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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殖民是西方強大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抑或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強大國家以之達到軍事占領、政治統治所能達到的目標——經濟依附，弱小國家因之而處于被剝削、被壓迫、被支配的地位。中國要實現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大業，就必須注意防止經濟依附與文化殖民，實現經濟的獨立富強以及文化的自覺自信。

當前，在中國，要警惕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來指導研究國家安全，在自由主義的理論架構下為國家安全作各種“頂層設計”，用自由主義的邏輯思維為國家安全建言獻策的現象。就西方強大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只能構建在國家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無論是經濟安全還是文化安全都不能建立、根植于自由主義理論之上，自由主義的泥灘無法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長城。我們只有立足中國國情，吸取西方國家的經驗，才能有助于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制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十八大召開前夕，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拋出《遲遲未政改因理論準備不足 非懼怕民主》一文，為埋葬共產黨敲響了喪鐘！他要有新的政治觀，要根據所謂的世界政治生態變化，“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這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也就是新的政治觀，實際上是要敲響中國共產黨的喪鐘！如果這個新政治觀的確立，就是共產黨的滅亡。

如今，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紐約時報》卻偏偏為大家介紹了一種“多特”共產主義（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一個幽靈，自由信息的幽靈，在跨國資本主義間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毫不神圣的圍剿，“全球主義”的一切勢力：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和迪斯尼(Disney)、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國會(U.S. Congress)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都聯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新數字社會的自由的倡導者不被罵為盜版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呢?難道我們還未發現，許多拋出這些綽號的人只不過是當權的小偷，而他們關于知識產權的言論，也只不過是試圖在必然變革著的社會中保留他們并非無可非議的特權?不過，公認的是，自由運動本身已經被全球主義的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現在是我們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并且拿我們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于自由信息幽靈的童話的時候了。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大眾消費文化支撐下的大眾消費性生產帶來了新的社會狀態，賦予了階級對立一種新的結構。

當今時代發展的特點，絕不是美籍日本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說的那樣，到了資本主義以后，人類歷史的發展就到頂了，終結了，資本主義是永世長存的，不會再有更新的社會制度代替它了，而是如錢學森所說的，在第六次產業革命后社會發展就進入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它應包含著共產主義因素，以共產主義為前景，直接體現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方志敏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奮斗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卻彪炳史冊。方志敏精神形成于我黨特殊歷史時期，有其深刻的內涵和主要特征。在新時期弘揚方志敏精神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愛國主義是方志敏精神的靈魂，清貧思想是方志敏精神的道德核心，對黨無限忠誠、堅定共產主義信仰是方志敏精神的本質特征，全心全意為勞苦大眾謀利益，走群眾路線是方志敏精神的落腳點。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工業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質力量和先進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西方文明中心論則成為西方國家對外殖民擴張的理論依據和精神武器。西方文明中心論是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對其現代文明發展模式獨特性的認同意識，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建構的理論與話語。經過三百多年的嬗變發展，西方文明中心論已日益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理自身與世界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具體體現為對非西方落后國家的文化殖民甚至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

我們打交道，首先要重視這些要點，在釣魚島問題上不能讓步，并且琉球也不是日本的。再一個經濟領域，不僅日本，很多國家在看待中國發展的時候心態都不正常，覺得我們不應當前進得這么快，日本背后當然有人指使。我們在發展中也要積極應對這些挑戰。日本有個作家寫了一本書，把沖繩琉球當一個棄子，日本也是美國的棄子。一個棄子被鼓動著去玩小蛇吞大象，不卡死才怪。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區域的合作，蒙代爾是歐元之父，也提出了亞元構想。中日兩國在貨幣上進行互換，彼此都有好處，兩國財政界的政治家，判斷是很正確的。

高舉毛澤東思想，要落實到組織群眾，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一切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旗號，不組織群眾落實群眾路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修正主義路線。我們要落實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就必須學習新中國建國初期，毛澤東主持的合作化，集體化和社會化運動，領導和鼓勵人們組織起來，開展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運動，壯大集體和國營經濟；必須將奉送外國資本家的財富分配到老百姓手里，落實一切為了群眾的群眾路線，則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成為穩定強大而發達國家。

香港連續十八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卻極嚴重，七百萬人口中有過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沒有錢就沒有自由，是事實，而不是比喻。當所有東西均已各有所屬，且標明價格并受法律保障時，沒有錢，我們會寸步難行，處處受阻。當財產權保障了有產者的自由的同時，也在客觀上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我們不要以為私有財產制之所以可取，是因為它是“不自由的闕如”。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財富的分配，同時是自由的分配。當政府通過征稅進行財富轉移及提供廣泛社會福利時，這樣雖然限制了納稅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時卻增加了許多窮人的自由。

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告訴我們，徹底市場化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真的徹底奉行小國家大市場的國家，少之又少。大部份國家都會根據經濟發展程度，為公民提供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社會福利，確保公民基本需要得到保障，并藉此緩和貧富差距，維持社會穩定。當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產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壟斷后，那些沒有能力和機會擁有財產的人，客觀而言，在經濟領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說，如果私有財產權的論證成立，它所導致的社會，富人和窮人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經濟自由。

去年福島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核事故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且一點都沒有得到處理，日本政府還有大媒體從一開始就掩藏真相，到現在也是。正如我剛才說的，他們在釣魚島事件制造危機，試圖煽動人們引開注意力。但以這種手段來欺騙人們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大家不相信他們了。另外，大家不要以為有許多日本人在為釣魚島吵嚷，那只是媒體制造的假象。

在世界資本體系里，勞動者薪金提高、資本的利潤下降等這樣的現象大概開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向外拓展尋求新的勞動力，即新的消費者，這個過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全球化，這個進程在中國和印度體現得最明顯。資本通過全球化進行了重組，但仍無法持續，因為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工資提升、新勞動力缺乏、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此類問題也開始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資本主義的終結對人民大眾來說不是問題，但對資本家將非常艱難，他們會盡力維系這個體系，所以我認為將來的幾十年將是非常危險的時期。