的！”（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頁）在這里，郭羅基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匿名信和小字報的作案者的準確的信息，但是他在敘述時卻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他說 “楊出身于貧下中農，不是‘階級敵人’，殊不知，是不是“階級敵人”并不決定于作案者的家庭出身，而是決定于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楊秉功的作為，按照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當時定楊秉功為反革命罪應該是正確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用這種辱罵和恫嚇的手段來阻止左派講話并不是個別的或偶然的現象。還有一位也是在國務院當參事的黨外人士李仲公，由于在5月27日召開的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批評了羅隆基、王昆侖、龍云等的意見，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罵他是“逢黨之惡”。甚至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隨時隨地留意，全家留意”。而在上海，復旦大學于6月7日舉行教師座談會，經濟系教授笪移今由于在會上說了“一切言論意見，不利于團結和離開了社會主義的都是錯誤的”，立即遭來新聞系副教授舒宗僑的大聲呵斥：“我們不要聽你的教訓！”“不要給我們上課！”“不要浪費時間！”還有幾個人也拍手叫喊，要組止笪移今繼續發言。這說明，當時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進攻已經發展到相當猖狂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不反擊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之所以要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而社論之所以又特別提到盧郁文收到匿名信這件事，絕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了當時階級斗爭的需要。有人說這是“大驚小怪”，“小題大做”，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10日舉行國務院非黨認識座談會上，盧郁文再次談到，在他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以后，又收到了4封匿名信，（見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報》）足見當時右派的氣焰是何等囂張，而對其開展反擊又是多么必要。

時下有關“反右”問題的認識，一些人往往認為當時對右派的嚴重性被看得過重，而對反右的必要性則缺乏應有的認識。其實，當時右派對黨社會主義的進攻是相當猖狂的，局勢是極其嚴峻的。

章伯鈞后來在交代中說，“6月5日下午，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帶家里家來找我，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錢偉長講了清華大學學生的情況。他說：‘現在是放還是收，清華大學黨委已不能維持了。如果繼續放我們不管，要收就我們來收。’費孝通也談了一下 民族學院的情況。曾昭掄也說了，他說：‘現在的情況是全國各地都搞起來了，上海的學生鬧的很厲害，……今天北京的情況很嚴重，學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滿意，學生和市民結合起來就是匈牙利事件。’當時，我同意他們的見解，對形勢的估計是這樣嚴重。當天我們決定，第二天再多找一些人談談，由我告訴周總理。當天晚間，我給習仲勛、李維漢打電話，但是沒有接上去。”（見1957年7月4日《人民日報》）第二天，即6月6日章伯鈞召集了民盟緊急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六位教授（即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故又稱“六六六會議”（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參加的還有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此外還邀請了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書長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金若年參加。胡愈之在會議開始前即離開了會場。據參加會議的閔剛侯后來揭發，“這的確是一次緊張的集會，許多人激昂慷慨地發了言，這些發言不想是人民內部的共同語言，因此給我的感受極其深刻，不易磨滅。”“章伯鈞這個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過和羅隆基的聯盟（參加這次會議的曾昭掄、費孝通、吳景超等都是羅隆基的小組織人物），點上火在學校里燒起來企圖威脅黨，以達到其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狂妄目的。”(見1957年7月4日《人民日報》)另據費孝通的回憶，發言者對共產黨是否已經掌握了各學校的實際情況表示有懷疑，章提出要找周總理、李維漢、康生、彭真。史良主張在座的人一起去見黨的負責同志。史良說她晚上可以見到周總理，如果周總理同意，當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談。不過，周總理沒有表示可否。（轉引自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書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從這些情況人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章伯鈞們認為，共產黨實際上已經不能對局勢有什么影響了，繼續放，學生就會上街，市民也會參加，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如果收，那就要依靠民盟來收拾殘局。這不是很清楚地說明他們想取共產黨而代之嗎？毛澤東在一篇文章里曾經這樣描述“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的所作所為，說他們“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5頁）我認為毛澤東的這個描述和判斷是非常準確的。現在有人不贊成“章羅聯盟”這個說法，說他們二人的私人關系不好，而且他們之間也并沒有訂立什么同盟或協定，因此認為章羅聯盟之說不能成立。我認為，這是一個皮相的看法。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有共同的思想基礎——都想走第三條道路，有共同的利益——都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兩股力量能夠走到一塊并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應該說，當時毛澤東對于民盟內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因為民盟內部有左派，而且民盟的秘書長胡愈之就是一位未曾公開身份的中共特別黨員，對于民盟內部右派的動向怎么會不了解呢？

實際上，不僅是毛澤東，當時許多黨外人士對右派的猖狂進攻也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革命老人，民革的創始者和領導人之一，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丈夫廖仲愷遭到暗害的何香凝，因健康關系沒有出席6月1日在統戰部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她寫了一封長信作為書面發言，信中說，“革命黨一定是聯合左派，爭取中間派和孤立右派。這個真理并不是今天開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這樣做，它就不成其為革命黨了。”“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黨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基本上有愛國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這樣中間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我們的領導黨和各個民主黨派的左派，應該幫助這些人。但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這類思想和抱這種態度的人，應該不要甘心于長久做右派，而應不斷改造，提高自己，那他們就有光明的前途了。”（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何香凝已經清楚地看出了“新時代”左、中、右的分野，并且對右派的錯誤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同時也苦口婆心地對他們進行了教育和規勸，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何香凝的話右派是聽不進去的。

孫中山夫人，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宋慶齡也在6月21日的《人民日報》撰文說，“我對于有些人發表的一些謬論，是肯定不能同意的。有些人的批評等于是說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從這種見解出發，他們進而提出在各種機構里處于決策地位的共產黨代表和黨委是否有必要的問題。他們說這樣會限制民主，會使得非黨人士有職無權 ；又說共產黨既然不懂技術，就不能領導等等。當然，什么地方存在著這種情況就應該加以糾正，并且糾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須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她強調指出，“我們幫助共產黨整風，決不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或它的領導地位。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在客觀上、事實上就是要使歷史倒退過去，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要使我們全國人民重陷于奴隸的地位，”（《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275頁）宋慶齡對反右派的態度是如此鮮明，但是，居然有人在網上造謠，說宋慶齡曾在1957年寫信給黨中央，問：“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么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么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么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宋慶齡后半生的心路歷程》）而事實是，宋慶齡對右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不止一次地進行了駁斥。她在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報》再次撰文批判右派說，“他們把攻擊集中于為全體人民找出和開辟道路的共產黨在我們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產黨和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她還說，“饑餓、貧困、孱弱的舊中國一去不復返了，這是怎會發生的？難道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這般地步，以至于連我們國外的最兇惡的敵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的進步他們都看不出來嗎？反動分子的謊言所激起的憤怒是不難理解的。依我看來，人民出來說話，把事情搞個清楚，是完全正確的。”(《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頁）對于反右，宋慶齡說的是“不難理解”，“完全正確”，而絕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和“想不通”。應該說，謠言制造者的手段實在是太不高明了，偽造信件連個寫信的日期都沒有，而且對當時反右的情況和宋慶齡的活動也非常無知。就在反右幾個月后，即11月初宋慶齡即以副團長的身份參加了以毛澤東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雖然她還不是共產黨員，可見毛澤東和共產黨對她的高度信任。怎么可以設想，宋慶齡會在反右“兩個多月”后給黨中央寫那封對反右派“很不理解”和“想不通”的信呢？如果宋慶齡的觀點是和黨中央尖銳對立的，她還會和毛澤東一道去莫斯科參加上述活動嗎？

當時還是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郭沫若，在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報》上發飆了一個對記者的談話，題目是《撥開云霧見青天》。訪談寫道：“可能還有人這樣問：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郭沫若加重語氣地說是：實際上，答復這個問題很簡：‘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一個人的話，如果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還是無罪，那樣還有什么國家法紀可言呢？”葉永烈認為，郭沫若的話“在邏輯上是極為混亂的：首先，憑什么區分‘無罪者’和‘有罪者’？也就是說，罪與非最的界限是什么？其次，郭沫若把‘言者無罪’圈定在‘無罪者’的范圍，而實際上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開創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亦即以‘言有罪’定下‘言者有罪’，定下言者是‘有罪的言者’！”（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頁）其實，葉永烈對郭沫若的批評并無道理。應該說，任何話都是有其語言環境的，在一個場合是正確的話，用到另外一個場合就不一定對。就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句話來說，如果是用在善意批評的場合，它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是用在惡意攻擊的場合，那就不適合了。這在邏輯上有什么說不通的呢？葉永烈問“憑什么區分‘無罪者’和‘有罪者’”？很簡單，是根據事實和法律。至于所謂“以言定罪”，應該說，歷來都是如此，各國都是如此，只不過定罪的標準各有不同罷了。試問：造謠、誹謗、恐嚇、漫罵是不是言？這樣的言有沒有罪？對這樣的言要不要定罪？答案顯然應該是肯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就明確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據法律對這些有罪的言者治罪又何錯之有？

在1957年，正如宋慶齡所說，人們對右派的一些言論非常氣憤。許多人至今還記得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當時發表的言論，他說，“我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么一天。這也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頁是沒有用的。”（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當人們看到些話時都感到很震驚，覺得此人定與共產黨有深仇大恨，否則怎么會說出“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的話來呢？鄧小平說“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他說的這“有些人”很可能也是指葛佩琦這樣的人。后來為右派摘帽改正，人們自然也想到葛佩琦的問題。最近從葉永烈寫的《反右派始末》一書中得知，在1957年6月9日，葛佩琦曾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更正信，信中說；“六月八日你報刊登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應改為：‘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取）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葉說，“《人民日報》沒有理睬他，沒有刊登他的更正。時隔將近三十年，在為葛佩琦改正時，才在《人民日報》的檔案中找到這封更正信。不過，顯而易見，這封更正信是葛佩琦看了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趕寫的。因為《人民日報》在5月31日已經發表過他類似的言論，他當時并沒有要求更正。”（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頁）我認為，葉永烈的這段記述和判斷是正確的。

還值得一說的是，和一些竭力否定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不同，現在定居美國的那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羅基認為，右派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但是，他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是無罪的，因為它并不違反法律，是合法的，相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倒是不合法的。他在前揭那本書里說，“向社會主義過渡，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的。開國以后的憲法性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序言指出，‘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基礎’。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共同綱領》并沒有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才將‘過渡時期總任務’寫進想法的序言，但同時憲法也明確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該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國家’。兩年以后，中國瓷都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違反憲法，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擅自宣布：‘社會主義的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非但是不夠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頁）郭羅基自稱學的是歷史，教的是哲學，現在研究的是法學。一身而跨三個學科，無疑是一個飽學之士，奇怪的是，他竟然連新民主主義或人民民主主義的概念也沒有弄清楚。實際上，早在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之初，就已明確指出了“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既然肯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或“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實際上也就肯定了它同時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點，在周恩來1949年關于《共同綱領》的說明和劉少奇在1954年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說明里都有清楚的說明。周恩來在1949年作《共同綱領》的起草經過和綱領的特點的說明時說，“總綱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以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個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就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籌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周恩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新華月報》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劉少奇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里也說:，“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希望永遠保持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他們說：有了共同綱領就夠了，何必還要憲法呢？最近幾年，我們還常常聽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維持現狀的思想。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面互相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我在前面說過，此路不通。所以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頁）事實是如此清楚，郭羅基又怎么能夠說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法的呢？

最近，大名鼎鼎的右字號人物茅于軾也步其后塵，聲稱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應該說，右派們從矢口否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到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這個變化并不是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罪錯，而是他們今天的心態已經與當年大為不同。在當時，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種反革命罪行，他們當中除了那些特別堅決特別頑固的極端分子敢于公開承認外，一般是不敢承認的；而在今天，他們以為，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他們當年所要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可以以先行者自居并為此而感到驕傲了。不過，他們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我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寫進了憲法的，而在四項基本原則里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顯然是其重要內容，反黨反社會主義明顯是違憲的。違憲就是最大的違法。茅于軾公開提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也就是公開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違憲違法又是什么？

關于反右“擴大化”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鄧小平的講話里都有肯定，不過對一些具體問題還應該作具體分析。

毛澤東在蘇共20大以后對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曾經有所批評，他對在中國劃右派還是相當謹慎的。這里不妨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例子之一是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1957年4月27和29日，傅鷹兩次在整風鳴放會上發言，當時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的龔育之將其發言整理后刊登于僅供高層領導參閱的《宣教動態》上。他的這個發言相當尖銳，僅從整理所用的題目和小標題就可以看出來。其題目是“傅鷹對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提出尖銳的批評”，幾個小標題是： “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摸對”；“黨和知識分子關系緊張是黨員瞎匯報的”；“年輕黨員如同國民黨特務”；“我最討厭思想改造”；“學校里的衙門習氣比解放前還重”等等。毛澤東看了以后，不僅不反感，反而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批評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頁）毛澤東如此評價傅鷹，不僅是看到了他發言的真正用心，恐怕也是因為知道他為人正直，非常愛國之故。我們知道，傅鷹抗戰期間曾在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任教并且兼任教務長和理學院院長，時任校長的薩本棟因病準備辭職，而他對傅鷹的學識和為人十分器重，擬推其為繼任校長。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也趕到長汀，企圖乘機勸說傅鷹加入國民黨，傅鷹則放出話說，“寧可不當校長、院長，也不加入國民黨”，并且借口外出招生而不與陳立夫見面。后來，傅再次赴美從事研究工作。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使傅鷹大受鼓舞，認為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于是毅然決定回來報效國家。毛澤東不把傅鷹當做右派，顯然與他的為人正直和是一位愛國科學家有關。由于傅未被劃為右派，北大許多教授也都未劃為右派。不僅如此，傅鷹在1962年還被提拔為北京大學副校長。

例子之二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落。張奚若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統戰部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也發表了十分尖銳的意見。他說黨和政府的偏差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他也沒有被劃為右派。“據稱，其中原因，一是周恩來力保，二是毛澤東雖然對他的十六字批評不滿意，但又認為‘張奚若是個好人’。”（《百科知識》2005年3月下半月號）歷史也確實證明，張奚若是個好人。抗戰前，張是清華教授，抗戰后隨校西遷昆明，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他曾面對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四校六七千名聽眾發表演說，對國民黨展開猛烈抨擊。他說：“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干凈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他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同上）因此，盡管毛澤東對他的十六個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并沒有將他劃為右派。他當時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反右后仍照當會長不誤。

顯然，籠統地說反右擴大化是不符合事實的。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摘帽工作從1959年就已開始執行，當年就有四萬五千名即10%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計劃，是“積以時日，爭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夠摘掉帽子。”從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摘去三十余萬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摘帽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真正認識錯誤，二是在言論和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三是在工作和勞動中表現好貨有一定的貢獻。顯然，摘帽不同于改正。改正只是對其中個別完全搞錯了的錯案進行改正。但是在1978年以后的事實卻是，不是對個別錯案進行改正，而是除個別人外整個使用了“改正”一詞，結果，占右派總數97%以上的右派分子都進行了“改正”。（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9-691也）這種“一風吹”的做法，看來與主事者胡耀邦對右派所采取的態度有關。人們都知道，胡曾經給許多右派包括后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很大的關照，結果他在這個問題上也栽了跟頭。胡的這種做法使人們分不清是非，對反右派的必要性產生懷疑，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后果，是應該引以為教訓的。應該看到，中國當時是一個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僅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有幾百萬人，其中有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左派，也有許多人處于中間狀態，但是也有些人是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這其實并不奇怪；至于當時的大學生，由于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還占有相當的比例，他們受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也會有一些人對黨對社會主義有不正確的看法，并且會有個別人成為右派分子也是不奇怪的。現在這樣“一風吹”以后，似乎全國只有百把人是反黨飯社會主義的右派，這樣的比例符合事實嗎？郭羅基在他的書里曾經講到北大歷史系55級唯一的一個右派，此人名叫黃友釗，他在鳴放時期“在全校到處演講，寫大字報夜以繼日”，“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頁）聯系到茅于軾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再看看現在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那些人的猖狂活動，我們能說中國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嗎？能說1957年的反右派和今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必要的嗎？在這個問題上，郭羅基曾說，“所謂的‘反右運動’，應當正名為‘反自由化運動’；一九五七年的歷史事件的實質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較量。”（同上，第59頁）他到底是一個學歷史出身的，知道右派這個名稱不好聽，想為之正名，殊不知，社會發展到今天，在社會主義出現以后，自由化這個名稱也早已不香，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不過，對我們來說，名稱并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叫右派，還是叫自由化，其實都一樣，都是需要加以堅決反對的；其斗爭的實質，都是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較量。

三、余論：駁“整風反右自相矛盾”說

郭羅基在談到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時說，“口頭傳達毛的講話，強調反‘左’，批評教條主義；《人民日報》發表的文本卻強調反右，說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為了適應但是的需要，按照反右的口徑，又增加了‘六條政治標準’。文件的內容自相矛盾，文風也迥然不同。口頭傳達時常常引發輕松的笑聲，而看到了這個書面文件，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笑得出來。”（《郭羅基：《歷史的漩渦》，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14頁）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之最高國務會議地十一此（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在整風之前講的，也可以說是為了發動整風而講的。整頓黨的作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它包括反‘左’，但絕不是僅僅反‘左’，也包括反右。而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此文是在同年6月19日，此時正是反右派的高潮之時，因此增加與反右有關的內容，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強調反對修正主義顯然是非常必要的。這絕不是什么自相矛盾，而恰恰反映了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說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天才論“者。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來自社會實踐。既然社會實踐已經發生了變化，由整風轉向反右，人的思想當然也應該隨之變化.，因此對一篇尚未公開發表的作品做出符合實際需要的修改是無可厚非的。至于文風，講話和書面論著當然應該有所區別。講話中可以即席發揮，穿插一些生動的事例，而作為論著則要求有嚴謹的理論形態。聽報告和閱讀論著的感覺當然不會完全相同，這種區別是很自然的，不值得大驚小怪。郭之所以特別感覺兩者不同，與他自身的思想也很有關系。這一點從他對反‘左’感到高興，而對反右就非常反感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事實上，許多人無論是在在聽講話傳達時，還是在讀書面文本時都感到很興奮：他們在聽傳達時興奮，是因為他們過去從未聽過毛澤東的講話，而現在聽到了如此詳細的傳達，知道了許多從未聽說過的事情，他們非常佩服毛澤東運用語言的藝術；他們在讀論著時感到興奮，是因為這使得他們的理論水平得到了提高，特別是，使他們在反右斗爭中獲得了與右派斗爭的理論武器。當然對于右派來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前后是有變化的。如他在2月份講話時講的是“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而在6月份正式發表的文本里則增加了許多限制詞，改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進一步強調了“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郭羅基也對此大做文章，其實，這并不是毛澤東的缺點，而正是一個他的優點。

應該說，整風和反右，一個是解決共產黨內部的問題，一個是解決分清敵我的問題；一個是解決思想問題，一個是解決政治問題，將兩者綜合起來，實際上就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或在經濟戰線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又進行了一場思想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就目的來說，它們又具有一致性，即都是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都是為了保護社會主義的江山，使之永不變色。就此而言，整風和反右也是相輔相成，前后一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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